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哺育近代湖湘名人的近代湖湘文化
近代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从古代湖湘文化渐次演变而来，同时又吸收了西学的养料，使之得以充实和发展，因而它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它植根于湖南这块土地，使它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结构和特征。研究这个问题，不仅为探讨近代湖南人才蔚起的原因提供了钥匙，而且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饶怀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南部，东邻江西，西接贵州，南靠两广，北接湖北，西北与重庆市交界。境内有湘、资、沅、澧四水。因大部分地区位于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又因境内最大的河流湘江流贯全省而简称湘。湘江与漓江同源，又会合潇水，蒸水，人们把漓湘、潇湘、蒸湘合称“三湘”，以“三湘四水”泛指湖南。湘江流域多植水芙蓉（荷花），唐代诗人谭用之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故湖南又有“芙蓉国”之美称。毛泽东的《七律·赠友人》一诗中有“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诗句，就是诗人想象中的充满浪漫色彩的湖南大地的图景。
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因其与湖湘学派的渊源关系也被称为湖湘文化，远比湖南文化、湘文化的说法更加普通。一种文化往往是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这种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便构成了特定文化的生态和人文环境系统。湖湘文化的形成同样有其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背景。
从地理环境来说，湖南作为南方的内陆省份，东、西、南三面环山，仅北面经洞庭湖与长江沟通。关于湖南的地理因素对湖湘文化的影响，钱基博先生有过精辟的概括：“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自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为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1]
从人文历史背景来看，湖南是外来居民大规模移入的省份，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使近代湖南人在族源和血缘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使湖南人具备了移民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精神。加上长期与苗、侗、土家、壮、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互相影响和联姻，使湖南人继承了他们强韧、犷悍、吃苦耐劳的遗传基因。这种基因“在众多有抱负，有作为的学子士人中，即滋长为质朴笃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但也多有尚气任性的士气文风；在同耆旧豪绅的守旧习气相抵牾冲撞的过程中，这种士气文风又弥坚弥笃。其延伸外铄，附丽于近代一系列事变中，即构成为近代湖湘文化。”[2]
概而言之，湖湘文化是空间和时间的产物。“就空间而言，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后有重山，前有大泽，在古代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地方。环境的艰苦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古代所谓‘深山大泽，实产龙蛇’，即此之谓也。从时间来看，楚人含有古蛮族的血统，后与炎黄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保有蛮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遗风。而地域的封闭性，更使这种独特的基因得以绵延不绝。文化的核心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于是湖湘文化和具有此文化性格的湖南人就在这一特殊的土壤中应运而生。”[3]了解湖湘文化产生的自然和人文背景，我们才能对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湖湘文化性格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
（一）湖湘文化与近代湖湘文化
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与之相应的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恰当其时，湮没百余年的船山学说开始广泛传播，其哲理和反清、一定程度反封建的学说思想和经世致用的主张，为湖南士人辗转传习，前后师承。从而进入近代就形成了有别于他省，具有湘人在若干方面有异于他省的气质的湖湘文化。此一文化的延伸外铄，遂在近代经世—维新—革命的三个历史阶段上，造成了令人瞩目的形势和成就，导致湖南获得近代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
近代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发展到近代的产物。要了解近代湖湘文化，就有必要对湖湘文化的渊源作一番探究。
湖湘文化是近二十余年来研究区域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其名称与湖湘学派的名称有关。对什么是湖湘文化，一些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有人指出：“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来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4]有人认为：“湖湘文化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所形成的一种区域性亚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仅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自身特色和自身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而且还兼收了中国文化中其他亚文化的重要成果，并吸收了西方新学的丰富养料，从而在开放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5]有人对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作了这样的概括：“它主要指宋代以来，形成于洞庭湖以南地区，即今湖南省区范围之内的区域性文化。它虽然毫无例外地包括雅与俗两个层次、精神与物质两个部分，但其内涵和本质仍然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有着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爱国主义、敢为天下先的奋斗与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等特点。”[6]
根据上述和其他有关论述，尽管对某些具体问题还存在分歧，但对湖湘文化的外延和内涵似乎已达成以下共识：一、它是宋代以来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形成的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具备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鲜明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二、它的形成和湖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背景有密切关系；三、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湖湘学派的重要影响，又吸收了其他文化（包括中华文化的其他亚文化和世界近代文化）的精华；四、它本质上是一种理学型文化，贯穿着经世致用、爱国奉献、博采众长、敢为人先的精神。
