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上）
编者按：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虽然已经过了30多年，但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所引起的反响仍然值得我们回味。本文作者杨福云同志是当时宪法修改小组的工作人员，亲历了这场斗争的全过程，他撰写的这篇文章第一次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1970年3月，毛泽东建议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同时建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在1970年8月 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我作为修改宪法小组工作人员参加全会，经历了这场斗争。
毛泽东说：大家玩两天
8月19日下午，具体负责我们工作的李鑫（曾任教育部小教司司长、康生秘书，时为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所属毛选材料组负责人）通知：20日出差，跟家里打个招呼，带上换洗衣服、牙具等。去哪里没说。20日上午，车出中南海西门，将我们送到了西郊机场。我们乘的是伊尔18客机，这时是首长专机。飞机起飞后才告诉我们：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们作为修改宪法小组的工作人员，去全会各组旁听意见。雨中，在安庆换乘小飞机去九江。在九江下飞机后，我们即乘车上庐山。在小天池停留片刻，观看景色。然后，车直开驻地。
因为康生（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修改宪法小组工作，我们工作人员就住在离他驻地不远的地方。康生住东谷五号别墅（据说马歇尔曾经住过这个地方），与毛泽东住的美庐隔马路斜对。因为工作需要，把行李放下，只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就去看周总理住的地方和大会会场。晚上得到通知：毛主席说，大多数中央委员没有来过庐山，21日、22日让大家玩两天，23日全会开幕。我们作为普通工作人员，除了知道自己是来旁听对宪法修改草案的意见以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因此，21日、22日我们尽情地玩。21日，游了大天池、文殊台、石松、锦绣谷、仙人洞、花径、牯岭等处风景。22日，看了庐林湖、庐林大桥、含鄱亭、含鄱口、植物园，登上了五老峰。回到驻地，天已完全黑了。晚上，周总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叫我们准备一个修改宪法方面的材料。我们几个立即静下心，开始工作。
全会开幕前，我们几个谁也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庐山正酝酿一场大斗争，所以玩得很开心。不少中央委员比我们玩得还“疯”，有的去了汉阳峰（庐山最高峰，离驻地远）。
在大家“疯”玩的时候，有几个人在忙。8月20日，陈伯达（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叫人紧急查找“论天才’语录：“马上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天才的语录，查到越多越好。”这天下午，林彪、陈伯达谈了一个多小时。8月21日，叶群（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邀吴法宪（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李作鹏（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游仙人洞，再次向他们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商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议程、分组及在京值班安排等。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林彪提出，根据群众要求，还是设国家主席，实现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一元化。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设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毛泽东强调，这次全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林彪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散会后陈伯达又到林彪那里商量。
22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李鑫回来传达：全会明日（23日）下午3时在庐山大厦剧院开幕，议程三项，即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讨论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备战。我们修改宪法小组几个工作人员，听完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后，就回北京，根据全会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为 9月份召开四届人大做好准备。
林彪说：我要讲点意见
8月23日下午3时前，我们早早到了会场。我们几个还未近距离见过毛主席，今天是难得的机会。我们早到会场，坐在前面。出席这次全会的有155名中央委员、100名中央候补委员。时间过了下午 3时，中央常委还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直到3时45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才走上主席台。会场上爆发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坐在主席台正中间。他左边坐着林彪、陈伯达，右边坐着周恩来、康生。他们一就座，记者一拥而上，拍电影、拍照。强光罩着毛泽东，很快他就不耐烦了，打手势，叫他们赶快离开。周恩来马上示意记者，叫他们停止拍照，关灯。五位常委，都显得很严肃，谁都没有笑容。我当时想，中央全会理该这么严肃。毛泽东宣布全会开幕，然后说：今天谁先说，恩来，你报告一下议程。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周恩来传达完后，毛泽东问：还有谁讲？林彪说：我讲几句。毛泽东看林彪一眼，没有说什么。
