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一段“里通外国”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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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通外国”意为，暗中勾结外国，阴谋叛国。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常有人会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或被人揭发，或自己坦白，只要有亲属在海外、和国外通信，就难幸免
本刊记者/唐磊（发自福建泉州）
自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起，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的杨启贤开始集邮。那时，他刚满10岁。杨启贤没想到这个兴趣会影响自己以后三十年的人生路。
寄往香港的剪报
1957年7月1日，国内反右斗争拉开序幕时，杨启贤18岁，正在惠安一中读高三，准备高考。和许多涉世未深的同学一样，杨启贤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那时候杨启贤写了很多大字报，他认为这样就是表现好。
1958年4月，杨启贤因为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被列为团委整风的重点对象。8月14日，杨启贤接到“高考落取通知书”，这让高中毕业成绩各科平均90.6分（满分100）的杨启贤很奇怪。
后经杨启贤自己查明，高考“落取”唯一的原因是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与杨启贤的父亲有关，他的父亲开了间不大不小的店铺。杨启贤先后考了5次大学，都为“落取”，原因都是政审不合格。
高考失败后，杨启贤先是到街道工作，后来到惠安北门外小学当了教师。集邮爱好倒是始终没变。通过《集邮》杂志的集邮信箱和报纸上的信息，杨启贤开始和同苏联、保加利亚、日本等国外邮友换邮票。那时都是平邮信件，贴上两毛二的国际邮资，等来回信常常要两个月，所以国际间邮票交换并不频繁。
1958年9月，杨启贤从《集邮》杂志上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并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和他交换邮票。
香港邮友来信说，自己是一位华侨，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希望杨启贤能寄些国内的报纸，他会回赠邮票。
“我想报纸都是公开的，有什么不能看的。”杨启贤说。他从旧报纸中挑出3小块新闻，全都是关于福建当地华侨投资的，剪下来寄往香港。
不久，《集邮》登载消息说，一些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的名义搜集国内报纸，要求邮友提高警惕。
杨启贤越想越不对，决定去当地派出所交代情况。公安人员要求杨启贤写好书面材料上交后。日后有人告诉杨启贤，公安局内部对这份材料很重视。
在恐惧中交代
文革之初，杨启贤熟识的一位爱好集邮的语文教师，因收藏清朝、民国时的邮票，被红卫兵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
杨启贤的母亲让杨的表弟撬开箱子，将那些可能被当做罪证的邮票撕下烧掉。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赠送的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等1000多枚。
福建靠海，东临台湾，沿海地区居民多有亲戚在海外，通信往来本是平常。但当时通讯不便，和海外亲戚有联络者很少，多数人都彼此不知是死是活。但在那场风波中，街头巷尾常流传着“特务故事”，曾经打过交道的人，常被传为特务、叛徒。很多人都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熟人，甚至揭发他人的“罪行”，抓到真凭实据就会冠以“盗窃国家机密”的罪行，查无实据、猜测的，都会被笼统称作“里通外国”。
杨启贤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是因为彭德怀被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杨启贤害怕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的事会被当“通敌罪”追查，一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那时只要跟‘外面’稍有联系，事情就复杂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杨启贤说，“我因此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格外留神。只要稍有对我冷淡的态度，一束不信任的目光，都令我不寒而栗。”
1967年 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条就规定。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文革时代，这类文件指导运动，实际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
1969年9月，惠安的教师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学习，其实是对所有教师进行封闭式审查。杨启贤随第二批教师进入学习班，到达当晚，参加前一期学习班召开的“宽严大会”，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位姓骆的老师上台坦白，说自己集邮过程中犯了“里通外国”罪。骆老师交代的“特务”邮友中，有人曾和杨启贤通信交换邮票。大会当场点名宣布以“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逮捕两人，在会场的怒吼声中，杨启贤感觉像是在叫自己，差点吓晕过去。
恐惧得一夜没睡。为了得到解脱，杨启贤决定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反正当时只是为了集邮，没有其他目的。学习班的几位负责人得出结论：“杨启贤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枝节（集邮）问题掩盖实质，背后肯定大有文章。”
学习班中队长下令隔离审查杨启贤。并派出专案组到杨启贤工作单位、居住地调查。
