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史最大冤案

——电影《清宫秘史》

周 承 人

 

电影《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第二部创业作。老板李祖永怀着以中国传统文化电影去打开国际电影市场大门,将中国电影文化推向世界的雄心。电影《清宫秘史》是他走的第二步棋。影片改编自姚克在1941年编写的话剧《清宫怨》。该剧当年在上海曾连演三个月,十分卖座。"永华"既然要敲开国际市场大门,要拍摄的就是既有份量且能卖钱的大片。《清》剧是穿清装的宫闱片,奢华瑰丽的宫廷生活场面,既是国事又为家事的纷争,比较热闹。这些,可能就是张善琨选择此剧的生意眼。为此,李祖永投入巨资。

导演朱石麟(1899.7.27--1967.1.5),江苏太仓人,他先后在罗明佑的真光电影院和华北电影公司任职,从观摩、评介电影中学习电影,无师自通地成为中国电影大家。电影《清宫秘史》是他在港执导的第七部国语片。在拍摄《清宫秘史》过程中,坚持他一贯的严谨作风,和他稔熟的"中国社会的人理建构与‘家道'"(1),以家喻国,籍皇家的婆媳不和,母子冲突的矛盾,以小见大,表现双方对国家政制与走向的歧见。时为清末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影片的戏剧冲突,建立在以帝党(光绪为首)变法维新派等人,与后党(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保守派之间,围绕"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之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展开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关系到当时大清帝国向何处去?是改革前进,还是维持现状继续沉沦?较量的结果是,光绪及其依靠力量的软弱,被慈禧为首的反对派强制地取消所有变法,镇压参与者。神州大地失去一次前进的历史机遇,而继续沉沦,继续丧权辱国。历史昭示革新、进步之必要。此片亦证明朱石麟导演对历史的洞察力,他以电影艺术形式表现那段历史合乎规律性的发展进程,达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影片表达出期盼国家能够图强的爱国思想,在香港与内地上映时广受观众欢迎。

1951年3月17日,电影《清宫秘史》于北京上映,21日,《人民日报》在第6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署名亚群的影评:《对〈清宫秘史〉的看法》,基本是对影片持肯定意见,(2)3月24日影片下画。但却遭到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江青的指责。她"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说这部电影‘很坏',应该公开批判。"(3)她的意见想必会和毛泽东谈及的。

然而,当年却无人响应。

时隔三年多,到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籍"《红楼梦研究》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和其它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发出要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指示。之后,亦未见文化领导部门有什么动作。

蹊跷的是,从1951年3月到1963年间的十三年,其中有过不少思想批判运动,如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但独独没有将批判电影《清宫秘史》问题摆到日程。是不是在其背后有什么政治角力?如1967年4月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文章所披露那样?则有待于历史档案的解秘。如果联系起50年代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某些主张上分歧,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卖国主义"问题,也未必是偶发之言。

毛泽东提出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指示,1963年有了反应,那就是当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主编)。此书对这部电影进行了最早的公开政治宣判:

"永华"继《国魂》之后于同年12月上映的《清宫秘史》,也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影片,取材自清末戊戌变法运动,前后并涉及了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由姚克编剧,朱石麟导演。《清宫秘史》同《国魂》一样,也是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表现历史的。......更为荒谬的是,他以光绪皇帝、改良派和帝国主义为矛盾冲突的一方,而以慈禧和义和团为矛盾冲突的另一方,这样就一方面美化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本质,同时也夸大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而另一方面,则歪曲和丑化了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把义和团和慈禧、保守派等同起来,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行动写成一种野蛮排外运动。这显然是对义和团的污蔑,对中国人民革命传统的污蔑,对中国历史的污蔑。(4)

程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给电影《清宫秘史》及编导人员所扣"对义和团的污蔑,对中国人民革命传统的污蔑,对中国历史的污蔑。"的三顶政治帽子,虽然宣判了影片的"死刑",但还没有酿成现实的悲剧。电影《清宫秘史》及朱石麟的悲剧厄运,则从1967年1月1日开始。

