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子贞操观

　　对于妇女的贞节，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古代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要，并非要她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制裁。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

妇女贞节观念，宋代以前的统治者都倡导过，但是并非视为十分严重之事。

　　比如秦汉时期，当时，在理论上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以及《礼记》的独立成书加以倡导。在实行时，统治者还采取一些行政与法律措施。像秦始皇就曾在泰山、会稽等地刻石提倡贞节：“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并且，为褒奖巴清寡妇，秦始皇修筑怀清台，以劝导贞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西汉宣帝也效法秦始皇，于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十八年)诏赐贞妇顺女帛。东汉安帝也曾于“开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虽然如此，但从总体上看，从秦汉以来一直到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前，对妇女的贞节观念还是较为宽泛的，寡妇再嫁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

　　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是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况且朱买臣发达后，还优厚地对待前妻夫妇。著名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被罗母休回娘家后，也无人嫌弃，反而是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到后汉，寡妇或弃妇再嫁更视若为常，如著名的蔡文姬，嫁三次，也并没有被人们轻贱，可见汉代对贞节观是较为淡薄的。

　　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分裂、动乱，从宫廷到地方，普遍滋生及时行乐心理，世风乱杂。因此，无论统治阶层还是有名望的学者，都对贞节观念提出肃严之策，提倡诏旌门闾。

　　如北齐时的《羊烈家传》说，一门女子不许再醮。女子寡居且无子的，均出家为尼。

　　晋书《列女传·跋》说：“盖女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

　　此外，晋惠帝时的国子祭酒裴颜，曾作一篇《女史箴》，很重贞操：“膏不厌鲜，女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尔形信直，影亦不曲。尔声信清，响也不浊。绿衣虽多，无贵于色。邪径虽利，无尚于直。春华虽美，期于秋实。水璧虽泽，期于见日。浴者振衣，沐者弹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动目，行美动神；天道佑顺，常于吉人。”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在贞节观念上比前代保守，但对贞女节妇的约制却并不苛严。

　　唐代不甚注重贞节观念，从皇宫公主后妃到民间，妇女改嫁和再嫁较为普遍。诗人白居易曾作《妇人苦》，指责要妇女守节是不公平的，他说：“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宋代始，贞节观愈演愈烈.由于出了一班儒者，形成理学，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以及风俗制度，也使妇女的贞节观念在崇古的基础上愈演愈烈。

　　在宋代开国初期，对于贞节观念还是很宽泛的。如范仲淹在“义庄”《田约》中，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而男子再娶反而不给，他也从无指责妇女再嫁，范仲淹的母亲就曾再嫁，他毫不以母亲再嫁为耻。宋初社会对妇女再嫁并无非议。宋代的司马光著有《家范》，他主张女子要读《论语》、《孝经》、《女诫》、《列女传》等书，认为女子“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日清洁，三日不妒，四日俭约，五日恭谨，六曰勤劳”。但他也崇尚男尊女卑观念，在《训子孙》一文中，提出：“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

　　而王安石的贞节观念是很宽容的。他当儿子在时，就把媳妇改嫁了。

　　宋代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对妇女的观念，代表了宋儒的妇女观。他的《通书》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礼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后和，故礼先而乐后。”所谓夫夫妇妇，就是夫为妻纲，以夫御妇。而从周敦颐传到二程(程颢和程颐)，对于妇女的贞节观念就已严格起来。《近思录》中有一段话：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宋代从程子传到朱子(朱熹)，已是宋儒理学的集大成者了，对于妇女来说，至少要受到四种压迫：第一，女子必须柔顺，服从男子，曲不可争，直不可讼，不许干涉外事，只安心做家庭奴仆。第二，丈夫死时，无论有饭吃无饭吃，都要守节，守到饿死也不能失节；而且，守节妇女不但不能涉及性要求，就连皮肤手臂也不能与男子触碰。第三，男子有休妻的自由，为博得男子欢心，不被遗弃，妇女的一切言行举止、服饰妆扮都要以男子好恶为准。第四，处女的贞操是极其重要的，贞操是女子第一生命，如贞操与性命不能两全时，唯舍命而保住贞操。宋代与以前历代王朝比，是对妇女束缚最多和对于妇女贞节的态度极为严厉的一个朝代。夫死守节已成为妇女应尽的义务，并且，这种观念深为妇女所崇尚，已成为下意识的一种俗规了。