杨启贤很后悔，觉得自己一片忠诚却做了件蠢事。他给县革委会主任、“清理阶级队伍”总指挥写抗议信。抗议信很快转给了中队长，中队长暴怒，认定杨启贤与外界串供，企图蒙混过关，对杨启贤的审查更加严格。杨启贤的一位亲戚在学习班任炊事员，也遭牵连被开除。
9月23日，“杨启贤‘里通外国’罪该万死”“杨启贤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标语贴满学习班。杨启贤被拉上台，批斗会开始。
一块写有杨启贤名字、罪名和骷髅头的纸牌挂在杨启贤脖子上，台下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批斗会后，杨启贤被带入反省室，还有3个人被关在这里。一个秃头，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肃反时坦白交代有立功表现，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揪出。中队长说，解放后秃头参与特务活动。秃头服服帖帖，但从来没交代。另一位是某小学的教师，他曾和同事说，解放初舅父生日，他去赴宴，同桌的12人除他外，后都被查出是“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兴泉纵队”特务。他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每天面对墙壁抽烟，没写过交代材料。
还有一位是小学校长，被揭发后一直在写交代材料。十几年后偶遇，他告诉杨启贤，他加入的组织后来被平反了，自己从特务变成中共地下党员。
在反省室里，每个人站着面对一堵墙想问题，写交代材料可以坐下来，写得多则可以到有桌椅的房间里。
“可爱的家乡”
接下来几天，学习班改以小组为单位，继续审查杨启贤。“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骆老师）也说自己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杨启贤回答。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
杨启贤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这样的辩白只能激起会场内更加强烈的声讨。这位曾被认为是“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的国际间谍”，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复述自己简单的故事。审查的时候，杨启贤遭到殴打。更多的细节老人已经不愿回忆，他说当时心里想的是忍耐是唯一的办法。
一天，一位“好友”溜进反省室，对杨启贤说，杨的材料他都看过，再不坦白恐会被从严处理，就是逮捕判刑。
“难道过去我真的犯了里通外国罪。当真干过不法的行为？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杨启贤说，“好友再三表示，这是千真万确，他不骗我，是希望我好。我完全失去了自信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开始怀疑起自己。即使我想交代，也不知道该交代什么。”
杨启贤无法复述当时交换信件的内容，只好按过去与邮友交换邮票的套路，凭想象捏造了几段：“8月9日寄去三十枚邮票，请换给我动物、花卉等外国邮票”，“信和邮票已收到，谢谢，再寄去五十枚，希望能多换一点邮票”等。写完交给好友。
专案组收到杨启贤写的材料后，组长来到反省室说，不要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要的是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尤其是军事。
“他们早已认定我为一名真正的里通外国分子，那必然要刺探军事情报。我忽然产生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杨启贤说。
他写了一篇内容为“可爱的家乡”的文章，“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了许多工厂：有酒厂、印刷厂和农械厂。以前这里没有汽车，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乘车非常方便。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小学、中学、还办起大学”，“我们这里有飞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凑上军事内容，上交了。
最后，专案组长让杨启贤在一张标题为“定案依据”的纸上签字，内容是：“杨启贤借集邮为名跟香港特务机关通信联系，向对方提供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对方的报酬，已构成里通外国的罪行。”
重新接触邮票
1971年回城后，杨启贤开始写申诉书，要求恢复“里通外国”前的职业，继续担任小学教师，都无回音。直到1974年6月才得以重新成为教师，但因受过审查，工资定级比其他教师都少。1977年调整工资，杨启贤本可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讨论通过，但公社拒绝盖章。
因为害怕，杨启贤一直都不再集邮，看见地上有枚珍稀的邮票，他也不捡，只顾快步走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惠安成立集邮协会，相熟的人找来让他担任理事，杨启贤才重新接触邮票。
改革开放第二年，1979年，杨启贤开始担任责任更重的高中英语老师。在这一年，县里来人告诉杨启贤说：“我们已经把你的材料都烧掉了。”并将杨启贤在1969年写的“认罪材料”退还给他，算是对杨启贤“里通外国”查无实据的定论。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详细列举了他们用“里通外国”迫害高级干部的案例,涉及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近30人。此后，越来越多无辜被扣上“里通外国”罪名的普通人得到平反。
以遭遇最深切的归侨、侨眷为例，“文革”时期共发生涉侨的“里通外国案”34000多件，到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已经平反纠正33000件，占总数的96%。
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了，走向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开始主动分享自己的文化、知识、商品和资金。从精英走向全民，由公费到自费，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身份也不再仅仅是学生，经商贸易、投资考察、休闲旅游都已经寻常事。
