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审查”，完全等同于法西斯残害一个被诬为“内人党”的男青年拒绝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一个才二十岁的“内人党”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个女青年被疑为“内人党”，审讯时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去。〔94〕
汉蒙杂居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内人党”，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就有十四口被整死，还有十六人被拷打而终身残废。武川县自十月起挖“新内人党分子”，“至次年五月，全县有八十人死于非命，伤残者甚众。”〔95〕
整个内蒙因“内人党”案被刑讯而造成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96〕
◇ 疯狂的云南“划线”
云南省“清阶”的主要内容是“划线”。在两派斗争时“站队”站错了线的都是审查对象。“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97〕
譬如蒙自县，11月19日，在庆祝县革委会成立的大会上，革委会主任、640部队军代表宣布“炮派”组织“站错队，是刘少奇、阎红彦（原省委第一书记）、赵健民（原省委书记）在蒙自的代理人。”当晚抓捕二百余人，数十人打成重伤。12月28日，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到蒙自，说“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决不心慈手软。”全县7，823人被划为“站错队”，“其中被捆绑批斗的2，624人，打伤385人，打残103人，非正常死亡67人。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万余人。”〔98〕
腾冲县从1968年12月开始“划线站队”，“被批斗人数达4，654人，吊打致死15人，逼死71人，打伤致残247人。”〔99〕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指控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命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之后，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分子来。仅此一子虚乌有的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100〕
◇ 文革中持续最久的运动
“清阶”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
◇ 文革中死亡最多的运动
就全国而言，“清队”中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文革中任一阶段。
超过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譬如上海宝山县，横扫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七十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三四人。”〔101〕
超过文革中的武斗。如上海青浦县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开始小规模武斗，断断续续一年，总共死亡二十人，伤一百左右。可是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从四月开始成立各级“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光打死、自杀的“清队对象”就达一百七十人。〔102〕
上海县（不含1984年划出的龙华、漕河泾、北新泾三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共442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死于清阶：“5，600余人被审查和揪斗，385人非正常死亡。”〔103〕 又如江苏海安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共四百十七人，其中大部分是清队造成的。”〔104〕
◇ 数万人被活活打死
许多人在“清理”、“审查”中被毒打致死的。如广西武鸣县，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灵马公社“四？二二”派五人曾抢夺两名民兵的枪枝弹药，经劝告后于三月间如数交到公社武装部。但事后县武装部定为“反革命夺枪事件”，拘留审查五十人，毒打九人致死。五月二十八日，县革委会与人武部调集民兵四百六十名，包围庆乐大队“四？二二”派的“213兵团”，指其搞“反革命暴乱”，击毙三人。又毒打参加该兵团活动者，活活打死了三十人。〔105〕
◇ 自杀者远多于被打死的
就全国而言，自杀数远大于被打死的。“清队”中被迫自杀者多达几十万。如四川射洪县，“清队中普遍出现挂黑牌、穿白褂、关牛棚、扣工资、捆打吊骂等现象……以致先后自杀七十三人。”〔106〕
譬如人口仅六万多的辽宁长海县，在“清阶”中一百零九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为被逼无奈而自杀。”陕西汉中市清出“阶级敌人、残渣余孽一万零四百十四人。”“五十人自杀，七人逃跑。”上海宝山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的三百三十四人中，死于自杀的为二百二十人。此外还有“十二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107〕应当也都自杀身亡了。
◇ 一般每个县非正常死亡百人以上
“清理阶级队伍”并不仅仅宣布“挖出”某人属某“分子”、开个批判斗争衡就完了。在“清理”过程中，古今中外人类所能想得出的所有酷刑，几乎都同时在全国各地施行。大批无辜者死于酷刑或自杀身亡。
全国两千余县，一般死于“清阶”的都在一百人以上。譬如河北成安县，一百二十五人死于“清阶”，另有八十八人致残。〔108〕
辽宁台安县成立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的革委会后，“按全国统一部署……搞清理阶级队伍”。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全县处在恐怖之中。”“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109〕
全国两千余县，“清队”中死亡一百多人的是多数。如北京怀柔县，“立案登记的11，148人，揪斗2，362人，造成非正常死亡110人。”〔110〕云南镇雄县，省革委会派去工作队“指导”运动，“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弥勒县“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批斗中进行非法吊打，全县伤残死亡数百人。”〔111〕
又如黑龙江省宾县，揪出各类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斗人员的15。45％。致残32人。”〔112〕人口较少的小县“清阶”中死人数才少于一百。中苏边境上的爱辉县，人口仅数万，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望奎县“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人口三点二五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一一五五名，其中八人自杀。〔113〕
若以区和乡（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挖出”十三个“反革命集团”，整死了二十人。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114〕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阶”时“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安徽金寨县古碑、七邻湾两个公社，“使用十多种刑罚搞逼、供、信，致死三十多人”。〔115〕
若再将单位缩小至一个村（生产大队），也有数字记录在案：吉林省延吉县军管会和革委会号召“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该县桦田大队一百一十户人家，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116〕