在元代，虽然皇族统治阶层淫风大盛，选女纳妾，后宫充斥，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竭力宣扬妇女贞节观念，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比之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礼记》和《孟子》两书中，有过嫂弟之间不直接从手上接受物品的说法，即“男女授受不亲”。这种古时的礼节在元代极为重视，至于妇女不能与丈夫之外的第二个男人接触，以及丈夫死后妻子必须守节，那就更是天经地义的事了。《节妇马氏传》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马氏于“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体肤给男子看见，都认为污辱，是玷污贞节，可见男女泾渭之分明了。元末还有一件殉节的事，令人愤而不平。元将潘元绍有妻妾七人，他领兵抗明，被明兵围困于姑苏城内，潘元绍对七位妻妾说：“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恐有不测，诫若等宜自引决，毋为人嗤也。”七个妻妾一个个自缢而死，以身殉节，而潘元绍非但没有以身殉国，反而降了明朝。明朝是奖励贞节最力的时代。

　　洪武元年，明太祖曾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会典》)

　　寡妇守节，不但本身可以记其事迹，赐于祠祀、树坊表，表彰节妇烈妇，而且可以免除本家的差役，哪个女子能不守节，哪个本家能不劝导寡妇守节?一时守节风盛，空前绝后。一部《二十四史》中，节烈妇女最多的，莫过于《明史》了。《明史·列女传·序》中说：“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于僻址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类从，具著于篇，视前史殆将倍之——然而姓名洇灭者尚不可胜计。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劝云。”

　　《二十四史》中的妇女以及《列女传》等书中得以记名列传的妇女，《宋史》五十五人；《唐书》五十四人；《元史》达一百八十七人。而清朝人撰写的《明史》中，所记载的节烈妇女竟“不下万余人”，择其中最优胜者，也还有三百零八人。明代贞节观之倡导，可想而知。并且，守节要守得苦，尽节要尽得烈，妇女贞节之惨烈，令人瞠目结舌如烈妇蔡松阳，嫁给叶三为妻，叶三贫寒，砍柴为业。蔡氏小心敬事。叶三久病，她更是纺织换药，悉心照料。叶三临死前，拉着她的手说：“趁我还活着时，你改嫁，不是少受三年苦吗?”蔡氏听了，梳洗换衣，袖里藏刀，上前对丈夫说：“我先嫁了。”说完自刎而死，叶三大吃一惊，也死了。

　　又如金华方氏，她丈夫袁坚嗜酒败家，死后葬于城北濠上。方氏贫困无所依，就在丈夫的墓穴边放一口棺材，睡在里面，渴了出来到濠沟里喝点水，不久，死在棺材里。

　　还有像戚家妇，新婚之夜丈夫暴死，戚氏哀哭一场，投门外江中而死，留下诗一首：“画虎虽成未点睛，百年夫妻一宵情。欢声方举哀声恸，贺者才临吊者泣。孔雀屏前灯隐隐，鸳鸯枕上泪盈盈，从来不识儿郎面，独抱冰心照水心。”

　　明《列女传》中，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守节已成为妇女的迷信与教条，“妇道唯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已被中国女性视为信条，置信不疑。

