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记 "文化大革命"纪略
1966年5月，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上海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重要据点，因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加重了对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中断了上海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步伐，使上海国民经济濒临严重危机。1967～1976年，全市工业基本建设年平均投资比1953～1966年增长88.5％，但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速却从12％下降到7.4％，特别是1976年仅增长2.1％；1974～1976年，地方财政连续3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规章制度被冲垮，检验机构被取消，致使产品质量下降，成本单耗上升，经济效益逐年下降，1976年144种主要产品有108种质量低于历史水平，工业每万元产值所产生的税收、利润，由1965年的3601元下降到1976年的2859元，10年中减少的财政收入达200亿元，相当于1976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部固定资产的1.4倍。生产性建设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严重失调，非生产性建设投资1971～1975年只占9.1％，比1965年下降14.7％，城市建设严重削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从1965年的69.58元下降到1976年的57.16元，下降17.8％。郊区社员按生产队计算劳动力年均收入，从1966年的248元下降为240元。全市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1965年的32.4％下降到1976年的26.8％。科技文化教育事业遭到空前浩劫。全市182个科研机构中21个研究所被撤销、合并、迁移，相当一部分科研机构中止科研工作，全市26所高等院校剩下16所，在校人数从1965年5.2万多人下降到1976年的3.4万多人，且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上海同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第一章 序幕与动乱开始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序幕
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海罢>》）。《评<海罢>》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揭开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序幕。
1959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党的干部要学习明朝清官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并建议历史学家研究、宣传海瑞。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之托，为《人民日报》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并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再三要求，写出《海瑞罢官》剧本，于1961年1月由北京京剧团公开演出。历史剧《海瑞罢官》用艺术的手段，再现了海瑞任应天府巡抚时除霸退田的事迹，受到群众喜爱。
1962年，江青找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点名要批京剧《海瑞罢官》，遭到拒绝。此后江青多次向毛泽东反映，说《海瑞罢官》有问题，应该批判。毛泽东开始不同意。1964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同年下半年，江青找《人民日报》某文艺评论家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被婉言拒绝。1965年2月，江青来到上海，与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共同策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评 <海罢>》的写作，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之外无人知道。张春桥找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执笔，竭力逢迎江青意图。姚文元每改一稿都由张春桥假修改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之名，把稿件夹在《智》剧的录音带内由飞机送往北京审阅。到1965年9月文章初步定稿后，才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最后经毛泽东修改、批准发表的已是第十一稿。定稿之前数稿虽然都在上海市委印刷厂付印，但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成员除张春桥之外一概不知。定稿后，市委得知该文将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立即提出应在文章发表前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通气，但被张春桥以江青的“指示”为名竭力阻挠，并对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负责人封锁消息。
《评 <海罢>》共分四部分。在前三部分中，文章歪曲早已明载典籍的史实，攻击吴晗为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不惜改写历史。在第四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中，将《海瑞罢官》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两件事，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诬陷该剧鼓吹单干，配合“帝修反”、“地富反坏右”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文章发表半个多月，北京、湖南等地报刊未予转载。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要上海将姚文元的文章出小册子。张春桥亲自校对清样，两天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完成了印刷和装订，向全国发行10万册。同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该文。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该文时，经周恩来指示在按语中强调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
《评 <海罢>》发表后，全国反响强烈，理论界、史学界和文艺界知识分子尤为不满。江青、张春桥等人利用《文汇报》围绕姚文元的文章发动了一场“大辩论”，要求报社收集京沪两地各界知识分子特别是知名人士的反映，千方百计将反对意见引向公开，并将“放”出来的各种意见分类排队，他们称之为“钓鱼”、“引蛇出洞”，借此打击不同意见者。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展开后，文汇报社收到3000多件反对该文的来信来稿，认为该文把海瑞戏与要拆人民公社的台等挂钩是牵强附会，批评姚文元“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指出姚说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莫须有的罪名。来信来稿作者遍及全国各个省市。内部情况反映的不同意见近百万言。张春桥还嫌缺少知名人士文章，亲自策划由文汇报社出面，于同年12月31日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会议开始时说是内部听意见，不算帐，结束时却宣布将发言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张春桥还令即将付印的1966年第一期《学术月刊》换上“清官问题”座谈会材料，并由《文汇报》、《解放日报》及《人民日报》先后转载。张说：“这下好了，有了靶子了！”这些作者和发言者包括一批学术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和领导干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都遭到政治上、肉体上迫害。
毛泽东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此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发展到在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并在全国范围工农商学各界和各行各业开展政治大批判。
二、《评“三家村”》在上海发表
1966年2月，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由中共中央下达。《二月提纲》试图把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其他类似的批判置于中央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 2月2～20日江青来到上海，与林彪相互勾结，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军队中不担任任何职务的张春桥参与修改会议纪要。4月14日，中共中央将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批发全党。《纪要》认为，文艺界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摘掉这条黑线”。之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迅速发展到对《二月提纲》、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
批“三家村”（注：“三家村”源于以吴（即吴晗）南（马南屯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联合写作的《三家村札记》）。）是从批判吴晗开始，株连同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然后又株连到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和《北京日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和组织下，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发表了两篇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的署名文章，次日全国各报都予以转载。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头版同时刊登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与北京遥相呼应。文章指责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宣称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涤“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文章发表前，曾送在上海的毛泽东审阅。5月11日，全国各报刊奉命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由批判吴晗发展到批判“三家村”，由批判“三家村”又发展到批判全国各地的“黑店”、“黑帮”，挖大大小小“三家村”的错误斗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内容。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分别担任副组长和组员。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第二节 动乱开始
一、上海红卫兵运动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连续推出社论、文章号召造反。中共上海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由张春桥兼任。各委办、区县局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全市大、中学校和党政机关、文化科研单位开始出现针对各级领导的大字报，揪斗“牛鬼蛇神”（注：“牛鬼蛇神”原意是指虚幻荒诞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以此作为“革命”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停止使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8月1～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8月1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的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上海。同月11日，复旦大学出现全市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战斗组。他们筹集路费派代表前往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复旦运动。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群众，接受并佩戴“红卫兵”袖章，从此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行开来。上海的红卫兵组织也一轰而起，最多时达5340多个。初期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9月以后，各区先后自发成立红卫兵军区或司令部。10月开始出现全市性的几大红卫兵组织。影响较大的有：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上三司”），以及从中分离出的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中学跨区红卫兵组织在全市颇有影响的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红东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红西南”）、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红反会”）等。
九十月间，部分学生先后成立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和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随着“踢开党委闹革命”风潮刮起，两个红卫兵总部被视为“保守组织”， 11月以后相继被冲垮。
上海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响应号召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23日，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的做法，从学校“杀”向社会，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继而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事物，都成为红卫兵冲击对象。南京路、淮海路等著名商业街上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被禁止出售，如老大昌的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的“掼奶油”、沧浪亭的虾仁面等都停售。咖啡馆、弹子房以及珠宝、古玩商店被勒令停业。商品橱窗被大字报和标语口号所取代，形成千店一面，出现了无数“东方红”、“红卫”、“燎原”、“解放”等类同的厂名、店名。红卫兵们还对所谓“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剪“小裤脚管”、剪“大包头”、剁“尖头皮鞋”等粗暴行动。甚至违反宗教政策和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堂、万国公墓等均遭冲砸。建筑物上的雕塑、石像被砸碎，岳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亦被捣毁。不少原工商业者的住房被抢占，私人开业被禁止。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红卫兵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盛行起来。上海红卫兵在北京南下红卫兵影响下，到街道、里弄、派出所索要所谓“牛鬼蛇神”名单，然后按单抄家、搜人。有的当场被揪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乡。以后抄家对象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教师、干部等。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全市被抄家的共15.77万余户，占全市总户数的6.5％，有的被抄家2～3次。全市原工商业者几乎无一幸免被抄了家。全市共被抄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余件，钻戒、钻石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字画27万余件，美钞334万余元，其他外币330余万元，银元239万余元，现金、存款、公债3.76亿元。在抄家过程中打人成风。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仅1966年9月1～25日，市区489所中学有361所学校红卫兵有打人行为，被打达1万余人，其中打死11人，打伤961人。
8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主持召开市委书记处扩大会议，有关部门和区县负责人到会。最后，市委作出“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剪裤子，不要随便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图书”等10条口头规定，要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回去进行普遍教育、宣传和落实，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指示难以起作用。
继破“四旧”后，红卫兵又盛行起全国大串连活动。在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下，不仅大中学生，有的小学生，机关、工厂职工也汇入大串连队伍。 9月中旬以后，串连学生上火车人数由每日5000多人上升到1万人以上。上不了车的，到市郊车站爬车、拦车，出现伤亡事故。中断铁路运输事件不断发生。上海铁路分局列车正点率下降到18％。10月底，外地来沪串连师生先后共40多万人，各级党委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解决红卫兵的吃饭、住宿等问题。以北京为主体的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设立了驻沪联络站，介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从 8月31日到9月4日，北京南下红卫兵连续发起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事件，他们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一些上海工人、学生劝阻、反驳他们，从而发生冲突。为避免上海群众与北京学生的对立，曹荻秋一再接见北京学生，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领导的问题。9月5日，北京红卫兵进入市委机关大院。在北京红卫兵的带动下，上海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也开始指向各级党委，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冲击各区委机关即达200多起，参加者7000多人。
同年 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副主席林彪先后讲话，会议主要批判各级党组织执行了一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反路线”）。根据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取消军队院校党委对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对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的指示，同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宣布停止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组织对本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此后“踢开党委闹革命”之风在上海盛行开来。
