芦笛：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8）

芦笛：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八）

作者：芦笛    文章来源：罕见奇谈   


毛的第三个领袖素质，乃是他和广大工农群众心连心，而党国其他领袖谁也没这优势。历史上大概再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能够使用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巧妙地奉承他们，专门把他们的缺点吹成优点，把他们的胡作非为吹成孙大圣式的英勇造反，还能时时用通俗易懂的口号或比方将他们煽动起来，去为自己冲锋陷阵，肝脑涂地，死而无悔。

毛的“群众路线”的第一条，就是无条件肯定并由衷欣赏工农大众在沦为暴民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原始兽性，诸如野蛮、残忍、血腥和无法无天等等。暴民行为越过火，越恐怖，毛便越发开心，声称“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这种奇特的心理素质似乎并不见于毛的战友。比较一下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主席和伟大领袖对大革命时代的工农态度就能看出这一点来。其时少奇主管工运，润之指导农运，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恶化为痞子运动。尽管工运要好得多，少奇同志还是给吓得半死：

“这时‘左’倾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这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的无法无天行为比起来算什么呢？“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对此毛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然而少奇却坦率地承认：“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岂不闻“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对暴民行为的肯定，不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而是天生气质使然，张戎对此所作的分析是我见过的最精辟中肯的：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后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后来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

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进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报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而毛却是。”

的确，毛虽然终生不懂马列，在大革命前更是只看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记住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但他乃是天生的列宁主义者，其对暴力之天然喜爱如水之就下。只有在大规模的群众暴力中，他才能找到自己。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此所以他为何要在当国之后毫无必要地把国家投入周期性大乱。他曾对李志绥直言不讳地承认：“我喜欢天下大乱。”

毛的这一天性使得他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居于天然优势。如所周知，马列主义乃是一种媚俗邪教，其基本教条就是将工农顶到头上。用敬爱的林副统帅“言语不多道理深”的精练表达来说便是：“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这便成了毛在权力斗争中反复使用的无往而不胜的强大法宝。其操作程序如下：

不负责任地煽起群众运动──引起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恐慌──试图约束运动，恢复秩序──毛出来指控他们镇压群众，将其一棍子打死。

毛对暴民行为的由衷爱好，不仅让他获得了一种整垮政敌的巧妙手段，更让他由此具备了对广大群众的强大感召力。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号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我认为这虽然是无耻文人之作，却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工农大众心里话，至今仍是王司令忍不住时时流露的心声。

毛对群众的感召力还来自于他流露出来的那种泼皮性格、蛮干精神、反智主义口号与反文明主张最能引起愚民的激赏，“老子就是不信邪”、“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口号，对“大老粗”的热情讴歌，以及将不讲卫生的陈规陋习美化为灵魂圣洁的象征等反文明主张，虽然本质上为一切文明主流所不容，也是反对马列主义的，却破除了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大众的自卑心理，让他们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一种相对于其他阶级特别是“臭老九”的心理优越感，从此扬眉吐气，“如今要做顶天立地的人哪！”

这大概是最难破除的毛共党文化教条。世上也只有芦某这种“三K党分子”敢出来告诉大家，皇上其实一丝不挂，工农大众既不是圣贤，也不是诸葛亮，而“大老粗”也不是光荣称号，乃是一种社会不公造成的个人不幸。

可哪怕是在海外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之中，说出这些大实话都要变成众矢之的。前些天我指出高寒不过是个半老粗或3／4到4／5老粗，满口病句别字，什么作品都没有，连当年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都不如，比农民作家浩然就更不用说了，其唯一拿手好戏便是在网上打架，自称神功无敌，却要去冒充作家并觊觎“独立中文笔会”主席或秘书长职位，此乃世上比较荒唐而且无耻的事。这大实话竟尔引起“局外”等一干小丑大哗，那理由似乎是指责别人是“大老粗”乃是极不道德的事，比高寒造谣诬蔑我是共特、是使馆间谍头子的座上客更为天理不容，大老粗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当作家甚至“民主作协主席”。

就连在21世纪海外都如此，毛时代如何可想而知。毛当然要在广大工农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根本不是其他领袖可以抗衡的。

毛主席群众路线的最后一条，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了，乃是他能在需要的时刻使用易诵易记的俗话编成的简单口号，并使用GP不通的文学比喻来代替推理，将歪理打扮得振振有词，以此将愚民煽动起来，去为他火中取栗。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他使用数字、顺口溜或简单对联为全民编制连文盲都能记住的口号：“一斗二批三改”，“打老蒋，保家乡”、“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等，等等。

必须强调指出，中国普遍低下的民智水平，决定了大多数人特别是智力低下的伪知识分子们至今不认推理，只认“言语不多道理深”的文学比喻，而毛泽东就是最善于使用烂比喻进行模糊煽动的宣传大师。不管是什么场合，他都一定要使出这手来，例如在金门危机中，他竟然用“人都有两只手”去类比金门马祖，又用“指挥棒”去作类比。世上只有他，会发明“美帝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其实是套在脖子上的绞索”的阿Q式比喻来，也只有他会用“资本主义大月经”的恶心表述，来向文盲共干们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这比起来，无论是阿随的“狼羊－点菜律”还是冼岩“二奶”说，都陈陈相因，了无创意。

和伟大领袖比起来，周的个人魅力一钱不值。周只能迷住并俘获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对工农大众并无什么感召力。仔细阅读他在文革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便不难洞悉这一点，那对群众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煽惑力。广大工农群众之所以喜欢他，无非是因为他长得漂亮，风度出众，据说又是个清官而已，那种感情和对影星的崇拜似乎也没有太大区别，与把毛当成救星崇拜完全是两回事。

由以上论述可知，毛对周拥有全面的性格优势，周根本不是毛之敌，沦为毛奴乃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