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芦笛：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6－7）
作者：芦笛 文章来源：罕见奇谈
三、诸家的解释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至少在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绝对服从。周这么干很明显是违心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首先试图作出解释，他认为，周这么做是受了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这才会时时处处强调“保持晚节”。周虽然不同意毛的许多作法，但囿于忠君思想，不能不顺势隐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
有趣的是，周的侄女周秉德连此说都不能容忍，为此与高发生争辩。根据香港《明报》记者报道，周秉德女士称（引用时略去了原文小标题）：
“（周秉德）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虽然近年外间对周恩来有不少批评，指他对毛泽东一些错误政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她认为，周恩来当年这些作法，很多时是顾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周秉德称，有人认为周恩来于中共建国后做了很多违心的事，但实际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并不是盲从的。譬如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周恩来认为「超英赶美」不切实际，但毛泽东并不接受，还开会公开批评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步」，迫使周恩来最后只能接受毛泽东的主张。
对于有人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软弱，周秉德指出，毛泽东当时的权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个人崇拜中，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和毛泽东硬碰。若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抗，「只会让国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乱。」
她认为这是周恩来最不愿见到的。
「周恩来处理毛泽东错误的政策时，是以「等待」的方法，当毛泽东不听他的意见时，他不会勉强劝阻，只在适当的时候才纠正。」周秉德指出，在大跃进失败后，周恩来就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重建中国经济；而在60年代文革期间，周恩来也努力维持政府周恩来也努力维持政府运作，把动荡减至最低。
周秉德表示，周恩来并不在意权力，只是别人不理解他的想法，而实际上，毛泽东对他亦非完全信任。对于早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撰书指称，周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节，周秉德认为这个说法是错的。「周恩来在1972年便查出患上癌症，他若想保持晚节，大可退出政坛，安心养病，但因为对国家仍放心不下，他才撑着病体工作，与保晚节无关。」”
这意思是周恩来是为了国家人民而忍辱负重，这观点在国人甚至在海外华人中都当盛行。
而高先生则如是说：
“据近日香港《明报》报道，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正在香港参加一个纪念周恩来的展览会，她在接受采访时，指《晚年周恩来》书中说周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节‘这个说法是错的’。对此，高文谦回应说，周秉德作为周恩来的侄女，为自己的伯父辩护，可以理解。不过，历史就是历史，周的历史是他自己写的，人们的好恶亲疏是改写不了的。
高文谦指出，‘保持晚节’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口头禅，文革中一直在讲这句话。放到文革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就是表示在政治上要跟着毛泽东走，这是解读周氏在文革中行事为人的一把钥匙。毛发动的文革给国家造成浩劫，中国老百姓深受其害，连老干部也不能幸免，毛是历史的罪人，已无需再说。据邓颖超秘书赵炜不久前出书说，周恩来在1975年11月已经病得起不来床，还要强挣着写下‘忠于毛主席’这样的字样。毛是祸国殃民的祸首，借用一句古语，叫做‘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那么周的心目中究竟把中国老百姓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忠于毛还是忠于人民，两者必居其一。不知周秉德女士如何才能自圆其说？“
高先生此论，暴露了他虽然据说是林则徐的后人，但对儒家思想基本没有认知，这才会把“忠君”和“忠于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在儒家看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忠君必须爱民，爱民就是忠君的操作内容。传统忠臣若遇到毛这种典型的昏君暴君，绝对只会伏地苦谏，直到被圣上砍了脑壳而后已。这就是儒家的“文死谏”。
周的死谏在哪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周对毛甚至其爪牙的曲意逢迎，吮痔舔痈。这方面例子举不胜举，光挑那最恶心的一桩说说就够了。
根据李志绥回忆录（我只有英文版，为写此文从网上调了中文版来，NND译得不堪卒读，港台帮菜实在误事，滥等出版社真没有敬业精神）：
