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王容芬 宋彬彬 刘进等
曾经因为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著名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认为，活着的人有责任为文革中无辜受迫害的死者说话，中国关于文革问题的研究和处理一直在倒退。
四十四年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红八月，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最残暴的一页。旅居德国的著名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在六六年九月因为以死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七九年，她获释走出监狱后，一直认为，活着的人为文革中无辜受迫害死去的人说 话，是责无旁贷的责任。2010年的八月，她对于中国社会现在对于文革的态度、做法的倒退感到非常的愤怒。对于为什么会如此，记者采访了王容芬博士说，她对记者说，“今年四月份出来的《记忆》第四十七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整个一面倒，全是宋彬彬，刘进、冯敬兰，还有叶维丽他们的文章。讲出来跟历史事实走得太远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为此，王容芬博士谈到同时发生的、在柬埔寨进行的审判，“七月二十六号，在柬埔寨金边的反人类罪法庭上，判处了当年的毛分子，文革中毛泽东的最好的学生康克以三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他严刑逼供造成了一万多人死亡，他还没有亲自打人。我觉得这有戏了。这反人类罪法庭到底开了，而且还判了，这判的是第一个，活着的还有四个在等着审判。”
对此，王容芬博士对比说，“但是到了八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把冯敬兰、宋彬彬他们那篇文章又发表了一遍。《炎黄春秋》一般是不转载文章的，而且口碑还不错，居然转载了这麽一篇文章，而且是在我驳了以后， 冯敬兰也表示她记错了，现在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遍。我就纳了闷了，世界在进步，中国怎么就往后退啊！”
对于这件事，王容芬博士说，“后来一了解是底下一个叫李晨的女编辑办的这件事情。她一直关注这件事情，看好了这篇文章，上面的大头说不上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李晨有一位姐姐叫李东东，李东东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
对此，她进一步解析说，“这个李东东当年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卞仲耘死的那天，她也在师大女附中，她在不在场，打没打人，这个我不知道。李东东的爸爸叫李庄。李庄四十年代就在太行山上当人民日报的记者。李庄一直在人民日报当笔杆子，最后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这个李东东还是跟宋彬彬一起并列的、师大女附中二 零零六年评的优秀名誉校友。名誉校友是有政治含金量的，必须是副部级以上的。原来的名单中没有她。李东东被突击提干提到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马上就进了 名单。那名单中除了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儿媳妇邵华以外，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包括马德秀，就是当年跟宋彬彬、刘进三套马车，共产党员，也是教育部副部级的。”
为此，王容芬博士感慨地说，“现在中国的出版事业就掌握在这批红卫兵手中，话语权共产党、红卫兵一代一代人，他们手里传下去了。 他们想怎么涂抹历史就怎么涂抹。现在宋彬彬她们就变成了不但和打死人无关，而且刘进居然出来讲，他们几次出来讲话，制止打人，最后还是他们给送到医院，跟 医院据理力争，要人道主义，要抢救卞仲耘。这历史就变成指使打人的凶手变成了抢救人的义士了。”
对国内的文革研究现状，她最后对记者说，“世界在进步，中国在倒退，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中国是红卫兵领导的，是李东东他们在掌握话语权。我的文章在国内既没办法发表，也不能够转发。所以文革研究控制在这种当年红卫兵的手中，这就当然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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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炎黄春秋原文】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冯敬兰 刘 进 叶维丽 宋彬彬 于 羚
2010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文简称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批斗、殴打致死(后文简称“八五事件”)。我们是当时的女附中学生，算是知情者，近年做了一些调查，现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八五事件”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第一张大字报
冯敬兰(本文执笔人，初三3班学生[均指1966年在女附中就读的班级，下同])：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印象中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课间响了，然后就是夏青在播送一个社论。下课后，就在校园里看见了大字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刘进，是你们写的大字报，打破了校园平静的空气。为什么你会成为第一个？
刘进(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也许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吧。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刘仰峤，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在河南工作，那里是重灾区。正上初中的我，亲身感受了大饥荒，亲眼看见了什么是一穷二白，也开始懂得什么是责任。1964年春，我随父母调动(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我于1965年年底入党，在党支部会上也给学校的教育提过意见。1966年上半年，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1966年5月，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有个报告，我们认为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早6点，我在锻炼时听到早间的新闻正在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现在党中央发出号召，支持我们了，说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看来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结果我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我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她说愿意。我俩又跑到学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她也支持我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还没有到校呢，我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我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本来以为把意见提出来想办法解决就行了，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同学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象中的革命不一样。我们也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党支部担心影响扩大，当天就把我们三人隔离到阶梯教室，告诫我们这么做很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他们苦口婆心地帮助我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我们认清形势检讨错误。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就成反党行为了？那天在阶梯教室内外始终围着很多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群情激奋，既有指责也有同情。
二、工作组进校期间
