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是一部有价值的着作。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陈伯达在晚年对儿子回顾了他的一生。与一般回忆录不同，陈伯达的回忆有明显的辩诬倾向。在中共政治斗争史上，被打倒再获平反的人不计其数，但被开除党籍、判处徒刑的人却不多。陈伯达沾上了“文革”的“光”，升为党内第四号人物，由于“文革”的不得人心，陈伯达就很难像其他高级干部一样获得平反。因此，读一读这种特殊状态下的回忆录，还是很能得到启发的。
实事求是地说，陈晓农为这本书下了相当大的工夫。他不可能像官方史学家那样在组织的帮助下获取资料，而是对照父亲的口述，凭自身努力寻找相应的历史资料作为对照，因此使许多人们不太清楚，甚至被误导的史实得到了澄清。此外，作为当事人及其亲属，在回顾中共非同寻常的党内斗争史的时候，也难免有所讳，有所避。立场决定观点，不足为怪。本文试图对陈伯达最后的口述作一个分析，看看他说的哪些是真的（别人说的是假的），哪些是不真实的，或者是不完全的。
真的：“双百”方针最先是陈伯达提出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文艺方针。可惜的是，这个方针基本没有真正得到施行。不过，陈伯达在他的口述回忆中提到，“双百”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这个说法是真的。
1953年，陈伯达与毛泽东在香山有一次长谈。关于文化发展方针，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提出：“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一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0-491页）
之后，毛泽东在当天的同一会议上说：“陈伯达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文艺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此次会议之后，康生在一次于怀仁堂举行的党外人士会议上，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陈伯达认为既然毛主席已经将此作为党的文艺方针，就不能再说是陈某提出的，当即写条子予以纠正。
1956年5月13日，即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后的半个月，刘少奇在北京大学讲话：“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就出现了。它作为口号是首先由陈伯达提出的。后来毛主席改进了它，并把它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有许多事情并不是毛主席首先想到的，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
有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在1956年分别发表讲话为证，陈伯达说是自己首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当是真实的。陈伯达写条子纠正康生的话，也不是谦虚做作，而是有道理的。陈伯达提出口号，毛泽东予以肯定，党中央作为文艺方针推行，“版权”就不能归于陈伯达。正如刘少奇所说，许多事情都不是毛主席首先想到的，但他“加工改造了它们”（《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22-128页）
真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出自陈伯达之手
1956年的中共八大，陈伯达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及其决议，胡乔木负责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刘少奇主管前者，邓小平主管后者。
八大政治报告是预先准备好的，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起草却很仓促，是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1956年9月27日下午将要表决政治报告，陈伯达还在推敲内容。八大政治报告中本无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陈伯达在起草政治报告决议草案时却想加上主要矛盾的内容。他先是写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显然不够精练，到了27日上午，陈伯达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到了列宁的一段话，于是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修改好的稿子已经来不及给毛泽东看，下午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并获得通过。陈伯达说：“那天的会上，叶飞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就在毛主席的后面，我坐的位置是靠侧面。会后叶飞告诉我，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叶飞讲的情况应当是可信的，他当时坐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
