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后，毛泽东原本准备在政治、思想，组织上全面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实现所谓的"天下大治"。但是，这一过程很快就因文革派营垒的严重分裂而进行不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权争。
毛泽东与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成仇，最后彻底闹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结果两败俱伤。林彪固然死于非命，葬身异国荒漠：但毛也不是赢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一蹶不振，面对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终日困坐愁城，悒悒而终。
这一场宣告文化大革命破产的轩然大波，最初是从文革中抛起的林彪、江青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的。林、江分别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所依靠的左膀右臂。双方本来既无渊源，也没有什么交情，只是为了斗倒刘少奇，才集合在毛的麾下，在政治上结成同盟，互相捧场肋势，一度打得火热。然而，即使是在双方关系的蜜月时期，实际上仍是貌台神离，各自想拳经，不断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演成日后文革营垒的分裂。
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
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换得一个"接班人"的空头街。林彪既不满这种状况，对文革运动也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认为今后还是要抓国家的经济建设。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却与毛的想法相左，由此酿成一场风波。
同周恩来相比，林彪是共产党政治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另一类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他不但打仗精明，曾为打下红色江山立下大功，而且在政治上也工于心计，对毛泽东为人的揣摩入木三分。建国伊始，林彪就有意不问政事，推说有病，婉拒了毛要其挂帅出征抗美援朝的打算，被发了"转业费"。当时，林彪曾一度动过到偏远省份当个地方官的念头，随后发生的高饶事件，林彪险些卷进去，更是让他深感政治上的凶险和毛泽东的翻覆无常。此后，林彪索性托病不出，闭门索居，韬光养晦，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尽量避开政治旋涡以自保待时。
然而，林彪的命运注定是要被卷入政治旋埚之中的。他的韬晦之术自然瞒不过经验老到的毛泽东。作为多年来精心培养，一手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毛当然不会让林彪超然政治，独善其身，为此曾在私下里敲打过林彪，让他克服身上的"暮气"。在毛的政治盘算中，林彪这颗棋子迟早是要派上用场的，不过当时主要还是针对彭德怀的。
还在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就被毛提名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样一来，林彪这个军中"老三"在党内的地位一跃而超过彭德怀。毛此举的用心，多被世人所忽略。实际上，毛这时已经在暗中打彭德怀的主意，企图用林彪来挟制乃至取代彭。彭本人当时也有所觉察，曾主动提出辞职，被挽留下来。可惜彭大将军去意不坚，否则当时激流勇退的话，或许是会逃过庐山一劫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一直在韬光养晦的林彪有意托病不去，在一旁静观，会议中间，他被毛泽东紧急召上山来，参加批彭斗争。蛰伏多年的林彪在审时度势后，对毛投桃报李，在批门彭德怀时扮演了要角，口称"援兵"，对彭大张挞伐，刀刀见血，指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称："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林彪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会后，在毛的安排下，林彪从隐居走上前台，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看出当时党内已经形成"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的形势后，林彪为了保权固位，带头大捧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采取"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刻意迎合毛，投其所好，搞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
其实，林彪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揣摩和批判远远超过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内高层中的其他人。他曾在一本辞典中"个人崇拜"的条目旁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此外，还有像诸如"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之类研究心得。林彪并在私下里指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而反修斗争则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林彪这种私下里对毛的贬斥，甚至让他涉世末深的爱女林豆豆在震惊之余，心情灰暗，以至萌发了轻生的念头，自杀未遂。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最初并不十分积极，不过因为已经上了毛的这条船，身不由己而愈陷愈深。比如，在为发动文革造舆论而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问题上，林彪的态度开始很冷淡，与奉毛之命专程赶来动员的江青"差点打起来"。据林豆豆回忆说，谈话中，江青请林彪多关心一下文艺工作，林彪表示："我不懂。"江青在不得已之下，只好搬出毛，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她要搞的，而是"土宿让我请尊神"，林彪又推说： "我身体不好。"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后来，林彪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还是敷衍了江青一下，让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出来应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而他本人则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实是出自毛本人的手笔。他亲自修改了三遍，作了大段增删，并在标题上做了手脚，把原来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宇。这样一来，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而且也趁势把林彪拉下了水。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林彪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扮演了主角，大捧毛泽东，唱政变经，为文革的发动这舆论。不料，这竟引起了毛的疑心和不安，在给江青的私房信中说了一大篇"黑话"，反指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锺馗"，让林彪碰了一鼻子灰，里外不是人，心里老大不高兴。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林彪有意告假，躲在大连疗养。
接下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由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对此，林彪一度表现得诚惶诚恐，推辞再三，乃至正式写了书面报告。平心而论，林彪的这种心情并非全是在做戏，而是因为他深知毛为人生性猜忌和翻覆无常的缘故，伴君如伴虎，弄不好结局会很惨，刘少奇就是前车之鉴。就在这前后，他曾在私下里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所以，当毛准备让林彪接班的趋势日益明显时，林彪并不大想"骑上去"，把他自己放在毛身边的炉火上烤，为此，林彪一开始并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而是有意请了假，在大连疗养。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决心换马，指派汪东兴前去传他的话，让林彪一定要出席，并让周恩来安排专机接他，林彪守勉强回来的。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被接到人大会堂，毛亲自登门看望，做他的工作。据林彪未过门的儿媳妇张宁在自传上说，林彪回京后，"毫无喜气"，见到毛时，连连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
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本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林彪却不顾大局，打起退堂鼓来。斥此，毛当面批了林彪，指他"想当明世宗(即明朝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作者注)"。毛还用激将的办法将他的军，说："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弄得林彪有口难辩。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从命，内心惶恐更甚于受宠若惊。这一点，从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可看出，他几次表示：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下够，意料是要出错误的，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既然做了接班人，就不能不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摇旗肋战。他一登台就不同凡响，在全会期间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表态坚决支持开展文革运动，直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并在十一中全会后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讲开展文革的必要性，强调要"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晤盘"，"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提出："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不过，林彪很快就发现自己所谓"接班人"的头衔只是个虚位，在毛泽东重返第一线、独揽大权的情况下，并不像刘少奇在位时那样握有实权，甚至连周恩来还不如。因为在新的党内权力格局中，决断权在毛，执行权在周，而他不过是一个性架牛的摆设。
更令林彪不快的是，他捧毛卖力不讨好。毛泽东对他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捧他的讲话抓住不放，不仅在私下里把看法露给江青，白纸黑宇，落下把柄，而且专门指派周恩来前来转告，还在党内高层中传阅，弄得不少人都知道。这让林彪着实领教了毛为人的难以伺候，同时看出所谓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和江青两人合开的夫妻店，他虽然贵为"副统帅"，但那只是毛"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平心而论，这里不全是林彪的多心。实际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住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抚店，处境着实难堪。再加上林彪本人的身体也不好，毛泽东大肆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实在让他吃不消，但不陪又不行，有时到了难以支持的程度，有一次甚至从金水桥下走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实在不大想干这种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曾几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过这种想法。
不过，林彪这时已经是身不由己，骑虎难下。他对这种状况虽然很不满意，但也不便表示什么。他的对策是索性顺水推舟，继续称病不出，当甩手的二掌柜，对运动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从不主动表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叶群则把它总结为"三不主义"，即"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这样既免遭毛泽东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为人猜忌的林彪还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举动，反对诸如"副统帅"、"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类提法，乃至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声明："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与此同时，林彪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象，以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所谓"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突出主席"、"主席划圆我划圈"等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叶群为林办工作人员立下的规矩，要求"随时提醒首长"，帮助把关，就连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既不能抢在毛之前，也不能落在毛之后。
稍后，叶群又要求林办的秘书在批送文件时，更进一步把原来对毛泽东所用的"请"和"送"等字，一律改为"呈"字，对此，叶群曾说得很明白："首长所处的身份，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写'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当然，林彪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接班人。他深知政治上是讲究实力的，而且看准了正在进行的文革运动正是一次可以浑水摸鱼，扩展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于是，他除了在政治上作出"紧跟"的姿态，配合毛斗倒刘少奇以外，用很大的精力来经营，扩充个人在党内军中的势力。林彪本来在军队就有一个小圈圈，即所谓"双一"(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作者注)的老部下，文革中又打着"在组织上全向调整"的旗号，排除异己，招兵买马，拉起自己的队伍。
为此，林彪曾向自己的亲信交底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拉过来一批，保护一批。拥护你的人要保，反对你的人要打倒，中间的人拉过来。"林彪本人就采用这种手法，利用当时北京"五一三"事件后军内两大派斗争的形势，一打一拉，砸烂‘总政阎王殿”，很快便控制了军中的局面：不仅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北京街头，而且扶植起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的以总参谋长黄永胜(林彪先是想用杨成武，后发现他有异心，遂换马--作者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为嫡系的宗派集团。