二、安亭事件
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上海的一批“造反派”纷纷起来批判市委和各级党政机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领导干部遭到冲击，很难开展工作。有些工厂的造反派亦在串连中开始纠集起来。同时，北京南下红卫兵和少数上海红卫兵到工厂串连，以“工人学生联合运动”的名义，动员工人起来造工厂党组织和上海市委的反。11月6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玻璃机械厂工人潘国平、良工阀门厂工人陈阿大、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黄金海等17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30余人，在北京红卫兵召集的“上海工人串连交流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计划于9日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成立，并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派负责人前去参加成立大会。王洪文被推举为“工总司”“司令”。当夜，王洪文、陈阿大等10余人，冲砸协大祥绸布店和上海市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抢劫红布、府绸等100余米，作为“工总司”袖章之用。8日，王洪文指使黄金海等40余人冲砸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砸毁办公室，殴打档案工作人员，抢劫档案，开创打砸抢先例。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群众组织不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经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和组长陈伯达，得到同意。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文化广场自行召开成立大会。由于没有得到市委承认，会后王洪文等组织了请愿游行。10日凌晨2时，市委派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接见他们，做思想工作，但他们不听劝告。后冲进上海北火车站，强行登上开往郑州的65次列车开行，声称去北京向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上午7时火车开出，上海铁路局根据国务院指示，8时17分将列车停靠在市郊安亭站的岔道上。中午12时零2分，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全线中断31小时又34分钟。安亭站东面被迫停下的列车有12趟，上海站36趟北开列车不能发出，从安亭到蚌埠，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客货运输。是为举国震惊的安亭事件。中共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11日上午，组织有关局的大批干部，由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到安亭，劝说造反队员回厂。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指示，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11日12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拍来特急电报，劝告在安亭的造反队员：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副组长张春桥来沪会同中共上海市委处理此事。
11日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乘空军专机到上海后，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从机场径奔安亭，与“工总司”和北京红卫兵代表谈判，支持他们造反。部分造反队员随他回沪。13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和陶铸指示精神。下午，张春桥到文化广场与“工总司”谈判。他违反中央文革小组和陶铸指示及他本人上午参加并同意的市委常委会的集体决定，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5项要求：（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2）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被迫去北京控诉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派代表）；（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会后，张春桥回到住所，将5条协议电话告诉陈伯达，取得同意。15日，张春桥又逼曹荻秋同赴苏州，与那里坚持北上的“工总司”二兵团工人造反派签定了内容大体相同的5条，这两个五条统称“双五条”。
14日，在曹荻秋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张春桥签字，当面批评了他的两面派行为。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16日，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也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并将“双五条”印成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引起了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许多工厂的工人打电报给中央，抗议安亭事件的处理结果。许多对安亭事件和张春桥签“双五条”强烈不满的干部、党员和工人群众，于11月26日成立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赤卫队”），其成员以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党团员居多，12月6日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赤卫队”成立后发展很快，最多时达80多万人。“赤卫队”成立伊始，就与“工总司”展开针锋相对斗争，并给中央文革小组拍电报，说“双五条”是大毒草，要求张春桥回上海检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表态。
［安亭事件后，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点要求］
三、《解放日报》事件
1966年11月25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曹荻秋等市委领导被迫到会。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来沪鼓动造反夺权的聂元梓（注：聂元梓原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是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主要作者。）在这次大会上公然称：“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并领头呼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的口号。会后，“红革会”要求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大会消息，遭到拒绝。“红革会”主办的《红卫战报》第九期成了这次大会特刊，并刊有题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文章。11月27日、29日，“红革会”先后派代表到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和解放日报社，要求将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以便“消毒”。解放日报社请示中共上海市委后，拒绝“红革会”的无理要求。于是“红革会”400多人于11月30日凌晨占领报社，强行阻止《解放日报》发行。
“红革会”的行动得到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造反组织的响应。然而全市大多数市民非常反感。很多赤卫队员、工人和市民聚集在报社周围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同“红革会”展开辩论，要求他们尽速撤出报社。 12月2日，王洪文派“工总司”成员进占报社，支持“红革会”，与报社外广大群众及赤卫队员对峙，不时挑起冲突，致使《解放日报》被迫停刊9天。
其间，聂元梓频繁接触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煽动他们说：《解放日报》是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市委才能倒；上海的权要夺，但难夺，宣传机器不在你手里，所以要夺报社的权。
12月3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和副市长宋季文、李干城等进入报社对红卫兵作说服、劝说工作。他们和报社工作人员遭受了人身迫害。《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市委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作出的处理意见是，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可以分开发行；如果红卫兵硬冲，要说服，要顶住，这是个原则问题。然而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电话指示中共上海市委，说《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地方报刊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决定》（注：《三项决定》主要内容：（1）《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会”查阅报社内有关文章、底稿等；（3）解放日报社党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和交代。）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注：《四项要求》主要内容：(1)支持“红革会”的要求；（2）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行动；（3）《解放日报》事件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公开检查；（4）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于12月8日就此发出市委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执行。至此，“工总司”、“红革会”才相继撤离报社。《解放日报》事件后上海社会动乱加剧，市委的处境更为艰难。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民上街游行］
四、市委机关“后院起火”事件
1966年10月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就数次通过电话、面谈形式，催促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副书记郭仁杰以及朱永嘉等早日起来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以争取主动。12月12日晚，姚文元在给徐景贤电话中，催问市委写作班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如果他和张春桥回上海，写作班能不能做他们的工作班子。13～14日，市委写作班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最后决心按张春桥、姚文元几次电话精神，全体一起造反。并串连市委机关内部一批造反的人，搞所谓“心脏爆炸”、“后院起火”。徐景贤派人联络了《支部生活》造反队、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市委党校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与市委写作班共同发起批斗市委大会。还串连“工总司”、“红革会”等造反组织，取得他们的支持。16日，大会筹备会发出通知，“勒令”全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负责干部到会听取大会的批判发言，各机关均须派代表参加。
12月18日下午，以市委写作班为首的机关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红革会”动员了8000多名红卫兵压阵助威。“工总司”也派了1500余名成员声援。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书记、市委常委以及部、局级领导干部均被“勒令”到场接受“批斗”。会场挂出“火烧陈丕显！揪住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注：陈丕显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杨西光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常溪萍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大幅标语，这些口号由徐景贤与聂元梓共同商定，得到张春桥的赞赏。市委写作班在大会上宣读了集体《造反声明》，徐景贤作了《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长篇发言，说上海市委“始终贯彻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从上到下贯彻了一条黑线”。会后出版发行了10万份会刊《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攻击污蔑上海市委。
这次大会后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注：王承龙当时为《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等为联络站负责人。该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后院起火”事件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各部门一下子出现了上百个造反组织。这股造反之风很快又波及到各局、区、县，一时间，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势日益高涨。党政机关工作瘫痪。
五、康平路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前后，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赤卫队”）与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张春桥、姚文元和“工总司”将“赤卫队”视为他们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障碍。“工总司”一方面对“赤卫队”不断挑起事端，另一方面又胁迫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不支持“赤卫队”。
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反路线”大会，向市委提出了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制止“工总司”的打砸抢活动、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等8项要求，曹荻秋签字同意。25日，“工总司”又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强迫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保皇组织”。28日下午，2万多名赤卫队员陆续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要求市委领导澄清是非。
张春桥在北京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打电话到上海指示王洪文等抓住时机调动人马对付“赤卫队”。同时张春桥叫当时在北京的“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立即乘飞机回沪，补充实力。张春桥还授意其妻捏造了一个“赤卫队”在康平路抄了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授以“工总司”围攻“赤卫队”的借口。
29日上午，曹荻秋同“赤卫队”谈判，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群众性组织。“赤卫队”准备下午撤离康平路。此时，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20多个造反组织在衡山饭店成立了联合指挥部，迅速调集10多万造反队员包围、控制了以康平路为中心的周围道路，不让“赤卫队”撤出。30日凌晨2时，造反派手持长矛、木棍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对手无寸铁的赤卫队员进行围攻和殴打。到清晨6时左右围攻结束，大批“赤卫队”队员受伤，伤势严重当场送医院治疗的有91人。“工总司”抓了300多名“赤卫队”骨干。当晚，“赤卫队”总部被解散，各区的大部分“赤卫队”基层组织也相继被砸。31日，约2万名“赤卫队”队员北上赴京控告，被阻于昆山，“工总司”派人乘汽车赶到追打，制造了又一起流血的“昆山事件”。此后“赤卫队”各级负责人遭到迫害，主要负责人被捕判刑。康平路事件后，大批赤卫队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使生产、交通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章 "改朝换代"
第一节 "一月夺权"
一、两报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1967年1月3日晚，文汇报社造反组织“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了文汇报社领导权，接管了报社。次日，《文汇报》以套红标题刊登了他们的夺权声明——《告读者书》，这是全市第一家宣告夺权的单位。5日晚，解放日报社也由造反派宣告夺权，开创了全国党报夺权的先例。
1月4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他们肯定报社夺权“大方向是对的”。从7日至9日的3天里，张、姚5次接见《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鼓动说：“报纸如果不给造反派讲话，办了3天就会被砸掉”，“要能成为造反派的喉舌”。“《人民日报》讲话有困难，你们造反了，你们先说嘛！”“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火力应该很强，要使某些人睡不着觉！”同月1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亦宣布夺了权，当晚23时30分，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派员对电台实行了军事管制。
夺权后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由《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两个文件的问世经过是这样的：
从安亭事件开始，在不断升级的造反浪潮中，全市出现了一股要钱要物、抢占住房、化公为私、任意挥霍国家财产的经济主义风，其始作俑者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加上康平路事件的发生，使得上海的经济秩序极为混乱。上海港每天积压 70多艘货轮无人装卸。仅1966年12月30日至1967年1月3日短短5天内，全市被抢占新工房有2.2万多平方米，私房被抢占30多万平方米。为此周恩来于1967年元旦凌晨亲自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出面妥善解决上海面临的严重问题，贯彻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并特别强调与群众组织协商，一起解决上海的困境。