冯敬兰：我记得你们受到了“围攻”，我有深刻印象。接着就是工作组进校，动作很快，应该和邓榕有关吧，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回家一说，立即会引起她父亲的关注。
刘进：我想是这样。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让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欢迎大会上，胡启立、张世栋、胡志涛校长都讲了话，胡校长还传达了前一天李雪峰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报告。6月6日，工作组主持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二人，数学老师李松文和生物老师陈大文，学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前四人为高三学生，尹斐是高二学生。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其他四人为副主席。当天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
冯敬兰：工作组进校后，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组。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刘进：这种按部就班学习讨论的情况没有维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叶维丽(初三3班学生)：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刘进：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奋，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发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园贴过一张小字报，揭发卞校长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班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见到她也在场。
冯敬兰：袁淑娥为什么这样恨卞校长，她们的关系很复杂吗？于羚，你曾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过大量资料，也见过袁写的“万言书”，请给我们讲讲。
于羚(中五2班[五年制实验班]学生)：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校长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的丈夫丁某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中的意愿，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丁某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校长从中做过一些调解，袁、丁最终离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揭发信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把个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公安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察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
冯敬兰：当时，全社会都处于丧失理智的疯狂中，任何人想挟私报复他人，只要他有“资格”，譬如“红五类”出身或符合别的什么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刘进：几年前我在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里看见了贴在卞家的大字报，语言粗暴恶毒，画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学了解情况，证实是袁领着学生去卞家干的。
两天斗争会后学校恢复常态，继续维持着原来的运动节奏，写大字报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学梁二同为首的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内容涉及虽多，却不再具有轰动效应。她们多数时间不到学校，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去海淀区的中学活动。7月初，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
6•27大字报贴出后，工作组分别找参与的同学谈心，如果是干部之女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
冯敬兰：海淀区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为代表，反校领导的学生，后来又反工作组，一路造反下去，并有“理论建树”，一论再论三论什么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明确。你们反了校领导却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回归“主流”，成为反工作组同学的对立面及多数派的代表，这种异常是否与邓小平的支持有关？请你们谈谈去邓家汇报的情况。
刘进：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是在邓小平家里，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
冯敬兰：为什么要带你们两个学生而不是别人去邓家汇报？
刘进：是邓点的名。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们的父母很熟。那天邓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我父亲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因此，邓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激动，胡启立、张世栋他们怎样开始汇报的，我都没有听进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的两次插话，一次是张汇报6月21日揭批会袁淑娥冲会场的情况，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没通知她，她自己来的，邓说这是个坏人。另一次是张汇报到17日、27日两次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该校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宋彬彬(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来他又说到老师们都是好的，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17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原来听说“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结束，听了邓的讲话觉得他想尽快结束。
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刘进：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和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可以“缺席辩论”。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学校，没有参加辩论。
连续三次辩论会后，学校开始部署下一个任务：老师集训和学生军训。7月28日集训结束，7月29日集训人员返回学校。
叶维丽：当时是“兵分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军训是突然结束的，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开的联欢会临时改成了欢送会。
刘进：军训的大队伍8月1日回到北京。
叶维丽：我们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当年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离开还不到十天，整个校园面目全非了。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对联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从火车站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销的消息，我记忆中有工作组王老师满脸错愕的表情。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