林彪在军中拉帮结派的搞法，当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毛对此自然不大高兴，但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鉴于当时军队已成为防止局势失控的中坚力量，于是毛有意让军队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稳住北京的政局，进而稳定全军。然后通过军队的稳定，来稳定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毛对林彪拉帮结伙，扩充势力的种种作法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趁乱打劫这一点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利用。比如，江青为了报私仇，让叶群去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人。"江青还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查抄赵丹等五位文化名人的家，以便销毁她当年在上海当三流演员时落在他人手中的信件、照片等。林彪则先是请江青出面保吴法宪、邱会作等手下几员大将，后来又为了整掉杨成武，策动江青去说服当时对杨颇有好感的毛泽东，同意把他拿下来。事成之后，林彪对江青投桃报李，在宣布打倒杨成武等人的大会上，带头吹捧江青，称她"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并拍板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应该说，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后一次大的合作。在此之前，双方虽然也有某些龃龉，但主要还是以合作为主。在此之后，尽管仍然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更多的则是暗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当共同的政敌已经被收拾殆尽，双方大体上平分天下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原本并不牢靠的政治联盟随即出现了裂痕。还没有开九大，江青就和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撕破了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杨、余、傅事件"后，被林彪视点进京，接任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毛泽东最初也很器重他，得知黄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更是对他宠信有加，把黄视为自己的亲兵，九大时曾有意让他进入常委。所以，黄一度在政治上红得发紫，锋头超过江青。这让文革女老板江青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黄永胜上任伊始，就被江青找碴儿来了个下马威，整得灰头土脸。起因是原来军委办事组在写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时，要列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一大堆名字。这样传阅起来很费时间，容易误事。后来军委办事组请示了毛之后，有关军队调动这类事情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在搞"独立王国"。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大发雷霆，指着黄永胜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军委办事组搞"军党论"，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对它封锁消息，宣称："老娘就是中央。"并且以中央文革女老板的身份宣布黄永胜、吴法宪停止参加文革碰头会，清理思想，还取消了原定由黄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
江青之所以这样跟黄永胜过下去，倒并不全是因为黄在政治上的风头超过了她，有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本书前面提到过的在"大闹怀仁堂"之前，林彪斥骂江青的那一场戏。为此，江青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但又对林彪奈何不得，于是迁怒于人。再加上当时黄永胜也在军委常委碰头会上放了炮，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非要雕他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黄永胜进京是林彪亲自点的将，又因参加过秋收暴动而获得毛泽东的赏识，所以不大买江青的账，没有上门烧香拜佛。这样，就更加冒犯了江青，于是老账新账一起算。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再度发生龃龉。这回双方出场的是各自的秀才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围绕九大报告的基调，互相争锋攻讦，彼此结下了很深的怨恨。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毛泽东提议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作。在由谁来执笔的问题上，张春桥自告奋勇，提出由上海来承担，起草九大报告。自认为是党内头号笔杆子的陈伯达不愿意被张一人抢了风头，要求毛交给他来写。而林彪也不想让中央文革抢先，遂准备自己动手，先写个提纲，等讲完后再整理成文，为此还组织了一个班子，由秘书、老婆、儿子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概是想在陈伯达和张春桥两个秀才之间摆平关系，于是提出林彪自己写"太累了"，指定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
陈伯达本来是属于钓鱼台营垒的，虽然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实际上却是江青的傀儡。为此，他曾多次自称自己是个"刘盆子"。陈在文革小组的日子很不好过，江青经常当众揶榆、训斥、羞辱他，指陈是"晓儒"和武昌起义时从床下拖出来的"黎元洪"，骂他政治上"不成器"。
为此，陈伯达曾几次被逼得想自杀。在中央文革的圈子里，陈十分孤立，除了江青以外，康生也看不起他，当众讥笑他是"乌笼院"的院长，就连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小字辈"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倚仗着江青，"骑在他的头上拉屎拉尿"。
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不得不转向林彪，寻找靠山。而林彪为了挖江青的墙角，也有意拉他一把，通过叶群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对陈进行安抚笼络，而且还亲自出面替他讲话撑腰，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处于困境中的陈伯达对此感激涕零，因而在政治上逐渐倒向林彪一边，成为毛家湾的座上宾。
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本来就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因此对文革运动并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特别是当他的权位日益巩固之后，更想见好就收。而林彪起初也真以为毛泽东相信他，放手让他起草，便认真搞起来。
实际上，林彪内心深处的想法与毛泽东并不相同，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民富国强，主张报告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陈伯达为此曾私下征求过周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彪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自己对经济是外行，抓经济工作还是要靠周来做。
根据林彪的这一思想，陈伯达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大概是由于陈已经上了年纪，精力不济，或是既想体现林彪的想法，又惟恐触犯了毛泽东的忌讳而颇费踌躇，总之起草工作进展缓慢，迟迟交不了稿，一拖再拖。在毛的一再催促下，陈伯达才在三月初勉强交出了原定十个部分中的三个部分。
谁知，陈伯达的稿子一拿出来，便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遭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群起而攻之，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毛也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而且对陈拖拖拉拉，耽误了九大的召开，感到十分恼火。在这种情况下，毛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另起炉灶，再写一个比较比较。林彪、周恩来见毛表了态，都不再吭声。
善于察言观色的康生已经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否定陈伯达的稿子老大不高兴，不愿夹在毛、林之间左右为难，于是索性把执笔起草九大报告的事情推给了张春桥。陈伯达见毛赏识张，把自己撇在一边，更是憋了一肚子气。接下来，在讨论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时，陈跳出来反唇相讥，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没想到这一下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大为恼怒，狠狠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的是，他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陈伯达老往林彪那里跑，认为陈老病复发，又在政治上搞投机，见自己老迈年高，便改换门庭，往林彪那边靠。于是，毛又把历史老账翻出来，指桑骂槐，批陈伯达一贯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脚踏两只船"。最后，毛泽东表示张春桥的稿子"大体可用"，而把陈伯达的稿子退了回去。不仅如此，毛甚于还动了在九大人事安排中把陈排出常委的念头。大半辈子为毛起草文稿的陈伯达见毛原封不动地退回自己的稿子，连看都没看，不禁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以后更加倒向林彪。
林彪是个乖觉的人，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发这顿无明之火的弦外之音，心里虽然不高兴，但由于毛已经明确表态，便不再说话了。不过，他从此记恨上张春桥，多次在私下表示："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来的小记者，他们写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而且说到做到，林彪一直到九大登台作报告之前，对张、姚所写的稿子甚至连一遍也没有看过。
在九大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变本加厉，双方明里一团火，暗中使绊，互相拆台，算计对方。先是江青一干人抓住林彪把九大政治报告念得"结结巴巴"一事，在文革碰头会上提意见，让林彪下不了台，林彪对此恼火之极，一定要对江青一干人还以颜色。后来在印发九大政治报告时，张春桥提出请林彪亲笔签名，说这样效果会更好些。林彪一口回绝，有意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不仅如此，林彪还布置他的亲信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做了手脚，搞私下串连，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的选票压了下来。这让"文革旗手"江青当众出丑，面子上十分难堪。后来江青在康生的帮助下暗中查选票，虽说一时抓下到对手什么把柄，不过她很清楚足谁在背后捣的鬼，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江青由此对林彪、叶群二人戒心大起，疑神疑鬼，处处提防。先是怀疑他们在她钓鱼台的住地安装了窃听器，在翻腾了一个够后，索性搬了家。随后又交代秘书把和毛家湾之间来往的文件和电话记录统统保存下来，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下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被她抬绕进去了。"这以后，林、江两人集团之间的成见日深，双方都不掩饰对对方的戒备和轻蔑，张春桥公开讥讽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黄则指张不过是个"小记者"，"小毛猴子"罢了。随着林、江双方的钩心斗角愈演愈烈，毛泽东投入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露出败象。
毛、林交恶的根由
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毛遂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转而利用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刻意扶植张春桥，造成与林彪争锋的态势，以削弱林彪的权势。
九大后，毛泽东本来想一心一意营造"天下大治"的局面，结果却囤自己的后院起火，不得不拿出相当精力来调解林彪和江青之间的矛盾。平心而论，毛在最初处理这个问题时，还是能够一碗水端平，并没有过份偏袒江青。相反，对她不顾大局接连惹是生非，感到很恼火，曾几次出面批评干预。比如，九大后，江青为了报一箭之仇，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原来林彪在那次讲话中为了吹捧文革，讲出"新意"，把它与历史上的三次所谓"文化革命"--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作了比较，认为文革的历史意义要远远超过这三次。结果，还是被江青抓住把柄，从中挑出很多毛病。她和姚文元合编了一组题为《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的材料，采用指桑骂槐的手法，逐段批注，上纲上线，影射林彪讲话。
随后，江青把这件东西在政治局内部传闻，要求讨论通过后印发全党。为了寻求支持，她还逐个找政治局委员谈话，进行动员，毫不隐讳地声称：我这个东西就是要批判林彪的讲话!而且还把这个材料直接送给林彪，逼他表态，弄得林彪既恼火又无奈，只好东躲西藏，避免和她见面。最后，还是毛泽东获知此事后，感到江青闹得实在太不像话，出面进行干预，把这个东西压了下来，给林彪解了围。
不过，毛泽东的态度很快就起了变化。毛生性猜忌多疑，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对自己的"亲密战友"林彪，也始终存有戒心。像前述江青一干人在九大上的选票被压低一事，毛就怀疑是林彪从中做了手脚。因此，当周恩来向他报告康生帮助江青查选票时，毛并没有表态，批评这种违反党纪的作法。实际上，毛本人在九大时也对林彪留了一手。他一方面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破天荒地写入党章，另一方面又设法在权力布局中平衡林彪的势力，不动声色地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借周恩来牵制林彪。在最初的党内人事安排中，除了林彪之外，毛泽东还曾提名周做另一名党的副主席，只是后来被周本人坚决反对掉了。二是有意打破由林彪指挥过的一方面车在军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安排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位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陈锡联进入政治局，并亲自指定四方面军出身的李德生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兼总政治部主任。三是坚决顶住党内文革派的鼓噪，始终不同意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把邓作为他手中保留的一张牌。后来的事实讲明，毛的这几手的确老谋深算，对以后政局的演变早已未雨绸缪，棋先一着了。