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和湖湘学派有密切关系。关于湖湘学派，历代学者多有评述。一般认为湖湘学派是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宋代理学的一个派别。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把它称为“湖南一派”，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则明确把它命名为“湖湘学派”。当代史学家候外庐也明确指出：“湖南是宋代理学湖湘学派的发源地，以衡麓（衡山）、岳麓（潭州，今长沙）为中心，由胡宏开其端。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因而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候外庐：《宋明理学史》湖湘学派所开创的学风绵延不绝，有“千年学府”之称的岳麓书院在其传承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晚清“开一代风气”的思想家魏源，这些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
虽然湖湘学派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它和湖湘文化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人指出：湖湘学派是起源于南宋的一个理学学派，而湖湘文化则是一种区域性文化形态，起源比湖湘学派早，分布的地域也更广。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它虽然主要是两宋以后组合和建构的，但其源头之一，可以追溯到屈原、贾谊的先秦、两汉时代的楚文化。但是另一方面，虽然湖湘文化和湖湘学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由于湖湘学派对湖湘文化的重要影响，不少人把宋代湖湘学派的形成等视为湖湘文化的形成，而湖南的书院在其中又起了关键作用。
提到湖南的书院，从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后出现了石鼓、岳麓两书院，其中岳麓书院对于湖南和中国的作用，有人认为好比牛津、剑桥之于英国，哈佛、耶鲁之于美国，而它的年代则比牛津、剑桥更早，更比哈佛、耶鲁久远。至于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思想发祥地和人才的摇篮，更是许多人公认的事实。许多硕儒和名将从这里走出。晚清以后，这里更是培养出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其中有以魏源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为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代表的“中兴将相”，以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等等。青年毛泽东也曾寓居岳麓书院，和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谢觉哉、李达、罗章龙等人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真可谓人才辈出，文武兼备，群星熣灿，蔚为大观。难怪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自清季以降，湖南人才辈出，举世无出其右者。”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岳麓书院讲学时也说：“近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不就在这里决定得差不多了吗？”
近代湖湘文化指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的湖湘文化。林增平先生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的古代，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而跨入近代（1840后），就迥然不同。在诸如太平天国起义，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变中，湖南所产生的反映，着实引人瞩目；且人才辈出，为人们所称道，延续现代，更呈现出鼎盛的局势。”[7]
近代湖湘文化由古代湖湘文化演变而来，和两宋以来的湖湘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湖湘文化发展到近代，在政治、经济以及西学东渐诸因素的影响下，吸收了其他区域文化和西学的养料而产生的，是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复合体。一般认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为止，为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洋务派文化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等。其中魏源和曾国藩更具典型性，因为前者往往被人们当作经世派的代表，后者被当作洋务派的代表，研究两人的异同对于了解经世派和洋务派的异同有重要意义。首先应当承认两人都属于同一文化营垒，在思想和主张方面同多于异。第一，两人都属于地主阶级，同处于封建末世，虽然都产生了某些革新的思想，目的仍在于维护封建制度和伦理。第二，两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都有局限。虽然曾国藩认为“以夷狄之不知礼义，安有政治之足言，即有政治，亦不过犯上作乱，逐君弑君，蔑纲常，逆伦理，又安足法”，而魏源则乐于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钦佩和向往，但与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议会的认识相距甚远。第三，在改革的途径上，两人都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国御侮，维护封建制度和纲常，其手段都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学为用”）而保持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中学为体”）。虽然“中体西用”的主张对西方的学习只限于技术层面，但代表了当时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最高觉悟。如果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理念，曾国藩等拥有重权的洋务活动家则有条件通过办军械所、制造局，译介西书，派遣留学生等将魏源这一思想付诸实施。
第二阶段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到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文化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等。这两个政治派别分别属于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与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洋务派相比，他们主张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内向西方学习，在继续强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政治体制。因此，他们更加注重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谭嗣同、宋教仁、章士剑等人是这种新思潮的典型代表。谭嗣同是传统文化哺育的封建士人，但他深感时势维艰，为救亡图存，“究心泰西天算格致”，又广泛涉猎西方的社会科学，写出《以太说》等自然科学论文和糅合中西的政治哲学著作《仁学》。他不但接受进化论，而且主张民权平等，喊出了“君为独夫民贼”的口号。宋教仁留日六年，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国际私法》等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章士钊留英主攻政治、经济学，著有《论中国政党内阁当应时发生》、《何为政党》等政治论文，寄回国内发表。他们的著述对当时关心政治制度改革的人们以巨大的启迪，对广大士人是一种政治上的启蒙，促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第三阶段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前后，为无产阶级新文化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蔡和森、邓中夏、毛泽东、易白沙、李达、罗章龙等。这一时期的湖湘文化以反孔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标记。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述墨》、《孔子评议》等多篇论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宣战，为新文化运动鸣锣开道。