　　在理论上，明朝明成祖的妃子仁孝皇后写了规训女子的《内训》，要求女子“在家要贞信，出嫁应孝敬”。仁孝皇后还命令儒臣学士们编写《古今列女传》，并由明成祖亲自写序文刊布成书。天子皇后共同鼓吹贞节，使社会上的贞节观日趋严苛。此外，吕坤还把《列女传》中的故事绘图，改编为《绘图列女传》，使它明白易懂，就是广大不识字的妇女也能一目了然仿效之，成为全社会的“闺范”读本。

　　经过宋、元、明三代对贞节观念的极端倡导，在进入清朝以后，贞节的含义变得十分偏狭了，似乎成了一种宗教，非但夫死守节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总之，女子的生命紧紧维系在贞节上，稍有变故，就要以死全节。清代的儒道学者们连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这是什么事!你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女子如果做几句“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也要被斥责为“邪念”、“怀春”。

清代《礼部则例》规定：节妇，即“自三十岁以前守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十年，查系孝义兼全厄穷堪怜者”，及为夫守贞的“未婚贞女”。贞节烈女，包括“遭寇守节致死”，“因强奸不从致死，及因为调戏羞忿自尽”，以及“节妇被亲属逼嫁致死者，童养之女尚未成婚，拒夫调戏致死者”等等。每年地方绅耆，族长、保甲长都要向官府公举节妇烈女，各级官府都要给予表彰。清代时，京师、省府、州县各自修建“节孝祠”，矗立大牌坊。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死后设位祠中，春秋致祭。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坊银”，由本家为其建坊。节烈事迹特别突出的，皇帝还亲自“御赐诗章匾额缎匹”。节妇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志。这一来，把对节妇烈女的崇尚推至极点，成千上万的妇女以身殉夫，或自愿、或被迫，此风愈演愈烈。随之出现的女子教训书中，也增加了大量的宣扬贞节的内容。如康熙、乾隆年间蓝鼎元的《女学》、陈宏谟的《教女遗规》、李晚芳著的《女学言行录》、王相的《女范捷录》等等，流传甚广。

　　康熙初年陈廷灿著的《邮余闲记初集》中，有关于妇女的这样的见解：

　　人皆知妇女不可烧香看戏，余意并不宜探望亲戚及喜事宴会，即久住娘家亦非美事，归宁不可过三日，斯为得之。

　　居美妇人譬如蓄奇宝，苟非封藏甚密，守护甚严，未有不入穿窬之手。故凡女人，足不离内室，面不见内亲，声不使闻于外人，其或庶几乎。

　　余见一老人，年八十余，终身不娶，及问其故，曰：世无贞妇人，故不娶也。噫!激哉老人之言也，信哉老人之言也——然不可为训。世岂无贞妇人哉，顾贞者不易得耳。但能御之以礼，闲之以洁，而导之节义，则不贞者亦不得不转而为贞矣。

　　在这里，对女子要“封藏甚密，守护甚严”，与世隔绝，“譬如蓄奇宝”，女子视为男人的占有物，不容透露。更奇的是八十老人，认为“世无贞妇，故不娶也”。可见世人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已苛严到了什么程度!

　　乾隆年间，在山西有一个名叫李的人，他生理功能不全，娶了妻子陈氏，妻子不安于李家，常常逃回娘家。有一次，其父把她送回大家，谁知女儿又跑回来了，父亲气极，便活活把女儿缢死，然后，自己也自缢而死。因为在父亲看来，女儿不管嫁给什么样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女不事二夫”，即使一辈子守活寡，也要恪守妇教，女儿逃回娘家是无脸见人的事。(钱大昕《潜研堂集》)

　　有的妇女遇上火灾或水灾，因不能抛头露面，有失闺训，只得固居内室活活烧死。如果恰逢被男子救起，而自己的手足、身体碰触过男子的手或身体了，或是与男子同坐一条船，也被看作有损贞节，有的妇女宁愿再赴水火而死。至此，“男女之大防”甚严，倡导贞女节妇为社会普遍信条，一座座贞节牌坊标立，不知有多少善良青春女子被绞杀于“贞节”名下。