“周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已，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请问中国历史上有过这种“忠臣”么？若按传统标准，周乃是典型的佞臣奸臣。儒家的“忠”的实践是身体力行圣贤之道，并不光是强调对君王的个人忠诚。高先生的曾外祖林则徐的著名对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高先生怎么就没听说过？离开个人的趋利避害，趋福避祸，还能有周恩来这个历史人物么？
周那些无骨表现，连汪东兴、李志绥都看不下去。汪抗命不抓成元功，把成送到干校去，后来在李志绥得罪了江后又把李送到工厂去避难，似乎也没有为此送命阿？汪能做到的，周何以就做不到？难道“忠臣”竟意味着“无骨”？后来毛借癌症谋杀周，汪传达圣旨时表现得非常残酷无情并不是毫无原因的。的确，有如像周那样没有廉耻地活着，还不如死了，早死一天便少出一日丑。
如果说高先生的“忠臣”说无法成立，周女士的“为国为民”说就更不值一驳了。难道亲笔批准逮捕义女孙维世和弟弟周恩寿，竟然也是为了党国利益？难道1966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两次接见蒯大富，晤谈长达6小时，详细记录了蒯提供的整倒王光美、刘少奇的“红材料”，主动为毛完成战术侦察，使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得以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竟然不是违背党章搞分裂党颠覆党的阴谋活动，而是为了“顾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至于周不辞职而撑持到最后一息，那也不是什么“顾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现。他最怕的是身败名裂，死后人家在他脸上打叉叉。以他的绝顶聪明，当然能看出只要他对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称病辞职，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无弥补可能了，当然只能无论怎样窝心都只有撑下去。
周自己就把动机说得明明白白。1974年初，周对耿飙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可见周坚持到底完全是为了自救。这从个人毅力来讲当然很了不起，但不幸与国家人民无关系。
由此可见，上述两说都无法成立。张戎和哈利代与上述两位作者不同，看到了周身上非常触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对毛的入骨恐惧与顺从，但不幸的是他们对这现象的解释非常牵强，过份强调了《伍豪启事》，似乎认为周怕毛就是因为毛捏了那把柄，甚至暗示那启事可能是毛伪造出来的。在我看来，此乃该书最大的败笔之一。它和其他触目败笔一样，降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为党朋们钻空子提供了弹药，令人倍感遗憾。
据张戎、哈利代毛传：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报》等主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启事》说‘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军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说中共路线为苏联利益服务，‘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挥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系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启事》毫无疑问是伪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说不清到底是谁伪造的，为什么不选他人，专选周恩来？为什么早不伪造晚不伪造，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红区头号人物时伪造登出？这是巧合吗？而且，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
具有学术研究训练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一系列推理其实不过是猜疑，根本没有坚实的证据。即使是猜测也很不合格。作者首先得排除那是国民党所为之后，才能猜到共党身上。即使是周的党内政敌所为，那也做得太笨拙，因为周早在1931年12月就到了中央苏区，这种捏造并不能构成什么杀伤力。因此，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国党使用离间计。
就算是周的党内政敌所为，那也未必就是毛。猜测毛伪造那启事不但没有证据，而且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毛当时在瑞金附近养病，又不指挥特工，怎么可能去上海媒体上捣鬼？
“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也有无根据诛心之嫌。熟悉我党规矩的人都知道，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的文字，必定经过中央集体批准，甚至未必出于毛的主动（张也指出，毛当时在东华山养病，并不在瑞金城里）。周当时是毛的上级，何况此事直接涉及到他，难以想象此类文件竟然会未经周批准便能发布。更大的可能还是出自周的主动。
可惜作者竟然在这虚拟推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
“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启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
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