刘进：在军训同学回来之前，开了两个大会。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撤工作组的大会，毛主席一出来，掌声雷动。刘邓说老革命遇见新问题就是那一次。究竟发生了什么？谁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说工作组是消防队，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校会，把7月29日的中央领导讲话录音放了一遍，随后就宣布工作组撤出女附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冯敬兰：学校三级组织的最高一级——工作组因方向路线错误被撤销了，师生代表会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看来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这是最危险的时期。
三、后工作组时期
刘进：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揭发问题。工作组撤走后，多数学生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和辩论对联。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冯敬兰：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8月5日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冯敬兰：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四、“八五事件”
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1966届高三1班学生)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冯敬兰：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待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冯敬兰：离开医院你们去了哪里？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走回学校，我们一直坐到天亮，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说你当过学生代表会主席，还得由你来说。其实我也犹豫，觉得很难开口，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于是，8月6日早上，我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冯敬兰：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叶维丽：8月5日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冯敬兰：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四、“八五事件”
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1966届高三1班学生)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冯敬兰：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待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冯敬兰：离开医院你们去了哪里？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走回学校，我们一直坐到天亮，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说你当过学生代表会主席，还得由你来说。其实我也犹豫，觉得很难开口，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于是，8月6日早上，我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冯敬兰：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叶维丽：最近，有人提出来追查卞案中“凶手”的问题。我想说，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揪出几个“凶手”更为复杂。这些年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一所优秀女校的学生会成为施暴者？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我们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我的小书《动荡的青春》在一定意义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也是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我们都在追问。我觉得追问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2002年开始做调查后，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冯敬兰帮我联系了我们班十来位同学，听她们讲述当年目击的情形。于羚也介绍我采访了一些高中的同学。200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刘进。我“八五”那天不在校，没看见卞校长躺在垃圾车上惨不忍睹的形状，给我刺激最深的是刘进第二天在广播里讲的一句话，“死了就死了”。那天见到刘进，我问了心中存了很久的问题：你那天说没说过“死了就死了”？对我这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提问，刘进回答，“说了”，毫无闪烁其词。她同时告诉我这句话的来历。刘进坦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刘进对我的调查一直非常支持，包括帮我联系访问宋彬彬。
我也感谢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对我调查工作的帮助。作为卞校长的遗属，他在难以想象的危难条件下，为他的亲人、也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留下了血证。看着他在胡杰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长当天的衣物时，我既感动，又敬佩。就凭这一条，老爷子做出了历史贡献。我愿意在这里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大家都在拒绝遗忘，正视历史。
冯敬兰：“八五事件”已经成为一段历史，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别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样本。不仅仅是卞校长的不幸让我们深思，那些加害于她的学生，从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典型的意义。我想起一个参与殴打老师的同学，不少人记住了她的名字。她长得很漂亮，像电影《苦菜花》里的女英雄赵星梅。她后来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动学生”，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记里记着她的主要“反动言论”：二十年后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确与否几十年后才能证明;由种种理论推断，中国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在4月2日的日记里再次写到她当天在阶梯教室被斗争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学架起成“喷气式”，她愤怒地仰起挣得通红的脸大声分辩：“‘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二十年后才能看！”后来我们陆续上山下乡了。几年后，听说她疯了。因“文革”而精神错乱的同学，还有前面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李黎黎，后来她又患上红斑狼疮，在下乡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因服药过量辞世，年仅22岁。初三4班同学闻佳，因“反革命罪”险遭枪决，“文革”结束虽然平反释放，但精神错乱而致终生不幸。今天想到她们，我仍会心痛。卞校长遇难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乡北大荒后，陆续听到了母校在“清队”中不断有老师被迫自杀的消息，记得是四位，其中语文特级教师周学敏(女)创立过“周学敏教学法”，最年轻的胡秀正(女)老师才三十出头。这就是万劫不复的“文革”。
今天，我们五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经历的校友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个久蓄于胸的宿愿——把真实的记忆留下来。我们深知，道德激情不等于历史真相，群体义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没有哪个人可以垄断历史的解释权，也没有哪个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谨怀殷切诚挚之心，期待着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曾经因为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著名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认为，活着的人有责任为文革中无辜受迫害的死者说话，中国关于文革问题的研究和处理一直在倒退。