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的羽翼日益丰满，己成尾大不掉之势。这种状况越来越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毛、林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更让毛不放心的是，林彪在政治上的真实想法和他并不一样，这一点从陈伯达为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看得很清楚。为此毛戒心大起，本来，毛并没有真正准备把权力交给林彪。他之所以在文革之初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结果却发现扶植上来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对手。林彪虽然貌似恭顺，骨子里却居心叵测。这让毛大伤脑筋，后悔不已。
而且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军中拉帮结派，积极扩充势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争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一人势力。其中武有"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文有党内大秀才陈伯达，而林彪的妻子叶群则从中穿针引线。他们在政治局内抱成一团，攻守同盟，唯林彪的马首是瞻，比当年刘少奇的"独立王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毛的眼中，林彪的权势已经膨胀到了大有把他架空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心态再次攫住了毛泽东，于是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精于权谋的毛泽东转而利用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有意识地扶江抑林，以便在政治上削弱林彪膨胀的势力。鉴于林彪是靠鼓吹个人崇拜起家的，从中捞到不少政治资本，毛便开始有意识地在这个问题上降温。九大前就曾多次在文件上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吹捧自己的三个副词。九大后，毛泽东又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林彪当然清楚毛这番话的矛头所指，但对毛这种过河拆桥而且还恶语伤人的作法，心中很不是滋味。他表面上虽然没有表示什么，私下里却并不买账，吩咐属于军队系统的京西宾馆顶住，照挂不误，有意唱对台戏。
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降温的同时，还刻意扶植能够真正体会他思想的张春桥，造成在政治上与林彪争锋的态势。九大后，毛曾带着张春桥到苏州去看望林彪，以谈如何防上出修正主义为名，试探他的态度，同时不动声色地挑动林彪对张春桥的忌心。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下知如何回答才好。后来林彪还是借答谈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才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应该说，毛、林之间这一席不投机的谈话，是解读庐山会议日后这段扑朔迷离历史的一把钥匙。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如何，却在客观上挑起了林、江两个集团之间围绕接班人问题而展开的激烈争斗。正是在这次谈话后，毛、林之间的心结日深，林彪已经明显感到毛有改变接班人的考虑，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凶险。为此，林彪很为自己的处境担心。他和叶群俩人在苏州时，曾为此关起门来相对落泪。
当然，林彪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为了捍卫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层开了保卫战。后来庐山
会议上闹出的那场轩然大波便是由此而起。换句话说，并不是林彪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而是他实出无奈，担心毛泽东出尔反尔，用张春桥取而代之，自己最终落得和刘少奇一样的下场，为此不得不以攻为守，在政治上集中打击张春桥，以求自保。
一九七0年三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这是继召开九大重建党的组织之后，毛为了营造"天下大治"的局面而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个大动作。不过，毛却对此有些踌躇，因为按照宪法的规定，有一个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对此，毛既没有兴趣重新担任这个角色，应付日常大量的国事活动，也不愿意把这个职位让给其他人，以免重演先前"两个主席"的噩梦，特别是在林彪已经坐大的情况下，更不想让给他。于是，毛在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当时曾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听传达的吴法宪的说：七0年三月八日，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传达完后，来不及讨论，早早地散会了。叶群、黄永胜和我跑到汪东兴家里，又问了一遍。汪东兴又这样说，还是这几句。叶群很高兴。记得那次汪东兴还请我们吃地瓜。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过是虚晃一枪，是在对他进行试探。毛这种虚虚实实的作法并非始自今日，还在九大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在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在推选大会主席时，毛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一致举起手来。毛见状，说："他这个人讲客气了。"但是这一回，林彪在叶群的摆掇下，确实动了心。林彪早就很不满意自己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政治上的摆设这种状况。在他看来，如果说出任党的主席是非分之想的话，那么担任国家主席则是顺理成章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而且也是顺势解决他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用称的办法。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直让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得惶惶不安的林彪，希望通过此举来试探毛对他的态度，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一类用兵之道的林彪，当然懂得在政治上掩蔽自己，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四月十一日，林彪经过再三斟酌后，提出了他的三点意见，绕过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直接建议仍然由毛泽东兼任这一职务，称："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表示"可设可不设"，而"他自己不再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老于权谋的毛泽东马上便看出了林彪所打的主意，认定他"劝进"是假，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是真，而且对林彪这样公开将自己的军感到下快。因为这恰恰足毛的心病所在，他宁可把这个职务让给董必武这样无关紧要的党内元老，也决不愿意让已经尾大不掉的林彪来当。更令毛不安的是，林彪的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只有江青真正懂得他的心思，在会上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这越加让毛领教了林彪在政治上呼风唤雨的能量。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生米煮成熟饭，毛泽东在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立即表态："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毛又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北京，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乃至引用历史上三国时代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不仅如此，毛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他单独谈话，表明白己的态度。毛这样做，是因为周带头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且又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说服了他，就能带动其他人。
但是，已经看出毛泽东并无意真正把权交给自己的林彪，这回僙下一条心，撕下了"一贯紧跟"的面具，执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存心给毛出难题。这样一来，毛、林之间的分歧在党内领导暗中暴露出来。双方暗中较劲，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只好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经此争执后，毛、林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成见也越来越深，私下里都毫不掩饰对对方明显的不满和戒心。
直到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定论。但是，庐山会议前夕的政局已经是暗潮汹涌。
七月下旬，周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时，陈伯达与张春桥为送审稿中的一处提法发生争执。陈主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删掉，理由是自文革以来宣传中的标准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丰席亲自缔造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提法将会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议论。张则毫不退让，非维持送审稿中的提法下变。
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一年后在南巡讲话中还愤愤不平地表示：难道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
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的讨论会上，张春桥同吴法宪又为宪法草案中的一些提法争吵起来，张先是以宪法序言中已经有了类似的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早就对张春桥气很人的吴法宪认定他这是在指桑骂槐，影射林彪，于是反过来指责张"想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双方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林彪本来就因毛泽东有意让张春桥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视其为眼中钉，这回见他竟敢在自己头上动土，公开否定他本人对毛的权威评价，更是怒火中烧，决心抓住这件事把张春桥从政治上彻底搞垮，为此，林彪原本准备直接枱毛写信，后经叶群劝阻后，又决定自己暂时不出面而先由手下的几员大将出马。
于是，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边"展开斗争。
在八月十七日召开的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准备同江青那一边激烈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缄口不语，结果根本斗不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对此，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为此特意询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表示：我有意见，但不能讲，一讲又跟吴法宪吵起来。倒是康生若有所指地回敬了吴法宪一句，说：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主席在党内斗争中是很强硬的。周见状，生怕双方又吵起来，随即宣布散会。
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张春桥为何突然临阵退却-一究竟是他本人觉得事情不妙而刻意降低姿态，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故意示弱，诱敌深入? 但不管怎么说，都让林彪感到失去了一次整垮对手的机会而心有不甘。同时这次不战而胜，也给林彪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张春桥已经自觉输了理，因而这正好是一个趁胜追击，一举拿掉他的机会。
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向手下的几员大将放风说：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要他们做好准备，带著马、恩全集上山"。
庐山会议的真相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首肯后才讲的。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林彪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定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诱骗自己上钩而心气难平。双方由此反目成仇。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这是林彪暗中对毛泽东揣摸多年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心得，又恰好道出了毛在庐山会议开场后陷入的窘境，成为解读庐山事变的一个注脚。实际上，毛的内心恼火并非始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而是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已经开始了，会上，除毛本人外，其余几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出任国家主席。林彪、陈伯达自不待言，就连属于文革派营垒的康生也恳请毛能够考虑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出来担任这一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处事谨慎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为了说服毛，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在上庐山后，他还特意请陈伯达准备一下宪法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不过话说得很活：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
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帝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人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虽说毛作为当事人可以表示个人的意见，但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还是应当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毛心里是很清楚的。而让毛有口难言的是，他本人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不好明说，又找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尴尬可想而知，几近恼羞成怒，乃至表示：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并且放出这样的话来：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林彪才拿定主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张春桥开刀。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考虑主攻方向，对他在会上讲下讲话、讲什么内容有些举棋不定。据身边的人说，林彪直到上车前还在问叶群的意见。在看到毛泽东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陷入窘境，几近发作后，林彪决定暂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就像当年对罗瑞卿、贺龙等人曾做过的一样。
