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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2010-09-01 17:11:54) 下一个

 

以下为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原文: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本站试解读】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写了这张大字报。根据中国农业大学童小溪教授整理的电子资料《中国革命历史文献》,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刚开始是毛泽东用铅笔写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的。后经毛泽东的秘书誊清,毛泽东再加上标题,并作了一些修改,包括在“左”字前后加上引号。大字报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天后,1966年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据介绍,还由有关人员抄成真正的“大字报”贴在中南海内)。

随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大会结束以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毛文革中先后八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有少数工人、干部等),这是“发动”文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接见的“红卫兵”激动万分,他们说:“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一定誓死保卫毛主席!”——由此可见一斑。他们回到当地后,其“革命激情”如何喷涌而出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有几人知道毛泽东有何“危机”,需要如此多的人来“保卫”呢?

林彪在红卫兵大会上讲话。他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真诚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斗批改。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才能触其灵魂。”

周恩来也在大会讲了话,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何谓“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1962年的右倾”,实指为克服我国三年经济极端困难时期(包括部分省出现的大饥荒) 而实施的经济调整:为了度过困难时期,刘少奇等党和国家几位主要领导曾同意一些地区搞包产到户、责任田以及相关适当的稍宽松的经济政策,以激发广大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度过饥荒。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在总结教训方面则反映出毛泽东与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对经济问题和工作中出现错误的分析有不同看法;而对于刘少奇等制订的一些宽松的经济政策,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尽管囿于当时困难的经济政治形势尚不便再去论证或批判。而毛泽东文革中与斯诺谈话时就坦呈:七千人大会时就有了把刘少奇拉下来的念头。这基本就是毛泽东在这篇“大字报”中所谓“1962年的右倾”的含义。

毛泽东所说之“1962年的右倾”实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无法分开的。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总难找到与毛泽东面谈的机会,及至会议快闭幕了,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表达自己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一些看法,当即被打成“fǎn_党_集团”的头目,并由此株连到好多位中央和省级领导;而文革也正是从江青授意姚文元所写《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开始的。其实,毛泽东曾经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这也是吴晗等写海瑞的原因之一。但在文革初,毛泽东赞扬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亦为“右倾”。在1959年的“反右倾、鼓干劲”中,党内外又有很多人因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或意见而受到处分,彭德怀等自然是中央一级的,各省受处分的党内领导也很多,例如对安徽省原副省长张恺帆做出“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的处分,就是典型一例,且为毛泽东亲批。在毛泽东眼里,“右倾”问题是从反右派运动以后在对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看法、态度上一直存在的。             (返回原文处)

何谓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实指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四个方面力度很大,在试点地区整了不少在这四方面有问题的人,实际上过火了,此所谓“形左”。但刘不大理解和赞同毛泽东坚持“四清”运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毛有过争论,刘少奇认为有什么就“清”什么;由此产生分歧。故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是“形‘左’而实‘右’”.“右”者,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也

(点击左侧链接:视频 - 韩刚教授讲座《毛泽东、刘少奇与“四清”运动》)

                                                               (返回原文处)

何谓“可是在50多天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这五十多天”指的是怎样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所指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所指何为?

从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刘少奇、彭真等认为这是学术争鸣,不宜动辄扣上某种政治帽子,另外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也不可随便在报刊上大肆批判,所以在1966年2月给远在杭州的毛写了个关于文化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毛并未表示反对,但两个月后即以“五·一六”《通知》正式否定和严厉批判。文革的烈火逐渐燃烧起来。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面对已经兴起的文革浪潮(任意贴大字报、任意攻击领导和党委乃至学者、专家等),中央很多领导同志并不知道文革之真正动因与最终目的,于是根据以往的惯例和经验,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以防局面混乱和失控。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对于涉外的大专院校还规定了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试图规范和限制学生的自发运动在一定范围一定形式下开展。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就是要让“天下大乱”,矛头指向的正是各级党委即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们更不会知道毛泽东最终就是要让似乎不能全心按他的“革命路线”办事的刘、邓等一大批人下台……工作组出于维护秩序和规范运动中的行为,对学生运动实行了一定的领导和控制,于是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一些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个别行为过火的学生打成“fǎn革命”的现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正式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政”时期。

毛泽东寥寥二百多字的所谓“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包含着建国以来的历史曲折,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原因的重要材料;联系毛泽东同年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诠释文革就有了相当的依据了。左侧链接内容丰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浏览,可获得更多感性认识、专家解析和资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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