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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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虽然彭德怀也曾有过不任军职的想法。如1952年7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把从朝鲜回国治病的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但彭德怀表示不愿接受这一工作。原因是“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确实繁重，自己难以胜任。原来的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久病不能工作，粟裕(1951年10月调来任副总参谋长)也有病，聂荣臻同志(代理总参谋长)的身体也被拖垮了，曾有一次昏倒在地。所以我想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来顶住这个繁重的任务，这样也可以摆脱我自己的军职。”
怕工作繁重，这不符合彭德怀的性格，作为一个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身经百战(又何止百战)的高级将领，以善打恶仗、硬仗而著称的主帅，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和平环境下的“工作繁重”，对他又算得了什么。
据此，我们认为，也只能这样认为，他不愿接受这一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其根本目的在于对部队建设有利。也就是说，他以自己的“摆脱”，来争取更合适的人选，这又是一种何等高尚的气质和品格。
庐山会议受批评，如果说彭德怀提出不再担负军委工作是出于一种不得已、或者说有几分无奈的话，但他对军队建设的关注却仍然是一往情深的。他说：“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军委应该掌握在一个得力的同志手上。我下来，提议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务。”这一上一下，对人民军队的拳拳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2年7月，彭德怀终于没有“摆脱”周恩来的提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他只得从周恩来手上接替了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那部分工作，因为周恩来此时身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国际国内的事务，已经够他操劳的了。
彭德怀上任伊始，就像上足了劲头的发条，开始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建立制度，健全机构，使军委机关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工作效率，保证了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不仅如此，他在军事理论上也独有建树。可以说，50年代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是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成就最显著的时期之一，他所提出的军队建设理论，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他提出了质量建军理论，并付诸实施。他说，现代化军队并不简单地等于步兵加上飞机、坦克、大炮。从单一的步兵到各兵种的协同，从落后的装备到先进装备，从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现代的正规作战，从军事上说是一个很大的跃进，是带有本质性的转变，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变革。根据这一思想，1953年后，全军按提高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要求，增强合成能力，减少了军队总兵额，增加海空军和技术兵种的数量。同时，在彭德怀和其他军委领导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薪金制等三大制度以及颁发奖章制度，这些，大大促进了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程。
与此同时，彭德怀提出了建设现代国防的思想。他指出，现代化的国防必须有现代化的装备和现代化的交通及交通工具。没有现代装备来武装我们的军队，则我国和我军仍将处于落后状态，而落后照例是要挨打的。他特别强调现代化装备不能依靠从国外购买来解决，而是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从1954年后，我国加速建立起了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各种装备研究机构和制造工厂，大大提高了我军的装备水平，人民解放军军威大振。
然而，庐山会议时，他那封言词恳切的信，却给他招来了灾难。毛泽东不但把“意见书”印发庐山会议的与会者，而且精心部署了批彭斗争。
毛泽东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问题提得如此尖锐，这是彭德怀始料不及的，或许他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过。解放军不跟“伟大统帅”走了，首先意味着解放军的头已经与毛泽东不是一条路上走的人了，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
庐山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即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原来的神仙会味道已荡然无存，从反“左”转到反右，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问题从思想认识升级到路线斗争的新高度，会议气氛异常紧张。
8月7日上午，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重复了他在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谈完，彭德怀提出，根据这次会议给予他的批评，他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
当天晚上，他便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请求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以及撤销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他说：“不当国防部长，我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能辞掉，我是很愿意的。”
彭德怀一面起草自己的书面检讨，一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克诚这个参谋长也不能干了，这对军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有些工作可能要中断。现在把几个主要条令都算搞出来了，如果再过几年，能把战史、军史都搞出来那就好了。”
他接着说：“我国的民兵制度是有历史传统的，是一种强大的战略后备力量。这几年已经摸索到了适合国家经济建设情况的组织形式，假使因为我的问题把它废了，可太可惜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想的仍是战友，是怎样对军队和国防建设有利。
彭德怀在他后来的《自述》中写道：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多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于保护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这就是我们的彭大将军，铁骨铮铮的老军人。
