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写迷信方式“揭发”袁腾飞老师的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在《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撰文，文章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确，“历史虚无主义”应当反对，然而，比“历史虚无主义”更当反对的却是“历史虚假主义”——因为，谎言不足以治国，倒足以亡国。不幸，梅社长这篇大作就充满了这样的“历史虚假主义”。我们不妨来看个究竟。
梅社长在文章第一部分“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中，提及“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有云：“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为否定中国的历史成就，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实际上是在刻意导演历史。”换言之，梅社长认为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没有“人祸”，也没有什么“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一切都是“杜撰”！然而，我们在大量公开出版物中，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记载：“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见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中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科尔：《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1984）“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国防大学出版社，第272页） “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金辉：《社会》1993年第四、五期合期） ““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廖盖隆《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7）“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两相对比，究竟谁在扯谎，谁在虚无？
又比如，在同一部分中，梅先生又写到“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有人以纠正改革开放前一些历史结论的偏向为由，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蓄意扭曲和颠倒历史是非；有人甚至以人性化为由，编排历史情节，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叛徒、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也就是说，在梅社长看来，民国时期，有的只是“动荡不已、民不聊生”，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黄金时期”，说有这样一个时期的人，是在“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然而，我们同样可以在严谨的历史著作中看到这样的记载：1928年，国民党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转到经济建设为主。于是，从1927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GDP飞速增长，9%的增长速度是同期日本的三倍。正因为如此，这十年被称为民国“黄金十年”。而且，事实上，这仍是动乱的十年：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军费支出占国家预算的四成左右！此外，需承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又占国家预算的1/3，建国经费只占两成左右。而在1928年度量衡划一制度公布实施之前，我国“标准”之乱为全世界所仅见，以度而言吉林1尺仅为河北的2寸长，以衡而言呢，杭州的秤跟临省江苏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如此混乱生意怎么做？工商业又如何发展呢？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地齐头并进中。仅仅在1931~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 十年建国首重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予的警惕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1934年蒋中正发起“新生活运动”（独狼认为跟现在的“先进性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用心良苦。 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货币第一次得到统一。 如此成就，算不算得上黄金时期？
再比如，在梅文的第二部分“如何把握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本质”“关于全民抗战”中，有这样的文字“相对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很少提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中作用的情况，近年来有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绩，仿佛抗日战争只有国民党进行了‘英勇抵抗’，作出了‘重大牺牲’，而极力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事实，这当然是裁剪和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而我们看到的史实却是：“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8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彭德怀发动的这次大规模战役，事先竟不请示毛主席**……在百团大战进行的时候，毛主席曾把王震同志召到延安，对他说：“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我们的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将很坏”。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批判了彭德怀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严重错误，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努力克服了百团大战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8）》，第79页，1969.5）“……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毛泽东：《1937年9月25日致朱德、任弼时、周恩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1）“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页117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毛泽东：天津市工农兵中学教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毛泽东思想万岁》，534页）“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0页）。
探讨历史规律，有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讲真话，杜绝谎言。巴金晚年极力倡导说真话，他在《随想录》中，写了六篇提倡写真话的文章。他还表示要“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这应该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最基本、最应当遵守的做人的道德底线。而有人却不珍惜这“话语权”，说真话、说实话，反而利用这语言去说谎话、假话、大话。
不说真话说假话，不说实话说谎话，究其原因，大约可归结为以下两种原因。其一，主观原因：为了谋取私利，为了坑蒙拐骗，为了升官发财，为了迎合权势者，正如林彪说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便是这种人的信条；其二，客观原因：社会环境使然，说实话吃亏，讲真话倒霉，说谎话、假话得利。而说了逆耳之言，轻则被批斗，重则进牢房，直到割喉、掉脑袋，或者被逼而说违心话。如此一来，假话谎话自会“蔚然成风”。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谎言重复一万遍也成真理。”萨达姆的新闻部长萨哈夫也是发布假新闻的高手。他们这一套，真称得上是“以谎治国”。然而，谎言、瞒骗虽然有效，但也有限，能欺骗一时，却不能欺骗永久，他们不也都随着他们的谎言的破灭而完蛋了吗？
所以，谎言不足以治国，倒足以亡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