　　在程朱理学发源地的安徽省歙县，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节烈祠堂的旧式建筑，祠堂正门宽大墙壁上，一行行，一排排，密密麻麻地镌着贞节妇女，许多女子连名字都没有，只有××氏，×××妻等。而巍峨的贞节牌坊，在歙县城乡比比皆是。民国《歙县志》线装本十二大本，其中六本都是记载贞节妇女的事迹。从时间上看，经唐宋元明清，历时一千三百年；从范围上讲，遍及城乡，广及各阶层妇女；从数字上看，有几千人之众；从年龄上讲，有未过门的少女，有过门数天、数月的新媳妇。如詹氏二女，姐名师、妹名岳，许聘的丈夫皆先后去世，姐十四岁、妹十二岁守寡终身。

　　歙县的贞节妇女，主要表现在为夫殉死、为夫守寡和“割脔疗亲”上。殉死的妇女，丈夫一死，就绝食而亡或上吊而死，有的吞金而殁，也有的饮砒、鸩毒药而逝。为夫守寡的，素衣素食，勤于女红，上侍公婆，下抚子女，无子者则过继侄儿抚养，寡居数十年而终。在今天歙县城乡，还可看到一些小脚寡妇，有的已近九十岁，守寡六十余年，清贫自守。至于“割脔疗亲”，就更惨苦了。在孝悌思想的支配下，做媳妇的在丈夫、公婆生病时，应“涤溺尝粪，吃疽疗亲”，媳妇割下腿上、臂上的肉，或割取指甲等，煎汤药侍奉给丈夫、公婆吃。“割脔疗亲”要忍受剧痛，有的还为此送了命。据民国《歙县志》统计，明清两代割股、臂、乳、指甲疗亲者达一百六十二人。如记载：“叶氏女，歙人，亲没鞠于叔母，后叔母有疾，昼夜拜叩，割股进之，遂愈。叶氏为亲割肱股者前后五人。”“吴邦妻巴氏，邦母徐氏病甚，医药无效。巴氏呼天以口咬左手割肉一片烹汤以进食姑，姑病遂愈。”

　　对公婆、丈夫的愚孝已到了如此惨烈的地步，不能不为之叹。当然，歙县节烈之风大盛，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明清之际，歙县宗族势盛，义学普设，“十户之村，无废诵读；远山深谷，莫不有学有师。”这些县塾、私塾、书院请名儒讲学，灌输程朱理学，“明人伦，正风俗，崇孝悌，励廉耻”，千百年来，封建礼教潜移默化，影响颇深。

　　其次，郡守邑令大力褒奖贞节。《歙县志》上记载贞节妇女事迹后，大都附有郡守邑令或文人儒士的颂赞，如“邑令为作传”、“郡守给额贞寿门”、“邑令旌其门”、“郡守题其墓”、“监司郡守咸旌其贞”……这无疑导致妇女们争相仿效。

　　第三，祠堂族田的支持。歙县一带，明清时商贾甚众，足迹遍天下，户户藏金甚丰，这些徽商长期在外，尤其注重妇女的贞节。他们出资修建祠堂，购置族田，凡“节妇孤儿与出嫁守志”等，均可供衣食住行。这就在经济上资助了贞节习俗的流行。

　　第四，缙绅所起的卫道作用。歙县宋明清历代出了不少进士以及官职显赫的达官贵人，他们辞官返乡后，成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以他们在乡里的威势褒贞节，斥贬不遵礼教者，如对改嫁者“加以戮辱，出不从正门，与必毋令近宅，至穴墙乞路，跣足蒙头，儿群且鼓掌掷瓦石随之”。

　　第五，历代女教书，如《列女传》等熏陶的作用。许多女子听讲列女传，暗中盟志效法。

　　这些名垂青史的贞女节妇，这一座座森严冷酷的牌坊，正是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见证。

(ZT: www.cnkang.com 2007-11-10 10:31:28 中华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