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谈中共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庐）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个常委的位置摆在主席台上，我们其他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都坐在台下。当毛泽东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开幕式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当他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接着，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一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二是讨论国家计委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

周恩来宣布完会议议程，康生便开始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康生对我们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和说明。康生讲完后，我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

毛泽东这一宣布，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我们林彪不讲话的。……

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都留在礼堂内讨论。大家兴致都很高，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张春桥这个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们，平时很少主动同我们搭话。这时他的态度也变了，主动过来问我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我记录得比他好。这真是笑话！

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会议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 是她搞的”。

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

二十三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 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第一、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们涉及到康生，毛泽东不会同意的。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第五，我们几个都在各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成六组，按地区划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这一下子，康生和张春桥很紧张了。尤其是张春桥竟然给旁边的邱会作敬开烟了。这样，政治局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了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八月二十四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这一组由张国华、梁兴初和谭甫仁三人主持。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段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去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这个时候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插了话，问：“是谁反对学'老三篇’？”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她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康生，却还要明知故问。由于叶群事前打过招呼，不能点任何人的名，尤其是不能点康生的名，我含糊其词地说：“确有其人哪。”她马上表态：“反对'老三篇’是错误的。”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在小组会议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他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以后大家继续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是再没有人提到别的情况。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是一般，比较平静。

晚饭前，林彪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我去了以后，林彪告诉我：“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我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林彪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从林彪那里出来，又见到了叶群。她要我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一说，要我们同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通个气，不要点康生和张春桥的名，因为毛泽东打过招呼，一定要注意，但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可以坚持。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晚上我们一起凑情况，才知道当天下午华北组“起哄了”。首先是陈伯达发言，他把我的话搬出来说：“吴法宪同志说的好，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然后是汪东兴发言。他的发言是下午所有发言人中调子最高的，他明白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拥护毛泽东出来当国家主席，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是极其错误的。由于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话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以至后来人们纷纷起来响应。接着，陈毅元帅也发了言。性格直爽的陈毅说：“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天才确实有，我赞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谁反对天才我就反对他。”陈老总的讲话也得到了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

他们几个人讲完话，华北组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发言，指责那些反对“天才论”的人，而且要追查这些人究竟是谁？

在其它的几个组里，西北组邱会作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康生都赞扬说：“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他还表示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华东组也比较热闹。王洪文带头拥护林彪的讲话，他显然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张春桥来的。王洪文还发言批判杨成武，说杨成武反对“天才论”。总之，在六个小组里，大家都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也提出了要追查是什么人反对天才论，张春桥在会议上显得很沉闷，心情很紧张。

会议的情绪在周恩来的身上也有体现。这天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对江青他还是表面应付。

虽然对全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了解情况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或意识到，我们所指是什么人。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眼里，特别是在那些老同志的眼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威信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只是“文人”，写写文章，没有什么战功、政绩。他们是靠了江青起家的，在“文革”中一步登天，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大家心里是不服气的。另外，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嘴上不好讲，但是对于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支持、利用一帮造反派，迫害老同志，打击一大片，制造混乱，破坏生产，大家是有很大怨气的，也是很头痛的。

所以，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查觉到了我们的矛头是指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就都活跃了起来，纷纷参加对康生等人的声讨和谴责，借机出口怨气。以后毛主席说我们“几个人欺骗了二百多中央委员”，其实，别说我们根本没有欺骗他们，就是想欺骗他们，在座的有相当一批老同志，个个身经百战，独当一面，哪一个是好欺骗的？只不过当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的情绪，对中央文革一帮人心里都有气。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这个火是点不起来的。因此，许多人发言都提出了追查人的问题，不过是借题发挥，出出气。就像韩先楚同志说的：“这两天真是痛快！”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也说，看到张春桥在小组会上的狼狈样，他感觉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

刊载各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发下来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以后就不是一般的紧张了。二十五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他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

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各小组继续讨论。这天讨论的情况比较平静，没有那样像二十四日那样热闹了。许多小组已经一致通过了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我所在的西南组也没有再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这一天的全会又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午休后，我去参加西南组下午的会议，没有见到小组长、四川省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我问副组长、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他回答说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去了。这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会议，怎么这次直接召集各小组长会议呢？而且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这件事。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了。

下午四点多钟，张国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立即在小组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两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上，康生他们又神气十足起来，气势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变过来了，站到他们一边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们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了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我们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他的心情很坏。他告诉我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我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

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都很气愤，什么“叛变”、“杀害”，话说得太过分了嘛！但同时，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沉重，因为我们当时都感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

陈伯达的这番话，使我们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伯达这个人胆子小，毛泽东一批评，再加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跟着整了他一个晚上，这就弄得他非常紧张，也很害怕。我们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同时我们心里也愤愤不平。

