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8年

　　１月１１日－２２日　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１９５８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会议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这次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３月３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３月８日－２６日　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近四十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４月１日－９日　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与会的省、市委书记汇报从１９５７年冬季以来本地区生产高潮的情况，提出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的目标。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反冒进”。毛泽东也提出巩固高潮必须务实，要压缩空气；但是又说空气并不少，只是改变一下状态，反冒进则是砍掉空气和氧气。

　　４月下旬　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问题。冶金、化工、铁道、煤炭、水电、石油、地质等部门负责人表示了各自超英赶美的决心。毛泽东讲话说，口号超英国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账。我们六亿人口，又反了右派，一年抓四次，十五年赶美国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虚实结合，以政治带动业务，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４月　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校长马寅初。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根据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４月以来，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章，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１９５９年１２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他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级。１９６０年，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大校长职务。

　　５月５日－２３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５月２５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刊物《红旗》。

　　５月２７日－７月２２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是“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５月３０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

　　６月１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４月１５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文章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了片面性的解释，忽视了它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困难的一面，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各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６月２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规定要求下放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６月１５日以前完成”。到６月２５日，中央工业部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已经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下放地方管理。在当时“大跃进”的混乱情况下，权力下放过多、过急，导致分散主义倾向的滋长，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混乱。

　　６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组组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为陆定一。

　　６月１９日　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按：１９５８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二千斤是完全可能的。”７月，西北、华北、西南、东北、中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三千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

　　６月２２日　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八百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１９６２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７月３１日－８月３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我方严正拒绝不久以前苏方提出的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８月上旬　毛泽东先后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９日，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８月１７日－３０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１９５９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１９５８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８月２３日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８月２９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错误地提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彻底批判“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破右倾保守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９月１３日－２０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１０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脱离实际地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９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还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并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１１月２日－１０日　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前，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毛泽东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会议规定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在武昌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７日）和八届六中全会（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文件和１９５９年计划草案。八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和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并初步降低了８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１９５９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还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１２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说：“农村财政贸易体制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也就是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所谓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实际上，既统不起来，也包不了，结果造成资金、物资分散，引起农村商品流通和经营管理上的严重混乱。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1649亿元，比上年增长32.2%。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26.6%提高到36%。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43.3%下降到33.5%。工农业产品产量：钢，800万吨（另有300万吨不能用的土钢)，比上年增长49.5%；原煤，27000万吨，比上年增长1倍多；原油，226万吨，比上年增长54.8%；粮食，2亿吨，比上年增长2.5%；棉花，196.9万吨，比上年增长20%；油料，477万吨，比上年增长13.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69亿元，比上年增长8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48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进出口贸易总额128.8亿元，比上年增长23.3%。国家财政总收入387.6亿元，总支出409.4亿元，赤字21.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