◇ 许多县非正常死亡高达数百
这场运动，有不少县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二百人。
如上海松江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金山县“被逼自杀的达二百九十一人，六人出逃。”〔117〕云南武定县，“由于酷刑逼供、诱供，造成一百二十一人非正常死亡。”广东和平县，“非正常死亡二百四十三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者七百五十余人。”〔118〕
吉林省榆树县，“仅一九六八年清队扩大化，就使无辜的干部、群众死伤达一千八百多人。”〔119〕
上海崇明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者达四百五十六人。”〔120〕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广西扶绥县革委会派出工作组到各公社“清理阶级队伍”，“造成非正常死亡五百多人，致伤致残多人。”〔121〕
◇ 又一个“扩大化”
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毛泽东的肃反运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毛泽东搞反右运动，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毛泽东死后，中共说，搞是应该搞的，但是搞“扩大化”了。
十年后“清阶”，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又说是“扩大化”了。
不同之处是，“肃反”和“反右”的“扩大化”是毛泽东死后其继承人下的结论。而“清阶”，毛泽东当时就不得不承认了。
“内人党”，“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纷纷到内蒙古军区司令滕海清的官衙前呼救。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给他写信，报告内蒙揪“内人党”的情况，周恩来才采取措施停止了这个运动。毛泽东说：“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向内蒙古人民道歉，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而已。
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轻描淡写地说：“清理阶级队伍……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122〕
一九六八年、六九两年间的“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对千万人民的大规模迫害，其罪魁正是毛泽东。
资料来源
1，图们、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第25页。
2，《文化大革命若干大事件真相》（沈阳：《共 产 党员》杂志编辑部）第82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95页。
4，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5，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6，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7，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
8，1967.12.22中央中央《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引自《人民大学习资料》一九六八年第七号。
9，《思茅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19页。
10，《武进县志》（1988）第46页；《攸县志》（1990）第39页。
11，《弥勒县志》一九八七年版第28页。
12，《正宁县志》一九八六年版第五八二页。
13，《掘港镇志》一九八九年版第93页。
14，《庆阳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第286页。
15，《邵东县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第334页。
16，《醴陵县志》（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36页。
17，《泉港镇志》一九八六年版第十九页。
18，《阳朔县志》（1988）第13页。
19，《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第556页。
20，胡平《中国的眸子》，《当代》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21，《大庆市志》一九八八年版第25页。
22，《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349至359页。
23，刘真《红尘追忆—大自然伤口和人的尾巴》，香港《开放》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第六十七页。
24，《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四七三页。
25，《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477页。
26，《嘉荫县志》一九八八年版第23页；《望奎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30页。
27，1968。6。24王洪文在《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人民交大学习资料》一九六八年第七号。
28，《凌源县志》一九九五年版第24、416页；
29，《密云县志》（北京出版社，1998）第30页。
30，《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二○○○年第八期第52页。
31，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吕复发言第3页。
32，张记书《无法讲述的故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68、69页；1994年张记书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33，《瑞丽市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第47页。
34，《印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212页。
35，《昆山县志》（1990）第48页。
36，《武进县志》（1988）第46页；《如皋县志》（1995）第40页；《高邮县志》（1990）第69页。
37，《如东县志》一九八五年版第34页。
38，如河南唐河县，“2，632人受到批斗。”《唐河县志》（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3）第53页。
39，《淳安县志》（1990）第24页；《武义县志》（1990）第33页。
40，《和平县政府志》（1986）第33页。
41，《西乡县志》（1991）第30页；《安康县志》（1989）第907页。
42，《新津县志》（1989）第736页；《什邡县志》（1988）第1－57页。
43，《大新县志》（1989）第337页；《祁门县志》（1990）第30页；《甘泉县志》（1993）第31页。
44，《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85页。
45，《宁乡县志》一九九五年版第130页。
46，《伊金霍洛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第59、58页。
47，《景德镇市志略》一九八九年版第321页。
48，《万年县志》一九八二年版第255、258页。
49，《乡宁县志》一九九二年版第756页。
50，《武义县志》一九九○年版第一页。
51，《宁乡县志》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三○页。
52，本人保存的某日《人民日报》剪报；《当代中国的甘肃（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20页。
53，《当代中国的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69页。
54，《炎黄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二○○○年第二期第15页。