1967年1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了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该文向社会公开发布了17年前的"最高指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姚对此所加注释指明:"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5)不言自明,姚文元在这里不点名地指的就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电影《清宫秘史》由此越出学术范畴,被推进政治斗争的战场。

接踵而来的是,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下称戚文)。

戚文声色俱厉地指责影片:"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他所根据的是话剧本中珍妃的一段台词:"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6)尽管影片中不存在这段台词,戚文仍据此"判罪"。

戚文批判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义和团问题。他扯上"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大旗。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极具挑拨性的。戚文在送审过程中,毛泽东就在这个问题上加了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究竟是中国人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辩论清楚。"(7)义和团问题就成为重中之重了。

戚的文章发表当天,电影《清宫秘史》也在全国各地相当大的范围内放映,"供批判用"。1954年毛泽东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的话,此时,正如《"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所叙述的那样:

被崇拜狂冲昏了头的相当一部分群众,把如今批判《清宫秘史》看作是毛泽东多年难以实现的夙愿,其批判的狂热就被戚本禹的文章一下子推到了顶巅。在观看这部影片之时,观众只要一走出电影院,对于影片的各种感受似乎就只能是向戚本禹文章的观点靠近,出口之言,成文之章,无一不是《清宫秘史》即卖国主义。戚本禹在文章结束之前,以‘八个为什么'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八大罪状',并作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结论。也就成了造反派大做文章,大加发挥的事实根据了。(8)

电影《清宫秘史》问题,亦因此演化为一场现实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部影片就成为毛泽东打倒其政治对手的工具之一!

1967年1月4日,香港《文汇报》转载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朱石麟于5日在家中读罢这篇文章后,骤然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强烈的精神刺激而突发脑溢血,猝然去世!

关于朱石麟逝世当天情况,他的女儿朱枫这样谈到:"我当时是长、凤、新的青年演出队队长,到处演歌舞,还有三句半。我临走时,他已看了报纸。他叫我不要喝烈酒。问我:姚文元是什么人?我说:他是《文汇报》一个编辑。我回公司后,有人拿报纸给我看,问他看后反映如何?不久,家母打电话来,说父亲病重。母亲说:他坐着,要起来去厕所。母亲要扶他,他拒绝。自己起来,就跌倒了!当晚在医院去世";"自《清宫秘史》被批,没人来家。1967年1月5日,他死后,因廖承志打电话给《文汇报》社长孟秋江,要为他开追悼会。这才突然来了许多人,治丧委员会主任是新华社社长梁威林。清水湾一车车人来。他死在法国医院。他是死在1967年1月5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说《清》片是‘彻底卖国主义'之后。"(9)忠诚于香港进步电影事业的电影艺术家朱石麟,遂成为钦定"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大冤案的第一个冤魂。

因为戚文中用"反动文人"指称剧作者姚克,有人认为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旨在批判姚克。这是对戚文的误解或误读。

经姚文元、戚本禹的1967年初两篇文章对17年前"最高指示"的诠释、暗示,刘少奇没有说过的话,也就成为刘少奇称赞电影《清宫秘史》的"话"了!遂被罗织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罪状"之一。亦成为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动员令。事实上,刘少奇即由此开始在中南海被抄家、被羞辱、被残酷批斗,直至含冤逝世。

言之凿凿的所谓《清宫秘史》"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是否確有其事?!