在林彪看来，这次应该是稳操胜券-一既然当初毛泽东可以为了拉拢他而抛弃跟随多年的贺、罗两人，就更不会为了张春桥这样一个"小记者"而得罪自己了，况且他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这一回林彪却打错了算盘，竟不知形势区经迥然不同了。当年毛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对林彪刻意笼络迁就，而现今在毛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为急于翦除的对象。因此毛的态度也就完全两样了。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突然袭击"、"抢先发言"。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一年后南巡讲话中所谓"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是经过毛的同意后才讲的，在这一点上，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被长期掩盖，才使得林彪事件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令人疑团莫释。
现在该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关于这一点，大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多少有所透露，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主席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此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待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讲话前报告了毛主席。"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表示是听叶群讲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确实是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的约定讲的，对张春桥并没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隐晦的语言，批驳了所谓"迷迷糊糊的思想"，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当权的国家，上面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林彪并从正面大力颂扬毛是"天才"，称赞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的"灵魂"，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内容。
当然，林彪也绝非是安分守己之辈，在当面请示毛泽东的同时，又像在九大时那样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连，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本人并没有出头露面，而是在幕后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话，同时给叶群规定了发言口径：要从"天才"、"领袖"、"指针"三个方面去讲，"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林彪并叮嘱在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同时不要扩大打击画，牵涉江青、康生两人，否则毛那里通不过。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除黄永胜因留守北京没有上山外，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分头活动，私下串连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和动员。陈伯达则连夜选编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因向张春桥开炮而受到林彪传话夫扬的吴法宪更是急于再立新功，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各组应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这一动议，随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
于是，从八月二十四日起，全会改变了原定议程，各组转入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讲"天才"问题，说"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时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其中华北组闹得最凶，本来就与张春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从林彪那里得知他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后，更是不再有什么顾虑，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口讲指划，滔滔不绝，猛攻党内"陆定一式的人物"，极富煽动性。同组的汪东兴也不甘寂寞，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由于陈是中央常委，而汪是毛身边的人，这种特殊身份使人们更加相信"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说法大有来头。于是，与会者义愤填膺，在发言中纷纷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
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提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份简报立刻不胫而走，在全国中点了一把火，各地哗然，群情激愤，纷纷仿效华北组，或联名写信，或通过决议，要求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一时间，整个会议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用毛泽东后来所形容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张春桥之所以在林彪讲话后立即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实在是因为文革派一干人在文革中作恶多端，在党内外结怨太深的缘故、周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所以，当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学习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仅表示赞成，而且还决定先听两遍录音后再讨论。这在实际上改变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当然，这是请示报告过毛泽东的。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对林彪憋了一肚子火的毛尽管对这个提议不悦，但因为这是政治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便表态反对，只是冷冷地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仅仅一天之后，整个形势便由于毛泽东的强力介入而逆转，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华北组的二号简报分发全会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十分恐慌，立即由江青带着紧急面见毛，反映全会各组"揪人"的情况。实际上，毛对整个事态了如指掌，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毛之所以同意林彪在全会上作针对张春桥的讲话，并告以"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如果不是有意设下圈套，欲擒故纵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地挑拨林彪和江青之间的矛盾，以便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不过，事情竟然闹到这一步，却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中央文革闹翻了天，各大组异口同声地要"揪人"，显然背后有黑手。政治经验老到的毛马上就看出这是林彪在下面搞鬼。他在随后与康生的个别谈话中就点出了这一点，直接把林彪端了出来，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参加会了。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疑心极大，现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发难揪人，而且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就连许世友、陈锡联这些并不是林彪山头的大军区司令员在林彪讲话后，也都主动上前握手表示，祝贺。这使得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次采取默认的态度而让林彪得手的话，以后他本人势必被架空，完全成为政治上的傀儡。接下来，林彪还会得寸进尺，最后搞到他头上来。这是毛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
于是，毛泽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迅速展开反击。熟谙"先孤立弱小之敌"一类攻伐之道的毛分而治之，先稳住林彪而拿陈伯达开刀。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紧急召开了有全会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把会议的方向搞偏了。毛充分施展了擅长演戏的本领，软硬兼施。会前，他当众握着许世友的手，说我的手都发凉，还能当国家主席?让我多活几天吧。会上，毛泽东又故伎重施，把当年弹压"大闹怀仁堂"的那一套拿出来，以危言相要挟，不过这一次已经不再是"我和林彪同志上井冈山打游击"了，而变成：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你们闹完了，我再上山....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并决然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了。"与会者见毛泽东真的动了怒，说出这样的绝话来，都不再吭声，林彪也没有料到毛竟会如此翻脸，弄得一时措手不及，他虽然有心替陈伯达缓和，但见毛的态度这样决绝，没有任何转圆的余地，再加上对私下串连倒张的搞法也有点心虚，看毛已经把他与陈伯达分开，只好舍车保帅，把自己洗刷干净，说他过去与陈伯达没有接触，军队里吴法宪这批人也没有与他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了火。然后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今陈伯达请假检讨。
更让林彪气愤的是，毛泽东为换取他对抛出陈伯达的支持，在八月二十五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前的单独谈话中还继续哄骗他，佯作公允，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对张春桥、姚文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甚至还表示：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而实际上却明显偏护江青那一边，将张、姚他们轻轻放过。而对响生支持他讲话的人却严厉追究，非但陈伯达被老账新账一起算，就连还没上山的黄永胜也成了被追查的重点，同时却又放过了同样跳得很高的汪东兴，显然这是在存心和他过不去。
对林彪的消极对抗，毛泽东装聋作哑，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实际上，毛早就对总是脚踩两只船的陈伯达十分反感。还在九大时，毛就曾想把他一脚踢出中央常委，似被周恩来、康生所拦阻，一起进言说这样做在政治上牵动太大，会影响大局，一心想营造九大"团结胜利"局面的毛这才打消了念头。这回陈伯达又公开倒向林彪一边，旧恨未悄，又添新账，促使毛下决心除掉这位曾给他担任过多年的政治秘书。
不过，开始时毛泽东曾一度苦于找不到做文章的合适题目。因为如果拿造成全会混乱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开刀的话，那么就会首先整到他自己身边的汪东兴头上，该简报所摘登的汪东兴的发言，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超过陈伯达。毛为此对汪大为恼火，却不好拿他来开刀。因为这样一来就背离了主攻方向，他本人也脱不掉失察的责任。不过，汪东兴在痛哭流涕之后，马上戴罪立功，揭发出陈伯达私下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件事，为毛解决了这个难题。
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的这份论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对这位"天才理论家"大张挞伐，老账新账一起算，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毛宣称陈伯达和他"共事二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这一次，他却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把陈伯达在政治上的居心形容为"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有意稳住林彪，把他与陈暂时分割开来，声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云云。随后，全会围绕学习《我的一点意见》，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这时，毛泽东已经动了在政治上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念头。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与此同时，毛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此作出部署，找人谈话，寻求当年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一天深夜召见了叶剑英，吹风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陈的决定，随后又指定叶作为担任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广东调查陈的"历史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放出风来，声称对犯错误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对陈伯达的问题也故作大度，表示：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是保留中央委员。在谈到陈以及其他跟着一起犯错误的人时，毛还有意当著林彪的面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以此来暂时稳住林彪一干人。不仅如此，为了给林彪吃定心丸，惯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还在写完《我的一点意见》后，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刻意进行安抚，然后又大摆迷魂阵，拿出当年着手整刘少奇之前，声称让刘结束"挂帅"的同样手法，当面向林彪许诺自己准备交班，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远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在草草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民经济计划等报告后闭幕。会上，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和林彪的沉默寡言恰成鲜明的对照。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计继续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随即在党内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林彪而来的，采用的手法是敲山震虎。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陈伯达在政治上投靠林彪，毛纵然对他再不满意，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因为陈毕竟跟随毛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在文革之初为斗倒刘少奇冲锋陷阵，确实出过大力。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过分膨胀的权势戒心极大，这次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更让毛认定林彪在政治上有野心，不安于位，急于抢班夺权，因此下决心解决林彪的问题，以绝后患。他之所以在庐山批陈时把林彪暂时分别出来，并刻意加以安抚，不过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考虑和部署下一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便成了箭靶子，就如同当年在文革之初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先拿彭真开刀一样。