三天以后，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中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主要矛盾。
人们常说毛泽东轻率推翻八大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决议，岂不知这个主要矛盾的提出和通过也很“轻率”。
1973年，十大政治报告，谴责刘少奇、陈伯达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矛盾”的观点“塞进”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实际上，这件事只由陈伯达一人负责。奇怪的是，胡乔木到了1989年，仍然认为这个“塞进”是陈伯达的一大罪状。（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但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经肯定了八大决议对主要矛盾的表述。在1981年的这个决议中，“文革”部分只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和张春桥四人的名字，地位仅次于林彪的陈伯达却不在其列。中央派人通知陈伯达，这是对他的区别对待。陈伯达说这是胡耀邦主持公道，并认为这个“区别”主要源于对八大政治路线的肯定，并间接肯定了他“塞进”的功劳。
但到了2003年，胡绳却在所有当事人都去世以后宣称，八大决议是谁写的，谁的主意，是“悬案”。（《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八大悬案”释疑》）其实胡绳的文章间接证实了陈伯达是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起草人。如果这个事情是刘少奇、邓小平甚至是胡乔木、田家英办的，党史专家胡绳绝不会说这是一个“悬案”。再说，这么重要的文件，底稿应当在。
不过可以看出，1956年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涉及主要矛盾这样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陈伯达一支笔就定了，事后也没有追究责任，这在1957年以后是不可能的。
陈伯达说，八大选举中央委员，在按得票多少排列的当选名单中，陈伯达在九十多名中央委员中排第十一位。这肯定是真的。“笔杆子”没白当。（《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30-140页）
真的：陈伯达主动参与“倒张”
因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结怨，也导致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的不满。最显着的一点就是，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者之一，建国以后许多重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陈伯达竟被排除于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之外。1970年3月8日，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人事工作；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陈伯达作为中央常委，党内第一“笔杆子”，竟然在这三个小组中完全没有位置，是很奇怪的。与此同时，陈伯达被支到河北调查“工业生产建设问题”，免得在北京碍手碍脚。此时距九届二中全会还有五个多月。
陈伯达就是在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中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他堂然坐在主席台上的五位常委席位上，与会的人却不知道陈伯达已经成了段可有可无的“盲肠”。
陈伯达回忆：“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着，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后出来，大会开了。原定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突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法草案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这个说法是一个孤证，再没有他人证明毛林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进行过单独谈话，且存疑于此。但林彪的讲话显然令陈伯达很开心，他完全可以听得出林彪的矛头所向。
“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去主动求见毛主席了。”既然陈伯达已经被弃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之外，毛泽东不见他也就不足为怪。