从陈伯达那里出来，我们又到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以外，他什么都没有说。……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 他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一定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周恩来还问我：“你们搞'语录’了吗？”我回答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周恩来接着就要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我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送给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份“语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下午，周恩来又给我打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我表示：“请总理放心，一定按总理的意思办。”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晚饭后，我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就对我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八月十四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完，我才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我理解，.林彪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打了几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计，人家一讲就当真了，结果上当了，在政治上我们搞不过张春桥他们那些文人。以后有人说：林彪这个话是想搞武装政变，意思是搞文的不行就搞武的。这完全是颠倒了原话，断章取义。当时会议丝毫没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还没有任何动摇，有什么必要搞武装政变呢？林彪当时讲话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又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 三十年多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另外，说到这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说的那些“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炸平庐山”等等，实际上都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这些意见都是公开的。我们与张春桥的争论是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争论的继续，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再说，林彪的确事先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也是点过头的嘛！毛主席说不要点名，我们就没有点名。这怎么是“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呢？”

还有这次明明是林彪搞的“天才论”，陈伯达明明只是拥护林彪的发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论”，却又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怎么是一致呢？这个“一致”是毛主席强加给林彪的。我心里想，毛主席的点子真多，这个话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陈伯达，看来这次陈伯达是个牺牲品，可能还不至于搞我们。这样，我觉得心里有了点底。

在我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周恩来又对我说：“原来，毛主席还要把你搞的'语录’和陈伯达的一起批，是我亲自对主席说，这个材料是吴法宪写的，这样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还是要检讨，要保护'副帅’。”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要我们批判陈伯达。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不错，在这件事情上批他，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了场。

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我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我们几个都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结果，大家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批不起来。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同陈伯达的意见都一致。会议的气氛很沉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心里想，主席说“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为了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前就指责他是“本性不会改变，本质不会改变”。看来，毛泽东主要是不高兴陈伯达同我们搞在一起。现在，林彪只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把陈伯达甩出去救我们。实际上，这样也根本救不了我们，反而让毛泽东分而治之了。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多了！

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破例由林彪来主持，周恩来、康生和在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大家到会后，林彪宣布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错误。康生首先发言。他揭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我们几个人也拉上了。总之有很多吓人的帽子，只差“现行反革命”了。

康生发完言，就是我作检讨。我念完检讨后，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但关于“语录”的问题，我说明这是我向陈伯达要的，错误在我，不能由陈伯达负责。

我说完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发言。这时候他们可神气了，讲话都是手舞足蹈，把陈伯达骂得一塌糊涂，说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哪……，一个比一个厉害，上纲上线。各省市的人很少有发言的，只有王洪文等少数几个人跟着张春桥一起表态。

会议进行中，我看见周恩来给林彪递过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什么我不知道。后来林彪告诉我，周恩来的这个条子是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周恩来是一片好心，因为张春桥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只批判了陈伯达，没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一句话都没有讲。林彪对张春桥是很有数的。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到午夜才告结束，把陈伯达斗了一顿。……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经破裂了。回来以后林彪又要叶群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这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后来，江青又追问我们：“你们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的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下我们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了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丁。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吧，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十九年后，我才有机会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后给我们定性的文件，说是我们进行地下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其性质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这个结论未免太“高抬”我们了。我想这些应该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给我们下的“结论”。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我们的说法又改变了，说这次庐山会议是林彪、我们和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的“狗咬狗”的斗争。这样，到目前为止，对庐山会议下结论都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

实实在在地说，我们的动机既不是反党，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对“九大”路线，我们当时的矛头是对着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林彪一再说过，对康生不能点名，所以我们只是想轰一轰张春桥、姚文元而已。所谓“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之争也是对着张春桥、姚文元来的，而决不是对着毛主席的。

我个人的感觉，林彪当时对毛主席是没有“二心”的。不过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说张春桥、姚文元了。还不仅仅是林彪，我们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个人之间也有许多恩怨。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从“九大”前后开始，在对待稳定全国和军队秩序的问题上；在继续“抓革命”还是“促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艺术中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还是“百花齐放”问题上；对待老干部和造反派的问题上等等，分歧日益公开和加剧。

而这一切，当时周恩来和汪东兴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问题我们都是及时向周恩来汇报，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因为周恩来掌握全盘工作，许多问题上无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他经常借重和依赖于我们去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当时和周恩来之间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公开支持了我们而批评了江青。还有汪东兴不断地给我们打气吹风，我们都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些表面上的假象造成了我们的一种错觉。这正是我们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现。当然这里也有个人恩怨，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后就逐渐地把矛头指向了林彪，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的，这也是在庐山会议上爆发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

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在庐山上搞我们，这里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两军”的形式，接管了各级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起了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数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