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陈丕显连夜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指示，商定了一些解决办法，并决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传单。会后，由两个红卫兵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的传单，副标题是《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转载时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经修改后，“工总司”、“红革会”、“炮司”等 11个群众组织同意签名，由陈丕显签发，印20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1月5日，夺权后的《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了这份传单。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布后，交通运输情况经各方面的努力稍有好转，但经济主义风仍刮得很厉害，至 1月6日，全市银行各区办事处现金被抢提一空。1月8日，红卫兵又发起召开了一次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决定起草一个《紧急通告》，并推选“红革会”和“机关造反联络站”代表起草，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风的9条措施。陈丕显等出席了这次会议。稿成后32个群众组织签字，于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布。
1月8日晚，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0日，毛泽东又对《紧急通告》予以肯定，让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上海市32个造反组织的贺电。贺电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打倒市委”大会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姚文元一回到上海，就频繁召集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加紧夺权步伐，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张春桥还强调：“通过打倒陈、曹大会，可以使全市人民知道陈、曹已经打倒了，不再承认旧市委的领导。”
“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造反组织出面具体筹备了打倒市委大会事项。张、姚亲自过问将大会口号升级，定为“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把大会名称定为“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张春桥还亲自修改大会的重点发言稿。
1月6日上午10时至下午3时，32个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10余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中心会场“揪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注：魏文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王一平、梁国斌（注：梁国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杨西光等华东局、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并把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数百人拉到台上“陪斗”。全市共设369个分会场，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电视台同时转播实况。大会发出了3个通令，第一号通令，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由造反派对他实行监督劳动。第二号通令，要陈丕显在7天内，交待反革命罪行。第三号通令，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张春桥、姚文元直接参与了大会的策划，但在 5日向中央汇报的简报上他们却说：“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6日的简报上则进一步说：“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造成群众组织自发起来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假象。这次大会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所有工作瘫痪，全市的实际领导权落入张、姚之手。
在张春桥“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的指示下， 1月8日，以“工总司”和“工总司”交通六局（铁路、海港、海运、长航、交通、邮电）联合指挥部为主，市委机关联络站、大专院校红卫兵等组织参加，共40余人，联合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上海交通运输大权。张春桥说这个火线指挥部“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1月13日，张春桥在全市造反组织座谈会上公开支持造反组织冲砸公安局，夺取公安局的领导权。说：“上海公安局不仅已经瘫痪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成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支持造反派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文保会”），行使公、检、法机关的职能。“文保会”由“工总司”等15个造反组织组成，王洪文任主任。公开宣称是“参加接待、调解工厂、企业、学校两派纠纷，负责全市性的集会，维持全市治安”。实际上成为“工总司”等造反组织镇压反对派的工具。3月1日，上海市政法指挥部成立，“文保会”保留组织名义，停止一切活动，政法指挥部完全取代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专政机构。
从 1月11日起，上海夺权进入高潮。3天内，市、区、县、局级单位有49个被夺权。有的是造反派上下、内外结合夺权，有的是本机关造反派夺权，也有外单位造反派前去夺权的。甚至银行、电视台也相继被夺权。根据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进驻银行、电视台、交通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
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并发表毛泽东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此后，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迅速吹向全国。
三、“炮打张春桥”事件
张春桥在夺权浪潮中支一派、打一派，为所欲为的做法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不满。上海的一些高校校园内和外滩、南京路等闹市街头，出现一批又一批责问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有些红卫兵组织也不甘心听凭张、姚一手摆布上海局面，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一二八炮打”事件。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前，上海先后发生过 4次部分造反组织夺市委、市人委权的行动。这就是：1967年1月15日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上三司”）、“工总司二兵团”等造反组织夺权；1月22日“上三司”再次夺权；1月24日“红革会”夺权和2月2日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夺权。这几次夺权活动，由于干扰了张春桥篡夺上海最高权力的部署，均以失败告终。“上三司”夺权失败后被镇压，负责人被抓。这些红卫兵组织被排斥在张春桥重组班子所依赖的造反力量之外，使他们大为不满。
1月中旬，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组”首先收集到张春桥一些材料，并发现张妻历史上曾被日伪逮捕后自首等史实，开始酝酿“炮打”张春桥。1月24日，复旦“孙悟空”在闹市贴出了“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出现在市区主要街道墙上。“红革会”在“炮司”等材料基础上，策划大规模“炮打”活动。1月27日夜，“红革会”兵分3路寻找，终于在市委党校将张春桥的“材料袋”徐景贤拉到复旦大学扣押起来，寻找突破口。张春桥闻讯大为恐慌，调动警备区部队追查。上海警备区根据张春桥命令，派警备师政委带4个摩托车排和1个步兵连，全副武装赶到市委党校，又追到复旦大学，引起学生愤慨，把部队堵在校门外，质问是谁派部队镇压红卫兵。相持几小时，张春桥怕事情搞大，只得让部队撤离。愤怒的“红革会”在全市散发《一二八事件真相》传单，在南京路贴出“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的大幅标语。
1月28日晚，“红革会”系统各校负责人和“上三司”等组织代表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开会，决定进一步炮打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主动到场，企图用中央文革的招牌压服红卫兵。但是受到红卫兵当面尖锐批评和指责，被困6个小时。1月29日晚，在复旦大学礼堂，以“红革会”为主，联合其他组织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的10万人大会。
“一二八炮打”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姚文元紧急向中央文革小组求援。 30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根据张春桥的意见，并经陈伯达、江青同意，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特急电报，用电话逐字逐句传给张春桥，说：红革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张春桥接到解围电报，马上下命令出动广播车，并印传单20万份广为张贴散发。同时，王洪文受命一面派人到街上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一面紧急调动人马封锁人民广场，准备冲击会场抓人。迫于形势，“红革会”取消了预定的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释放了徐景贤。“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失败了。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被扣上发动“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的罪名受到打击，其市级组织由此被搞垮。
“一二八炮打”事件后，在大专院校中红卫兵反对张春桥的活动没有停止。 1968年4月，上海发生第二次“炮打”张春桥，即“四一二炮打”事件。
4月初，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部分群众组织首先上街贴出“打倒叛徒张春桥”大标语，部分高校、科研单位的群众组织立即响应，连续在南京路、外滩等闹市地段张贴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与此同时，《文汇报》部分人员根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得到的“消息”，以及社会上盛传有人以“党票”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的传言，决定公开亮出“炮打张春桥”的旗号，成立了“为什么战斗队”，起草了炮打张春桥的《七个为什么？》传单，在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等处散发。12日，《文汇报》一反常态，以特大黑体字刊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等大标语。报纸一出版，在全市引起轰动，对张春桥倒行逆施不满已久的上海市民拍手称快。市区主要街道到处是“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张春桥！”“打倒反革命变色龙张春桥！”等标语、传单。
“炮打”活动引起了张春桥的恐慌，张春桥通过江青向林彪求援。“文化大革命”初期同江青相勾结的林彪集团出面为张春桥“保驾”。 12日，林彪集团主要成员李作鹏表态：不赞成“炮打”，不准部队上街，不准贴大字报。并通过驻沪三军以及进驻各单位的军代表进行传达。13日，王洪文坐镇文汇报社，指挥“文攻武卫”对报社进行打、砸、抄，揪斗“炮打”主要发起者，“四一二炮打”失败。
四、“上海人民公社”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被“打倒”之后， 1967年1月19日，“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受张春桥之命召集一些造反组织负责人开会，决定要按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定名“新上海公社”。后来经张春桥同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商定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同月中旬，徐景贤让人在外滩一座高楼挂出4条巨幅标语，内容是；“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在“公社”筹备过程中，张春桥多次狂妄地同列宁十月革命相类比，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称做“一月革命”。说什么“一月革命”的胜利，“如同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2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第一次在报刊上出现“一月革命”的提法。文章说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20万人参加，会议通过了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宣言》），并发出《一号通令》。《宣言》称：“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张春桥在会上得意地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上海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夺了权，当了政”。《一号通令》称：“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作为“现行反革命，立即逮捕法办”。
2月12日，毛泽东主席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指出“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变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因此，毛泽东考虑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2月19日，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叫各地在建立新的政权组织时，不要采用人民公社名称。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市革会）。其领导人由各参加夺权的造反组织派出代表拼凑而成。张春桥任市革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至1968年3月，全市各区、县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
第二节 组建"文武班子"
一、上海市委写作组
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前身，是市委宣传部的写作班。“文化大革命”前夕，写作班朱永嘉等人参与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文章的写作活动。 1966年12月，以徐景贤为支部书记的市委写作班成员一起造反，成为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骨干力量。“一月夺权”前后，以徐景贤为首的机关联络站为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上海市党政权力秘密串连，制造舆论，充当了他们的工作班子。
1967年4月，徐景贤在张春桥授意下，将原写作班已散在市革会各部门和联络站等处的一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专题写作组。吴瑞武为组长，朱永嘉为副组长。9月，在专题写作组兼管之下，又成立了大批判写作组。从1967年4月到1968年8月，这两个组连篇累牍地炮制诬陷中央和上海市党政领导人的文章，否定建国后17年的成就，攻击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1967年8月5日炮制出笼的《动员千军万马，围歼刘、邓、陈、曹》；同年12月又炮制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的专题广播共11讲。1968年2月出版了《彻底打倒刘少奇》、《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农村版）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俗讲话》等，通过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或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还直接听命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起草文件、决议、讲话稿。专题写作组内有专人分工向市内各群众组织搜集情况，逐日上报徐景贤，由徐直报张、姚。充当张、姚了解上海社会各界动态的耳目。
1968年8月，由于造反派内部矛盾，两个写作组撤销。9月下旬，以原来骨干朱永嘉、王知常、肖木3人为核心，成立了《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成为姚文元控制《红旗》杂志编辑部后在上海设立的“分店”。在近3年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该组稿组被《红旗》采用发表的文章有41篇。还撰写了《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炮制了对小说《上海的早晨》、《一代风流》，电影《兵临城下》、《革命家庭》等文艺作品的批判文章。
1971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提议正式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组”，由朱永嘉、王知常等6人为核心。写作组下设历史、文艺、哲学、经济、自然辩证法、秘书6个组。有正式成员40余人。另外，还以借调使用、培养“理论骨干”、相互协作等方式，任意设置机构。到1976年，实际工作人员近300人。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指挥市委写作组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69年至1976年，他们给朱永嘉、王知常等人的信件和批示达310件。写作组还控制了上海的新闻、广播、出版、文化、电影部门，同时插手教育、工交、财贸、郊区、知青办等系统，有人形象地称它为“既是宣传部，又是参谋部，又是情报部”。
上海市委写作组编辑出版《学习与批判》、《朝霞丛刊》、《朝霞月刊》、《摘译（外国文艺）》、《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等 8种刊物。其中《学习与批判》1974年起向全国发行，印数达95万份，有小《红旗》之称，到1976年10月共出31期，发表774篇文章，不少文章由《红旗》杂志和全国报刊转载，流毒全国。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以及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写作组编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等书，肆意伪造、歪曲历史，宣传极“左”理论。并以“丁学雷”、“罗思鼎”、“康立”、“齐永红”等笔名，撰写发表了《论尊法反儒》、《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评（吕氏春秋）》、《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等1171篇文章，与北京江青控制的梁效（清华、北大大批判写作班子）等南北呼应，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批“宰相”，批“周公”，批折衷主义、反经验主义，影射诬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攻击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整顿为“还乡团复辟”，鼓吹“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推销“全面专政”论，影响极坏。
二、上海“文攻武卫”与民兵
在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等“笔杆子”控制理论宣传阵地的同时，张春桥、姚文元还建立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武装组织，企图用“武班子”控制上海局势。
