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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拍板定案：绝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七千人大会”后，许多人都平了反。彭德怀认为平反时机已到，便积极给中央领导写信。为表明态度，他连那些“算历史账”也做了详细说明，信中彭德怀“泣伏呈辞”，诉说委屈。他苦苦等来的只是旧账、新账一起算。信越写越多，审查也水涨船高。据说，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彭德怀不再给毛泽东写信。
直到给彭德怀的悼词，中共党中央还有人“要求写入右倾错误”，当时的悼文起草者十分为难，因为，从来没听说要在悼词中写“缺点”的。
中共党中央1960年冬开始了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误认为是非已经判明，过火的批判可以过去。第二年9月1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彭德怀的请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0月30日，他与秘书金石、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去长沙。11月3日，他回到了出生地乌石乡彭家围子。一个多月中，彭德怀踏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给群众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会见。他还写下了五个实地调查报告。
灾难又升级了
1961年12月，彭德怀从当时的地委书记华国锋口中得知中央将召开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彭德怀认为，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存在了，误会一定能够消除，他对这次会议满怀信心和希望。
于是，彭德怀立即从故乡带回五份情况确凿的调查报告，赶回北京。这些报告反映了落实农村政策、农村形势好转和尚未解决的问题。
然而，这次大会给彭德怀带来的却是有喜又有忧。
喜的是，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点错误的总结，是正确的。忧的是，这次大会提出了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彭德怀请假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从所发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看到了关于庐山会议的评价。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讲到庐山会议时说，彭德怀在庐山写信“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所有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听到和看到这些，彭德怀大为震动。
三年来，他一直等待着毛泽东转变看法，同他消除误会。然而，“七千人大会”使在庐山会议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降临到彭德怀头上，这使他难以接受。
于是，1962年春天，他伏案数月，于6月中旬完成了长达8万2千字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并于16日呈送中央办公厅。
为了便于中央同志审阅，彭德怀在把信送给杨尚昆的同时，还附送一封给杨尚昆的短信：
尚昆同志：
我阅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后，实事求是的作了检讨，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惟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潦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午
杨尚昆接到信后，打印了多份，分送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彭德怀这封信共分为5个部分：
关于庐山会议问题；
关于高饶联盟问题；
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
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
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在这封信中，彭德怀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历史道路和涉及的对他“算历史账”的事件，在从严作自我检查的同时，澄清了历史真相，批驳了不公正的指责。
他向中央陈述：“我不是什么‘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蓄谋已久的篡党分子’，但是我犯有一定的错误。我从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快近三年来，未作任何工作。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来烦扰中央同志时，内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惭愧的！不提出来吧，又难抑制自己那种委屈和苦恼心情。恳希谅察。”
对于“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在详细叙述他9次与外国人接触的情况后说：“为了便于查对事实，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
“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派专人彻底清查。如发现事实确凿，按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对于“高饶联盟问题”，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他与高岗的往来，“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
“七千人大会”后，许多人都平了反。然而，彭德怀的信却使毛泽东大为不快。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点了彭德怀，并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到了8月22日，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我过去所犯错误是根据自己当时对客观情况的认识而见之于言论和行动的，没有做过明知不对而有意地去维持所谓‘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为此，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有怨恨的。……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这些信反而成了他“翻案”的新罪证。9月24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并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论断，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著名论断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口号的提出，对于彭德怀的平反是个不祥的预兆。
这次全会批判了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新的进攻”，会后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德怀的审查主要开列下列问题：
历史上的问题；
篡党篡军问题；
里通外国问题；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
大国主义问题。
随着专案组的成立，对彭德怀的审查也逐步升级。“旧账”和“新账”一起算。专案组还派人到湘潭彭德怀1961年底回去调查的地方进行反调查，并给彭德怀又戴上许多新的罪名。对于他的住处吴家花园，也被高度“保卫”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得不于这年年底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强加给他的所谓篡军问题、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塑毛泽东像问题等，全都作了说明。
从此以后，一直到彭德怀去西南三线担任副总指挥前，他再也没有给毛泽东写过信。
平反悼词一波三折
中共党中央酝酿为彭德怀平反之时，为彭德怀写悼词的起草者，便是当时有“军内一支笔”之称的《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姚远方后来回忆说，他参加起草过许多军内领导人的悼词，改来改去改得最多的，便是彭德怀的悼词。
姚远方说，彭德怀的悼词很难写，因为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应该把彭德怀的“缺点”写进悼词。因为这些人总觉得毛泽东当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是对的，批判《海瑞罢官》是对的，所以应该在悼词中写写彭德怀的“缺点”才行。
这使姚远方感到很为难。姚远方说，他写过那么多悼词，从来没听说要在悼词中写“缺点”的。姚远方拒绝了在彭德怀的悼词中写“缺点”。接着，遇到的麻烦是关于彭德怀的评价。当时有人总以为不能给彭德怀以很高的评价。
关于彭德怀的评价，改来改去，评价都比较低。后来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写上彭德怀是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把稿子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思想还要解放。于是有了后来悼词中“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评价。
胡耀邦巧借“毛泽东”
为彭德怀平反，也经历了千辛万苦，因为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是要否定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序幕的。姚文元批海瑞，矛头直指彭德怀！
毛泽东曾就《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了一段“名言”：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所以，一旦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意味着文革的“开场锣鼓”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意味着文革必须彻底否定。
正因为这样，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陈云呼吁为彭德怀平反之后，依然阻力重重。
令人震惊的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红旗》杂志编辑部居然还约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文章，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
胡耀邦面对“两个凡是”派们，曾引用了毛泽东在1965年对彭德怀的三句话，加以反驳。
那是彭德怀在1965年即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时，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曾对他说了这么三句话：
“你要向前看”
“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
“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胡耀邦说，这三句话是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回忆的，是彭德怀生前对浦安修讲的。我相信毛泽东同志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老人家在经过一个时期后总要回过头来想一些问题。
胡耀邦借毛泽东此言，说道：“现在，是该由历史给彭德怀同志做结论了——历史已经证明，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边！”
彭德怀背了15年“黑锅”
彭德怀一直背了十五年的“黑锅”，直至身陷囹圄、含冤而死。
十五年中，他时时期盼春天，渴望自由，然而，春天来了，他的冤案也将要平反昭雪了，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他的骨灰杳无下落，他的冤魂不知飘到了何方。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中共党中央拔乱反正，决定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也将为彭德怀昭雪。
筹备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哪里？他于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况下，骨灰盒应存放在北京，而实际上，彭德怀的骨灰却下落不明。
这一消息又把人们从悲痛之后的怀念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中共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发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运到北京。
彭德怀被监禁的后期，病情日益严重，被指令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这是301医院外科楼的一间病房，光线本来就十分昏暗，再加之窗子都被糊上了厚厚的一层纸，一点光线也照不进来，使这间名义上的病房显得更像一所牢房。
身患直肠癌的彭德怀虽名曰治病，实际上仍然过着囚犯般的艰难生活。病房门口有战士看守，出入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1974年10月以后，他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奄奄一息了。
这一年的冬日，这位为解放事业曾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将军、元帅，11月29日终于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
直到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侄女彭魁梅才被通知去向遗体作最后的一别，并且规定不许哭出声。遗体很快便被偷偷运走并秘密火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