1998年12月10日,北京《中国电影报》刊登专为中央首长放电影的李树森文章:《我为少奇主席放映〈清宫秘史〉》。文章说:"当影片放映快一半时天已渐亮,因春藕斋的所有窗子没有遮光设备,越放越不清楚了,于是停机,我清楚地看到刘少奇主席退出了春藕斋,没有看完这部影片就走了。"

在这一篇文章中,李树森还引用了王光美的话:"我是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影片的,当时不知谁动员他看的,说是香港片,在北京已上映完毕,就要拿走了。当晚恰在毛主席处开会,开完会已是后半夜,有几位负责同志(可能也有胡乔木)一起看的,看到后半夜,天已大亮,看不清楚。在看电影时和以后多年,刘少奇从没有夸奖过这部影片,更没有说过这是爱国主义的。"(10)不仅证实李树森所说是事实,也否定了凭空加给刘少奇说过的"话"。

2000年10月31日北京《北京青年报》,刊载刘少奇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婷婷所写《胜利的鲜花送给您》文章,回忆1967年"4月1日,各报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爸爸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不符合事實,是栽贓!"(11)

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王光美在下午和晚上又遭到两次小型的审问批斗。在回答为什么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时,王光美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12)

据说,刘少奇"在1967年3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呈述自己对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看法经过。"但这份"申诉如泥牛入海"。(13)

上述史料表明,刘少奇没有说过:"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是可信的。那么,此案实在是子虚乌有的冤案!它不仅引致国家主席刘少奇含冤逝世; 亦屈死了忠诚的爱国进步电影艺术家、电影《清宫秘史》导演朱石麟!以至编剧姚克不敢归国为母奔丧。

 

有人说:"当年他(指朱石麟)就曾说过:‘我们为什么要拍《清宫秘史》?国民党快完蛋了,我就是要拍当时清朝内部勾心斗角。我写它内部的崩溃,就是要影射国民党的倒台。'"(14)这话是有关人士在文革后回忆所说,而且说得很直白。我们认为,以朱的性格和当年思想认识是不可能说这样的话的。但作为追求进步,对新世界的充满向往的朱石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例如,1948年底或1949年初,朱石麟找到当年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的洪遒,提出要求参加"读书会"。据洪遒回忆:"我与他在咖啡店见面。他承认以前拍的那部片子(指《万世流芳》)不对,表示要跟共产党。我们接受了他参加读书会。他后来一贯表现很好,凤凰公司能坚持下来,他起了很大作用,很不错。因为‘凤凰'没多少钱,他团结了大家,坚持到去世。"(15)正是从那时起,朱石麟一直是香港进步电影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为此,他无私地奉献了一生。

朱石麟在《清宫秘史》拍摄过程中,便对原剧本,作了敏锐而重要的改动,例如,他对话剧本中珍妃说:"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这句台词,就作了认真而寓意深刻的改动。他特意找了男女主角和两位副导演(即白沉、岑范)一起商量,"要把原来舞台剧的台词改成:‘光绪和珍妃商量,如果不跟老佛爷走,那么洋人来了怎么办?珍妃说:‘洋人来了,大不了一个死罢了。'"(16)将有依重洋人思想的弱女子珍妃,改成有爱国感情又凛然无畏气概的珍妃。这一改动与他在孤岛上海时写《徽钦二帝》、《文天祥》与《明末遗恨》的爱国思想一脉相承。使得戚本禹所加的"卖国"、" 崇帝"、" 亲帝"的"罪名",完全成为不切电影实际,亦不符合朱石麟一贯思想的无的放矢!

 

电影《清宫秘史》是忠实于历史的基本史实,对义和团的艺术表现,影片中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在历史上是有这样一回事,即1900年6月16日,慈禧太后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的御前会议,决定和、战大计,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影片中的"御前会议",是以义和团为题召开。会上,袁昶、许景澄先后提出不能相信妖言;不能乱杀洋人!那要闯下大祸的......!慈禧大怒,命令将袁、许二人赶了出去。而后,怒不可遏地扬言:"打定主意,和洋人拼了!"最后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仓惶出逃。

