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1904年－1989年），福建惠安人，中国共产党政治人物。他曾是毛澤東身邊最重要的舆论发言人，后来更被视为文革前期除四人幫之外的「第五號人物」。
陈伯达生平
陈伯达於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1926－1927年间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战争，后去莫斯科工作。1930年他返回中国，在北京教书，1937年去延安。
陈伯达在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写了政论文章——《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此两篇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共党内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泽东思想最高传达者的地位。1958年，陈伯达开始担任中共党刊《红旗》杂志的主编，成为毛泽东的权威发言人。
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被指充当林彪势力的主要成员。但在1971年庐山会议上，他因为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论”问题上的公开舆论鼓动而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此他便从中国大陆政坛消失。部分學者認為，他為毛澤東與林彪相互鬥爭下的犧牲品。*
文革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但他很快由于健康原因获释，直到病终。
1904～1989） 福建惠安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
陈伯达，又名陈尚友，曾用名王通、曲突、陈志梅、周全、梅庄、史达、王文殊、陈万里等。1904年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一个“四代书香”的破落家庭。据有关资料介绍，他的曾祖父是进士，清朝刑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乡进士、惠安县文峰书院院长，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庭破落了。其家庭71人，有乡进士、秀才、官吏、特务、宪兵、保长等23人。其中有四人被镇压、一人被管制、一人被监督劳动，11人在台湾和海外。
陈伯达20岁时出外闯荡江湖，他曾和叛徒陈文总、大批发商林绍平结拜兄弟，按年龄，以“松、竹、梅”为序，他排老三，后来他在名字中有“梅”字，可能由此而来。
1925年，陈伯达在厦门经黄振家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投身于革命，不久后到上海读书，和康生是同学。当时的上海大学校长是于右任、总务长为邓中夏、教务长为瞿秋白。他曾在上海《洪水》杂志发表过一篇反共文章。此后，他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又回到厦门，同国民党右派梁龙光、黄振家等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926年国民党的右派和左派（主要是共产党），进行组织复杂的斗争。陈伯达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围攻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农民讲习所的特派员罗明。陈伯达曾说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败，……中国共产党是个‘卢布党’。”
1926年陈伯达经张余生介绍到张贞独立六十四师担任过秘书。同年冬，陈伯达又进入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担任秘书，还兼任何应钦在福州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的政治教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国民党“清党”，陈伯达被通缉，张贞给他1000元钱，派人将他护送上船，一直到上海。
陈伯达自己说他由陈明和张余生介绍，1927年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陈伯达被捕，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向张贞的亲属、军需员张达卿写信求救。张贞出款2000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到北京活动，经原东北军少将邰斌山的关系，陈伯达办了出狱手续……
陈伯达，在白区工作，曾任北方局宣传部出版科长、宣传部长。1937年2月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1937年9月从北平到延安，开始不被重视，仍担任10年前的职务——宣传部出版科长。1938年6月，陈伯达托王明把他写的《三民主义概论》一书带到重庆出版。书中极其错误地对北伐前夕的蒋介石做了过高的吹捧，毛泽东发现后对他进行了指点。
陈伯达与毛泽东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39年春调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工作，成为毛泽东的秘书。1943年7月10日陈伯达经毛泽东主席的授意和修改，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评〈中国之命运〉》，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做了抨击，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而陈伯达也因此出名。
陈伯达，这个貌似迂腐，甚至连话也讲不清爽，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人，其实是个大奸似忠的大大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1949年12月，陈伯达跟随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前，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祝寿文章，称斯大林为“世界最伟大的人物”、“天才导师”，称毛泽东为“斯大林的学生和战友”。若干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则称毛泽东为“世界最伟大的人物”和“天才导师”，而林彪为“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这是耐人寻味的。陈伯达在访苏期间，为取悦于斯大林，哗众取宠，喧宾夺主，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56年9月28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7月到8月中旬庐山会议，陈伯达弄错了风向，险些翻车，他很会投机取巧，从反“左”急转弯，跟着“反右派”大批彭德怀，大骂彭德怀参加革命“是来入股的”，说他“有军阀习气”，有“反骨”；就是这个陈伯达，他曾毛遂自荐，主动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几何时，黑白颠倒，“文化大革命”中他批这本书“反动得不能再反动了”；1964年他欣赏推荐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后又大批《桃园经验》；又是这个陈伯达，开始没有挤上批判《海瑞罢官》那班车，他几次去找江青密谈，求情“入伙”，这才成了江青的一员“大将”。
“文化大革命”伊始，这个很会钻营的陈伯达，投靠江青、康生，也真的扶摇直上，显赫一时：他起草《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8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接管《人民日报》，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杀气腾腾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在全国从“破四旧”开始，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使多少干部群众无端受到诬陷、迫害；7月27日至30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伯达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了第五号人物；他伙同江青、康生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诬陷陆定一。他在唐山一句话，就可以使上万人挨批斗，几千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他还可以把几十年前的传闻拿来栽赃陷害朱德、陈毅、刘伯承等元帅。……为了篡党夺权，他尾随江青，干尽了坏事，可谓嚣张一时，疯狂至极！直到兵败庐山。
陈伯达投靠江青，后来渐渐失宠，在党的“九大”前夕，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加深，以致被冷落。他及时窥测风向，决定另攀高枝，改换门庭，于是又是送礼又是求情，跑到毛家湾向叶群献殷勤，投靠了林彪。陈伯达于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密切配合林彪大造“天才论”，搞“和平过渡”篡党夺权阴谋的罪恶活动，为林彪助威，提供“炮弹”，炮制“天才语录”，第一个被捉，翻了车，倒了大霉。1970年10月18日被软禁、审查，不久，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陷入没顶之灾。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摔死后，陈伯达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后因病在病房中监护。
陈伯达这个投机分子，大大野心家，过去在向他的一个同乡吐露心曲时说：“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陈伯达的一生和他的罪恶道路，大概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