这儿完全是一连串的想当然。“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全是“可想而知”，毫无证据。“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以及“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就更是“代死人立言了”。
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作者竟然把周同意毛提出的进军方向也说成是毛利用《伍豪启事》讹诈周的结果：
“这时毛要的是军权。红军那时正久攻赣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开最高层会议商讨怎么办。毛一得到通知，跳起来就走。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子珍让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听，出庙门顷刻就全身湿透。他连夜马不停蹄，到了会场便指责军事指挥。同事们并没有把军权给他，大家虽然都同意撤围赣州，但是仍作决议说：打赣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一致同意向西发展，跟湘赣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可是毛坚持去东北方向。争执不下，由周恩来拍板定案。周决定两个方向都去，但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队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档林彪手下的红军主力一军团。
周可以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定，显然是他不想树毛这个敌。就是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毛呢，也一再把《伍豪启事》作为悬在周头上的利剑，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周临死之际。“
这儿推论不但毫无证据支持，就连推理过程都牵强附会已极：就算周恩来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了毛，那也可以有一万种解释，例如他觉得毛说的很有道理，看到了大众没看到的事，凭什么说那是“奇怪的”？更何况他并没有完全同意毛，而是采取了两路分兵的折衷决策，这样就既同意了毛的主张，又安抚了毛的反对派。此乃他的典型性格，岂能毫无证据便凭想当然认定那是“奇怪的决定”，更由此作出一连串的飞跃结论，武断认定周对毛的恐惧就从此时开始，一直到他临死才了账？
其实若以常理度之，毛根本不可能用《伍豪启事》去讹诈周。这道理再简单不过：讹诈要能奏效，讹诈者必须捏着一旦抛出去便能使对方身败名裂的真凭实据。用毫不可信的谎言去讹诈周，只会适得其反，让毛自己身败名裂。上面已经说过，周早在启事发表前3个月就到了中央苏区，共党高干全都知道那启事是伪造的。更何况毛还同意（起码是同意）以他的名义正式辟过谣。毛若真发昏到用这去讹诈周，只会让自己在党内同志心目中变成毫无原则的阴谋家，无异于政治自杀。毛再蠢也不至于干出这种蠢事来吧？
事实上，毛从未在延安整风中以此发难，而整风后期就是所谓“审干”，若《伍豪启事》真是什么战略核武器，毛本可以起码亮出来吓唬吓唬周，可他根本就没这么做过。他晚年倒的确用这玩意隐晦地吓唬过周，但时移世易，毛周的关系再非昔日可比了。当初毛是周的下级，后来则成了顺之则昌，逆之则粉身碎骨的绝对权威。就连刘少奇他都能一手做成叛徒内奸工贼，要把周做成叛徒又有何难？只有到了那阵子，《伍豪启事》也才有了致命的杀伤力，也才引起了周的巨大恐惧。
但即使如此，毛也只是“引而未发”，从未把那玩意正式亮出来。甚至当红卫兵在“抓叛徒”高潮中从上海旧报纸上刨出了《伍豪启事》之后，毛也并未用来大作文章，只是给周留下了个悬念，让他死在恐惧中。这说明毛整人神功出神入化，正因为他知道《伍豪启事》实在没有说服力，所以不如“把帽子捏在手里”，那样反而更有威慑力。但这么做也只有在他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才有可能。张哈见不及此，将文革后的情形倒推到30年代去，犯了刻舟求剑想当然的错误。
事实是，周并没有“从这时起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1932年10月，也就是“从这时起”后的7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宁都会议，罢了毛的总政委之职，由他自己担任。此后周还几次反对过毛，例如在1937年8月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周带头反对毛和张闻天提出的卖国主张，会后出走凡3个月，毛一再呼唤他都不回去。
周臣服于毛乃是延安整风之后的事，但即使是那阵子，周也不像后来那样服服贴贴。据青年党党魁左舜生的观察：
“（周）在中共的党中央，他虽不居第一位，但他的意见，也不曾被忽视。说到「当权派」，他才真正是当权的，而且自来看毛不起（在重庆，如林伯渠、董必武等谈到毛，总叫「毛主席」或「我们的毛主席」，只有周叫「老毛」）。”（《大陆动乱已在变化中》）
必须指出，这湖南老左的观察力颇强，1945年他和其他参政员访问延安，调解国共争端，见到了张闻天、王明和博古，那观察都非常准确。
关于张闻天，他如是说：
“民国三十四年，我和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钧六人同访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举行了三次会谈，闻天便是他们的八代表之一。其时我已五十二，闻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却和我们在上海时一样，他和我确也谈得很亲热（这是我们「少中」同人的一种风气，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的私人情感，总是超越党派或政治意见之上的）。毛泽东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当然知道我和闻天的关系。这次他所以把闻天排在八代表之内，大概多多少少是为了敷衍我的。会谈结束，我向毛提出，说我个人要和闻天谈谈，毛答：「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于是，我和任弼时一阵去会张，任系毛的亲信，我和闻天谈话，他便坐在旁边，因此我们便只能叙旧，不便谈政治，这也可看出毛泽东对所谓国际派，是何等的猜忌。