林彪讲话，原议程中没有，我们感到意外。原来，下午3时常委们在小礼堂会议室集合。毛泽东问周恩来：“你们谁先讲啊？”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林彪要讲话，从来没说过，议程里没有，毛、周、康感到突然。周恩来、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毛泽东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林彪开始讲话。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指示。这几个月来，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关心的。这个宪法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国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都会是有影响的。”林彪开始讲话时声音不高，讲着讲着声音大起来。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他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说，胜利以后这二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他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发展出新的东西来。”他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笔者）不大起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得把脑筋骨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林彪讲话很长，讲了一个半小时，这里只摘引了当时最令我们震动的几段。
林彪讲话过程中，毛泽东沉着脸，明显地不高兴。周恩来、康生也无表情。林彪讲完，已是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对周恩来、康生说：“你们讲吧。”周恩来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毛宣布散会。
我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离开会场。一路上，修改宪法小组几个工作人员低声议论着：林彪说宪法修改草案把毛主席“国家元首”的地位肯定下来了，这不还是跟“国家主席”差不多吗！宪法修改草案上并没有这个意思。林彪说“最高的一声号令”，“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指什么人，肯定是权力大、地位高的，那只能在中央，指谁？议论到这些，大家心情沉重起来。
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我们都没有睡，等着给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记录的李鑫回来，看有什么精神。李鑫回得比较晚。他告诉我们，吴法宪提出明天上午要全体中央委员再听一次林彪讲话录音，进一步领会林彪讲话的精神，再进行讨论。主持会议的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好反对，就这样定了：明天上午听录音，下午开始讨论林彪讲话。我们一听，就提出：这不改变了议事日程和会议议程了吗？李鑫没有说什么，叫大家休息，明天还要开会。
24日上午9时，全体中央委员除五位中央常委外，再次集合在庐山大厦剧院，听林彪讲话录音。
叶群说：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8月24日晨，叶群将林彪的意思告诉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她说：“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她还向他们说了注意事项：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但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不提，以免被动；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要串联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会上发言；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感情。24日前后两天，吴法宪找王维国（时为空四军政委）、陈励耘（时为空五军政委）等人谈话，鼓励他们在小组会上讲设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联络人，进行布置。
8月24日，林彪为叶群的发言定口径，叫叶在中南组讲“天才，领袖，指针”，“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当天下午，叶群就是按这个基调发言的。
8月24日下午分组讨论。全会分六大组，即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我分在中南组旁听意见。中南组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和广州军区、武汉军区的中央委员，参加中南组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有叶剑英（元帅、军委副主席）、李富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蔡畅（前全国妇联主席）、黄永胜（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未参加前半段会议）、李作鹏、叶群、张鼎丞（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邓子恢（前副总理）、李四光（时为地质部部长）等。中南组组长是武汉军区司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曾思玉，广西第一书记韦国清、广东第一书记刘兴元、湖南第一书记华国锋、河南第一书记刘建勋为副组长。中南组因包括两个大军区，所以人多。当我走进会场时，不小的会议室已坐满七成，不一会儿就坐满了，只最里面一圈的沙发，还有几个空位。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委们在随便聊着，一些老同志许久不见，互相问候，气氛比较热烈、随和。
会议开始，湖南常德县一位候补中委首先发言，他主要讲常德县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各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接着，其他人发言，大致都是讲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成绩，是一般性的发言，发言都不长。会议进行了一段时间，李作鹏、叶群进来了。他们坐下后，召集人请他们讲话。于是，李作鹏发言。
李作鹏一开口，就带着浓重的火药味。他说：“宪法修改草案是经过斗争产生的，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他一说这些，会场气氛马上变得紧张。我一时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宪法修改草案从起草到修改，可以说每个字都经过了我们修改宪法小组工作人员的手，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什么斗争，“经过斗争产生的”从何谈起？至于“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宪法修改过程中，只有毛主席自己一再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我一无所知。我正紧张思考的时候，李作鹏越说越言辞激烈。他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我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第一次参加中央全会就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确实有点紧张。但我知道问题极端重要，就以最快的速度，尽可能把他的话记下来。