1967年2月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造反组织为争夺权力，相互之间大大小小的武斗冲突连续不断。7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次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号外公布这一口号。8月4日，由王洪文在前台指挥，以“工总司”为主体的10万人攻打与之对立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联司”），成为全市最大规模的武斗事件。砸“联司”之后，“工总司”又借机冲砸为其不容的其他造反组织。在此基础上，王洪文等人正式提出筹建上海“文攻武卫”组织，在其制订的规划中确定这支武装为“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张春桥批示同意，要求“把造反派组织起来，按班、排、连、营、团、师组织好”，“武装5万、10万、15万人”。9月1日，市革会正式批准建立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
1967年10月1日，由12个试点单位、5120人组成的一支用步枪、冲锋枪、机枪和高射炮等武器装备起来的“文攻武卫”队伍正式在国庆游行队伍中亮相。张春桥宣称：“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文攻武卫”成立伊始，就由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手控制，以帮划线，规定队伍“要以老造反为主”，营以上干部要由造反派担任，还多次抽调“工总司”帮派骨干担任市、区两级“文攻武卫”指挥部的领导，排斥地方各级党组织、警备区和各级人武部门对人民武装工作的领导。“文攻武卫”成立初期只有几万人。在张、王等策划下，这支队伍从人数到武器装备不断扩充，到1970年5月已经建立了7个师、72个团、151个营、623个连，共有21万人，粗具军队之外第二武装的规模。1972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直接领导的“野营拉练指挥部”和“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正式改名为“上海市民兵指挥部”。
1970年8月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妄图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后，张春桥等人更加感到他们“没有枪杆子”不行，便指使市革会副主任马天水等人加快扩展由他们直接控制的这支“第二武装”。同年开始在新中华机器厂、上海电缆厂等制造武器。并且在1974～1976年，动用地方经费3283万元购置武器，计有自动步枪31.5万支、半自动步枪16962支、步枪子弹387万发、高射炮弹5万发、摩托车160辆、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张、王等人一再声称“民兵的领导体制要来个大革命”，诬蔑军事系统负责民兵是“条条专政”，不让上海警备区领导民兵工作，他们通过搞“三位一体”（民兵、治保、消防一体化）、二部合并（把人武部合并到民兵指挥部）试点，排斥军队对地方武装的领导。
“文攻武卫”组织建立后，张春桥、王洪文等把它作为看家护院、翦除异己的“威慑力量”，赋予很大的权力。 1968年初，张春桥说：“现在文攻武卫指挥部实际上起着专政（机关）作用。”擅自批准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指挥部）有抓人、关人、办案等特权。1973年7月，马天水、徐景贤等人根据张春桥、王洪文授意，在《武装工人阶级、建城市民兵》的调查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上海的工人武装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不挂牌子的派出所”，“群众专政的铁拳头”。9月，王洪文对市革会副主任王秀珍说：“要建立全国民兵指挥部，由我亲自来抓。”市民兵指挥部印发文件，提出上海民兵今后的主要任务“要把斗争的矛头、主攻方向对准党内资产阶级”。据粉碎“四人帮”（注：即江青反革命集团。1974年7月开始，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不要搞四人帮”。）后的统计，十年动乱中，上海“文攻武卫”及其以后的民兵指挥部共抓、关了10.4万余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第三节 "清理阶级队伍"与"改朝换代"
一、“清队”与“一打三反”
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第一次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清队”）。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接连发表社论，将“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求迅速开展。
1968年初，上海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将“清队”作为全市1968年的首要任务之一进行布置和动员。5月，中央批转《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市革会成立领导全市“清队”工作的专案办公室，全市各单位也普遍成立“清队”专职机构，上海“清队”运动正式展开。运动对象主要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
当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公、检、法专政机构被“砸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被破坏殆尽，刚掌握全市党政大权的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为借助“清队”运动进一步稳固其篡得的权力，鼓动掌了权的造反派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整个“清队”采用“怀疑一切”、“残酷斗争”和所谓“群众办案”的方法，使用各种骇人听闻的刑罚，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全市各级党政干部和各阶层人士，凡历史上曾被俘、被捕过的，曾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家庭出身非劳动人民的，社会关系复杂的，曾在海外留学或工作过的，曾有过所谓“不恰当”言论的，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作运动对象的等等，都被作为审查批斗的理由。实在查不出什么“罪证”的，则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也遭到审查批斗。
“清队”运动中，“文化大革命”前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常委、上海市市长、副市长的 20名领导干部，除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3人外，全部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等，遭到残酷迫害，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机关900多名干部被诬陷而受到审查批斗，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教卫部长常溪萍等46人被迫害致死。全市局级以上干部1019人中受到立案审查的有853人，处级以上干部6161人中5868人受到立案审查，有3617人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上海文化界因有许多是江青 30年代在上海活动历史的知情人，因此成为运动的重点。在江青“17年（的帐）要算，30年代（的帐）也要算”的口号下，接连制造了“演剧九队案”、“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案”等一系列专案，全市文艺界原有相当于文艺6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冲击，80％以上被立案审查。
1968年12月“清队”运动高潮时，全市各系统、各单位出现的专案组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市专案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审查的达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市革会成立“清队”审批办公室，全市“清队”进人定案复查阶段，到1970年初，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清队”逐步结束。
1970年1月底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一打三反”）。2月4日、8日，市革会连续召开全市干部会议，部署“一打三反”，“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市展开。
在“一打三反”运动初期，许多基层单位响应中央号召，查处了一批犯有生活腐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造反派。 1970年6月，张春桥发出“要正确对待老造反”的指令，运动重点即转向揭批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反对过江青、张春桥的人，尤其是1967年、1968年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活动的参与者成为运动的重点。如复旦大学部分师生，因“文化大革命”初期有过反对张春桥等人言行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全校因该案受到隔离审查的多达40多人，全市和外省市因与此案有牵连而受到政治迫害的达100多人，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戴上“反革命”帽子。
据统计，到 1972年“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时，全市共有188904人被作为运动对象，29242人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挖出所谓“反革命集团”案122个，1651人被迫害致死。
二、上海地下党冤案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拥有中共地下党员8665人，建国后不少党员成为各级党政领导骨干。对原中共地下党员的迫害，是张春桥等人实施“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步骤。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会主任张春桥利用中共中央转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注：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将早已有明确结论的薄一波等61人被捕出狱问题诬陷为“叛变投敌”。）之机，在市革会成立了材料组，下设“抓叛徒查线索小组”，查档案、排名单、理线索，开始了在全市范围内“抓叛徒”的准备。
6月，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下达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以“抓叛徒”为名，在全市范围内制造了上海地下党冤案。
张春桥多次说：“上海地下党的问题很大”、“好的不多”。市革会副主任、“工总司”司令王洪文也公开宣称：“一定要从地下党开刀”、“地下党和国民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为整个“抓叛徒”运动定下基调。并借口“群众办案”，把一些“造反精神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派到市革会专案办公室充任领导骨干，负责“重点专案”，还在市专案办公室专门成立“群众专案联络组”，负责全市“抓叛徒”运动。全市曾经有中共地下组织活动过的单位普遍成立了专案机构，排出原中共地下党员名单，进行审查、批斗，甚至连一些建国前积极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活动的党外人士也不能幸兔。凡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活动，尤其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原中共地下党员，几乎全部被立案审查。全市地下党被按解放前的原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委等系统，建立了 39个大案、845个小案，3675人被立案审查。以原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工厂系统活动而建立的六大专案《注：即沪东棉纺专案（503专案）、沪西棉纺专案（504专案）、颐中烟厂专案（505专案）、中山钢厂专案（506专案）、电话公司专案（509专案）、丝绸专案（320专案）。》为例，就涉及292个单位，被立案审查589人，其中受隔离和拘留审查的233人，造成38人被迫害致死，78人被打伤致残，9人精神失常。
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对原中共地下组织的迫害，都采取先给审查对象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而后私设牢房，刑讯逼供，从肉体和精神上残酷折磨，寻找所谓“材料”，完全无视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将一些早已弄清并且已有明确结论的历史事件，重新拿出来大做文章，把因斗争需要打入敌人内部（即通常所说的“白皮红心”）诬陷为“白皮白心”的特务，把根据组织决定撤往解放区的诬陷为“受敌人派遣的特务”，把曾遭逮捕坚贞不屈而活着出狱的诬陷为“叛徒”，对没有被捕而长期坚持地下工作的则诬陷为“红皮白心”等等。“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区、县、局以上领导职务的原中共地下党员有 99人被赶离领导岗位，65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4人被迫害致死。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地下党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三、“五七干校”与“四个面向”
早在上海市革会成立前后，张春桥就把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看成是“旧政权留下的旧人员”。 1968年3月底，张春桥借口贯彻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下令全市市、区、县、局以至公司各机关一律分成大小两套班子，并提出大班子要占机关干部总数的2／3以上。除少数人员作为小班子成员继续留在机关工作外，绝大部分（有的单位占90％）被赶离了工作岗位，作为大班子人员，集中搞“斗、批、改”。
同年 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柳河建立以毛泽东“五七指 示”（注：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致林彪的信中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应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段指示后称为“五七指示”。 ）命名的“五七干校”，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经验。张春桥、王洪文等立即以响应中央号召为名，要求全市各机关将大班子成员以及“靠边审查对象”和“隔离审查对象”，送往郊区建立“五七干校”。
从 10月15日第一批机关干部被送到市郊奉贤海边建立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到1969年6月，全市共建立起工交、财贸、文化、科技以及各区的“五七干校”共19所，在校人员达1.5万多人。名为下放锻炼，搞“斗、批、改”，实际上是变相的劳动集中营，按军事编制组成兵团、连、排、班，进行繁重的开河、筑路和田间重体力劳动，重点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设置大、小“牛棚”（注：即专门关押被打倒的所谓“牛鬼蛇神”的场所。“大牛棚”关隔离审查人员，“小牛棚”关靠边审查人员。），大“牛棚”设监管班，被关押对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还被编上“监号”，相互之间只准称呼“监号”，肆意侮辱人格，除参加惩罚性体力劳动外，还经常挨批斗，受体罚。
1969年，张春桥又提出机关干部“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文教单位，以彻底赶走在“五七干校”的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2000余名干部被送往黑龙江、云南、贵州等边疆地区，与知识青年一起插队落户；4888名干部被送往南京梅山工程，大多数当工人；近3000名干部去中学当教师。1970年7月至1971年，张春桥等以高温季节工厂劳动力紧张为名，先后将2万多名机关干部和文化工作者（包括部分未去“五七干校”的）放到工业、交通企业“战高温”，从事体力劳动。1971年12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发文，把这批干部的行政供给关系全部转到各基层单位，实行所谓“就地消化”。
1970年以后，随着“清队”运动的逐步结束和干校人员“四个面向”，全市各“五七干校”逐步转变为在职干部和知识分子轮换下放劳动的场所。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单位所建立的“五七干校”逐步撤销。参加“四个面向”和“战高温”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逐步重新安排了工作。
四、工、军宣队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驻沪陆、海、空三军奉命组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介入上海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进驻部分重要单位、市郊各县和大学，实行军管、军训。
1968年7月，北京市经毛泽东同意，成立“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单位，制止派仗，促进联合。张春桥利用这一时机，同王洪文等人密谋，提出上海抽调工交系统的“工人代表”进驻市革会各部门和全市重要单位，选拔标准为“造反要早”、“敢于斗争”，“主要看现实表现”，共挑选了128人，称为“128个工人代表”，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亲自接见，集中学习。7月28日，市革会成立了“工宣队领导小组”，由王洪文、陈阿大负责，为工宣队全面进驻各单位作准备。
同年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同日，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
从 1968年8月至1969年1月，由9万多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全市1971个独立单位。由张春桥、王洪文等人选定的“128个工人代表”也以工宣队员身份于9月1日进驻市革会各部门和区、县、局重要部门参加领导班子，实行所谓“掺砂子”。张春桥规定，这批人的职务非经他同意不得变更。10月，张、王还借口“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将市革会“工宣队办公室”扩充为第一、二、三、五、六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管政宣、文教系统，第二办公室主管全市10个区，第三办公室主管科技系统，第五办公室主管市郊各县，第六办公室主管财贸系统，并从“工总司”委员中抽调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等26名帮派骨干分子（占“工总司”委员总数60％）担任这些办公室的负责人。还将市革会原有组、办同工宣队办公室对口合并办公，使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等人成为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工总司”系统先后进入市革会各组、办以及区、县、局等单位担任领导的达168人。
在工宣队大规模进驻各基层单位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军宣队也进驻全市基层单位。驻沪三军先后共派出 1.9万余名官兵，进驻全市1800多个单位，开展“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
1970年起，进驻各基层单位的工宣队，随着各基层单位革委会的建立，除文教、科研系统之外，都逐步撤离。到1974年，全市尚有工宣队员1万多人，未从18所大学、1516所中小学、202所医院、3O所市属科研单位撤离。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提出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根据这一指示，至1975年3月，进驻全市各单位的军宣队全部撤离。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 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全市工宣队全部撤出进驻单位。
五、突击入党与突击提干