其时闻天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桌上除几本外文书和一部电话以外，别无他物（与周恩来的住所迥然不同）（下略）“
王明小像：
“陈绍禹爱出风头，对政治和社会都认识不够，但领袖欲极强，辩才无碍，每遇着他在参政会发言，能说会道的主席汪精卫，也只能皱皱眉头了事。有一天，张君劢和我与苏联驻重庆大使鲍格莫诺夫见面，陈为我们当翻译，俄国话熟极而流利，我和君劢都承认他是中共一个可造的人才。可是毛泽东始终对他不放心，可能周恩来对他也不满意，大致他留在参政会只有两年，便调回了延安，据说他回延安后，一直病了好几年，说不定已被毛软禁。我们到延安后，想揭破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谈谈，毛不好拒绝，经过两天，我们便见着了他。其时是阳历七月三、四号，中午延安天气很热，但他仍穿着棉衣裤晒太阳。据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打过一千多针，看样子确实有病。他住的地方比闻天的更不如；并且电话也没有，会客的地方，除几把椅子以外，别无他物，他的太太带着一个小孩，面黄肌瘦，可看出他们的营养不良。”
博古素描：
“秦邦宪情形稍好一点，仍可往来延安与重庆，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每天午后出版一大张，我们这几天在延安活动，都成了这张报纸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您回延安后，身体胖多了」。他说：「我在这里，只是饱食终日」。这句话充分表示他无所事事。”（《谈谈我所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张闻天、田汉、李达及其他》）
一个局外人在延安走马观花，即能对毛和国际派领袖之间的微妙关系洞若观火，其分析针针见血，令人不能不佩服这湖南骡子的眼力。由此可见他之“周恩来看不起老毛”说虽然不免夸张，但可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不仅如此，周在“建国”后还公开顶撞过毛。这事张戎其实也记录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
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毛后来为此批“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把周整到请辞地步。由此可见，那时的周还并不是百依百顺的奴才，何以万能的“伍豪启事”竟尔失灵了呢？
综上所述，上述诸家对毛周关系的诠释，似乎都无法成立。敝人无学，所见有限，迄未见到令人信服的有关文字。
作者：芦笛 文章来源：罕见奇谈
三、诸家的解释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至少在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绝对服从。周这么干很明显是违心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首先试图作出解释，他认为，周这么做是受了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这才会时时处处强调“保持晚节”。周虽然不同意毛的许多作法，但囿于忠君思想，不能不顺势隐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
有趣的是，周的侄女周秉德连此说都不能容忍，为此与高发生争辩。根据香港《明报》记者报道，周秉德女士称（引用时略去了原文小标题）：
“（周秉德）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虽然近年外间对周恩来有不少批评，指他对毛泽东一些错误政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她认为，周恩来当年这些作法，很多时是顾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周秉德称，有人认为周恩来于中共建国后做了很多违心的事，但实际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并不是盲从的。譬如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周恩来认为「超英赶美」不切实际，但毛泽东并不接受，还开会公开批评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步」，迫使周恩来最后只能接受毛泽东的主张。
对于有人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软弱，周秉德指出，毛泽东当时的权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个人崇拜中，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和毛泽东硬碰。若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抗，「只会让国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乱。」
她认为这是周恩来最不愿见到的。
「周恩来处理毛泽东错误的政策时，是以「等待」的方法，当毛泽东不听他的意见时，他不会勉强劝阻，只在适当的时候才纠正。」周秉德指出，在大跃进失败后，周恩来就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重建中国经济；而在60年代文革期间，周恩来也努力维持政府周恩来也努力维持政府运作，把动荡减至最低。