"批陈射林"的部署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在病中作了批陈整风的部署。不过，他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更着意的走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减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做准备。
对于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讳言，而且有意识地在党内领导层中吹风。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猜疑和提防，由于自身的被迫害妄想症而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
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一点。原来，毛在庐山会议期间因游泳受了风寒，到11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已经转成了肺炎。周恩来为此曾派了三名医生给毛看病。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被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天脾气。周为此不得不把远在千里之外正在农村巡回医疗的李志绥紧急召回来。为了劝说毛泽东接受治疗，深知其脾气的李志绥只好谎称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听李这样一讲，正在盘算如何在政治上斗倒林彪而担心自己身体拖不过对手的毛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刚双拳猛气即电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为此，毛非常高兴，当夜还请李志绥吃了饭。
尽管毛泽东这次病得着实不轻，但却丝毫没有放松实施"批陈肘林"的部署，相反由于这次生病更加强了他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期间作出的。九月中旬，毛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又把陈所把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鉴于林彪是靠搞个人崇拜起家的，毛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十一月上旬，**中央专门为此发出了通知。
实际上，还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有意旧话重提，讲了一通他当年交代罗瑞卿为党内高级干部选开马、列书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对与会者说：这件事挂不上罗瑞卿的账，而是我的账。你们不了解情况，说是罗瑞卿扰乱了林彪同志来读我的著作。说到这里，毛又故意当众对林彪说：其实是我扰乱你，而不是罗瑞卿扰乱你。十二月间，毛泽东又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有意把对个人崇拜降温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对林彪旁敲侧击，说："什么'四个伟大' (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毛的这一讲话随后发至全党学习。
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的势力，以便与林彪的势力相抗衡。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被拆了庙，江青这一派的人成了散兵游勇，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在舆论、组织两力面准备停当以后，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全面展开。其实，毛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他更着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弱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扫除障碍。用毛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一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一-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
鉴于一时没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么把柄，毛泽东便用敲山震虎的办法，先拿他手下的几员大将黄、吴、叶，李、邱等人。开完庐山会议后，毛先是有意让犯同样错误的汪东兴"主动"检讨过关，然后示意汪以他的名义给吴法宪等人传话，施加压力。可是当吴法宪、叶群仿效汪东兴写出检讨后，毛却又抓住不放，作了大段批示，严厉批评吴法宪"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叶群是"爱吹不爱批"，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占了上风，其中有些话，像"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等，明显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对黄永胜，毛泽东也不再宠信，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当众斥责他一天到晚不抓大事，不参不谋，骂得狗血喷头，说："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稍后，毛泽东又一改多年来对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倍加称赞的态度，连续提出批评，要求军队"反骄破满"，纠正不正之风，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称"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但是，毛泽东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决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一场思想上的"自我教育"，而是另有所图。毛在接连"抛石头"砸向林彪党羽的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展开了被其称为"控墙角"的行动，目标是护卫京师的北京军区。其实，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并不是林彪山头的人，兼军区政委的李雪峰在文革运动中虽曾被陈伯达出面保过，但陈不过是奉命行事，两人并无更多的瓜葛。毛之所以拿北京军区开刀，是因为他深知京畿地区的重要，而庐山会议的风波又是从华北组首先闹起来的，北京地区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卷了进去。这令毛实在下能放心。
善于抓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很快便从隶属于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中找到了"石头"，迅即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小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并点名让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根据毛的指示，十二月下旬，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华北会议)。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江青按照毛的意图，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郑维山也成了陪绑。李、郑二人随之在会上成为众矢之的，非要把两人打成"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不可，而且株连了下面不少人，大有重新挑起华北各地派斗之势。
这种杀鸡给猴看的场面，让被毛泽东点名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人心惊肉跳，就连周恩来也为此感到不安，试图出面纠正这种过火的搞法。不过，周做得很老到，采取了弃李保郑的做法，以免与江青正面冲突。他在写给毛和林彪的报告中反映了华北会议出现的偏向，提出："如不注意领导，主张打倒的人会占多数，问题会扩大而不易深入，对立会加深而不利团结。因此，我们主张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
这以后，华北会议上的紧张气氛才算有所缓和。而这时毛泽东也认为改组北京军区的舆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表示同意结束华北会议。于是，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央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宣布了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
华北会议后，周恩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以为批陈整风运动这回该告一段落了，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制定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这次会议已经召开了两个月，但由于批陈整风运动是当时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其他工作只好让路，所以种让一拖再拖。对此，周心里很着急，想尽快结束会议，以便各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好好抓一下经济工作。
然而，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在把京畿地区牢牢掌握在手里，毛并不想罢手，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抓住不放，其实并不是因为黄，吴、叶、李、邱他们真的"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而是恼火他们在私下里订立攻守同盟，在检讨揭发中口径一致，把所有的责任都往陈伯达身上推，而绝口不提林彪。这种"舍车保帅"的抵抗，自然使得急于抓住林彪把柄的毛泽东一无所获，因而越发不肯罢休，非逼林彪本人出来检讨承担责任不可。
在庐山会议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林彪虽然因为在政治上翻了车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为毛泽东给他吃了定心丸，特别是"两年以后交班"的许诺，多少让一直为接班人地位不保而惴惴不安的林彪松了一口气。因此，林彪在情绪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下山时"情绪还是很高，和过去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林彪起初还是想向毛作个检讨，私下里把这件事了结了。为此，林彪曾让他的秘书代为起草个检查。不过，林彪很快便发现情形不对，毛泽东发动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非但所谓"两年以后交班"的许愿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就连他本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难保。毛对斯诺"四个伟大""讨嫌"的谈话更是明摆着针对他的。在这种情况下，深感受到愚弄的林彪心里对毛的怨恨可想而知。
为此，当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他拒不接见，还以颜色，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一一作者注)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当然，林彪对毛泽东只能腹诽，在表面上继续采取"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对策，以不变应万变。这时，鼓动造神运动的林彪大概才品尝到了作茧自缚的苦果。面对毛在政治上步步紧逼，他陷入了和当年刘少奇一样的困境，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不过，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侧击，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认错。因为林彪心里很清楚，毛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在这种情况下，充当说客的周恩来的北戴河之行自然无功而返。林彪在泛泛地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左庐山会议后所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后，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不过，林彪在与周等人小范围的谈话中还是多少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与此同时，林彪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辩护，转弯抹角地暗示他的讲话是经过毛的，说这些话"见到主席我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讲稿上本来没有，庐山几天都没有睡好，昏昏盹盹讲了"。
