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为什么不忏悔？
文 |苏小和
聂元梓，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名鼎鼎的造反派，把北京大学闹得天翻地覆，整死不少知识分子。在她风烛残年之际，又公开要求为自己平反，言称无罪，甚至认为自己对国家有所贡献。由此，聂元梓现象带出了两个重要话题：为什么聂元梓在文革时期能够为所欲为？为什么晚年的聂元梓仍然不忏悔？
逼死程贤策
叙述聂元梓， 应该从一名年轻的死者开始，这个人叫程贤策。这是1966年的9月2日，程在北京香山树林里用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结束了自己38岁的生命。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共总支书记。
1966 年6 月1 日是一个灾难性质的日子。那一天，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以陆平、彭佩云为代表的北京大学原来的整套领导干部都变成了“黑帮份子”。程贤策作为中文系中共总支的负责人，也被宣布停职。
7月27日，在聂元梓倡议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和校园“劳改队”建立了。程贤策很快进了“劳改队”，和中文系其他几个“牛鬼蛇神”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厕所，还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捡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商店前来往的行人经常拦住 “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交代罪行”。侮辱和打骂每天都在发生，程贤策的头发曾经被一个学生剃出了十字型的凹沟，他还被红卫兵用草席卷起来用棒子浑身乱打。有时他们的衣服甚至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能把衣服脱下来。
和其他“牛鬼蛇神”一样，程贤策还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他的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的“罪名”“黑帮份子”之外，还有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程贤策”三个字。而且，他还要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建立正式的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革常务委员会”，聂元梓当了主任，她讲话“确定今后战斗任务”是要“彻底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彭黑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摧毁旧的教育制度”。那天晚上，程贤策在家里的平台上听到高音喇叭里聂元梓的讲话后，彻底绝望了。他意识到已经发生的一切暴行并不只是年轻学生一时的乱打乱闹，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杀戮与迫害，这种虐待行为非但不会停止，还会愈演愈烈，没有尽头。
程贤策选择了自杀。他用一瓶烈酒给自己壮胆，用一瓶敌敌畏给自己送行。当他死后，写了他名字的纸标仍然插在“斗争会”会场上，冷眼看着台上的聂元梓声嘶力竭地叫喊。
整陆平以怨报德
如今的聂元梓已经是80有余的老妇人了，她居住在北京一个毫不起眼的旧楼里，说起话来气喘吁吁，可是遥想当年，年轻的聂元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她1921年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富裕家庭，少年时代的聂元梓受革命思潮影响，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7年底，调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理论教育处长。1952年，31岁的聂元梓已经定级为行政12级，属于高级干部了。1960年6月，刚刚离婚的聂元梓被调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3年10月，又调到哲学系，担任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
聂元梓如此飞黄腾达，得益于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大力提携。陆平与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私交不错，他在聂元梓困难之时伸出援手。聂元梓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写道：“陆平对我一直很好，当初是他把我调来的，对我很关照。还有，他和我大哥聂真，都是在国家的重点大学做管理工作的，经常在一起开会，从这一层上说，他也会关照我。……在学校，陆平很重用我，让我做市党代会的代表，安排我在全校做报告。……我的住房，陆平也给我安排得很好，住进了新建的三居室。我身边的两个孩子，一个在101中学读书，一个在北大附中读书，这都是很好的学校。再加上我工作上很顺手，我还求什么呢？”
陆平的关照和重用换来的却是聂元梓的以怨报德。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到北大蹲点时，聂元梓带头指责校党委书记陆平。她给陆平扣了“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两顶帽子，还提出了“左”的意见：“北大资产阶级气味比较浓厚，不讲阶级斗争” 。中央很重视张磐石带回的报告，10月就派工作队到北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聂元梓当仁不让成为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继续反对陆平。校党委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节节败退。北京市委竭力保护北大党委，派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负责人彭佩云到北京大学兼任党委副书记，帮助北京大学党委抵抗社教工作队的进攻。但这一切，都未能挽回局面。直到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北京市委帮助陆平推翻了原社教工作队的结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了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社教工作队的路线才被中央否定，社教运动停止。作为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聂元梓受到党委批评，被停职、隔离、下放。彭真对社教运动明确持批判态度：“有的人说，不应该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不得？”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则点名批评聂元梓：“聂元梓这是一匹害群之马，不彻底批判，教育不得安宁。”
被利用的婚姻
关于婚姻，聂元梓在回忆录里自怜的说：“我这一生，命运多蹇，连婚姻都这么不顺利。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已经是非常痛苦和不幸了。”
聂的如此感叹， 与她的第二次婚姻有关。1965年冬天，聂元梓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的吴溉之结婚。吴溉之大聂元梓20多岁，聂元梓说自己嫁给吴溉之是因为“他是一个老同志，老红军，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会有帮助” 。中组部长安子文与吴溉之相熟，聂元梓渐渐发现安子文与一个名叫邓觉先的女子关系暧昧，而且邓觉先通过与安子文的特殊关系，得到了一些内部消息。聂元梓觉得安子文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还怀疑邓觉先是特务，出于“忧虑党的机密”，她将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向康生秘密检举。她的检举直接导致吴溉之被隔离审查，为和吴溉之划清界限，聂元梓与吴溉之离了婚。
这样的告密行为让聂元梓再一次找到了发迹的手段。她从被她亲自检举的邓觉先那里，提前得到了中央即将对彭真揭发批判的消息。邓觉先把“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都告诉了聂元梓。聂意识到某种巨大的变化正在悄然来临。1966年5月20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中央的《五·一六通知》。聂元梓本就对社教运动受到批评耿耿于怀，现在又明确知道中央批判彭真的态度，她终于看到“在社教运动中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所受到的批判和冤屈也有希望得到解决”，于是她在《通知》中发掘出为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是和前些时候北大搞社教的目标相一致，矛头是对准陆平这样的负责干部吗？……彭真在这次会议上是受批判的，是这次会议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一号人物，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 尽管她的目的是报复那些打击过自己的人，革命口号却喊的高亢响亮：“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坚决紧跟，积极参加，把党内的敌人统统揪出来，统统打倒，以便让我们出生入死地打下的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 明明是泄私愤的行为就这样变成了响应党中央号召的积极表现，变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战斗”。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