周秉德表示，周恩来并不在意权力，只是别人不理解他的想法，而实际上，毛泽东对他亦非完全信任。对于早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撰书指称，周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节，周秉德认为这个说法是错的。「周恩来在1972年便查出患上癌症，他若想保持晚节，大可退出政坛，安心养病，但因为对国家仍放心不下，他才撑着病体工作，与保晚节无关。」”
这意思是周恩来是为了国家人民而忍辱负重，这观点在国人甚至在海外华人中都当盛行。
而高先生则如是说：
“据近日香港《明报》报道，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正在香港参加一个纪念周恩来的展览会，她在接受采访时，指《晚年周恩来》书中说周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节‘这个说法是错的’。对此，高文谦回应说，周秉德作为周恩来的侄女，为自己的伯父辩护，可以理解。不过，历史就是历史，周的历史是他自己写的，人们的好恶亲疏是改写不了的。
高文谦指出，‘保持晚节’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口头禅，文革中一直在讲这句话。放到文革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就是表示在政治上要跟着毛泽东走，这是解读周氏在文革中行事为人的一把钥匙。毛发动的文革给国家造成浩劫，中国老百姓深受其害，连老干部也不能幸免，毛是历史的罪人，已无需再说。据邓颖超秘书赵炜不久前出书说，周恩来在1975年11月已经病得起不来床，还要强挣着写下‘忠于毛主席’这样的字样。毛是祸国殃民的祸首，借用一句古语，叫做‘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那么周的心目中究竟把中国老百姓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忠于毛还是忠于人民，两者必居其一。不知周秉德女士如何才能自圆其说？“
高先生此论，暴露了他虽然据说是林则徐的后人，但对儒家思想基本没有认知，这才会把“忠君”和“忠于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在儒家看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忠君必须爱民，爱民就是忠君的操作内容。传统忠臣若遇到毛这种典型的昏君暴君，绝对只会伏地苦谏，直到被圣上砍了脑壳而后已。这就是儒家的“文死谏”。
周的死谏在哪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周对毛甚至其爪牙的曲意逢迎，吮痔舔痈。这方面例子举不胜举，光挑那最恶心的一桩说说就够了。
根据李志绥回忆录（我只有英文版，为写此文从网上调了中文版来，NND译得不堪卒读，港台帮菜实在误事，滥等出版社真没有敬业精神）：
“周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已，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请问中国历史上有过这种“忠臣”么？若按传统标准，周乃是典型的佞臣奸臣。儒家的“忠”的实践是身体力行圣贤之道，并不光是强调对君王的个人忠诚。高先生的曾外祖林则徐的著名对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高先生怎么就没听说过？离开个人的趋利避害，趋福避祸，还能有周恩来这个历史人物么？
周那些无骨表现，连汪东兴、李志绥都看不下去。汪抗命不抓成元功，把成送到干校去，后来在李志绥得罪了江后又把李送到工厂去避难，似乎也没有为此送命阿？汪能做到的，周何以就做不到？难道“忠臣”竟意味着“无骨”？后来毛借癌症谋杀周，汪传达圣旨时表现得非常残酷无情并不是毫无原因的。的确，有如像周那样没有廉耻地活着，还不如死了，早死一天便少出一日丑。
如果说高先生的“忠臣”说无法成立，周女士的“为国为民”说就更不值一驳了。难道亲笔批准逮捕义女孙维世和弟弟周恩寿，竟然也是为了党国利益？难道1966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两次接见蒯大富，晤谈长达6小时，详细记录了蒯提供的整倒王光美、刘少奇的“红材料”，主动为毛完成战术侦察，使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得以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竟然不是违背党章搞分裂党颠覆党的阴谋活动，而是为了“顾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至于周不辞职而撑持到最后一息，那也不是什么“顾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现。他最怕的是身败名裂，死后人家在他脸上打叉叉。以他的绝顶聪明，当然能看出只要他对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称病辞职，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无弥补可能了，当然只能无论怎样窝心都只有撑下去。
周自己就把动机说得明明白白。1974年初，周对耿飙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可见周坚持到底完全是为了自救。这从个人毅力来讲当然很了不起，但不幸与国家人民无关系。
由此可见，上述两说都无法成立。张戎和哈利代与上述两位作者不同，看到了周身上非常触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对毛的入骨恐惧与顺从，但不幸的是他们对这现象的解释非常牵强，过份强调了《伍豪启事》，似乎认为周怕毛就是因为毛捏了那把柄，甚至暗示那启事可能是毛伪造出来的。在我看来，此乃该书最大的败笔之一。它和其他触目败笔一样，降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为党朋们钻空子提供了弹药，令人倍感遗憾。