毛泽东对林彪拒不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火，认为这是在向他公开示威，但一时又不便对林彪发作，于是迁怒于黄永胜等人。毛在随后听取周恩来关于北戴河之行的汇报时，当面指着参加汇报的黄、吴、李、邱，疾言厉色地斥责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接着，毛泽东一改先前对黄、李、邱三人检讨所持的比较温和的调子，对吴法宪、叶群两人所重写的书面检讨没有说一句肯定鼓励的话，只是冷冷地表示；"可以了"，批给周恩来，提出连同黄水胜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在此之前，毛还对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马组成的军委办事组采取了"掺沙子"的措施，指派纪登奎等人参加进去。毛泽东这种在政治上步步紧逼的举措，除了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夕的紧张气氛外，并没有慑服林彪，相反却使他更加认为这是毛在存心整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检讨与否，结果都是一样的。
于是，林彪索性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决不上钩。他一方面给连连告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反以往对毛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至此，毛、林之间的失和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毛、林之间的摊牌恶斗
毛泽东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庐山会议后打定主意翦除林彪，南巡之举就是为此而来。林彪也并非等闲之辈，不甘坐以待毙，遵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有意放"虎"出山，作为他手中与毛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此后，批陈整风运动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但是一场更大的政坛风暴却在酝酿之中，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位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已经反目成仇，彼此都心照不宣，为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而用尽心机，各逞其能。在这场较量中，林彪明显处于下风，面对毛的步步紧逼，无法从正面应战，但他也不想听天由命，听任毛摆布宰割。
林彪很清楚毛泽东是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的，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俯首就擒，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要么铤而走险，跟毛拼个你死我活。为人个性极强，从不服软，而且又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林彪自然不会选择前者，坐以待毙，而是在暗中有所准备，打算在万下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豁出去了。用他本人在读史时总结出来的心得是"与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
不过，林彪深知这样做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弄不好非但他本人将会身败名裂，而且还会祸及妻子儿女。因此他不愿意把这件性命攸关的大事托付给其他任何人，包括他手下的几员大将，实际上，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会议后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吴法宪甚至闹着要跳楼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遵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依靠自己的儿子林立果了，有意放"虎"出山(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作者注)，作为他手中与毛泽东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实际上，林彪早就开始在政治上蓄意培养其子林立果。还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乱的时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吴法宪所掌管的空军"锻炼"。随后又迅速入党提干，并且在空军内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头的名为"调研小组"的小圈子，发号施台，权力极大，俨然成为整个空军的太上皇。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还特意把林立果带上山，让他在政治斗争中磨练。
庐山会议后，已经预感形势不妙的林彪开始考虑动用林立果这颗"棋子"。这年十月间，在毛泽东着手发动批陈整风运动之际，林立果决定把空军司令部的"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开始加紧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
翌年二月下旬，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避居苏州的林彪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迫下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 ，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根据林彪的意图，三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召开"联合舰队"骨干成员开会，研究制定出了《"571工程"纪要》。
应该说，《"57l工程"纪要》是一篇在当时令人振聋发聩的讨毛檄文：文中历数毛泽东建国后种种祸国殃民的罪状和一贯在党内玩弄权术，专制独裁和翻覆无常的为人，直斥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规定了实施政变计划的时机、策略和要点。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林彪是否看过这份东西。不过，文中的主要思想显然是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即使初生牛犊不怕虎，思想上再反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会有的那种感觉。况且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得到林彪的首肯，至少是默许的话，林立果是决不会轻举妄动的，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的性命当儿戏的。
不过严格说来，《"571工程"纪要》更像一篇批毛的檄文。缺少作为武装政变计划所需具有的周密的实施细节，至多只是提出一个笼统粗糙的设想。其实这也不奇怪，在当时毛泽东已经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祉，完全掌握政治上主动权的情况下，林彪只能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一切需视毛的举动而动。因此很难在事先提出一个周密的计划，在政治上发起主动攻击，摆脱一直被毛牵著鼻子走的处境。这一点是林彪的先天不足，成为后来他与毛的较量上始终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
就在林立果指挥"小舰队"暗中加紧准备之际，主帅林彪的举动却十分耐人寻味，他并不按照"善用兵者隐其形"的常法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有意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众。这年"五一"劳动节的焰火晚会，本来是周恩来刻意安排的一场"讲团结"的重头戏。林彪先是根本不去参加，后经周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正眼都不看一下。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林彪仅仅坐了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个性倔强的林彪尽管在表面上不想认错服输，摆出一副顽抗到底的架式，实际上心里还是很想和毛泽东好好谈谈，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因为毛、林二人毕竟曾在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毛固然对林彪有知遇之恩，林彪自忖也没有对不起毛的地方，凡是毛在政治上处于困境的时候，他都出来鼎力相助，帮助毛渡过难关。在林彪看来，即使他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真有弥天大错，毛也不应该如此翻脸不认人，全然不顾以往多年的交情。况且他的讲话事先还是经过毛批准的。
这种内心的委屈和郁闷不平之气，自然驱使林彪想要找毛泽东一吐为快。为此，叶群曾出面打电话给毛，提出林彪想见毛，谈一谈。但是，毛泽东却有意避而不见，迟迟不作答复。为此，生性孤傲的林彪不得不求助江青帮忙，为其安排会面事宜。关于这一点，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毛主席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说，林彪不见我，我回去要找他谈。可就我所知，林彪找他很多次，就是见下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个时候，江青还给林彪拍了个相，就是解放军画报上的那一张。这张相照了两次。江青说她在钓鱼台已经布置好了，让林去。林为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了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
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终于放弃努力。毛泽东竟然如此绝情，连一个见面谈谈的机会都不给，这让林彪感到十分寒心，知道毛根本无意修好，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不得不面对日益临近的最后摊牌，前途凶多吉少。为此，林彪心情沉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难临头。七月上旬，他携带叶群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据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回忆说： "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不讲，和过去完全下同，很反常。"果然，林彪一去不复返，两个月后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于异国的荒漠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对林彪避而不见，自然也是有他的考虑。他很了解林彪的为人，不相信他会诚心认错服输，更不愿意把自己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一如果和林彪当面锣对面鼓地把问题摊开，毛很难对自己屡屡出尔反尔的言行辩解。况且，毛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决不会因念林彪旧好而动摇他要解决问题的决心。只不过一时还找不到动手的适当由头罢了。这件事从反面提醒了毛要及早动手，以免夜长梦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毛泽东很快便抓住了林彪手下大将黄永胜的辫子，从而对林彪的讨伐在政治上师出有名。差下多就在林彪黯然离京的同时，七月三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当晚中美双方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匆匆赶去向毛汇报情况。中美会谈本来是改变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大事件，不过当时在毛泽东的内心天平上，还下及查问林彪一干人政治动向的分量重。毛把急于汇报中美会谈情况的周氏撇在一边，表示："那个不忙。"然后同点名参加汇报的总参政治部副部长熊向晖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题外话"，详细询问总参机关内部批陈整风的情况。
当毛泽东得知黄永胜等人在总参捂盖子，封锁他们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发难的情况时，一直在考虑下一步如何做文章而苦于抓不住多少把柄的毛当即表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当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以他本人曾经犯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的挽救为例，试图为黄永胜等人缓颊时，毛仍不放过，表示：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一个月后，毛泽东决定御驾亲征，前往南方巡视，向党内军中的各路诸侯吹风打招呼，解决林彪的问题。八月十五日，毛冒着炎夏酷暑，从北京启程，一路上走走停停，多次召见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大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件事还没有完，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人，后面还有人。
应该说，毛泽东的南巡之举是经过精心谋划的，在政治上一箭双雕：既先发制人，在党内制造倒林的舆论，瓦解林彪的阵脚；同时又是敲山震虎之举，暗中惹战激将，等待林彪作出过度反应。对于后者，人们往往有所忽略。其实，这便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即使对庐山会议上的事上纲再高，也很难凭此废黜林彪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况且一旦把问题摊开，林彪势必道出真相，让毛本人也下不了台。因此必须设法引蛇出洞，让林彪露出更大的马脚，这样才能抓住他的把柄，说报党内多数人同意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鉴于林彪自庐山会议后软硬不吃，始终不开口，毛这次索性把话挑明，而且直接捅到下面去，令他无法再继续装聋作哑。而林彪无论怎样应对，都不会有好结果。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
林彪虽然早就对与毛泽东的摊牌暗中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措手不及。在此之前，林彪实际上还在心存侥幸，宁愿相信毛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向他开刀，因而一直按兵未动，避居北戴河静观动向。在毛动身南巡后，林彪虽知此举来者不善，但还是故作姿态，专门打电话给周恩来，表示在毛回京前一定通知他，他想在北京迎接毛。林彪此举与其说是他还幻想和毛缓和关系，不如说是想打听毛的动向，以便及早做打算。
九月六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传到北戴河后，给了林彪当头一棒。林彪本来预计毛动手的时机可能选择在国庆节之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会上，为此曾派叶群在八月上旬以检查乳腺癌为名返回北京，分别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密谈，互相通气，商讨对策。叶群告以许多迹象表明，毛这回可能要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提出要在四届人大会前及早做工作，向毛请愿拿掉张春桥，若毛不答应，再向毛示威，求得解决。
不料，毛泽东却提前下手，而且把本来应该首先在中央常委内部解决的问题，直接捅到下面去，四处点火放风，措辞用语甚至超过了当年整刘少奇时的分量，大有要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味道。尽管毛在南巡谈话中并没有把门完全关死，但林彪认定那只不过是毛的花言巧语而不愿再相信他了。事实上，毛所谓"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的说法不过是虚晃一枪，如果毛真有此意，为什么在此之前一直对林彪避而不见呢?