这个时候， 聂元梓开始向康生夫人曹轶欧请示是否可以给陆平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曹轶欧说写大字报可以，还暗示她：“《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五·一六通知》”，聂元梓心领神会。5月25日，聂元梓牵头北大哲学系几位在社教运动中受到过批评的教师共同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这张大字报的语言杀气腾腾，火药味十足：“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 “ 你们‘ 引导’ 群众不开大会， 不出大字报， 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康生对这样的大字报给予了高度肯定， 认为“符合中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应该给予支持” ，并将这张大字报密报给了当时正在杭州为寻找“文革”突破口而苦思冥想的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大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内容。
后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这样评价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毛泽东还曾向康生说过：“5 月25 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聂元梓的大字报风靡全国， 一夜之间，她变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她的造反劲头开始排山倒海：揪“黑帮分子”、设立牛棚、抄家抓人、大搞武斗。周恩来曾经不点名的评价聂元梓： “ 北大有个女人， 很坏。”聂元梓的专横跋扈、胡作非为传到康生耳朵里，康生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 就是混蛋王八蛋， 也要支持。” 季羡林在晚年所写的《牛棚杂忆》一书中回忆起聂元梓的狂妄作为，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 为所欲为， 骄横恣纵。”“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 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一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
从打手到囚徒
事实上，聂元梓对周恩来的批评并不是完全不知，但她知道有人喜欢她这么做。江青、张春桥等人看准聂元梓专制横暴、报复心强的特点，决定利用聂元梓的“炮轰”本领，攻击常溪萍和上海市委。
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曾经担任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当聂元梓借助社教运动整陆平的时候，常溪萍保护了陆平，批评了聂元梓，聂元梓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张春桥准备搞垮上海市委时，江青便把聂元梓这尊“大炮”调来。在聂元梓“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的煽动和炮轰中，夺权运动全面展开，上海市委的工作陷于瘫痪，常溪萍也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去。
这个时候的聂元梓，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打手。由于与聂元梓等人并称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蒯大富提出了“打倒刘少奇”口号，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喜爱。聂元梓为夺回自己的造反派全国领袖地位，将斗争矛头对准邓小平和朱德。1966年11月8日，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还捏造“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 控制北大运动”，对邓朴方进行迫害，导致邓朴方跳楼致残。1967年1月，聂元梓召集各路干将，炮制出《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刊载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办的《新北大》报上。1967年4月，聂元梓被提拔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等造反派“五大领袖”，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两个月后，聂元梓被毛泽东派来的以迟群（8341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8341部队机要员）为首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隔离审查并被接二连三地批斗。当时给聂元梓的定的罪状主要是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聂元梓被迫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工宣队也没有对她作出安排。
1969 年11 月，刚当选为“九大”候补中委的聂元梓，被分配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夏天，她被允许回京治病。1971 年初，聂遭隔离审查。 1973 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1975 年转回到北大仪器厂工作。 1978 年4 月19日， 57 岁的聂元梓被捕入狱。1983 年3 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17 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 年。1984 年，聂元梓因患多种疾病，病情加重，于年末，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1986 年11月，监狱通知聂元梓，她被“假释”了。聂元梓出狱后，曾多处申诉，她认为自己无罪，希望能早日平反。
必要的思考
在距离聂元梓炮制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已有四十多年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评价聂元梓呢？与她有过来往的季羡林老先生说：“她寅缘时会，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一个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风报信，这一个女人就飞黄腾达起来，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热。我同这个人有过来往，深知她是一点水平都没有的，蠢而诈，冥顽而又自大。”也许，正是这“冥顽而又自大”使她深深陷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权利斗争漩涡，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她都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是可怜的，却也是可恶的。人们可以理解在特定历史背景中人性被迫的扭曲，可以理解一个群体盲动的时代个人的无可选择，但却不能理解聂元梓为何至今仍然不忏悔。如果她坚持一生都不忏悔，当她回忆起程贤策、陆平、常溪萍等直接或间接遭受她迫害的人时，如何面对自己曾经的罪恶呢？
圣经中有一句相当有力的格言：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不忏悔的聂元梓，害怕死后的审判么？
《文革受难者》中有一段话写得触目惊心：“看起来，文革好象是非逻辑的。但是实际上这一切有其内在的逻辑。检视往事，现在可以看出，一批人在参与迫害的同时，也铺就了迫害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们参与的迫害，不只是对一些个人的否定，而且是对法治、对程序正义、对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公民权利的根本否定。当一套可以超越法律置千万人于死地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当一批批可以充当打手的年轻人被准备好了，那么参与建立这套机构与准备这些打手的人自己也会被吞吃掉。”
聂元梓的一生注定是可悲的，其晚景更属凄凉。我们愿意把这样的话送给如今仍然活着、仍然不忏悔的聂元梓，愿她此生能够读得懂这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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