1967年，毛泽东提出了“五十字建党纲领”（注：五十字建党纲领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968年10月，又作出整党建党的“吐故纳新”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接过这一口号，将其作为“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手段。
196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革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同意上海市革会可以发展新党员。市革会立即布置建党试点工作，指定上棉十七厂、良工阀门厂和上海港七区作为全市第一批建党试点单位，并由市革会指派调查组进驻。发展中共党员的主要对象为“第九次路线斗争中冲杀出来的老造反”。当时基层党组织还处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尚未恢复组织生活，根本无法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领导建党工作的负责人大都是非中共党员造反派，因此，整个建党试点工作为张春桥等人解决其帮派骨干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如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早在试点之前，就已经被张春桥内定为中共九大代表，然而一直到他入党并当上九大代表以后，仍未缴过入党志愿书。据粉碎“四人帮”后统计，上海市第一批建党试点单位发展的中共党员中，属“四人帮”帮派骨干，不具备党员条件而被开除、取消党员资格的占74％。1970年4月，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展开，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加快了突击发展党员的步伐，仅6～11月这5个月间，就发展5000多人，大批帮派骨干分子被突击发展入党。
1971年1月，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党代表大会是在“四人帮”帮派体系控制了领导权，许多党员尚未恢复组织生活，特别是大批党员领导干部处在被打倒、关押，被剥夺了党员权利，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选举了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使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夺取的市委大权合法化。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任书记。
1971年2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发出《关于在干部中发展新党员和党员组织处理审批权限暂行规定的通知》，提出了发展党员的所谓“预审”制度，将一些帮派骨干分子绕过基层党组织，采用“飞过海”（注：“飞过海”方式是指违反党章规定，不经过发展对象所在单位党支部大会审查通过，而由上级党组织直接“批准”入党。）的方式直接拉入党内。据统计，到1976年为止，共有115名帮派骨干分子通过这一手法被拉入党内。1974年6月，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又提出要在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批林批孔”成果，再次掀起“突击入党”高潮，这一年发展党员数占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总数的20％。大批帮派骨干分子被突击发展入党，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据粉碎“四人帮”后1985年的统计，全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击入党而又不符合党员条件，予以开除与取消党员资格的共5413人。
在突击发展帮派骨干分子入党的同时，张春桥等人还采取突击提干的办法，扩充帮派势力。 1968年8月，张春桥利用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之机，以“128名工人代表”的名义，突击提拔了一批“老造反”到市革会各组、办及区、县、局担任领导。1972年，中共中央提出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安排部分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借口“要落实老干部政策，也要落实新干部政策”，在市总工会成立“专案复查组”，专门从事“关心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老造反”。到1976年10月，共“复查”了86个案件，为一些劣迹斑斑、民愤极大的“老造反”“落实政策”。并举办各种“读书班”、“选苗班”，突击提拔亲信骨干。1973年9月，市委组织组起草报告，提出要在二、三年内力争做到区、县、局的第一把手中“新干部”占50％左右，做到领导班子“全新”、“全青”。以后，他们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1974年，市委组织组绕过主管单位，制定了调整31个区、县、局以上单位领导班子的方案，将56名亲信骨干突击提拔到这些单位的领导岗位。同年10月，张春桥、王洪文在中央决定陈丕显重新出来工作的同时，突击整理编制186名“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组织“老头头”的名单，将其中一些帮派骨干分子重新委以重任。1976年，又抽调30名帮派骨干进驻科技系统担任各单位的领导。
六、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活动
1966年10月初，江青为销毁自己30年代在上海活动的历史资料，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林彪之妻叶群和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向当时任空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的江腾蛟下达了秘密指令。10月6日凌晨，江腾蛟挑选一部分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和空军干部子女，面戴口罩、臂戴红卫兵袖章，化装成红卫兵组成抄家队伍，分成5路，分别同时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同江青有过交往的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实施秘密抄家。抄家抄出的材料装了几麻袋，经江腾蛟选出“非常重要”的一包，亲自交给叶群，由叶群和江青共同销毁。1968年3月，江青又通过叶群、吴法宪将30年代她在上海时照顾过她的女佣秦桂贞骗到北京，然后捏造罪名，长期关押。
1968年1月25日，根据中央《关于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任主任，掌握了全市公检法大权。王维国同张春桥等人相勾结，污蔑上海公安机关“十几年来干尽了坏事”、“要把公安局彻底改造过来，把法院、检察院改造过来。”在公检法内部接连制造了“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调查案”（“一号专案”）等一系列冤案，将因工作关系而接触过江青历史资料的人员作为“反革命”，由吴法宪派专机押往北京长期关押。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公检法系统受迫害人员多达5300多人，194人被迫害致死。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抢班夺权的活动遭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而失败。林彪集团转而密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1971年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上海召集秘密会议，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会后，起草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行动纲领《“571工程”纪要》（注：571为“武起义”谐音，指“武装起义”。）。《纪要》中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策划采取“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达到“夺取全国政权”或至少是制造“割据局面”的目的。
3月31日深夜，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空五军政委）、周建平（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明确分工：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总责，“进行三点联系，负责协同作战”。
在此前后，林立果开始建立为其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武装组织，并将其命名为“联合舰队”。在上海，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在上海新华一村建立实际上为其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教导队”共有成员 107人，藏有枪支、电台、汽车、炸药等，专门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并向队员进行效忠林家父子的法西斯教育。与此同时，王维国还在市内设置多处秘密据点，组织代号为“2·27”和“01工程”的特种技术小组，试制轻型冲锋枪。
8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沿途谈话中，点名批评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林彪等人“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9月6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得悉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连夜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密谋策划，7日，林立果向其建立的反革命武装下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注：周宇驰，是林立果“联合舰队”重要成员，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同志传达命令办”的反革命手令。林立果立即飞回北京，传达“决定在上海动手”，从9日至10日，连续进行了紧张的策划和部署，密谋用飞机轰炸、用火焰喷射器和40火箭筒打火车以及炸毁桥梁等办法在毛泽东由杭州赴上海途中谋害毛泽东。同时他们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南巡途中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不知道林彪等人的武装政变阴谋，但他在得知林彪等人的一系列反常活动后，机警地改变了行动路线。 10日下午6时，毛泽东到达上海，列车停靠虹桥机场的专用车站，他不下专列，在列车上接见了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当晚就在列车上休息。11日上午，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王洪文。12时半，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上海，在南京稍作停留后，即全速北上，于12日13时返回北京，彻底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部署，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欲在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彻底破产。同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机警地采取防止林彪等人调动飞机的防范措施，制止了林彪集团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叶群、林立果看到南逃阴谋难以得逞，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17日，王维国等人在上海被捕。
七、参与“四人帮”阴谋组阁活动
1971年11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外交都是老人马，都是知识分子，外事干部要“掺砂子”，要上海物色一批“工人大使”。1972年4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及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金祖敏等以市委组织组名义提出《关于选拔、培训外事干部的请示报告》，从全市工交系统中抽调113人，培养“工人大使”，其中80人送到复旦大学“工人外事培训班”学习，33人送到上海外事部门“锻炼”。为其夺取外交大权作组织准备。
1972年9月，王洪文经张春桥推荐，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密谋把上海作为其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主要基地，在上海进行了“组阁”阴谋活动。
中共十大以后，张春桥立即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布置：上海要多培养些新干部，派到中央各部，要他们“闹个天翻地覆”。王洪文也布置：上海要多培养点人，准备调入中央各部。王秀珍、金祖敏根据张、王的“指示”，于 1973年9月29日召开市委组织组核心组会议，确定了第一批7名输送到中央各部当“部长”的名单，之后，又专门举办“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对选拔对象进行集中培训。
1974年3月，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在北京对王秀珍布置：上海要抓紧培养干部，要抓要害部门，要尽快物色20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卫生部、中组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4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提出了第二批88名中央部长备选名单及单项材料。此后，又根据王洪文“指示”：中央各部都要“掺砂子”，上海不仅要有部长人选，而且还要有“司局级”备选名单。8月19日，又确定了18名正、副“部长”，12名“司局长”的名单及单项材料，并报送王洪文、张春桥。
1974年底，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组阁”活动，王洪文多次“指示”上海：步子要迈得更大，对干部工作要规划一下，要准备上海的中央委员都到北京来工作。1974年12月31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通宵开会，确定了第三批16人名单，甚至内定了去向，作为中央各部的部长、副部长人选上报。
“四人帮”的“组阁”活动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75年1月18日，全国四届人大选举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周恩来主持确定了国务院人员组成名单。“四人帮”的“组阁”活动失败，安插“工人大使”阴谋未能得逞。但是，“四人帮”向中央各部门安插亲信骨干的活动从未停止，他们变换手法，化整为零，继续向中央一些部门输送亲信骨干。从1975年3月到1976年2月，先后将第三批“部长”名单中的5人安插到教育部、团中央等部门。
第四节 "斗批改"中的"新生事物"
一、“样板戏”
1963年12月和1964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文艺两个批示下达后，现代戏成为戏曲创作的重点。上海在“大写13年”的口号下，传统戏剧剧目的整理、上演基本停止。调集各方面人才，集中创作和排演了一批现代戏。这些戏的题材大都以革命斗争为素材，在戏曲结构、音乐唱腔、人物造型、舞美灯光和伴奏乐器等方面突破原来的戏曲样式，融入了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法，公演后颇受好评。此时，江青将上海作为其“京剧革命”的一个点，开始介入上海现代戏的创作活动。
1967年5月1日，上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会同北京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8个剧目，在北京举行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会演前后历时37天，演出218场，接待观众近33万人。5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称这8个剧目“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斗批改’的优秀样板。”“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6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会演结束，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样板戏”从最初的戏曲改革研讨和艺术实践变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此后，以这8个经江青认可的戏为代表，“样板戏”几乎取代其他一切形式的文艺作品。
与这次会演相配合，中央和上海等地的报刊接连发表文章，称江青是“文艺革命的旗手”，将这 8个“文化大革命”前就基本完成创作、凝聚许多文艺工作者心血的现代戏，说成是江青“呕心沥血”创作的“样板戏”，江青是“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不仅传统剧目全部被禁演，连上海“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非“样板戏”的现代戏，如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京剧《红灯记》系根据此剧改编）、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系根据此剧改编）和上海淮剧团的《海港的早晨》（京剧《海港》由此剧改编），也被全部打入冷宫，不许再提及。许多原参与领导、创作和演出现代戏的人员遭到迫害，《海港》的编剧之一、诗人闻捷被迫害致死。
1968年5月23日，于会泳（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在《文汇报》上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章从“理论上”对“样板戏”进行了总结，首次提出和阐述了“三突出”的口号，“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这一提法经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首肯后，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和其他文艺创作中必须遵守的公式。
1969年9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提出“保卫革命样板戏”的口号，要求“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坚决打击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这一口号下，演出“样板戏”丝毫不许走样，必须以“两报一刊”陆续发表的“样板戏”正式演出本作为标准。一句台词、一个台步、一束灯光、一个道具，甚至一个人物身上的一块补丁，都不能作变动，否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破坏革命样板戏”。上海铜管厂青年工人谈元泉因在业余时间组织演出文艺节目时，用沪剧传统曲调演唱“样板戏”，被作为“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于1970年4月25日被判处死刑。
继第一批“样板戏”中的《智取威虎山》、《海港》和《白毛女》之后，上海还陆续创作和排演了第二、第三批“样板戏”，主题进一步突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剧目有京剧《龙江颂》、《磐石湾》以及钢琴弦乐五重奏《海港》和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
二、“七二一”工人大学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