据张戎、哈利代毛传：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报》等主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启事》说‘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军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说中共路线为苏联利益服务，‘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挥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系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启事》毫无疑问是伪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说不清到底是谁伪造的，为什么不选他人，专选周恩来？为什么早不伪造晚不伪造，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红区头号人物时伪造登出？这是巧合吗？而且，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
具有学术研究训练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一系列推理其实不过是猜疑，根本没有坚实的证据。即使是猜测也很不合格。作者首先得排除那是国民党所为之后，才能猜到共党身上。即使是周的党内政敌所为，那也做得太笨拙，因为周早在1931年12月就到了中央苏区，这种捏造并不能构成什么杀伤力。因此，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国党使用离间计。
就算是周的党内政敌所为，那也未必就是毛。猜测毛伪造那启事不但没有证据，而且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毛当时在瑞金附近养病，又不指挥特工，怎么可能去上海媒体上捣鬼？
“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也有无根据诛心之嫌。熟悉我党规矩的人都知道，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的文字，必定经过中央集体批准，甚至未必出于毛的主动（张也指出，毛当时在东华山养病，并不在瑞金城里）。周当时是毛的上级，何况此事直接涉及到他，难以想象此类文件竟然会未经周批准便能发布。更大的可能还是出自周的主动。
可惜作者竟然在这虚拟推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
“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启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
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
这儿完全是一连串的想当然。“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全是“可想而知”，毫无证据。“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以及“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就更是“代死人立言了”。
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作者竟然把周同意毛提出的进军方向也说成是毛利用《伍豪启事》讹诈周的结果：
“这时毛要的是军权。红军那时正久攻赣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开最高层会议商讨怎么办。毛一得到通知，跳起来就走。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子珍让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听，出庙门顷刻就全身湿透。他连夜马不停蹄，到了会场便指责军事指挥。同事们并没有把军权给他，大家虽然都同意撤围赣州，但是仍作决议说：打赣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一致同意向西发展，跟湘赣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可是毛坚持去东北方向。争执不下，由周恩来拍板定案。周决定两个方向都去，但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队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档林彪手下的红军主力一军团。
周可以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定，显然是他不想树毛这个敌。就是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毛呢，也一再把《伍豪启事》作为悬在周头上的利剑，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周临死之际。“
这儿推论不但毫无证据支持，就连推理过程都牵强附会已极：就算周恩来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了毛，那也可以有一万种解释，例如他觉得毛说的很有道理，看到了大众没看到的事，凭什么说那是“奇怪的”？更何况他并没有完全同意毛，而是采取了两路分兵的折衷决策，这样就既同意了毛的主张，又安抚了毛的反对派。此乃他的典型性格，岂能毫无证据便凭想当然认定那是“奇怪的决定”，更由此作出一连串的飞跃结论，武断认定周对毛的恐惧就从此时开始，一直到他临死才了账？
其实若以常理度之，毛根本不可能用《伍豪启事》去讹诈周。这道理再简单不过：讹诈要能奏效，讹诈者必须捏着一旦抛出去便能使对方身败名裂的真凭实据。用毫不可信的谎言去讹诈周，只会适得其反，让毛自己身败名裂。上面已经说过，周早在启事发表前3个月就到了中央苏区，共党高干全都知道那启事是伪造的。更何况毛还同意（起码是同意）以他的名义正式辟过谣。毛若真发昏到用这去讹诈周，只会让自己在党内同志心目中变成毫无原则的阴谋家，无异于政治自杀。毛再蠢也不至于干出这种蠢事来吧？