“对人民不信任，就是对自己的政策缺乏信心。”杨启贤这样看待多年前发生的事，“现在讲开放交流，表明强大了，有抵抗力，有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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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通外国”意为，暗中勾结外国，阴谋叛国。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常有人会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或被人揭发，或自己坦白，只要有亲属在海外、和国外通信，就难幸免
本刊记者/唐磊（发自福建泉州）
自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起，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的杨启贤开始集邮。那时，他刚满10岁。杨启贤没想到这个兴趣会影响自己以后三十年的人生路。
寄往香港的剪报
1957年7月1日，国内反右斗争拉开序幕时，杨启贤18岁，正在惠安一中读高三，准备高考。和许多涉世未深的同学一样，杨启贤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那时候杨启贤写了很多大字报，他认为这样就是表现好。
1958年4月，杨启贤因为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被列为团委整风的重点对象。8月14日，杨启贤接到“高考落取通知书”，这让高中毕业成绩各科平均90.6分（满分100）的杨启贤很奇怪。
后经杨启贤自己查明，高考“落取”唯一的原因是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与杨启贤的父亲有关，他的父亲开了间不大不小的店铺。杨启贤先后考了5次大学，都为“落取”，原因都是政审不合格。
高考失败后，杨启贤先是到街道工作，后来到惠安北门外小学当了教师。集邮爱好倒是始终没变。通过《集邮》杂志的集邮信箱和报纸上的信息，杨启贤开始和同苏联、保加利亚、日本等国外邮友换邮票。那时都是平邮信件，贴上两毛二的国际邮资，等来回信常常要两个月，所以国际间邮票交换并不频繁。
1958年9月，杨启贤从《集邮》杂志上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并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和他交换邮票。
香港邮友来信说，自己是一位华侨，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希望杨启贤能寄些国内的报纸，他会回赠邮票。
“我想报纸都是公开的，有什么不能看的。”杨启贤说。他从旧报纸中挑出3小块新闻，全都是关于福建当地华侨投资的，剪下来寄往香港。
不久，《集邮》登载消息说，一些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的名义搜集国内报纸，要求邮友提高警惕。
杨启贤越想越不对，决定去当地派出所交代情况。公安人员要求杨启贤写好书面材料上交后。日后有人告诉杨启贤，公安局内部对这份材料很重视。
在恐惧中交代
文革之初，杨启贤熟识的一位爱好集邮的语文教师，因收藏清朝、民国时的邮票，被红卫兵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
杨启贤的母亲让杨的表弟撬开箱子，将那些可能被当做罪证的邮票撕下烧掉。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赠送的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等1000多枚。
福建靠海，东临台湾，沿海地区居民多有亲戚在海外，通信往来本是平常。但当时通讯不便，和海外亲戚有联络者很少，多数人都彼此不知是死是活。但在那场风波中，街头巷尾常流传着“特务故事”，曾经打过交道的人，常被传为特务、叛徒。很多人都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熟人，甚至揭发他人的“罪行”，抓到真凭实据就会冠以“盗窃国家机密”的罪行，查无实据、猜测的，都会被笼统称作“里通外国”。
杨启贤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是因为彭德怀被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杨启贤害怕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的事会被当“通敌罪”追查，一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那时只要跟‘外面’稍有联系，事情就复杂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杨启贤说，“我因此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格外留神。只要稍有对我冷淡的态度，一束不信任的目光，都令我不寒而栗。”
1967年 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条就规定。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文革时代，这类文件指导运动，实际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
1969年9月，惠安的教师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学习，其实是对所有教师进行封闭式审查。杨启贤随第二批教师进入学习班，到达当晚，参加前一期学习班召开的“宽严大会”，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位姓骆的老师上台坦白，说自己集邮过程中犯了“里通外国”罪。骆老师交代的“特务”邮友中，有人曾和杨启贤通信交换邮票。大会当场点名宣布以“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逮捕两人，在会场的怒吼声中，杨启贤感觉像是在叫自己，差点吓晕过去。
恐惧得一夜没睡。为了得到解脱，杨启贤决定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反正当时只是为了集邮，没有其他目的。学习班的几位负责人得出结论：“杨启贤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枝节（集邮）问题掩盖实质，背后肯定大有文章。”
学习班中队长下令隔离审查杨启贤。并派出专案组到杨启贤工作单位、居住地调查。
杨启贤很后悔，觉得自己一片忠诚却做了件蠢事。他给县革委会主任、“清理阶级队伍”总指挥写抗议信。抗议信很快转给了中队长，中队长暴怒，认定杨启贤与外界串供，企图蒙混过关，对杨启贤的审查更加严格。杨启贤的一位亲戚在学习班任炊事员，也遭牵连被开除。