55，《开放》月刊（香港：冲天有限公司）二○○一年第五期第36页。
56，《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五卷第132页。
57，《崇义县志》第26页；《邢台县志》第35页；《和平县政府志》（1986）第33页；《收获》杂志（上海）1989年第四期第14页。
58，《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97至104页。
59，《景德镇市志略》一九八九年版第320页。
60，《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441页。
61，北岳文艺出版社《荒诞岁月奇闻录》，宁连乔《不只是一位归国博士的悲哀》。
62，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黎本初发言第1至2页。
63，方守玉《上官云珠的艺术和婚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第86至91页。
64，《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第223页。
65，《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十期第66页。
66，叶永烈《名人沉浮录》第一○七页。
67，金汕《容国团之死》，《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
68，《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集）》（北京：《北京日报》编辑部，1985）第91页。
69，《当代中国的甘肃（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20页；《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346页。
70，《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7页。
71，《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295页。
72，《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271页。
73，《山东四十年纪事》一九八九年版第138页。
74，马志刚编《大冤案与大平反》（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第261页。
75，萧思科《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第541页。
76，《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196页。
77，1968。2。21江青接见天津群众组织的代表时的讲话，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方纪书面发言；《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一九六页。
78，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孙福田发言第4页；《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196至204页。
79，《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261至268页。
80，胡平《中国的眸子》，《当代》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81，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444页。
82，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1994）第181页。
83，《嘉禾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第24页。
84，《人民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七期，彝族作家李乔《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奇遇》。
85，《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268页。
86，《伊金霍洛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第58页。
87，《宁明县志》一九八八年版第133页。
88，《武鸣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30页。
89，《宾阳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162页。
90，《上林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388页。
91，《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期第92页。
92，《当代中国的广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130页。
93，《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222至223页。
94，林青山《康生外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第325页。
95，《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第228页；《武川县志》（1988）第28页。
96，《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222至223页。
97，黄尧《最后的音符》。
98，《蒙自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66页。
99，《腾冲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40页。
100，《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494及501页。
101，《宝山县志》一九九二年版第1087页。
102，《青浦县志》一九九○年版第40至41页。
103，《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303、59页。
104，《海安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第44页。
105，《武鸣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30页。
106，《射洪县志》一九九○年版第页。
107，《长海县志》（1984）第539页；《汉中市志通讯》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第15页；《宝山县志》（1992）第1087页。
108，《成安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第508页。
109，《台安县志》一九八一年版第136至137页。
110，《怀柔县志》（北京出版社，2000）第28页
111，《镇雄县志》（1987）第325页；《弥勒县志》（1987）第27页。
112，《宾县志》一九九一年版第168页。
113，《爱辉县志》（1989）第49页；《望奎县志》（1989）第30页；《甘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页。
114，《带岭区志》一九八八年版第二十三页；《新寺乡志》一九八九年版第27页。
115，《扶绥县昌平区志》（1982）第73页。该社一万八千余人。《金寨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0页。
116，《龙井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25页。
117，《松江县志》（1991）第40页。该县人口四十万；《金山县志》（1990）第34页。
118，《武定县志》（1990）第30页；《和平县政府志》（1986）第33页。
119，《春风化雨集（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192页。
120，《崇明县志》一九八九年版。
121，《扶绥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19页。
122，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