上海机床厂是中国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企业，该厂从 50年代初就开始在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1958年又开办业余大学，招收工人学员，到1965年，全厂共拥有技术人员580多人，其中既有在工人中培养的技术人员，也有从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把知识分子（学生出身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技术人员对立起来，否定老技术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片面强调工人技术人员的作用，把工人技术人员短期培训的作法说成是“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这篇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7月21日，他在调查报告上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调查报告和载有毛泽东批示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市革会立即在上海机床厂召开现场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会主任张春桥到会发表讲话，要求对照调查报告予以落实。 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以毛泽东指示日期命名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全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以上海机床厂为样板，办起了各类“七二一大学”。“七二一大学”的学员来自工厂生产第一线，基本上都是有实践经验，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办学方式有全日制、半日制，亦有短期训练班补习班的形式。这类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内容，缺乏必要的师资和设备，无论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质量，都根本达不到高等教育的水平。许多中专、技校、职工业余中学等都办成“七二一大学”，打乱和破坏了国家的教育体制。据统计，到1976年，全市共举办“七二一大学”1609所，在校人数达8.3万人，全国“七二一大学”达1.5万多所，在校人数78万多人。
“四人帮”被粉碎后， 1978年3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全国各地“七二一大学”进行了调整整顿，除部分具备办学条件的逐步改名职工大学外，其余都逐步停办，“七二一大学”也逐步自然消失。
三、同济“五七公社”
上海同济大学是一所以培养建筑工程专业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 1967年7月，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部分学生，为探索“教育革命”道路，提出了以学校、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三位一体”办学的初步设想。10月9日，由同济大学建筑、建工、建材三个系的部分师生和上海市建筑第二工程公司205工程队以及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组成了“三结合”的“教育革命试点”，为表示按毛泽东“五七指示”去实践，遂定名为“五七公社”。同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教改方案，并加编者按给予肯定。此后，同济“五七公社”被姚文元作为进行所谓“教育革命”的试点。1969年11月19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以“社会主义工科大学的雏形”为题，发表同济“五七公社”调查报告，称赞同济“五七公社”在学校体制、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体现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对全市文教战线具有普遍的意义。1971年6月，同济大学建筑系、建工系被取消，全部并入同济“五七公社”。
同济大学“五七公社”所提倡的“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教改方案，在课程设置上大量削减和取消基础理论课，实行所谓“两部、三线、一中心”，“一中心”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以三大革命运动（注：三大革命运动是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中心；“两部”是课程分为政治和业务课；“三线”是将原来设置的二十几门业务课合并为建筑、结构、施工三线。在教学上提出教学服务于生产计划，施工单位搞什么工程，“公社”学生就学什么工程，遇到劳动紧张时，则取消教学时间，“开门拆墙”，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这种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打乱和破坏了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但作为张春桥、姚文元树立的全面否定建国后 17年教育成果的“教育革命”典型，“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教育革命的突破口”、“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革命方向”的同济“五七公社”，从1967年10月至1976年，经《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先后以各种名义发表文章120篇，其中由张春桥、姚文元等点题授意、直接组稿、修改的达13篇。硬性向其他学校和学科推广，全市其他高等院校的一些理工科专业甚至文科专业都相继效仿同济大学的做法，办起了各种名目的“五七公社”。
粉碎“四人帮”后， 1977年12月，经国家教育部同意，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建制撤销，恢复建筑系及有关学科教研室。
四、“莱农不吃商品粮”
1969年11月19日《文汇报》发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牌楼十一队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的长篇报道及社论《赞菜农不吃商品粮》，这一由张春桥、徐景贤制造的“菜农不吃商品粮”口号，在全国造成极大的混乱。
牌楼十一队地处上海市郊上海县梅陇公社，是一个以生产蔬菜为主，粮、棉、油夹种的生产队，全队 24户、118人，耕地107.8亩，人均粮田2分4厘，“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一个先进生产队。1969年全队农业生产全面丰收，亩产蔬菜5250公斤、皮棉107.5公斤、油菜籽134公斤，粮食亩产达1079公斤，成为上海县农业生产先进典型。
牌楼十一队的成绩，引起了张春桥、徐景贤的注意。徐景贤去那里“蹲点”。张春桥认为要从“政治高度”认识牌楼十一队的农业成就，将菜农种粮得高产上升为“斗、批、改的方向”。徐景贤亲自审阅《文汇报》的报道稿件，并将原来拟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改为社论，正式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认为“这件事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可以说服很多人。”“菜农不吃商品粮是备战备荒的一个重要措施。”“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坚持的方向，应当提倡。”并提出：“宁愿多收一百斤粮，不要多赚一百元钱，”“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能够做到不吃商品粮，市郊不少条件和他们相仿的生产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此后，《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不断刊登和广播市郊各县社队学习和落实“菜农不吃商品粮”的体会文章和措施，为全郊区的推广升温加热。
“菜农不吃商品粮”口号的提出，在全市郊区尤其是以蔬菜种植为主的蔬菜区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本来，为更好地落实“市郊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本市有关部门曾对郊区农作物生产区域作了统盘安排，划出一定区域种植蔬菜，作为城市副食品生产供应的基地。蔬菜种植区菜农的粮食，则由国家统一供应商品粮。这一做法，不仅有利于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符合农业生产规律。而“菜农不吃商品粮”这一口号，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提倡和鼓励在蔬菜区盲目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以粮挤菜。
“菜农不吃商品粮”口号提出后，市郊各社、队纷纷前往参观、学习，“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也进一步发展为“宁要千斤粮，不要万斤菜”，“抓菜就是抓钱，就是资本主义倾向”。郊区各蔬菜区修改耕作计划，片面砍掉蔬菜种植面积，向蔬菜生产争地、争劳力、争肥料。据统计， 1970年郊区粮食播种面积比1969年增加48.65万亩，而蔬菜种植面积却一减再减，全郊区曾有5万亩蔬菜地被借茬种粮，占全郊区蔬菜生产规划面积的四分之一。城市蔬菜供应紧张，居民买菜需凭卡限量供应。
196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菜农不吃商品粮》称其是“经过激烈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取得的”。把“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推向全国。并陆续出现了“棉农不吃商品粮”、“果农不吃商品粮”、“茶农不吃商品粮”、“林农不吃商品粮”等口号。针对“菜农不吃商品粮”造成的混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及时严肃批评和制止。1970年冬，徐景贤不得不宣布“菜农不吃商品粮以后不要再宣传了”。至此，曾在全市乃至全国引起极大混乱的“菜农不吃商品粮”草草收场。
事实上，牌楼十一队 1969年尽管粮食取得丰收，实际并未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据查，该队1969年粮食总产量29554公斤，实际用粮44113.5公斤，其中社员口粮31213公斤，饲料粮11155.5公斤，种子粮1745公斤。国家实际供应统销粮16796公斤（其中包括社员口粮5966公斤和饲料粮9729.5公斤）。
五、工农兵上大学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从 1966年起，上海市各高校停止正常招生工作达4年之久。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应废除过去的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主要招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学习“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10月15日，国务院以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试点招生工作按北京、清华大学请示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
上海市革会根据上述精神，决定先在市内几所重点大学试点招生，其中复旦大学招收学员 1135人，同济大学招收786人，华东师范大学招收735人，共计2656人。本市其他高校在年内也相应地举办“试点班”，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招生总计3180人。1971年继续招收试点生。1972年开始，经过合并的上海高校按照上述原则正式全面招生。当年从全国各地招收工农兵学员共4600余人。由于取消文化考试，所招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很多缺乏文化基础知识。加上当时开展“教育革命”，提倡“结合战斗任务教学”，使高等教育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1973年11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以《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为题，发表经徐景贤修改的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教育学院等校合并而成）某工农兵学员的谈话记录。《谈话记录》认为学校在平时教育、毕业生分配等问题上重业务、轻政治，“是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流毒尚未肃清”。质问“究竟要把学生引到什么方向上去”。徐景贤在编者按中称其“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在上海两报开展了以批判“智育第一”、“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大讨论，持续3个月，发表文章170余篇。在半个月内，全市1万余人前往上海师范大学观看大字报。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调查报告。1974年12月底，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农经验”现场会。上海市出现了宣传、学习所谓“朝农经验”的浪潮。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再回到社队；不少院校把“学大庆”、“学大寨”作为基本课、必修课，教育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等。办学方式采取“几上几下”，即每年分几段组织学生在校学习和回生产队实践。上海市高校的基础理论教学被作为“右倾回潮”遭到批判，教学秩序被进一步搞乱。
1974年九十月间，市革会要求各高等院校深入开展“开门办学”，改变“三脱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践、脱离工农兵）的现象。此后，文科院校师生主要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工农兵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宣讲“儒法斗争史”，并以此为中心确定教学内容，组织教学。理工类院校则搞厂校挂钩、厂校合一、厂办专业、半工半读、按生产过程组织教学等。这样，学校中阶级斗争成为主课，劳动成为中心，教学计划经常变动，文化学习没有严格要求，师生经常到社会大课堂去“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教学秩序混乱。
1976年，全市大专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12878人，为历年之最。在1977年8～9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国务院作出决定改变高校招生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第五节 "批林批孔"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借“批林批孔”进行“第二次夺权”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1973年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谈到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时，提出要同历史上反对法家变革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的批判联系起来。1974年1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转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组织编选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始。
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在北京擅自连续召开万人“批林批孔”动员会，并发表讲话，借批“复辟倒退”，影射攻击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采取的解放老干部等纠正极“左”做法为“复辟”。之后，江青等人接连就“批林批孔”给军队和地方的单位写信、送材料。
1月下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接连电话“指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要求上海同北京的江青等人相呼应。2月2日，市总工会召开全市工人“批林批孔”大会，市革会各组办、区、县、局的党委书记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列席参加，马天水、王秀珍发表讲话，将骊山中学事件（注：1973年9月，骊山中学某教师在一份《思想汇报》中认为“现在教育质量很差，学生不好好上课”、“市委领导讲青年一代胜似一代，这是形‘左’实右的理论。”该校一中共党员同意该教师的观点。此事被作为“右倾复辟回潮”典型。）作为全市“两个否定”（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右倾复辟回潮”的典型，要求各单位联系实际，发扬“一月革命风暴精神”，结合各单位实际，狠批复辟倒退，批判“两个否定”。2月下旬，张春桥写信到上海，提出“从严格意义上讲，一月革命风暴并没有把权完全夺过来，有的夺过来的又被夺回去了。”并在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的一份简报上批示：“不要放过当前的时机”、“注意在批林批孔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新积极分子”。还对正在北京的王秀珍布置：要抓一批矛盾尖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单位开刀。直接下达了“第二次夺权”的指令。
从 2月份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接连布置召开各种会议，贯彻“第二次夺权”，强调“重新站队”、“老造反要立新功劳”，发动各单位树“典型”，写大字报，把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作为“运动”的对象，提出“老干部把老造反夺的权夺回去了，现在要重新夺回来。”还派专人去部分郊县，解决所谓“老保掌权”问题。市委写作组也连续发表文章，号召批“现代大儒”。各单位普遍出现了冲击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一些因劣迹昭著而被撤换的“老造反”再次提出要夺权。仅以纺织局为例，在短短的3个月中，就有510名老干部被宣布停职检查，其中厂级以上党政领导99人，中层干部216人，涉及157个单位。
与此同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还根据张春桥、王洪文的“指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组织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的围攻，以同江青等人在北京的“放火烧荒”（江青煽动乱军的一句口号）相呼应。他们借口警备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派出“记者”、“联络员”，插手警备区运动。 6月10～12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连续召开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围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整得周心脏病发作。6月下旬，逼迫上海警备区党委召开了3个半天的“军人揭批大会”，围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领导。并将情况汇总后送张春桥、王洪文。6月底，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又根据张春桥、王洪文关于“南京军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上海可以送大字报”的“指示”，组织专人，到南京军区机关张贴攻击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造成恶劣影响。
二、工人理论队伍
1972年5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对《工交情况》上有关沪东造船厂工人通读《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的报道做出批示：“资产阶级教授读不懂，工人读得懂。要这个小组坚持下去。”朱永嘉根据这一指示，于同年11月份举办了有30多名青年工人参加的第一期《资本论》学习班，并将所谓“工人能读懂《资本论》而教授却读不懂”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大肆宣传，借以攻击污蔑知识分子。
1974年1月19日，市委第二书记姚文元在上海接见市委写作组的全体成员，其中包括新物色的18位青年。姚强调：“我们现在就是要从工人、农民中选拔理论队伍。”并授意写作组通过办学习班的方法扩大队伍，要“一面战斗、一面学习”。此后朱永嘉等人先后办了10期工人理论学习班。7月21日，市总工会在《关于培养工人理论队伍意见》中提出，要“市、区、局、公司、基层、车间逐级建立起一支工人理论队伍，争取在一、二年内在全市工交、财贸系统中发展到一、二十万人”，并提出“工人理论队伍要带具体战斗任务，研究儒法斗争历史，带头开展革命大批判，写批判文章和大字报。”文件下发后，全市各系统、各级工会陆续建立了一些工人理论队伍。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工人理论队伍参与撰写各类大批判文章，注释法家、儒家著作，开设大批判专栏。