四十四年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红八月，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最残暴的一页。旅居德国的著名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在六六年九月因为以死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七九年，她获释走出监狱后，一直认为，活着的人为文革中无辜受迫害死去的人说 话，是责无旁贷的责任。2010年的八月，她对于中国社会现在对于文革的态度、做法的倒退感到非常的愤怒。对于为什么会如此，记者采访了王容芬博士说，她对记者说，“今年四月份出来的《记忆》第四十七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整个一面倒，全是宋彬彬，刘进、冯敬兰，还有叶维丽他们的文章。讲出来跟历史事实走得太远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为此，王容芬博士谈到同时发生的、在柬埔寨进行的审判，“七月二十六号，在柬埔寨金边的反人类罪法庭上，判处了当年的毛分子，文革中毛泽东的最好的学生康克以三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他严刑逼供造成了一万多人死亡，他还没有亲自打人。我觉得这有戏了。这反人类罪法庭到底开了，而且还判了，这判的是第一个，活着的还有四个在等着审判。”
对此，王容芬博士对比说，“但是到了八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把冯敬兰、宋彬彬他们那篇文章又发表了一遍。《炎黄春秋》一般是不转载文章的，而且口碑还不错，居然转载了这麽一篇文章，而且是在我驳了以后， 冯敬兰也表示她记错了，现在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遍。我就纳了闷了，世界在进步，中国怎么就往后退啊！”
对于这件事，王容芬博士说，“后来一了解是底下一个叫李晨的女编辑办的这件事情。她一直关注这件事情，看好了这篇文章，上面的大头说不上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李晨有一位姐姐叫李东东，李东东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
对此，她进一步解析说，“这个李东东当年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卞仲耘死的那天，她也在师大女附中，她在不在场，打没打人，这个我不知道。李东东的爸爸叫李庄。李庄四十年代就在太行山上当人民日报的记者。李庄一直在人民日报当笔杆子，最后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这个李东东还是跟宋彬彬一起并列的、师大女附中二 零零六年评的优秀名誉校友。名誉校友是有政治含金量的，必须是副部级以上的。原来的名单中没有她。李东东被突击提干提到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马上就进了 名单。那名单中除了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儿媳妇邵华以外，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包括马德秀，就是当年跟宋彬彬、刘进三套马车，共产党员，也是教育部副部级的。”
为此，王容芬博士感慨地说，“现在中国的出版事业就掌握在这批红卫兵手中，话语权共产党、红卫兵一代一代人，他们手里传下去了。 他们想怎么涂抹历史就怎么涂抹。现在宋彬彬她们就变成了不但和打死人无关，而且刘进居然出来讲，他们几次出来讲话，制止打人，最后还是他们给送到医院，跟 医院据理力争，要人道主义，要抢救卞仲耘。这历史就变成指使打人的凶手变成了抢救人的义士了。”
对国内的文革研究现状，她最后对记者说，“世界在进步，中国在倒退，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中国是红卫兵领导的，是李东东他们在掌握话语权。我的文章在国内既没办法发表，也不能够转发。所以文革研究控制在这种当年红卫兵的手中，这就当然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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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炎黄春秋原文】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冯敬兰 刘 进 叶维丽 宋彬彬 于 羚
2010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文简称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批斗、殴打致死(后文简称“八五事件”)。我们是当时的女附中学生，算是知情者，近年做了一些调查，现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八五事件”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第一张大字报
冯敬兰(本文执笔人，初三3班学生[均指1966年在女附中就读的班级，下同])：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印象中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课间响了，然后就是夏青在播送一个社论。下课后，就在校园里看见了大字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刘进，是你们写的大字报，打破了校园平静的空气。为什么你会成为第一个？
刘进(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也许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吧。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刘仰峤，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在河南工作，那里是重灾区。正上初中的我，亲身感受了大饥荒，亲眼看见了什么是一穷二白，也开始懂得什么是责任。1964年春，我随父母调动(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我于1965年年底入党，在党支部会上也给学校的教育提过意见。1966年上半年，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1966年5月，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有个报告，我们认为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早6点，我在锻炼时听到早间的新闻正在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现在党中央发出号召，支持我们了，说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看来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结果我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我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她说愿意。我俩又跑到学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她也支持我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还没有到校呢，我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我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本来以为把意见提出来想办法解决就行了，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同学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象中的革命不一样。我们也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党支部担心影响扩大，当天就把我们三人隔离到阶梯教室，告诫我们这么做很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他们苦口婆心地帮助我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我们认清形势检讨错误。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就成反党行为了？那天在阶梯教室内外始终围着很多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群情激奋，既有指责也有同情。
二、工作组进校期间
冯敬兰：我记得你们受到了“围攻”，我有深刻印象。接着就是工作组进校，动作很快，应该和邓榕有关吧，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回家一说，立即会引起她父亲的关注。