据知情人说，林彪通过不同的渠道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最初的想法一度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下去。他对叶群、林立果说；"不想活了"，摆出一副准备坐等挨整的架势。在此之前，林彪还交待身边的人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那几天，林彪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看到，林彪频频与叶群关起门长时间密谈，商量对策，叶群进进出出，眼睛都哭肿了。
林彪之所以最初萌生万念俱灰的念头，一切听天由命，并非真的看破红尘，而是他在评估形势后，深知即便在政治上豁出去了，和毛泽东拼死一战，也是凶多吉少，毫无胜算。而且他此时已经看出了毛所玩弄的惹战激将的把戏，知道一旦自己有所反抗，那正早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坐实了毛强加给他的所谓策化解放军造反的罪名。再加上林彪本人长期以来一直病病怏快，对政治和人生都已经厌倦，所以事到临头，一度萌生一死了之的念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林彪并没有斩断尘缘，不能下考虑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如果听由毛泽东摆布，在政治上遭到整肃的话，势必株连全家。这是身为人父和一家之主的林彪所于心下忍的。在文革中因为老子倒台，儿女们流落街头，境况悲惨，这种情况已经看得太多了。况且叶群在知道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了她的名后，惟恐毛首先拿她开刀，已经失魂落魄，整日哭求林彪带著全家躲到国外去，像王明那样当寓公。林彪被膳得心烦意乱，甚至一度表示了同意，但因林立果的反对而暂时作罢。
与叶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犊不畏虎，是文革那个年代熏陶出来的有强烈参与意识和使命感的政治狂人。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极态度，认为林彪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折腾，一旦被关起来，用不了两三个月就会像刘少奇一样被折腾而死；更反对叶群的主张，不甘心临阵脱逃，而渴望与毛泽东一争高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此，林立果力主动用他所掌握的"联合舰队"，主动出击，同毛拼个鱼死网破。九月七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谈话中曾透露了这一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尘劫》一书中详述了劫后重逢时，林立衡回忆当时姐弟两人谈话的情况：
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毛泽东代号--作者注)硬干!或者到广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首长带兵多年，军队威信高，到时把一组两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干的坏事公诸天下，号召全国声讨。总会有办法的。
张宁接着写道：
林立衡坚决制止他冒险念头。林立果大发牢骚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长(指林彪--作者注)忍耐那么多年，还是避不过。你就甘心眼睁睁看着首长挨整?!"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后余生的林立衡极力回避其父林彪在企图谋杀毛泽东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而把它说成是林立果一人所为。实际上，这个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纵使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谋杀毛这样非同小可的问题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博。显然，没有林彪的点头，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张的。
有点反常的倒是，曾经是几十万大军统帅的林彪在这紧要关头却显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对手毕竟是被人奉若神明、令人生畏的毛泽东。林彪既无法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途径从正面应战，在几种应变的非常手段中也找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避免自己身败名裂、累及家人的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深感毛逼人太甚的林彪恶从胆中生，只好横下一条心，转而同意林立果提出的对毛先下手为强的主意。尽管林彪明知这是一招险棋，毫无成算，但在惶急之中，也就只好铤而走俭，孤注一掷了。
应该说，林彪的谋反实出无奈，是在走投无路之际，为了自保而被逼上梁山的。关于这一点，林立果在九月七日下午试图说服林立衡的那次谈话中有所透露，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昨天晚上，主任(指叶群--作者注)就提出逃到国外去。首长(指林彪-一作者注)开始没同意，后来被主任逼得同意。他们要我立即调飞机，我借口来下及，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联合舰队"参谋长-一作者注)从北京找来商量，说服了首长，暂时不走。首长抱着老周，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九月八日，林立果携带林彪所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潜回北京，紧急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一手早有所防备，毛一向深居简出，行踪诡秘，让人难以捉摸。南巡前，他已经从担任过他的机要员、其丈夫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谢静宜那里得知，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联合舰队"，正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行前，他只把此行的大体日程安排告诉了周恩来一人。南巡途中，毛更是处处加强了戒备，对行程严格保密，警惕性极高。为防止林彪狗急跳墙，毛泽东在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交底的同时，已经预先打了招呼，公开点出了"军队造反"的问题，说：这几年我犯了个错误，过去军队被彭(德怀)、黄(克诚)抓去了，如今又披林、黄抓去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了；并直截了当地警告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了。"
对于一些历史上属于林彪山头或是和黄永胜有渊源的大军区，毛泽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有意识地做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比如，毛曾当众敲打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倒得了?"另一方面，毛又刻意笼络他们，称"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指他们曾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作者注)。"并指挥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要他们步谓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这一手十分老辣，在政治上先声夺人，起了警告防范的作用，避免了各地党、政、军人员因不明就里而跟着林彪走，而且有效地挖了林彪阵营的墙角，打乱了他的部署，导致原有的打算完全落空。这一点，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除此之外，毛此举还震慑住党内军中林彪的势力，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乃至倒戈一击，转而向毛反映林彪的问题。其中引起毛泽东警觉的主要是这样几件事：
一是在南昌时，时任江西省党政军第一把手、同林彪有很深关系的程世清曾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周围的一些反常情况，其中包括周宇驰来南昌活动和找他谈话的情况，以及林立衡曾警告他的家人以后少同林家来往，说搞不好是要杀头的。二是在杭州时，空五军军长白宗善暗中派人向毛传话说，有人并不欢迎毛到杭州来，并暗自装备飞机，要毛多训小心。三是在毛下榻的刘庄，工作人员中有人把陈励耘暗中布置向他汇报毛每日活动情况的异常举动悄悄报告了毛。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因而一路上处处提防，警觉性极高，在接获不同渠道反映的种种可疑情况后，尽管还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已经让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感到来者不善，隐伏凶兆。据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毛在杭州逗留期间情绪越来越不安，吃不下饭，睡下着觉。在获知掌握杭州警卫大权的陈励耘搞特务侦察活动后，毛意识到自己进了"贼窝子"，于是当机立断，就在林立果携带林彪手令赶回北京的九月八日晚上，决定缩短行程，尽快返回北京。
不过，毛泽东对自己的行止滴水不漏，甚至就连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同时，深知兵不厌诈有毛又故布疑阵，把他的专列调来调去，有意对外界制造国庆节前夕才准备返回北京的假象，两天后又突然离开杭州，取道上海赶回北京。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布下的这一迷魂汤，在很大程度上麻木了林立果一干人。本来，策划谋杀毛的行动就是铤而走险，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和难题。由于多年来造神的结果，毛早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顶礼膜拜的偶像，人们在思想内心存有任何一点对毛不忠的想法都已是大逆不道，更不用说对其直接下毒手了。再加上毛的行踪无常，住地又戒备森严，更使得谋杀行动难上加难。
在这种情况下，林立果手下干人虽然从九月八日夜里开始，经过两天两夜的密谋策划，设想了各种行动方案，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与会的"联台舰队"骨干成员虽说都曾宣誓过效忠林家父子，但事到临头，大多数人还是胆怯心虚，互相推诿，极力强调客观困难，没有人愿意出头。因为谁都清楚这种事即使干成的话，也绝不会得到林家父子的善待，到头来难免落得被杀人灭口的下场。
面对重重困难和部属的畏难退缩，就连主持行动的林立果也一度动摇起来，在立即动手和继续等待时机之间委决不下，只好通知了第一线指挥的江腾蛟"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
当然，林立果这样做并不是打退堂鼓，而是因为他判断毛泽东在沪、杭一带至少还要再盘桓几天，这样还有时间从长计议，等搞出一个确有把握的方案后再动手。这样考虑自然也有其道理，毕竟此举非同小可，攸关林彪全家的身家性命，只可成功，不能失收，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这样一来，正好中了毛泽东的缓兵之计。几乎就在林立果下令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九月十日下午，毛突然从杭州启程转道上海，并且下令不要通知当地负责人。到上海后，毛又一反以往下榻在顾家花园的惯例，就留在专列上过夜。毛在上海逗留的主要目的是想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招呼，因为作为一方诸侯的许世友一向与张春桥矛盾很大，而林彪也有意利用这一点做许的工作，毛担心许会被拉过去，所以在上海整整等了刚好到大别山视察工作的许世友好几个小时。第二天，毛得到了许世友表态"庐山会议问题，按主席的指示办"的保证后，立即动身返回北京。
行前，毛泽东为了掩人耳目，又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指定造反派出身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代表他在锦江饭店请许世友吃饭，王洪文又把林立果党羽、第四军政委王维国拉上作陪，而毛本人却不辞而别，悄悄离开上海，命令沿途铁路全线绿灯，昼夜兼程北上，于十二日午后返回北京。
当时，警觉性极高的毛泽东并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在丰台车站召见了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察探动向，又对他大谈了一通庐山会议上的斗争，点出："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在确定京城以外确实没有异动后，毛吩咐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集工兵进驻南口，以防不测，然后才返回中南海寓所。
等到九月十一日上午，林立果接到叶群"抽鞭子"的电话后，重新展开部署时，已经失去先机。更令事情无可挽回的是，王维国虽然在中午陪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时，就已经得知毛泽东已离沪北上的消息，但害怕林立果让他出面动手谋害毛，所以直到晚上毛的专列即将驶出江苏的地界后了通风报信。这样，当林立果接获毛北上的消息时，已经是九月十一日夜里了。这时，毛的专列已安然通过苏州至无锡之间的硕放铁路桥一-这里曾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动手地点，即将进入山东境内了。至此，谋杀毛的计划整个落空。
问题还不止于此。更令叶群、林彪胆战心惊的是，毛泽东突然中断在外地的巡视，赶回北京，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内部出了叛徒，走漏了消息。一旦追查起来，肯定纸里包不住火，非但他们罪责难逃，而且还势必会把林彪牵扯出来，全家都会被送上断头台，落得比刘少奇一家人还惨的下场。自知闯下大祸的叶群、林立果母子二人此时已经乱了方寸，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生死关头，叶群、林立果当然不敢擅作主张，只好据实禀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后拿主意。