陈伯达对林彪的报告心有所感，又跑去向林彪打听保险系数，并且“愚蠢至极”地相信了。这个相信既有当时所有人对“林副统帅”的尊崇因素，也有一拍即合的心理作用。至于林彪的讲话毛泽东事先是否真的知道，不是陈伯达能够求证的。
从林彪那里出来，陈伯达去了“军委办事组几个人”那里，“议论江青一阵”，他们要陈伯达找一找关于“天才”的语录。“我答应给找。此事我做得很卤莽，因为上山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
不仅如此，陈伯达还主动打电话给叶群，要求把林彪的讲话记录拿给他整理。陈在口述回忆中说，这“当然是想给林彪抹粉”。抹粉，既可以取悦于林副主席，又可以打击对头张春桥，而毛主席事先也知道，何乐而不为？陈伯达说：“我没有看出林彪和毛主席的关系已出现了裂痕。”议论江青，找天才语录，为林彪整理讲话，说明陈伯达完全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主动地“卤莽”地参与到攻击江青、张春桥的行列之中的。陈伯达上山之前，没有这个念头，也没有人和他“策划”什么。
在华北小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和汪东兴发表了鼓动人心的讲话。陈伯达说：“实际上，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是针对张春桥的。简报中措辞最尖锐的话，如'把人揪出来'等话，并不是我说的，而是汪东兴说的。这个简报在发出之前，我没有看过，更没有修改过，但追源祸始，我是有责任的。”
事发后，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怪陈伯达官做大了，不去见他，陈伯达不好解释。毛泽东批评陈参加“军事俱乐部”，陈表示愿意作检讨。毛泽东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还问陈伯达，叶飞、吴冷西、胡绳都在哪里。这是陈伯达最后一次单独面见毛泽东，并且心情不错。回去之后，陈还到处为毛打听那几个人的下落。
毛要陈找过去共事的人谈一谈，陈伯达就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把他带到康生处，江、康、张、姚对陈伯达冷嘲热讽了一番。江青说：“你们名义上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
人称陈伯达是老夫子，确实不错。他从江青那里回去，又去找军委办事组的人谈话。他认为这也是毛主席的指示。陈伯达把和江青等人的谈话也告诉了那几个人。
陈伯达说，他在庐山上的检讨稿子是周恩来和康生帮他写的。这很令人意外，但很可能是真的。康生口授，陈伯达记，周恩来把关，甚至代陈伯达宣读。陈伯达说：“在我作检讨的会上，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会后陈伯达对周恩来表示感谢。周说，你感谢康生好了。一边的康生说：“不要怕丑。”
陈伯达说的应当是真话。他倾向于支持林彪的发言，主动参与对张春桥一伙的攻击，都是从他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出发的。陈伯达的下列言论，虽然很难置信，但也有道理。他说他不知道毛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六次批示，因为他不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并被排除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之外，上庐山之前多数时间在河北，没有看到那些批示。陈只听毛说：“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74-383页）
假的：陈伯达在冀东案件上是冤枉的
1967年到1969年，陈伯达分工华北的“文革”运动。在“文革”后的特别法庭上，陈伯达被控的罪名之一是其造成冀东地下党冤案，导致8万余干部群众被迫害，其中近3000人死亡。
1967年12月，中央要陈伯达和李雪峰、郑维山等到河北各地了解情况，准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在唐山，当地汇报了冀东党组织的问题。陈伯达听了后就在会上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此话一出，包括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在内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都变成了国民党和叛徒。
当年在法庭上，审判长曾汉周对陈伯达宣布：“冀东这件事，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你讲话起了作用造成的。”陈伯达答：“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多年以后，陈伯达在他的口述回忆中喊起冤来了：“我离开唐山以后，也从来没有人向我报告过唐山发生的事，连一个案子也没有听说过。”“当地瞒着我搞了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情况，但河北省和唐山市的负责人总应该知道情况，总是和这事有关系的，可是法庭好像也没有问。这么大的事，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审判时，这个案子最冤枉了。”（《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31-333页）