事实上，毛从未在延安整风中以此发难，而整风后期就是所谓“审干”，若《伍豪启事》真是什么战略核武器，毛本可以起码亮出来吓唬吓唬周，可他根本就没这么做过。他晚年倒的确用这玩意隐晦地吓唬过周，但时移世易，毛周的关系再非昔日可比了。当初毛是周的下级，后来则成了顺之则昌，逆之则粉身碎骨的绝对权威。就连刘少奇他都能一手做成叛徒内奸工贼，要把周做成叛徒又有何难？只有到了那阵子，《伍豪启事》也才有了致命的杀伤力，也才引起了周的巨大恐惧。
但即使如此，毛也只是“引而未发”，从未把那玩意正式亮出来。甚至当红卫兵在“抓叛徒”高潮中从上海旧报纸上刨出了《伍豪启事》之后，毛也并未用来大作文章，只是给周留下了个悬念，让他死在恐惧中。这说明毛整人神功出神入化，正因为他知道《伍豪启事》实在没有说服力，所以不如“把帽子捏在手里”，那样反而更有威慑力。但这么做也只有在他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才有可能。张哈见不及此，将文革后的情形倒推到30年代去，犯了刻舟求剑想当然的错误。
事实是，周并没有“从这时起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1932年10月，也就是“从这时起”后的7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宁都会议，罢了毛的总政委之职，由他自己担任。此后周还几次反对过毛，例如在1937年8月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周带头反对毛和张闻天提出的卖国主张，会后出走凡3个月，毛一再呼唤他都不回去。
周臣服于毛乃是延安整风之后的事，但即使是那阵子，周也不像后来那样服服贴贴。据青年党党魁左舜生的观察：
“（周）在中共的党中央，他虽不居第一位，但他的意见，也不曾被忽视。说到「当权派」，他才真正是当权的，而且自来看毛不起（在重庆，如林伯渠、董必武等谈到毛，总叫「毛主席」或「我们的毛主席」，只有周叫「老毛」）。”（《大陆动乱已在变化中》）
必须指出，这湖南老左的观察力颇强，1945年他和其他参政员访问延安，调解国共争端，见到了张闻天、王明和博古，那观察都非常准确。
关于张闻天，他如是说：
“民国三十四年，我和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钧六人同访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举行了三次会谈，闻天便是他们的八代表之一。其时我已五十二，闻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却和我们在上海时一样，他和我确也谈得很亲热（这是我们「少中」同人的一种风气，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的私人情感，总是超越党派或政治意见之上的）。毛泽东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当然知道我和闻天的关系。这次他所以把闻天排在八代表之内，大概多多少少是为了敷衍我的。会谈结束，我向毛提出，说我个人要和闻天谈谈，毛答：「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于是，我和任弼时一阵去会张，任系毛的亲信，我和闻天谈话，他便坐在旁边，因此我们便只能叙旧，不便谈政治，这也可看出毛泽东对所谓国际派，是何等的猜忌。
其时闻天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桌上除几本外文书和一部电话以外，别无他物（与周恩来的住所迥然不同）（下略）“
王明小像：
“陈绍禹爱出风头，对政治和社会都认识不够，但领袖欲极强，辩才无碍，每遇着他在参政会发言，能说会道的主席汪精卫，也只能皱皱眉头了事。有一天，张君劢和我与苏联驻重庆大使鲍格莫诺夫见面，陈为我们当翻译，俄国话熟极而流利，我和君劢都承认他是中共一个可造的人才。可是毛泽东始终对他不放心，可能周恩来对他也不满意，大致他留在参政会只有两年，便调回了延安，据说他回延安后，一直病了好几年，说不定已被毛软禁。我们到延安后，想揭破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谈谈，毛不好拒绝，经过两天，我们便见着了他。其时是阳历七月三、四号，中午延安天气很热，但他仍穿着棉衣裤晒太阳。据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打过一千多针，看样子确实有病。他住的地方比闻天的更不如；并且电话也没有，会客的地方，除几把椅子以外，别无他物，他的太太带着一个小孩，面黄肌瘦，可看出他们的营养不良。”
博古素描：
“秦邦宪情形稍好一点，仍可往来延安与重庆，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每天午后出版一大张，我们这几天在延安活动，都成了这张报纸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您回延安后，身体胖多了」。他说：「我在这里，只是饱食终日」。这句话充分表示他无所事事。”（《谈谈我所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张闻天、田汉、李达及其他》）
一个局外人在延安走马观花，即能对毛和国际派领袖之间的微妙关系洞若观火，其分析针针见血，令人不能不佩服这湖南骡子的眼力。由此可见他之“周恩来看不起老毛”说虽然不免夸张，但可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不仅如此，周在“建国”后还公开顶撞过毛。这事张戎其实也记录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
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毛后来为此批“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把周整到请辞地步。由此可见，那时的周还并不是百依百顺的奴才，何以万能的“伍豪启事”竟尔失灵了呢？
综上所述，上述诸家对毛周关系的诠释，似乎都无法成立。敝人无学，所见有限，迄未见到令人信服的有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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