1974年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派人到被马天水树为批“唯生产力论”典型的上海第五钢铁厂送“批林批孔”的材料，以示对该厂职工和“工人理论队伍”的关心和支持。马天水乘势再让市委写作组把上钢五厂树为“工人理论队伍”的样板，并先后组织了73万人到该厂学习。
为了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骨干力量，市总工会先后举办了 4期理论队伍学习班。市革会文教组根据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派出高等院校大批师生，到全市各基层单位“开门办学”，宣讲儒法斗争史，培养理论队伍。市革会常委、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从1975年2月到1976年7月前后共8次对市总工会宣教组说：“要想办法抓网，要有形的，不要无形的网”，“可以建立组长厂、10个厂一组。要定期交任务”。后来，又规定每个公司都要建立一个重点理论队伍，确定了271个单位为重点单位。到1976年3月，全市共有理论队伍20440个小组，302563人，占全市职工人数的10％。
“四人帮”粉碎后，工人理论队伍解散。
三、“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
1972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提出反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要求整顿企业，加强管理，恢复合理、必要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1972年10月，张春桥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攻击周恩来关于整顿企业和加强管理的指示，提出企业管理主要是“三讲”，即“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生产关系”，攻击整顿企业和加强管理是“右倾思潮的复辟回潮。”王洪文也说：“整无政府主义，等于整群众。”上海根据张春桥、王洪文的“指示”，封锁周恩来关于企业整顿的指示，树立上海手表厂为“三讲”企业，以及上棉十七厂“无规章制度、无专业管理、无专业领导人”的“三无”车间。并通过舆论工具，介绍和推广这些单位的“经验”，以对抗周恩来的整顿措施。
1973年底，针对全国各港口压船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外贸正常进出口业务的开展，周恩来发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并指示推广广东黄埔港采取计件工资以加快货物流通，减少港口压船的经验。全国港口形势一度好转，船舶在港数由10月份的最多210条，下降到180条。周恩来的指示，遭到马天水、徐景贤等人的反对，1974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以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部分工人名义撰写的大字报《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指责上港五区领导抓运输定额和管理的正确做法是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吨位挂帅。大字报还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2月1日，姚文元下令《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在编者按中加以肯定，认为大字报“抓住了当前企业管理中的要害问题，具有普遍意义”，提出：“党员不抓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了的东西也有可能重新出现，社会主义企业仍然有可能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各行各业出现了诸如“不做平方的奴隶”、“不做产品的奴隶”等错误口号，许多港口不敢抓吨位指标，刚趋好转的全国港口形势重又恶化，压船情况再度严重起来。 1974年第一季度，全国在港船舶多达240至250条，其中停港时间超过1个月的有40多条，停港时间最长的达120天，港口压船影响国家的信誉和对外贸易，而且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仅1月份外贸租船等泊一项，就损失租金186万英镑。上港五区在大字报的错误影响下，从1974年到1976年，每年吞吐量递减10％，生产成本递增18％，伤亡事故接连不断。
四、风庆轮事件
为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 196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方针，1970年，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1973年底，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建成，经轻载试验，柴油机主机一号汽缸磨损8丝，接船单位交通部远洋局认为磨损过大，同设计要求有差距，为安全起见，提出风庆轮先跑近洋运输，为此，上海曾同交通部发生争执。其间，市革会工交组在姚文元、马天水支持下，污蔑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是“崇洋公司”，并于1974年3月22日召开批判“崇洋媚外”大会，点名批判交通部，影射攻击中央领导人。同年5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风庆轮在更换部分部件后首次由上海远航罗马尼亚。交通部为保证风庆轮远航，特意安排另一条远洋轮伴随风庆轮，并派专人到船上协助工作。7月下旬，风庆轮尚未归航，张春桥就在北京对朱永嘉布置：“要继续批洋奴哲学，这次风庆轮出去即使沉了，也是胜利，回来后要好好写一点东西。”姚文元也布置，要借风庆轮问题做文章。9月30日，风庆轮远航返回，上海组织了盛大欢迎仪式，《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影射交通部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仅10月份，上海两报就发表近20万字的文章和报道。《红旗》杂志还发表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风庆轮党支部名义写的《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理》一文，并在编者按中说风庆轮远航“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上海还组织10余万人上船参观，扩大影响。
上海还根据“四人帮”的“指示”，发起了对交通部派遣到风庆轮上协助远洋工作的李国堂和顾文广的围攻。李、顾两人因拒绝在造船问题上批判国务院、交通部的所谓“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被整理了近万字的诬告材料。风庆轮返航后，根据王洪文的“指示”，李、顾被无理扣留在上海，遭到批斗围攻，并提出要揪后台，规定“不批透不准回北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
10月4日，江青在一份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材料上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指责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了我们的攻”，“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相继批示，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这是“路线问题”，要国务院、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抓住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10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又以风庆轮问题发难，围攻邓小平，逼邓就风庆轮问题表态，遭到邓小平的严正拒绝。
此后，“四人帮”利用舆论工具，连续不断发表文章，将风庆轮的影响扩展到其它领域，接连制造“铜牌事件”（注：“铜牌事件”指 1975年9月18日，美国商人感谢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分公司在外贸交往中交货及时、品质优良，向我方送铜铸感谢状。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更新轮事件”（注：“更新轮事件”指1975年交通部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利用香港游资，以低于国际市场废钢铁的价格买来的一艘远洋客货轮整修后重新使用。被指责为“崇洋媚外”。）及其他一系列事件，影射攻击国务院、交通部“投降卖国”，是“假洋鬼子”、“现代的李鸿章”。上海市革会代表还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就风庆轮一事攻击国务院、交通部领导同志。
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初，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受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委托，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后，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了全面整顿，全国经济工作逐步趋向好转。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涉及了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错误政策的纠正，遭到“四人帮”的竭力反对。1975年11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借批判刘冰（注：刘冰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的一些问题。）等人的所谓“右倾翻案”，在全国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对邓小平的错误批判。“四人帮”利用这一运动，将上海作为攻击诬陷邓小平的基地，企图通过这一运动，打倒一大批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
1975年11月，中央打招呼会议刚结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就在上海确定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两个“窗口”，发动连夜张贴大字报，组织全市各行各业参观学习和串连。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多次赶到这两个学校，具体布置，将邓小平“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全面整顿诬陷为“右倾翻案风”，并将攻击、诬陷邓小平及中央领导人的材料汇编成册，广为散发。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共散发诬陷材料51万份之多，点名攻击中央及其他省市领导人达16人，接待参观和串连人数达164万人。江青还特地授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到复旦大学拍摄纪录片《复旦校园卷狂飚》，姚文元也将《解放日报》记者采写的上海师范大学的报道加工修改，以《风雷滚滚旌旗奋》为题，在197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并“指示”全国各地报刊转载。
与此同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还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中央和其他省市党政领导人关于整顿的讲话和指示，断章取义，分门别类，罗织种种罪名，编印成各种“白头材料”（即既无编发单位，也无编印整理者落款的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5年底到1976年初，上海先后印刷了500多万份“白头材料”，散发到全市各基层单位和全国各地，其中被点名攻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15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20多人，省委第一书记13人。
1976年2月，中央再次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四人帮”又对上海的亲信骨干，就进一步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布置。从2月底到3月上旬，上海接连召开市委扩大会议、理论工作座谈会以及区、县、局负责干部会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发表讲话，攻击邓小平等老干部是“半截子革命派”，是“民主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诬陷全面整顿是“还乡团回来了”，强令各行业层层办学习班，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三株大毒草”，进行大规模的批判。4月2日、3日，市委召开“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万人大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发言，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并污蔑“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规律”。市委写作组控制的舆论工具，撰写和发表了《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等一系列文章，大造舆论，同北京江青控制的“梁效”写作组遥相呼应。从理论上论证所谓“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是“辫子党”、“盘辫党”，要统统“打翻在地”。徐景贤还下令要写同“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全市上演的文艺节目和撰写的剧本，一律要写成以同“走资派”斗争为中心，原来不是写“走资派”的，要改成写“走资派”，已经写“走资派”的，要突出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而且一律改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提出要写“军队内的走资派”，“走资派”的规格，也从一个地区上升到一个市、一个省，甚至中央。经徐景贤等人审定的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盛大的节日》、《苍山志》等影片，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
“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人心，遭到了上海人民的抵制和反对，整个“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除极少数“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外，广大人民群众都采取消极应付等办法加以抵制。
第三章 "四人帮"余党的覆灭
第一节 上海人民的斗争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
上海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斗争从未停止过。运动一开始，人们就对运动中发生的种种现象感到困惑，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政策和做法很不理解。许多人采取写大字报、印发传单、上书党中央等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 1966年七八月间，中共上海市委就多次作出规定，制止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违反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粗暴行动。9月，上海工人以《老工人讲话了》为题致电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反对造反派破坏生产，乱批乱斗干部。但10月以后，这些都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年11月，上海80万工人组织起来反对张春桥扶植造反派，要张春桥作检讨。1967年七一前后，原市委宣传部几个干部组成“共产党员心向毛泽东”（共向东）群众组织，秘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公开批判“文攻武卫”口号与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同年5月和7月，上海第五钢铁厂有工人和技术员分别贴出《历史不容颠倒》和《坚决打倒两面派江青》的大字报，批判把广大党员说成是“修正主义党员”和把“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描绘成“漆黑一团”；大字报说：“有人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鼓吹全面夺权是别有用心的”，“把大多数老干部游斗、戴高帽，是颠倒敌我关系”，“文攻武卫口号是挑动各地武斗的总根子”。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医生、团总支书记宋岚，因对江青有看法，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于1968年6月被捕，遭严刑拷打，宋坚不屈服，甚至以死抗争，临终前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在牢房墙上写下了“打倒江青”四个大字。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1968年4月的一次电视批斗大会上，对强加于他的罪名和伪证据理严词驳斥，从“被批者”转为批判者和审判者，张春桥不得不下令中途停止电视转播。1970年2月上海汽车发动机厂工人贴出“炮打工总司”大字报，指出“安亭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许多革命领导干部和原中共地下党员，在残酷迫害面前坚贞不屈，坚持抗争，以事实驳斥强加身上的莫须有罪名，维护党的形象。
一批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与胡作非为的造反派开展斗争。 1971年5月南汇县召开的党代会，6月市商业二局党代会以及上海县鲁汇公社党代会，都否认本单位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年7月，市水产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学习会，以及市轻工业局皮革塑料工业公司（皮塑公司）的“批陈（注：指陈伯达）整风”学习班上，有些党员干部明确提出本单位没有“走资派”，不应该夺权，并批判了造反派刮经济主义风以及对干部搞批斗、游行、戴高帽子等错误行为。王洪文、马天水亲自出马，对这些单位坚持正确意见的党员、干部进行打击迫害，并在全市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批判“右倾复辟倒退”运动。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损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认识也逐步清醒，许多党员和群众，通过各种形式，明确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因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达 1.05万余人。1973年，原上海市档案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党员陆士谷连续3次写信给党中央，信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谣污辱”。上海越剧团某武功教师从1973年7月至1975年8月，先后6次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写信，揭露张春桥“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共产党员”，“他是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基础”。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与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后，有更多的党员、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党外人士，用贴小字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等形式，表示对运动中许多做法的不满，并揭露张春桥等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抢班夺权”，“修正主义分子、黑秀才张春桥是个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式人物”。以上这些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和反对“四人帮”的人几乎都遭批斗，甚至被关押或判刑，但他们在残酷迫害面前仍坚贞不屈、坚持斗争。