陈伯达喊冤的理由是：第一，冀东党是怎么回事，他本不知道，“有人”对他一说，他就信了，并且在会上讲了。第二，事后没有人再向他汇报此事的进展，他也没有再过问处理结果。造成如此严重后果，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冤喊得没道理。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时在地方讲话，是有权威的。他说冀东地下党是国民党和叛徒起作用的党，就给冀东地下党定了性。向他汇报情况的人当然有责任，但陈伯达的认可却是决定性的。有了“中央文革”的尚方宝剑，就能为所欲为。陈事后不再过问，并不能免责，反而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如此轻率地为一个地区的历史问题定性，简直就是草菅人命。怪不得为陈伯达辩护的律师说，当年审判时，陈伯达最担心冀东一案会导致他的死刑。如果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都感觉“最冤枉”，那些因为陈伯达的轻易定性且在事后又不闻不问而被整死、整残的无辜干部群众，又该如何？
假的：陈伯达支持保定两派联合
保定地区是“文革”中派性最严重、动乱时间持续最长的地区。当时对立的双方，北京军区代司令郑维山和驻保定地区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猛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而陈伯达在保定“文革”前期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小视的。他作为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处理华北问题，也涉及了保定。
陈伯达在口述中说，在保定，三十八军招待他，吃得很好。但省军区支持的一派组织缴了枪，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却有武器，“我很生气。批评了他们”。“本来，我一路上都是强调两派联合的。我的讲话也难免会有错误，那时候情况那样乱，那样复杂，要一句话不讲错也难，但我的目的是要使局势尽快稳定下来。我当时和北京军区的同志接触比较多，看法上会受些影响。”（《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33页）
这些话说得有些隐晦。首先要搞明白，陈伯达说的“省军区支持的一派缴了枪”，是真是假；还要搞清楚他是否“一路上都是强调两派联合的”。这些事情有答案了，陈伯达关于保定问题口述的真实性就可以判断了。
当年，三十八军和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有矛盾，而北京军区是赞成省军区立场的，北京军区的态度又是与陈伯达一致的。保定的“文革”历史相当复杂，简单说，就是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后，当时的北京军区支持了一派，将另一派打成反革命。而1967年2月从东北调来保定的三十八军却根据中央发布的十条命令（总体精神是，军队不能把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定性权归中央；对两派群众组织要多做思想工作，促进联合），力主两派联合，因为三十八军没有历史包袱。但省军区始终不愿意真正承认另一派的合法地位，因此造成对立。
陈伯达说的那一派果然缴枪了吗？1969年4月九大期间，正是这一派组织武装占领高碑店火车站，造成京广线中断数十小时的严重事件。周恩来通过郑维山命令三十八军迅速夺回高碑店车站，限时恢复京广线。1969年4月24日，奉命赤手空拳执行任务的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用语录宣传战加突然袭击的方式，近身搏击制伏歹徒，打通了京广线。一一二师一名排长、一名战士中弹牺牲。（《猛志常在--王猛将军传》，原委着，香港北星出版社第74-75页）“文革”后，陈伯达说该派组织没有武器，还有人说该派组织是拥护省委的“保守派”。有这么“拥护”法的吗？
经过“支左”部队的艰苦工作，保定对立两派同意于1968年1月1日宣布大联合，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1967年12月29日，陈伯达到了保定，这就是他口述中说的，三十八军招待他很好的那一次。他住在三十八军军部，接见了省军区支持的那派组织，但拒绝接见另一派组织。因为三十八军主张两派联合，所以这一派就被认作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在该派群众到三十八军军部门口请求接见时，陈伯达一行从旁门匆匆离开，直奔石家庄。不知为什么，这样的行动被陈伯达自己说成“一路上都是强调两派联合的”。
陈伯达离开保定，立即宣布保定一派群众组织为“刘邓路线的产物”，“反动思潮集团”，三十八军和省军区共同努力促成的两派大联合毁于一旦，武斗风潮再起。此时，三十八军与省军区联合声明支持两派大联合的布告已经印好，只待公布散发。陈伯达讲话改变了形势。河北省军区于1968年新年过后发表声明：“1月2日和4800部队（三十八军）发出关于进一步促进保定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联合声明，是陈伯达首长和郑维山首长在邯郸谈话之前签发的。关于两派都是革命组织的提法，是不符合陈伯达首长和郑维山首长一系列指示精神的，也是不符合保定实际情况的。”（《猛志常在--王猛将军传》第53-54页）