刘进：我想是这样。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让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欢迎大会上，胡启立、张世栋、胡志涛校长都讲了话，胡校长还传达了前一天李雪峰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报告。6月6日，工作组主持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二人，数学老师李松文和生物老师陈大文，学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前四人为高三学生，尹斐是高二学生。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其他四人为副主席。当天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
冯敬兰：工作组进校后，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组。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刘进：这种按部就班学习讨论的情况没有维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叶维丽(初三3班学生)：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刘进：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奋，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发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园贴过一张小字报，揭发卞校长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班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见到她也在场。
冯敬兰：袁淑娥为什么这样恨卞校长，她们的关系很复杂吗？于羚，你曾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过大量资料，也见过袁写的“万言书”，请给我们讲讲。
于羚(中五2班[五年制实验班]学生)：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校长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的丈夫丁某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中的意愿，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丁某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校长从中做过一些调解，袁、丁最终离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揭发信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把个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公安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察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
冯敬兰：当时，全社会都处于丧失理智的疯狂中，任何人想挟私报复他人，只要他有“资格”，譬如“红五类”出身或符合别的什么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刘进：几年前我在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里看见了贴在卞家的大字报，语言粗暴恶毒，画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学了解情况，证实是袁领着学生去卞家干的。
两天斗争会后学校恢复常态，继续维持着原来的运动节奏，写大字报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学梁二同为首的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内容涉及虽多，却不再具有轰动效应。她们多数时间不到学校，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去海淀区的中学活动。7月初，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
6•27大字报贴出后，工作组分别找参与的同学谈心，如果是干部之女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
冯敬兰：海淀区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为代表，反校领导的学生，后来又反工作组，一路造反下去，并有“理论建树”，一论再论三论什么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明确。你们反了校领导却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回归“主流”，成为反工作组同学的对立面及多数派的代表，这种异常是否与邓小平的支持有关？请你们谈谈去邓家汇报的情况。
刘进：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是在邓小平家里，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
冯敬兰：为什么要带你们两个学生而不是别人去邓家汇报？
刘进：是邓点的名。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们的父母很熟。那天邓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我父亲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因此，邓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激动，胡启立、张世栋他们怎样开始汇报的，我都没有听进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的两次插话，一次是张汇报6月21日揭批会袁淑娥冲会场的情况，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没通知她，她自己来的，邓说这是个坏人。另一次是张汇报到17日、27日两次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该校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宋彬彬(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来他又说到老师们都是好的，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17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原来听说“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结束，听了邓的讲话觉得他想尽快结束。
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刘进：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和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可以“缺席辩论”。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学校，没有参加辩论。
连续三次辩论会后，学校开始部署下一个任务：老师集训和学生军训。7月28日集训结束，7月29日集训人员返回学校。
叶维丽：当时是“兵分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军训是突然结束的，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开的联欢会临时改成了欢送会。
刘进：军训的大队伍8月1日回到北京。
叶维丽：我们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当年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离开还不到十天，整个校园面目全非了。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对联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从火车站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销的消息，我记忆中有工作组王老师满脸错愕的表情。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
