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论”进入中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和它的发现者都受到赞誉。然而，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中国紧跟“老大哥”其后，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攻击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中国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最初受苏联的影响。但是，在苏联已停止批判的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相对论的批判，却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愈发激烈。
1965年，《中国青年报》开展了一场是否应该“又红又专”的讨论。一部分人以爱因斯坦为论据，认为，一个人即使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为了反驳这种观点，4月，中国科学院的两名人士撰文说：爱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阶级和政治的科学家。事实上，正是爱因斯坦建议美国制造原子弹，使之成为美帝国主义手中一个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国家和人民的砝码。这场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以至于钱学森也受约写了一篇讨论文章，同样用“原子弹”一例，来说明爱因斯坦并未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
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成为自然科学界批判运动的第一个突破口。这场批判运动首先由一个来自湖南醴陵中学的数学教师引起。1967年，这个老师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宣传他的关于“场论”的“革命性理论”。他以“京区场论小组”的名义印发了一篇论文，以毛主席语录作为理论依据，批判物理学中关于场的理论。相对论被批为“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完全违背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物质的矛盾运动规律”。这篇论文引起了中科院革命委员会的重视，表态予以支持。
1968年3月，中科院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在成立伊始，便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并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
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相对论的“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了增强说服力，此文引用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的“错误”。
这篇文章被上送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与此同时，学习班更积极地收集材料，酝酿和撰写后继文章。
第二篇批判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在1969年8月问世。该文提出了一个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这个论据如此“有力”，本来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也不敢再为其辩护，因为：谁要替相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的卖国贼。
两个月后，《相对论批判》完成，并散发到全国各地，鼓励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中央文革小组多次指示部署，并准备在《红旗》上公开发表。
因对这一批判公开发表的后果没有把握，1969年秋，时任中科院负责人的刘西尧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除了“学习班”的代表，受邀与会的还有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也在被邀请之列，但他拒绝参加。
钱学森婉转地说：“鉴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恐怕我们应该对此事慎行。”吴有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如果我们发表了，将会成为一个笑柄。”竺可桢、周培源等人都反对发表该文。
1970年，这场气势汹汹的批判运动的阵地转移到了上海，成为姚文元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的重要任务。批判相对论运动持续到1976年，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大部分充斥了毫无科学依据的夸张“梦呓”。
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