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1966 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 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 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 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 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 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 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 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 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 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 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 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 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 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 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 “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 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 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 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 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 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 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 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 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 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 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 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 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 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 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 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 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 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
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得以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马思聪在日记中写道：周恩来死后，世界极为注意。他跟儿女说：自己十分敬重周恩来，周恩来对他也爱护有加。他也回忆起与毛泽东相处的情景：毛泽东有非凡的聪明，眼睛出奇明亮，问一知十；他曾与毛泽东讨论音乐艺术达3个小时，最终都能达成共识；毛泽东喜欢读书，喜欢写诗，大家都有艺术细胞，是知音。
当年10月，国内“揪出四人帮”，马思聪写道：报纸、TV报道江青及文革几个头目被捕，大快人心。对祖国，马思聪魂牵梦绕：国内能否好起来？何日洗客袍？
乡愁哀怨，使得马思聪在异国的日子里，谱就了《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等作品。其中一首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马思聪将自己有家难归的悲凉心情，借用古诗名句演绎得分外真切。
1980年6月，马思聪胞弟夫妇应中国文化部邀请，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独奏音乐会。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接见，并请转达对马思聪夫妇回国的邀请。当年7月，小女儿马瑞雪准备经香港赴美国探亲，马思聪即让夫人王慕理回电话：不要来了，国庆在北京见。王慕理转达马思聪的话：
国家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祖国只有一个。
1982年，马思聪在重庆时结识的“非常重要的老朋友”，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的李凌，就马思聪“问题”向中央写报告，胡耀邦、邓小平表示： 马思聪可以欢迎他回来看看。
1984年10月，中央音乐学院向公安部、文化部提交了三份报告：《关于对我院原院长马思聪先生落实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对马思聪“叛国投敌”案的平反结论意见》和《关于给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决定》。当年11月，当年的学生会主席，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到美国拜访老院长。这是马思聪在离开祖国18年后见到的，第一位以官方身份前来拜访的大陆来人。
马思聪与徐迟是结识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好朋友。40年后，徐迟应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的邀请?至美国旅行。为见到马思聪，徐迟专程访问宾夕法尼亚州的费拉台尔菲亚城。对这次异国重逢，徐迟日后写道：
1984年11月，当我在美国费城和他会晤之时，他给我最初印象最令我惊奇。虽然他还和过去一样的故人情重，且神志泰然，并相当乐观，还在勤奋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却有所不同。我没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点上跟以前不同。我只是从他的声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时流露着一点点不易觉察的细微凄怆，却未能体会他心灵深处，埋藏着巨大的痛苦。
这一年的12月31日，公安部作出《关于对于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马思聪“叛国投递”案平反意见的决定》；1985年2月6日，文化部发出《关于给马思聪平反的通知》。2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书记等一起署名，向身在美国的马思聪先生发出公函。农历腊月二十九，马思聪收到“对马思聪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全家人悲喜交加，燃放烟花以示庆贺。马思聪记下日记：春天逐渐又回来了，祖国也逐渐走近了。年初二，马思聪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来采访他的中国大陆记者，他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19年啊！
1966 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 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 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 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 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 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 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 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 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 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 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 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 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 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 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 “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 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 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 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 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 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 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 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 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 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 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 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 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 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 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 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 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 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
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得以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马思聪在日记中写道：周恩来死后，世界极为注意。他跟儿女说：自己十分敬重周恩来，周恩来对他也爱护有加。他也回忆起与毛泽东相处的情景：毛泽东有非凡的聪明，眼睛出奇明亮，问一知十；他曾与毛泽东讨论音乐艺术达3个小时，最终都能达成共识；毛泽东喜欢读书，喜欢写诗，大家都有艺术细胞，是知音。
当年10月，国内“揪出四人帮”，马思聪写道：报纸、TV报道江青及文革几个头目被捕，大快人心。对祖国，马思聪魂牵梦绕：国内能否好起来？何日洗客袍？
乡愁哀怨，使得马思聪在异国的日子里，谱就了《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等作品。其中一首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马思聪将自己有家难归的悲凉心情，借用古诗名句演绎得分外真切。
1980年6月，马思聪胞弟夫妇应中国文化部邀请，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独奏音乐会。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接见，并请转达对马思聪夫妇回国的邀请。当年7月，小女儿马瑞雪准备经香港赴美国探亲，马思聪即让夫人王慕理回电话：不要来了，国庆在北京见。王慕理转达马思聪的话：
国家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祖国只有一个。
1982年，马思聪在重庆时结识的“非常重要的老朋友”，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的李凌，就马思聪“问题”向中央写报告，胡耀邦、邓小平表示： 马思聪可以欢迎他回来看看。
1984年10月，中央音乐学院向公安部、文化部提交了三份报告：《关于对我院原院长马思聪先生落实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对马思聪“叛国投敌”案的平反结论意见》和《关于给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决定》。当年11月，当年的学生会主席，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到美国拜访老院长。这是马思聪在离开祖国18年后见到的，第一位以官方身份前来拜访的大陆来人。
马思聪与徐迟是结识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好朋友。40年后，徐迟应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的邀请?至美国旅行。为见到马思聪，徐迟专程访问宾夕法尼亚州的费拉台尔菲亚城。对这次异国重逢，徐迟日后写道：
1984年11月，当我在美国费城和他会晤之时，他给我最初印象最令我惊奇。虽然他还和过去一样的故人情重，且神志泰然，并相当乐观，还在勤奋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却有所不同。我没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点上跟以前不同。我只是从他的声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时流露着一点点不易觉察的细微凄怆，却未能体会他心灵深处，埋藏着巨大的痛苦。
这一年的12月31日，公安部作出《关于对于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马思聪“叛国投递”案平反意见的决定》；1985年2月6日，文化部发出《关于给马思聪平反的通知》。2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书记等一起署名，向身在美国的马思聪先生发出公函。农历腊月二十九，马思聪收到“对马思聪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全家人悲喜交加，燃放烟花以示庆贺。马思聪记下日记：春天逐渐又回来了，祖国也逐渐走近了。年初二，马思聪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来采访他的中国大陆记者，他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19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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