林彪虽然身经百战，但这一次还没有和毛泽东正式交手就败下阵来，还是不免心慌意乱，他很清楚自己已是山穷水尽，没有什么退路了，毛绝对不会轻饶自己，最后大不了是一死。据林彪身边的人回忆说，林彪在得知毛突然赶回北京的消息后，曾对叶群表示："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很显然，如果说林彪在此之前还可以以静制动的话，让毛泽东去伤脑筋向党内外解释废黜他本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而如今事情已经败露，毛只要公布林彪企图谋害他的事实，就很容易请君入瓮，挑起众怒，让"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这种情况下，个性极强，从不服软的林彪索性一不做二下休，破釜沉舟，作困兽之斗。他决定立则转移到广州去，同时设法带上手下的几员大将。这是林彪在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和叶群、林立果商量出来的一条退路，并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林彪之所以选择南飞广州，是因为广州军区是当年四野的老班底，黄永胜又经营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机动，远离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进可退。
林彪的打算是坐镇广州，先静观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如果毛逼人太甚，执意要往死里整人，就和他彻底摊牌，先谈判，后动武，迫使毛停止找碴整军队的批陈整风运动。如果谈不成，就在广州立即召开军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揭露多年来毛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军队站在人民一边，举事讨伐毛的暴政，并且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然而，这一反叛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内部出了"叛徒"。泄露了事机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的爱女林立衡。在林家中，林立衡素来受到林彪的钟爱，却与她的母亲叶群的关系很紧张，一直在精神上受到叶群的虐待。为此，她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叶群所生，甚至以死来抗争叶群对它恋爱婚姻的干涉。在林立衡看来，林彪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有些"误会"，事情闹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叶群从中坏的事。
因此，林立衡认为确实应该好好整一下叶群，同时希望其父林彪能够同毛泽东好好谈一谈，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以后林彪可以退出政坛，像朱德一样在家赋闲养老，保住政治上的善终。基于这种想法，林立衡曾激烈地反对林立果打算谋杀毛的计划，认为这样做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林彪乃至全家惹上杀身之祸；至于割据南方或流亡海外更是异想天开，自毁名节，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林立果一意孤行，根本听下进任何劝告，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只好在暗中展开了保护其父林彪的行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林立衡当时和事后都一直认为整个事情虽然打着林彪旗号，主谋却是叶群和林立果二人。早已病病怏怏、疏于政事的林彪并不完全知情，在很大程度上被母弟二人所摆布。至于她本人当时之所以没有敢告诉林彪，是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担心林彪的身体经不起这样的刺激，再说也没有掌握真凭实据，所以才一直犹豫不决。不过，林立衡相信只要能设法把林彪留在北戴河，哪也不去，就能挫败叶群和林立果二人的图谋，最终保全父亲的名节。为此，她在私下里遂向林办的工作人员打招呼，把他们动员起来监视叶群的行动，准备万不得已时出面敦促中央保护林彪的安全。
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发现叶群情绪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断到林彪别陛进进出出，关起门来密谈。更令她疑窦丛生的是，叶群一面四处放风说准备到大连去，另一面却又匆匆忙忙地强行为她举行订婚仪式，在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当晚从北京匆匆赶回北戴河后，林立衡随即又通过林彪身边的勤务员窃听到叶群、林立兴试图劝说林彪出走的只言片语，并且了解到林立果已从北京带间一架三叉戟专机。她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
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贝体策划的南下广川的反叛计划，从而避免了整个国家卷进一场大的战祸之中，老百姓免遭刀兵血光，生灵涂炭的惨剧，对此，林立衡在历史上的功不可没。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节，反而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从背后捅了自己的父亲一刀，迫使林彪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落得个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
九月十二日晚十时许，周恩来接获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的报告。当时他正在人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对此，周最初是有点半信半疑。他原先就被告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是计划内的安排，为此他还特意传话，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此外，他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问的紧张关系早就有所耳闻。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的报告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一个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万一弄错了，就不好收场了。不过由于事关重大，周不敢马虎，随即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紧急处理这什事情。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想弄清情况，特别是林彪本人的态度。他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彪大概已经听到风声。对毛分量很重的批评，林彪在精神上有压力，个人闹情绪在所难免。不过，林彪家里竟然闹出乱子，出现这等咄咄怪事，还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为此，他一面命令警卫林彪住地的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盘问她这样报告有什么依据?
但是，林立衡有难言之隐，不便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只是一个劲地强调林彪的安全"有问题"，要求中央采取措施，确实保证他的父亲不出问题。周恩来这时显然更关心的不是林彪的安全问题，而是他本人是否准备出走，于是吩咐林立衡："发动所有的人，想一切办法摸清首长(指林彪--作者注)态度，立即报我。"
随后，周恩来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叉戟专机，而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然也不知情，这令周开始感到其中确有问题。联系到林彪在党内生活中一挨批就消极的为人，这次在毛泽东的紧逼下很可能出事。为防不测，他随即以"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但是，北戴河方面稍后却又报称：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
这种企图瞒天过海的谎报，自然蒙骗不过经验老到的周恩来。由此认定其中有鬼，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据知情人透露，周在按到林立衡的报告后，除了在他本人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上述防范措施外，周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提出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当面谈谈，摸清他的真实思想，最后争取他一下。但毛没有批准。
而毛泽东不同意周恩来的请求也是可以想见的。实际上，林彪家中闹出乱子，正是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达到了他南巡讲话敲山震虎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怎么会同意让周恩来前往北戴河充当说客，给林彪任何转圆的机会呢?
当林立衡通过中央警卫团报告林彪的动向后，本来就直接听命于毛泽东，而且又急于洗刷自己与林彪关系的汪东兴自然不敢耽搁，会马上报告毛。因此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了火。这对一直苦于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正中下怀，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并且通过汪东兴来直接指挥北戴河警卫军队的行动，遥控事态的发展。
从直接听命于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后来并末尽力拦阻林彪出走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意图的影子。尽管当时林立衡苦苦哀求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林彪留下来，北戴河的警卫部队也为此做了几种应变方案的布置。然而，后来他却没有像张向林立衡所保证的那样，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他的一世功名，被人指为"汉奸"、"卖国贼"，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正因为如此，直到九月十二日晚，林彪、叶群和刚从北京赶回来的林立果三人关起门来长时间密谈时，林彪还不想走这条路，不理睬叶群建议到香港去遥控指挥的央求，只是独自落泪。据当时撞见这一场面的林彪身边的公务员说，当时林彪流着泪表示："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
然而，就在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变起仓猝。以为毛泽东已经下令前来抓人的叶群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担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于是立刻把当时已经服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林彪叫起来，紧急商量对策。
惶急之中，林彪似乎一时也乱了方寸，完全被叶群的惊恐情绪所左右，再加上又得知广州方面已经被毛泽东挖了墙角，军区司令员厂盛等人在政治上的态度衍变，这样一来打乱了原定南飞广州的计划，于是，林彪在仓皇之下临时变卦，听从了叶群的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决定放弃南飞广州的计划而改为北投苏联。
这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林彪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大军的统帅在生死关头竟然如此缺乏主见，举棋不定，完全让叶群牵着鼻子走?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林彪鬼使神差地迈出了出逃这一步，铸成历史大错--是因为他本人在最后关头还是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惧怕落入毛泽东的手里后会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还是顾念妻子儿女，不忍开到他们和自己一道受牢狱之苦?还是睡前服用的安眠药发生了作用，影响了理智的判断?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许这将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林彪来说，投奔苏联实在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行前内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的念头。据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车驶往山海关机场的途中，曾经命令随车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这位警卫秘书。
林彪一旦出事，毛很难把自己摘干净。想必在这时，毛才真切感受到同林彪闹翻在政治上对他的伤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当林彪的飞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毛决定网开一面，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九月十四日下午，疲惫不堪的周恩来刚刚服下安眠药睡下，便接获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证实了林彪等人确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
至此，自九大后开始的这场文革营垒内部的厮杀，以林彪一棺附身，掩埋在异国沙丘而告终。不过，毛泽东也并非是赢家，而是"抛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毛本人"天纵英明"的神话在一夜之间破产，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偶像地位摇摇欲坠；而且在政治上的阵脚大乱，发动文化大革命之举再也无法白圆其说。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绞尽脑汁对文革以来的许多问题重新作出解释，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让步，以稳住文革的败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