“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虽然彭德怀也曾有过不任军职的想法。如1952年7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把从朝鲜回国治病的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但彭德怀表示不愿接受这一工作。原因是“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确实繁重，自己难以胜任。原来的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久病不能工作，粟裕(1951年10月调来任副总参谋长)也有病，聂荣臻同志(代理总参谋长)的身体也被拖垮了，曾有一次昏倒在地。所以我想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来顶住这个繁重的任务，这样也可以摆脱我自己的军职。”
怕工作繁重，这不符合彭德怀的性格，作为一个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身经百战(又何止百战)的高级将领，以善打恶仗、硬仗而著称的主帅，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和平环境下的“工作繁重”，对他又算得了什么。
据此，我们认为，也只能这样认为，他不愿接受这一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其根本目的在于对部队建设有利。也就是说，他以自己的“摆脱”，来争取更合适的人选，这又是一种何等高尚的气质和品格。
庐山会议受批评，如果说彭德怀提出不再担负军委工作是出于一种不得已、或者说有几分无奈的话，但他对军队建设的关注却仍然是一往情深的。他说：“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军委应该掌握在一个得力的同志手上。我下来，提议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务。”这一上一下，对人民军队的拳拳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2年7月，彭德怀终于没有“摆脱”周恩来的提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他只得从周恩来手上接替了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那部分工作，因为周恩来此时身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国际国内的事务，已经够他操劳的了。
彭德怀上任伊始，就像上足了劲头的发条，开始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建立制度，健全机构，使军委机关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工作效率，保证了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不仅如此，他在军事理论上也独有建树。可以说，50年代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是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成就最显著的时期之一，他所提出的军队建设理论，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他提出了质量建军理论，并付诸实施。他说，现代化军队并不简单地等于步兵加上飞机、坦克、大炮。从单一的步兵到各兵种的协同，从落后的装备到先进装备，从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现代的正规作战，从军事上说是一个很大的跃进，是带有本质性的转变，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变革。根据这一思想，1953年后，全军按提高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要求，增强合成能力，减少了军队总兵额，增加海空军和技术兵种的数量。同时，在彭德怀和其他军委领导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薪金制等三大制度以及颁发奖章制度，这些，大大促进了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程。
与此同时，彭德怀提出了建设现代国防的思想。他指出，现代化的国防必须有现代化的装备和现代化的交通及交通工具。没有现代装备来武装我们的军队，则我国和我军仍将处于落后状态，而落后照例是要挨打的。他特别强调现代化装备不能依靠从国外购买来解决，而是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从1954年后，我国加速建立起了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各种装备研究机构和制造工厂，大大提高了我军的装备水平，人民解放军军威大振。
然而，庐山会议时，他那封言词恳切的信，却给他招来了灾难。毛泽东不但把“意见书”印发庐山会议的与会者，而且精心部署了批彭斗争。
毛泽东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问题提得如此尖锐，这是彭德怀始料不及的，或许他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过。解放军不跟“伟大统帅”走了，首先意味着解放军的头已经与毛泽东不是一条路上走的人了，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
庐山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即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原来的神仙会味道已荡然无存，从反“左”转到反右，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问题从思想认识升级到路线斗争的新高度，会议气氛异常紧张。
8月7日上午，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重复了他在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谈完，彭德怀提出，根据这次会议给予他的批评，他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
当天晚上，他便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请求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以及撤销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他说：“不当国防部长，我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能辞掉，我是很愿意的。”
彭德怀一面起草自己的书面检讨，一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克诚这个参谋长也不能干了，这对军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有些工作可能要中断。现在把几个主要条令都算搞出来了，如果再过几年，能把战史、军史都搞出来那就好了。”
他接着说：“我国的民兵制度是有历史传统的，是一种强大的战略后备力量。这几年已经摸索到了适合国家经济建设情况的组织形式，假使因为我的问题把它废了，可太可惜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想的仍是战友，是怎样对军队和国防建设有利。
彭德怀在他后来的《自述》中写道：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多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于保护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这就是我们的彭大将军，铁骨铮铮的老军人。
| 来源：《解放日报》 | （责任编辑：文松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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