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抵制干扰，坚守岗位，努力生产，尽量减少因动乱带来的损失。许多干部想方设法冲破“四人帮”的封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指示精神，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贯彻。一些干部不愿为“四人帮”所用，宁肯长期接受“劳动改造”。不少人身处逆境，仍不忘奉献。桥梁专家李国豪被关“牛棚”，继续思考长江大桥遇风有点摇摆是否合理、在工程上允许不允许的问题，初步建立了关于桥梁扭转的理论。数学家苏步青被下放到江南造船厂接受“改造”期间，运用计算几何原理帮助厂里搞成船体自动放样等技术革新项目。10年期间，上海建起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为当今新兴石化工业奠定了基础；建成上海市第一条越江隧道（打浦桥越江隧道）和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的黄浦江大桥（松浦大桥）；建成能容纳1.8万名观众的上海体育馆；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12.5万千瓦和30万千瓦的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先后正式投产；试制成功第一辆32吨载重汽车和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上海地面下沉问题得到控制；整个上海的经济在效益下降的状况下仍有所增长。局部领域，尤其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直接领导的国防尖端科技取得了一定成绩，导弹、航天、卫星技术保持和跟上了国际发展水平。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取得的。人民群众的抵制和斗争，也为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打下了社会基础。
二、沉痛悼念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人民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一生和上海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建国前，周恩来曾在上海领导过许多重大的革命斗争。建国后，他又多次到上海深入工厂、农村、科研单位，接触群众，上海许多重大的工业、科研项目都是由周恩来决定的，航天、电子等新兴工业的发展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一批著名的劳动模范、文艺工作者、教授、科学家和工商业者，在同周恩来的交往中，结下深厚的友谊。“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成为“四人帮”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周恩来逝世后，上海人民悲痛万分，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却以悼念活动会冲淡“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由，竭力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经请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后，以市革会名义电话下达不准悼念周恩来的禁令：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制花圈；不准开追悼会。当晚，市革会召开各组办负责人会议，强调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提出要警惕所谓“悼念活动中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对于“四人帮”及其亲信骨干的种种禁令，上海人民展开了坚决的抵制，各单位普遍设灵堂，群众自动佩戴黑纱、敬送花圈，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 1月15日上午9时15分，正是周恩来逝世一周的时刻，上海黄浦江上船只汽笛长鸣达半小时，表达了上海人民对周恩来的悼念和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亲信骨干的强烈抗议。马天水下令追查拉响汽笛的第一条船，并通知不准再拉汽笛，但遭到基层单位的坚决抵制。15日下午，首都举行周恩来追悼会，全市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群众自发地将悼念花圈和周恩来遗像送到市革会所在地。黄浦江上船只不顾禁令，再次长呜汽笛，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许多单位在举行悼念活动中，有人因悲痛过度而晕倒在灵堂。一些周恩来生前视察过的工厂、农村和科研单位，自发举行座谈会，缅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以及对上海建设事业的关心。一些与周思来有过交往的老工人、文艺工作者、科学家等撰写了大量纪念缅怀文章，寄托对周恩来的哀思，但都被“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无理扣押。
1976年4月，全国形成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运动。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声讨活动遭到残酷镇压。4月8日凌晨，上海一名青年工人为悼念周恩来，在市中心人民广场的中心旗杆上，高高悬起了一面用1米白色绢纺制成的悼旗，悼旗中央贴有周恩来的遗像，下垂长长的黄色绘纸，悼旗上写着：“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9个大字。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市民的共鸣，群众自发聚集一起，听取该青工朗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周恩来所致的悼词。但悼念活动被马天水等人污蔑为是北京天安门事件在上海的反映而遭到镇压。
三、“三五”“三二五”事件
1976年3月5日，新华社在播发沈阳部队指战员向雷锋学习的报道中，转引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报刊都在显著版面全文转发这一报道，以示对周恩来的悼念。由“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转发这一报道时，不仅把报道放在第四版，而且竟然将周恩来的题词全部删除，是为“三五”事件。《文汇报》“三五”事件，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极大的抗议浪潮。从3月11日起，责问、抗议的电话、信件，从全市、全国各地涌向《文汇报》，南京、杭州等地群众在来信中质问：“砍去周总理的原话，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文汇报》职工也提出重新全文发表这个报道作补救，但遭到徐景贤的拒绝。
3月25日，《文汇报》在第一版上发表了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报道，报道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词句，成为轰动全国的“三二五”事件。由于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对邓小平的批判尚未公开点名，一般以“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称，而邓小平的整顿又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文汇报》的这一提法实际上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全国再次激起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文汇报社门前抗议声、责问声不断。短短几天里，《文汇报》就收到抗议信件420多封，抗议电话1000多只。人们纷纷责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反周总理不得人心”，要求“《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南京市群众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南京大学学生在铁路职工、解放军战士的协助下，在南京开往上海的各次列车上用油漆和柏油刷上“揪出《文汇报》黑后台！”“保卫周总理！”等标语，以示抗议。
《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引起“四人帮”的恐慌。在中央会议上，张春桥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王洪文说：“删掉总理题词是个屁大的事。”姚文元说：“哪有编辑不删稿子的？”市革会召开紧急会议，将群众的抗议行动说成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徐景贤还亲自前往文汇报社，赞扬《文汇报》“经受了斗争风浪的考验，”表示“慰问”和“致敬”。南京、杭州的部分群众还因抗议活动而被审查、拘留。
对《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抗议，成为 1976年4月全国范围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运动的前奏。
第二节 "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覆灭
一、武装叛乱的准备
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从筹建“第二武装”——“文攻武卫”起，就力图将这支武装作为其“改朝换代”的工具。王洪文在毛泽东多次批评“四人帮”，被迫写过二次检讨以后，1975年7～11月在上海期间，专程察看武器仓库，带领民兵负责人打靶。“指示”上海民兵“要加强战备观念”，“要搞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搞战役、战术训练”，搞“城市巷战”，“要准备打游击”，“必要时把民兵拉出来”，“内战外战一起打”。他在9月召集上海民兵的负责人开会，私下交底说“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会后又对马天水等人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放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要有武器”。对民兵武器要“抓紧制造、抓紧装备、抓紧分配”，对民兵的作战能力“要抓紧训练”。张春桥“指示”马天水要上海加强制造枪支、手榴弹、地雷等武器。到1976年，在市民兵指挥部领导下的这支“第二武装”已扩充到有9个师、602个团、1287个营、1.87万个连，包括郊区在内，适龄在册人员共309万人。不仅有步兵，而且有摩托、高炮、防化、通讯、工程等各个专业兵种，拥有各种枪支22万余件，火炮1900余门，火箭筒2600余具，各种车辆500余辆，以及耗资100多万元建造起来的“上海民兵101艇”，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市民兵指挥部的主要骨干还专程赴邻近省份的山区察看地形，为“上山打游击”作准备。
1976年6月，毛泽东病重，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要给民兵发放武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密议：“军队要出乱子，要打内战”，“手里要有点力量”。王秀珍向市民兵指挥部布置：“当前复辟势力很严重”，要“准备打仗”。8、9两月，共突击发放枪支75842支、大炮300门、各种枪支弹药1000多万发，并储备了粮食等大量战备物资。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王洪文、张春桥多次告诫他们在上海的亲信骨干“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考验”、“上海要有大考验，要打仗”、“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动及其被粉碎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7日凌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一起去北京开会。8日晚，“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之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3天、5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宣告了要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并确定了武装叛乱的指挥班子：设置两个指挥点，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率领，负责总的指挥和舆论准备，另一路由王秀珍率领，设点在市民兵指挥部（后转到东湖路招待所），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徐景贤写下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万人待命（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交王秀珍执行。之后，各自进入了指挥点。
王秀珍等人连夜在市民兵指挥部召开会议并制定武装叛乱的实施计划，会议决定：分别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第一、二指挥点；在两个指挥点、上钢三厂及10个区的民兵指挥部架设15部电台，进行联络。10月9日，市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师负责人开会，命令集中兵力、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2.7万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225辆，还集中了大量物资和食品。
中央对“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阴谋活动采取有力措施，部署解放军部队对上海采取包围之势，以防突发事件。并要马天水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于10日去北京开会。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反革命武装叛乱没有了指挥者。
10月12日下午，“四人帮”帮派骨干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等在工人文化宫开会，策划武装叛乱行动。并找冯国柱（注：冯国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会副主任。）等人来市委开会。晚上8时半，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等都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进会场，就吵吵嚷嚷，说“8日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了，今天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都丧失了，今晚要干，要大干！”提出停产罢工，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沉船封锁吴淞口，控制报社、电台，发表告人民书，表示要“决一死战”。一直闹到半夜，在北京的马天水来了电话，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要他们“一切等我们回来再安排”，会议没有结果，大家一哄而散。
13日凌晨，市民兵指挥部还拟定了名为“捍一”、“方二”[注：捍一方案为“保卫”外滩、康平路市委、市革会“首脑机关”的方案；方二方案为防止“外来”的方案，以与江浙交界口、沿中山路邯郸路、市中心区（肇嘉浜路、乌鲁木齐路）分别形成三个保卫圈。]的二个叛乱方案，但未及布置。同日凌晨，陈阿大、叶昌明等分别向总工会机关、区县局工会负责人、妇联干部“吹风”，进行反革命煽动，并布置于13日下午“吹”到基层，继续为反革命武装叛乱作准备。
“四人帮”余党阴谋发动的武装叛乱，遭到广大上海人民的抵制。就在武装叛乱的指挥点中国纺织机械厂，广大群众对“四人帮”余党的行动表示怀疑和抵制，经厂党委决定，派专人到南京军区报告上海的情况。部分单位在接到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战备”命令后，予以坚决抵制，他们管理好枪支弹药，坚守生产岗位。
由于中央及时采取了正确措施，“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阴谋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来不及实施就被粉碎。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14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经区、县、局传达，全市1000万人民一片欢腾，热烈欢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纷纷集会游行，人数从几十万到上百万，10月下旬达到高潮，参加者达750万人次，充分表达了上海人民对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大振人心的心清。
［1976年10月22日，上海人民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举行盛大集会］
三、历史的审判
经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依法判决后，根据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陈阿大、马振龙、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朱永嘉等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罪行，1982年6月26日和7月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检察分院分别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对8名被告提起公诉。上海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案件，并分别于1982年7月13日至8月23日开庭，对上述8名重要案犯进行公开审理。
审判分8个合议庭分别进行。前后共开庭33次，全市各界人士1.3万人轮流参加了旁听，合议庭在法庭调查中，宣读、投影、出示了大量证词、书证和物证，听取了有关证人的证言，受害人家属也到庭陈述。法庭出示的大量罪证表明：徐景贤、王秀珍等8名被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有预谋地诬陷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干部；直接参与篡夺上海市党、政领导权；还采取法西斯手段，制造大批冤案，致使上海市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受到严重迫害，不少人被摧残致死、致残；1976年，他们又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新的动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1976年10月，当获悉江青、张青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又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庭审过程中，8名被告或委托律师，或由法庭指定律师或自己出庭为自己作了辩护。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判决：徐景贤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王秀珍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2年8月23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判决：陈阿大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马振龙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和策动武装叛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叶昌明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黄金海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及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戴立清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永嘉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因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中止预审，取保候审，未予起诉和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