9月23日，“杨启贤‘里通外国’罪该万死”“杨启贤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标语贴满学习班。杨启贤被拉上台，批斗会开始。
一块写有杨启贤名字、罪名和骷髅头的纸牌挂在杨启贤脖子上，台下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批斗会后，杨启贤被带入反省室，还有3个人被关在这里。一个秃头，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肃反时坦白交代有立功表现，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揪出。中队长说，解放后秃头参与特务活动。秃头服服帖帖，但从来没交代。另一位是某小学的教师，他曾和同事说，解放初舅父生日，他去赴宴，同桌的12人除他外，后都被查出是“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兴泉纵队”特务。他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每天面对墙壁抽烟，没写过交代材料。
还有一位是小学校长，被揭发后一直在写交代材料。十几年后偶遇，他告诉杨启贤，他加入的组织后来被平反了，自己从特务变成中共地下党员。
在反省室里，每个人站着面对一堵墙想问题，写交代材料可以坐下来，写得多则可以到有桌椅的房间里。
“可爱的家乡”
接下来几天，学习班改以小组为单位，继续审查杨启贤。“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骆老师）也说自己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杨启贤回答。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
杨启贤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这样的辩白只能激起会场内更加强烈的声讨。这位曾被认为是“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的国际间谍”，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复述自己简单的故事。审查的时候，杨启贤遭到殴打。更多的细节老人已经不愿回忆，他说当时心里想的是忍耐是唯一的办法。
一天，一位“好友”溜进反省室，对杨启贤说，杨的材料他都看过，再不坦白恐会被从严处理，就是逮捕判刑。
“难道过去我真的犯了里通外国罪。当真干过不法的行为？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杨启贤说，“好友再三表示，这是千真万确，他不骗我，是希望我好。我完全失去了自信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开始怀疑起自己。即使我想交代，也不知道该交代什么。”
杨启贤无法复述当时交换信件的内容，只好按过去与邮友交换邮票的套路，凭想象捏造了几段：“8月9日寄去三十枚邮票，请换给我动物、花卉等外国邮票”，“信和邮票已收到，谢谢，再寄去五十枚，希望能多换一点邮票”等。写完交给好友。
专案组收到杨启贤写的材料后，组长来到反省室说，不要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要的是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尤其是军事。
“他们早已认定我为一名真正的里通外国分子，那必然要刺探军事情报。我忽然产生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杨启贤说。
他写了一篇内容为“可爱的家乡”的文章，“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了许多工厂：有酒厂、印刷厂和农械厂。以前这里没有汽车，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乘车非常方便。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小学、中学、还办起大学”，“我们这里有飞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凑上军事内容，上交了。
最后，专案组长让杨启贤在一张标题为“定案依据”的纸上签字，内容是：“杨启贤借集邮为名跟香港特务机关通信联系，向对方提供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对方的报酬，已构成里通外国的罪行。”
重新接触邮票
1971年回城后，杨启贤开始写申诉书，要求恢复“里通外国”前的职业，继续担任小学教师，都无回音。直到1974年6月才得以重新成为教师，但因受过审查，工资定级比其他教师都少。1977年调整工资，杨启贤本可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讨论通过，但公社拒绝盖章。
因为害怕，杨启贤一直都不再集邮，看见地上有枚珍稀的邮票，他也不捡，只顾快步走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惠安成立集邮协会，相熟的人找来让他担任理事，杨启贤才重新接触邮票。
改革开放第二年，1979年，杨启贤开始担任责任更重的高中英语老师。在这一年，县里来人告诉杨启贤说：“我们已经把你的材料都烧掉了。”并将杨启贤在1969年写的“认罪材料”退还给他，算是对杨启贤“里通外国”查无实据的定论。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详细列举了他们用“里通外国”迫害高级干部的案例,涉及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近30人。此后，越来越多无辜被扣上“里通外国”罪名的普通人得到平反。
以遭遇最深切的归侨、侨眷为例，“文革”时期共发生涉侨的“里通外国案”34000多件，到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已经平反纠正33000件，占总数的96%。
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了，走向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开始主动分享自己的文化、知识、商品和资金。从精英走向全民，由公费到自费，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身份也不再仅仅是学生，经商贸易、投资考察、休闲旅游都已经寻常事。
“对人民不信任，就是对自己的政策缺乏信心。”杨启贤这样看待多年前发生的事，“现在讲开放交流，表明强大了，有抵抗力，有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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