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谈高岗、饶漱石事件
摘自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高岗、饶漱石事件是建国初期中共党内的一件大事，从五十年代至今，中共对这一事件的说法基本没有变化。对此事件，陈伯达有自己的看法。
在历史上，陈伯达与高岗曾经有过几次接触。在延安时期，两人都曾是陕甘宁边区国民参政会的常务参政员；1950年3月毛泽东访苏回国途中，让陈在东北稍事停留，在此期间，高岗曾让陈帮助修改他的一篇文章《荣誉属于谁》，此事在陈倒后被说成是陈参与高岗的反党活动的罪行。陈迫达说：“让我在东北停留，帮助高岗处理一些问题，修改一些文件，本来是毛主席的意思，我又怎麽能拒绝帮助高岗修改文章呢?”
还有一次接触：是1952年2月，受毛泽东的派遣，陈伯达曾去东北了解五反情况。为此，毛泽东给高岗专门写了一封信（此信已收录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227页）：
高岗同志：
为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
去长春哈尔滨两处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到后
请你给他以指示。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陈伯达与高岗的来往，都是在毛泽东指示下进行的工作性质的来往。
陈伯达这样述及高岗饶漱石事件：
“高饶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这件事处理得并不好。因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同志个人，并不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应当把反对某一个领导同志当成反党。实际上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动不动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
“高岗反对少奇同志：在中央内部实际上是公开的，他跟很多同志都谈过他对少奇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对少奇的天津讲话有意见。他随身带着那份油印的天津讲话，也曾拿给我看过，都已经皱皱巴巴不成样子了，他却当成宝贝一样存着。
“高岗这个蠢家伙，他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反对少奇同志，一看他的意见行不通，大家都不赞成，他回家后就拔出手枪要自杀。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就派人把他看管起来了，不许他出来。他看自己已经被关起来，不久就服安眠药自杀了。
“高岗历史上就有过一次自杀的企图。他在延安时曾跟我谈到过。1935年中央代表朱理治打击他时，他很沮丧，一次他跑到苏区边界。四顾茫茫，感到自己处境狠狈而又无力摆脱，曾想自杀。
“高岗和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对革命是有功劳的。高岗过去打过仗，但他文化不高，实际上只是个草包，不值得把他的问题搞得那样严重。高岗倒了以后，西北的一些同志是有意见的。如何团结西北的同志是一个问题。我在一次和毛主席谈话时谈到：‘我曾看到邓小平同志讲群众路线的一篇文章，写得不错。讲功劳么，大家都有一点。高岗有，邓小平也有。邓小平过去也在西北工作过，可以团结西北的同志。’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做过政治工作，西北有些干部是从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出来的。我和毛主席谈话以后不久，中央就发表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实际就是总书记，只是那时还没有用这个名称。邓小平同志代替高岗过去的地位，与我和毛主席的谈话，是有些关系的。但是小平同志到中央以后，经过一段接触，我又有些后悔，觉得他架子大，很不容易商量问题。
“高岗、饶漱石的事情出来以后，一些过去和他们关系比较好的同志，对他们的家属给予了照顾。高岗的孩子得到习仲勋的照顾。饶漱石的一个孩子由张鼎丞同志接到家里一起往。
“高饶事件也错误地牵连了一些干部。潘汉年同志的案子就是揭发饶漱石时：把事情扩大化搞出来的。潘汉年同志历史上曾受饶漱石的领导，他任华中局情报部长时，饶漱石是华中局的书记，有些秘密工作方面的事，他向饶漱石报告过，但没有向陈毅同志报告过。陈毅同志和饶漱石历史上就不和。饶漱石倒了以后，潘汉年在华东局的会议上检讨了过去秘密工作中的一件事，陈毅同志听后马上说：‘你的问题很严重，要立刻报告中央’。中央接到陈毅同志的报告后，很重视，决定立案调查，就把潘汉年同志关起来了。
“把高饶的问题作为敌我问题来处理，其历史的效果是不好的。总之，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当时如果把高饶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就会比较妥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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