李作鹏发言完，叶群接着讲。她说：宪法修改草案是经过吴法宪、李作鹏同志同“他们”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结果。她大讲“天才”问题，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她引了许多条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称天才”的语录，连称空想社会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天才的语录都引了，极力说有天才，称毛主席为天才是有根据的。她也用了林彪好几段讲天才的话，然后煽动说：“这些话全国、全世界都知道，现在有人反对，我们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说着，掉下了眼泪。她举了不少“事实”，说明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她说：有人反对学习“老三篇”，有人下命令收《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有人反对举《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有人反对挂毛主席语录，把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的毛主席语录都摘下来了（这时有人插话：“真是反革命！”）有人反对突出政治，等等。她讲这些“事实”时，是一条一条说明的，所以发言时间很长，讲了一个多小时。她讲完，就散会，已过了吃晚饭时间。
听了叶群的发言，我冷静下来了。她列举的“事实”，有些讲的不正是周总理吗！我还清楚地记得，周总理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东北、西南组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当着林彪、周恩来发脾气，叫摘下他的像和语录，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周总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摘下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是针对林彪的！所有这些，叶群是知道的！她这里既是攻击周总理，又是对着毛主席的。至于宪法修改草案，是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多次讨论通过的，没听说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什么斗争，更何况“长期斗争”。李作鹏、叶群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头脑里画上了无数个问号！
各组起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24日晚上中南组的会，火药味儿很浓。组长和三位副组长先后发了言（很短），表示响应和支持李作鹏、叶群的讲话。副组长华国锋没有发言，并从第一排坐到了最后一排，和湖南另外两个人坐在一起。所谓“火药味”，主要集中攻两个人。一是指名攻张春桥，主要是讲上海是“反复旧”的根子，张春桥批评湖北省委领导人是错的，湖北的造反派就是按上海《文汇报》的调子反对省委负责同志的。二是不指名攻击周总理。他们说什么，有的人吃“洋面包”出身，不懂做工，不懂种地，不会打仗，是常败将军，在中央苏区执行王明路线，打败仗。这些话，不是说康生，康生吃过“洋面包”，但没有到过中央苏区，没有指挥过打仗；不是说陈伯达，他吃过“洋面包”，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打过仗；吃过“洋面包”的还有朱德，但这时半“靠边”，做不到“最高一声令下”；也不是说张春桥、江青，他们没有吃过“洋面包”，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指挥过打仗。与叶群下午发言中列举的“事实”联系起来就很明白，他们是在攻击周总理。这与“小联合舰队”的李伟信“9·13”以后交待的也是一致的。李伟信说，他们起草“571工程纪要”时，议论反毛泽东的策略，提出“清君侧”，认为应该清的头两个人是周恩来、康生，当时还有人在桌子上用茶水写了“周、康”二字。
散会后，我回到驻地时，宪法工作小组旁听意见的几个人都在，正在说各组的情况：
华北组（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北京军区的中委）很热闹，陈伯达带头，一些人跟着说。陈伯达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他说，宪法修改草案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他说，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是妄想，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人民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吗？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他说到这里，站起来，表演手舞足蹈的样子。汪东兴也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北京市的人都没有发言。有人动员倪志福发言，倪说：我有我的看法，到时候自然会说。
西南组（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中委）的发言，最尖锐的是吴法宪。他说，在这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其他的发言调子没有这么高。
西北组、华东组、东北组都不如中南组、华北组闹得凶。
我们正议论时，李鑫进来了。他了解了各组情况，然后去向康生汇报，并报告总理。庐山会议整个会务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庐山会议各组会议情况，通过几个渠道，随时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将重要情况随时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周总理自始至终是了解整个会议情况的。
8月24日晚上，林彪将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送陈伯达整理和修改。陈伯达说林彪的讲话“很好”，林彪“是个天才”。陈伯达把林彪原话中“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之类太刺眼的词句删去了，把“最高的一声号令”改为“上层一些同志的一声号令”，等等。
25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反映情况，说6号简报（华北组2号简报）问题很大。