第二个段落是,以移动镜头展示香烟缭绕的义和团坛场,义和团首领口呼咒语,关圣帝下凡附体;耍弄关刀显圣;清大臣敬拜上香,以示朝庭的支持。

第三个段落是,以镜头的切换营造义和团群众起事的氛围,用大远景静态地表现义和团围困东交民巷。应该说导演极其简练地展示了义和团的造反。

在历史上,1900年6月18日,义和团在北京的行为,却是"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17)与历史事实相比,导演对影片中有关场面的处理,在艺术上是极其简约了。

纵观影片内容涉及的历史事件(戊戌变法、义和团之乱),是中国历史学界长期争议的问题,焦点之一在义和团之乱,它究竟是反抗外国侵略的义举,是革命行动,还是一场滥杀无辜平民,仇视、毁坏一切外来文明的暴民专制?这一争论甚至延续到近年。"文革"中毛泽东在戚本禹那篇文章所加的"最高指示",即为一例。而电影《清宫秘史》对义和团的态度几近中立,仅仅是客观展示。

影片没有将义和团表现为革命的爱国运动,便同史学界一些人视义和团为"反抗外国侵略的义举,是革命行动"的意见相左,更与当时已成为压倒性的主流意识不一致,也就难脱被批判的宿命。

其深层原因,如同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所说:最严重的是夺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时觉察到思想文化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没有认识到革命党与执政党的重大区别;没有认识革命精神应该继承,盲目鼓动造反和排外已经不合时宜。在历史问题上,登峰造极的是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作为新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加上辛亥革命,称之为"三大革命为纲"。可是,我们的一些官员既不了解真实的历史,又误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惜动用政权力量去扶植错误,压制真实,没有将历史问题还给学术,悲剧就发生了(18)

 电影《清宫秘史》及其导演朱石麟之死是政治性悲剧,而造成这场悲剧的文化原因,则是将艺术与历史混淆,以电影艺术表达等同于历史本身。剧作者姚克早在1941年就声明:"把史实改编为戏剧,并不是把历史搬上舞台,因为写剧本和编历史教科书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家所讲究的是往事的实录,而戏剧家所感兴趣的是故事的戏剧性和人情味。"(19)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将学术与政治混淆。作为学术范畴的影评,任何一个观众都可以对一部影片发表意见,哪怕意见是错的。刘少奇作为电影《清宫秘史》的观众,就算他说了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又如何呢?不能因为他是国家主席,就不能发表观影感言,说了就一言九鼎,就是政治话语。如果他是因此而发指示、下命令,那是另一回事。新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将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使得许多学人噤若寒蝉,甚而招致杀身之祸,大有人在的。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不应忘记!政治与学术的边界应该清楚!方有利于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发展。

                                   写于2008年1月5日---朱石麟逝世41周年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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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林年同:《朱石麟》,载1979年第三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战后香港电影回顾》。

2亚群:《对〈清宫秘史〉的看法》,载1951年3月21日,《人民日报》第6版。

3孟犁野:《〈清宫秘史〉悬疑新解》,载2002年第7期《大众电影》。

4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史》第2册、页317,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5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页9,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6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载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转引自袁伟时:《中国历史教科书风波》,载香港2006年3月号《明报月刊》

8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158,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朱枫在1995年4月27日于香港家中,接受李以庄采访谈话。

10引自孟犁野:《〈清宫秘史〉悬疑新解》,载2002年第7期《大众电影》。

11载2000年10月31日北京《北京青年报》。

12王光美:《我与少奇》,页20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3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15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金幸迪:《怅望〈清宫秘史〉》,载2002年第7期北京《大众电影》。

151987年7月6日,洪遒接受李以庄采访时谈话。

16金幸迪:《怅望〈清宫秘史〉》,载2002年第7期北京《大众电影》。

17、李希圣:《庚子变国记》,载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第14页。转引自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原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2006年1月11日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重刊(有删节)。

18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原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2006年1月11日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重刊(有删节)。

19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页295,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刊於香港電影資料館2008年出版的《故園春夢---朱石麟的電影人生》134頁至142頁。(中英文雙語出版各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