刘进：在军训同学回来之前，开了两个大会。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撤工作组的大会，毛主席一出来，掌声雷动。刘邓说老革命遇见新问题就是那一次。究竟发生了什么？谁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说工作组是消防队，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校会，把7月29日的中央领导讲话录音放了一遍，随后就宣布工作组撤出女附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冯敬兰：学校三级组织的最高一级——工作组因方向路线错误被撤销了，师生代表会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看来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这是最危险的时期。
三、后工作组时期
刘进：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揭发问题。工作组撤走后，多数学生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和辩论对联。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冯敬兰：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8月5日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冯敬兰：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四、“八五事件”
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1966届高三1班学生)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冯敬兰：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待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冯敬兰：离开医院你们去了哪里？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走回学校，我们一直坐到天亮，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说你当过学生代表会主席，还得由你来说。其实我也犹豫，觉得很难开口，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于是，8月6日早上，我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冯敬兰：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叶维丽：8月5日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冯敬兰：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四、“八五事件”
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1966届高三1班学生)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冯敬兰：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待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冯敬兰：离开医院你们去了哪里？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走回学校，我们一直坐到天亮，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说你当过学生代表会主席，还得由你来说。其实我也犹豫，觉得很难开口，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于是，8月6日早上，我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冯敬兰：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叶维丽：最近，有人提出来追查卞案中“凶手”的问题。我想说，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揪出几个“凶手”更为复杂。这些年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一所优秀女校的学生会成为施暴者？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我们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我的小书《动荡的青春》在一定意义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也是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我们都在追问。我觉得追问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2002年开始做调查后，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冯敬兰帮我联系了我们班十来位同学，听她们讲述当年目击的情形。于羚也介绍我采访了一些高中的同学。200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刘进。我“八五”那天不在校，没看见卞校长躺在垃圾车上惨不忍睹的形状，给我刺激最深的是刘进第二天在广播里讲的一句话，“死了就死了”。那天见到刘进，我问了心中存了很久的问题：你那天说没说过“死了就死了”？对我这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提问，刘进回答，“说了”，毫无闪烁其词。她同时告诉我这句话的来历。刘进坦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刘进对我的调查一直非常支持，包括帮我联系访问宋彬彬。
我也感谢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对我调查工作的帮助。作为卞校长的遗属，他在难以想象的危难条件下，为他的亲人、也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留下了血证。看着他在胡杰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长当天的衣物时，我既感动，又敬佩。就凭这一条，老爷子做出了历史贡献。我愿意在这里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大家都在拒绝遗忘，正视历史。
冯敬兰：“八五事件”已经成为一段历史，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别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样本。不仅仅是卞校长的不幸让我们深思，那些加害于她的学生，从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典型的意义。我想起一个参与殴打老师的同学，不少人记住了她的名字。她长得很漂亮，像电影《苦菜花》里的女英雄赵星梅。她后来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动学生”，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记里记着她的主要“反动言论”：二十年后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确与否几十年后才能证明;由种种理论推断，中国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在4月2日的日记里再次写到她当天在阶梯教室被斗争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学架起成“喷气式”，她愤怒地仰起挣得通红的脸大声分辩：“‘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二十年后才能看！”后来我们陆续上山下乡了。几年后，听说她疯了。因“文革”而精神错乱的同学，还有前面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李黎黎，后来她又患上红斑狼疮，在下乡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因服药过量辞世，年仅22岁。初三4班同学闻佳，因“反革命罪”险遭枪决，“文革”结束虽然平反释放，但精神错乱而致终生不幸。今天想到她们，我仍会心痛。卞校长遇难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乡北大荒后，陆续听到了母校在“清队”中不断有老师被迫自杀的消息，记得是四位，其中语文特级教师周学敏(女)创立过“周学敏教学法”，最年轻的胡秀正(女)老师才三十出头。这就是万劫不复的“文革”。
今天，我们五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经历的校友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个久蓄于胸的宿愿——把真实的记忆留下来。我们深知，道德激情不等于历史真相，群体义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没有哪个人可以垄断历史的解释权，也没有哪个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谨怀殷切诚挚之心，期待着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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