25日上午，中南组继续开会讨论林彪讲话。会议开始前，有人说，华北组简报都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我们组的怎么还没出来？从会上的反映看，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华北组2号简报。上午的发言，主要对“那几个人”（一些发言者对被攻者的代称）展开了批判，有的发言目标明确，有的随大流，一般性地谴责。比昨天更深入一层的是，有的人提出要把“那几个人”揪出来，至少要送到乡下劳动改造。会议开了一会儿，叶剑英到会。这是叶剑英元帅第一次出席中南组会。他听了一些人的发言后，作了简短讲话。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看来党内确实有了不同意见。我不了解情况，政治局又没有开会。党内有了不同意见，最好是商量解决。还是按毛主席讲的，以安定团结为好。”叶帅的讲话虽短，但分量很重，等于明白告诉与会者：一，他不赞成这么干，要维护党的团结；二，这么干，不是政治局的决定。大概是叶帅讲话的作用，会场的气氛就没有那么激烈了。
25日下午，曾思玉没有参加中南组的讨论，会议由刘建勋主持。大概是中午人们看了华北组简报，下午，一些人的情绪又上来了，一些发言很激烈，对“那几个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会议开到后半段，在一些人的提议下，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是要求在新宪法中写上“国家主席”一节，大家鼓掌通过。第二项是要揪人，大意是：要求中央把“犯错误的人”调离中央，交全会批判，下放劳动。大家鼓掌通过。
中南组闹得挺厉害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像华北组那样挨批评呢？大概是：一因为中南组简报没出，没有造成华北组那样的影响；二因为叶群在中南组且是主要发言人，如果批中南组就主要是批叶群，就要涉及林彪，而当时毛泽东还要保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立即休会
鼓掌通过决议的中委们并不知道，这时，毛泽东正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五位常委外，还有各大组组长。会议在毛泽东驻地楼下召开。毛泽东从楼上下来，一边走一边斥责汪东兴：汪东兴，你不是要设国家主席吗？你去当好了。毛在会议室对大家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常委扩大会议决定：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中南组作的两项决议自然也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吃完晚饭，休息了一会儿，我就沿着东谷向下走，去中南组会场。我进会场时，会场里人还不多。我刚在记录桌旁边坐下，就听见中南组的记录人员郭世兴（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对另一位记录人员曾江（曾思玉的秘书）说，叶主任、李副总长来电话要他们自己的发言记录，叫从会议记录本上撕下来给他们送去。郭世兴叫曾江撕下来，曾江迟疑了一下。郭世兴看见我坐在旁边，就跟我说叶群、李作鹏要会议记录的事。我说：这可不是小事，中央会议记录可不能撕。郭世兴就叫曾江把记录本从头到尾编好页码，然后撕下来，并在记录本上注明：哪页到哪页是谁的发言，撕走了。郭说完，就和曾江到会议室另一头的记录桌上撕叶、李的发言记录去了。
这时，曾思玉走过来问我：“我们组的简报出来没有？”我说，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会务组工作人员，确实不知道。曾思玉就把曾江、郭世兴叫过来，说：赶快打电话问会务组，中南组简报出了没有，如果没有出，就不出了。一会儿，曾江、郭世兴报告，中南组简报还没有出。曾思玉如释重负地说：谢天谢地！这时，我还不知道下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知道叶、李为什么要撕发言记录，曾思玉为什么追回简报，但感觉到事情有变，一定是毛主席说话了。
人到齐了，曾思玉宣布开会，传达下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曾思玉传达不太清楚，给人的印象，确有人犯了错误，只是不要揪人。所以传达完了以后，有人说：虽然毛主席宽宏大量，但对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还是应该处理，不处理，想不通。曾思玉宣布，从明天起分小组讨论，什么时候大组讨论，听通知。25日晚上中南组的会没有开多久就散了。
回到驻地，我们就向李鑫汇报。汇报完，李鑫觉得叶群、李作鹏叫工作人员撕中央全会的正式会议记录，性质很严重，就带我到康生那里汇报。康生听了我的汇报，又问了一下情况，就拿起电话向周总理报告。总理问谁汇报的，康生答：“杨福云。”康生放下电话，对李鑫和我说：“总理马上报告主席。”我还汇报了上午叶帅的发言，康生显得很重视，说：“叶帅有这样一个发言！”我说：“是的”。汇报完了，我们回到驻地，谈各组传达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有的组传达得清楚，有的组传达得含含糊糊，到底有没有人反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人反对毛主席，没有说清楚。
8月26日上午，我到广东小组听会。广东小组人比较多，包括广州军区和广东省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看来，广东小组的中委们，对昨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还不大了解，发言者的思想、情绪还停留在25日晚上以前的状况。有的发言者情绪很大，言辞激烈。他们反复讲，不处理“犯错误”的人想不通，提出来要揪人，至少要让“那几个人”下乡劳动改造。会议基本上按这个调子，开了一上午。在这次小组会上，一些人的发言重提中南组会议上发言的内容，“不点名”地点了周总理的名，直接点了康生的名。
8月26日、2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吴作检讨。28日吴法宪报告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又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26日以后，我再也没有到各小组去听会。李鑫通知我，毛主席、周总理要看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的发言，叫我把我记录的他们的发言整理出来。（正式会议记录，记得太简单，且被叶群、李作鹏撕走了。）他们的发言很长，整理了两天。整理好以后，写上记录人的名字，送上去了。
8月29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着重讲团结问题。周恩来说：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8月25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以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会上，陈伯达、吴法宪作了检讨。
（未完待续）
来源：《中国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