省军区宣布联合声明作废。杨成武奉陈伯达之命要三十八军做检查，检讨对伯达首长不尊重的骄傲自满错误和路线错误。（《猛志常在--王猛将军传》第61页）除非有证据说河北省军区的上述声明违背了陈伯达和郑维山的意志，是自作主张之举。否则，陈伯达不赞成保定两派联合，不承认保定两派都是合法群众组织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这与陈伯达自称的“一路上都是强调两派联合”，“我的目的是要使局势尽快稳定下来”完全相反。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大概陈晓农也意识到父亲在这个问题上说得不太清楚，于是作了许多推演。他说三十八军是林彪的部队，陈伯达和三十八军对着干，所以没有好下场。至于三十八军为什么敢于和陈伯达对着干，陈晓农猜测是毛泽东觉得陈伯达“可疑”，跟人“打了招呼”，三十八军所为是“打招呼”的结果。陈晓农还说，毛泽东看到陈伯达与北京军区关系太好，所以在1969年将二十七军从南方调到石家庄，为打倒陈伯达作准备。“毛泽东吸取了武汉事件的教训，要避免在倒陈时出现麻烦”。（《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36页）
我看，陈晓农在这里把自己的父亲看得太重了。为了打倒陈伯达，提前一年多就调动好几个野战军，也有些太小题大做了吧？
倒是陈伯达说得到位，他和北京军区领导接触比较多，“看法上会受些影响”，“一句话不讲错也很难”。这是实话。北京军区把陈伯达当做“支左”的靠山，一方面是政治上保险（至少当时如此认识是正常的），另一方面陈伯达的主张和他们的一致，或者说他们的主张为陈伯达认可，一拍即合。
1969年4月高碑店事件之后，周恩来对三十八军有很好的印象。自当年夏天起，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保定问题由三十八军全权负责，其他各方不许插手。这个“各方”，不仅包括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也包括了陈伯达。（《猛志常在--王猛将军传》第58页）所以陈伯达在口述中说，他虽很想促成保定问题的解决，但中央却不让他管了。陈晓农的说法是：“中央既不让他再去保定，也不派其他领导人去解决保定问题。”（《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35页）
至少可以说，陈伯达在河北和保定“促成两派联合”的自我表白证据不足。
假的：邓小平当中央秘书长是陈伯达的推荐
陈伯达说，邓小平1954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因为他的推荐。陈伯达称，高岗倒台后，西北的同志有意见。此时他向毛泽东推荐邓小平，说邓小平有一篇写群众路线的文章很好。“过去邓小平也在西北工作过，可以团结西北的同志。”邓大革命时期在冯玉祥部工作过，西北有些干部是从冯的部队中出来的。“我和毛主席谈话以后不久，中央就发表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代替过去高岗的地位，与我和毛主席的谈话，是有些关系的。”
且不说陈伯达是否对毛泽东说过那些话，陈的表述却有两个重要疑点：其一，毛泽东起用邓小平能够安抚因为高岗倒台而不满的西北干部吗？谁都知道，邓小平是倒高的重要人物，用他来安抚西北干部是南辕北辙。其次，凭邓小平在冯玉祥部工作过的那一段时间，就能代表西北干部吗？1926年冯玉祥邀请共产党人到西北军做政治工作，邓小平从苏联回国，于1927年2月到冯部工作，但并不是主要负责人。不到一年，邓就因为在集会上高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被冯玉祥囚禁，而后“礼送出境”。 历史上西北从来不属于邓小平山头。
陈伯达表过功后又说：“但是小平同志到中央以后，经过一段接触，我又有些后悔，觉得他架子大，很不容易商量事情。”（《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20-121页）显然，陈伯达在这里说的“后悔”是指他不该向毛泽东推荐邓小平，既发泄了对邓的不满，又为自己添了资本。
毛泽东在解决高岗问题的过程中，起用的就是陈云和邓小平。培养邓小平是毛泽东已有的思路，陈伯达即使向毛泽东推荐过邓小平，也不大可能是邓小平被起用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陈的“后悔”充其量是不该为邓小平说好话而已，并不能左右邓小平的升迁。说毛泽东起用邓小平是为了平衡西北山头的不满，是因为陈伯达的推荐，是牵强附会之言。
读历史着作，特别是人物回忆，有作者亲历的生动详细一面，也有因个人立场和利益原因取舍不当的一面，还有因时间久远记忆偏差的一面。我们不能不重视个人回忆，又不能全盘接受个人回忆，更不能从个人好恶出发，认为“坏人”说的都是假的，“好人”说的都是真的；符合自己看法的都是对的，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都是错的。更有甚者，是一味追捧推翻现有定见的言论，热衷于一鸣惊人的观点。这些都是读史和研史的大忌。
最恰当的办法就是将个人回忆与其他相关的历史资料加以对照分析，冷静地作出尽量符合客观事实的判断。用这种方法读陈伯达的回忆，这部包含着真真假假内容的着作就成为很好的历史教材。从这个角度讲，书没有好坏，只有读书方法的正误。
(相关简介：俞虎,自由撰稿人,现居深圳，着有《告别元老》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