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从法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与上海、北京、南京和省内各地建立联系，发行《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劳动界》、《新青年》等书刊，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湖南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8]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近代湖湘文化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洋务派，到学习、宣传以至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再到高举反孔旗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自始至终贯穿一种爱国主义传统，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新胆识。近代湖南士人不但几乎都视天下为己任，把救亡图存，爱国图强当作自己神圣的使命，而且把强国御侮和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不但出现了魏源这样的“开一代风气”的睁眼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而且出了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将这种主张付诸实施的洋务派人士；不但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郭嵩焘、曾纪泽就是这一方面的先行者；不但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创这样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宣传家，也出现了黄兴、宋教仁、蔡锷这样的实干家。当民主共和制度被后来军阀政客偷梁换柱，变得徒有其名时，毛泽东、蔡和森等爱国志士又应运而生，把反帝爱国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将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湖湘士人的这种爱国情怀、开放心态和敢为人先的勇气正是近代湖湘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的深层动因。
（二）文武兼备、群星璀璨的人才群体
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杨昌济：《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灵气曾钟此。
毛泽东：《送纵宇一郎东行》
湖南，奇山秀水，钟灵毓秀，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湖南人特有的性格和气质，孕育了一代代青史留名的英才。尤其是近百余年来，从湖南走出大批活跃在的历史舞台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外交家、文学家，可谓灿若星辰，叹为观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正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自魏源开近代人才之先河始，百余年来，湖湘人才层出不穷，在思想、文化领域披荆斩棘，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呼风唤雨，对近现代中国产生强大的冲击波。据统计，在湘军鼎盛时期，上至朝臣，下至疆吏，官至巡抚以上的湘籍人士达27人（其中总督14人，巡抚13人）。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涌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维新志士，时人称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革命志士又为全国之冠，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道一、刘揆一、禹之谟、蒋翊武、谭人凤、杨毓麟、焦达峰等人，成了名闻遐迩的民主革命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自鸦片战争爆发至中华民国建立，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湖南涌现的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刘坤一、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杨度、熊希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无数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所以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竞出的势头进入现代以后有增无减。不必说李达、金岳霖、蔡仪、李泽厚这样的哲学家，周谷城、翦伯赞、吕振羽、杨荣国这样的史学家，萧三、谢冰莹、丁玲、周立波、田汉这样的文学家，齐白石、黎锦晖、贺绿汀、吕骥这样的美术家、音乐家，仅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领袖人物和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就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李富春、陶铸、胡耀邦……等许多人。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人占了3位；10名大将，湖南人占了6位；57名上将，湖南人占了19位；176名中将，湖南人占了45位。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北京青年报》开辟“共产党人的故事”专版，从建党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共产党员中精选出80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中湘籍人士就有23位，占30%。
据统计，从1840年到1949年，活跃在中国近现代史舞台的1238个知名人物中，湖南有119人，占9.45 %；在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有83人，占10.9%；在495名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中，湖南有89人，占18%，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48%。[9]在纽约出版的《北美日报》1986年7月1日的社论称：“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属名省之冠。”证之中国近现代史，深知此言之不虚。
学者们一般认为近代湖南先后出现了4批人才，或者说4个人才群体。第一批人才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澍为先导，贺长龄、贺熙龄、唐鉴、汤鹏、魏源、邓显鹤、欧阳中鹄、罗尧典群起呼应，形成全国瞩目的湘籍“经世致用”派。第二批出现在咸、同年间，以曾国藩为统帅，以胡林翼、左宗棠为首领，包括彭玉麟、罗泽南、郭嵩焘、刘蓉、江忠源、李续宾、曾国荃、刘坤一等在内的一大批湘军人物和湘籍士子。第三批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杨毓麟、蔡锷以及稍后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蒋翊武为主，成为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的人物。第四批出现在五四时期，包括毛泽东、蔡和森、易白沙、刘少奇、李达等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
综观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发现其在人才素质和人才格局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就人才素质而言，最基本的特征是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从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的经世派，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等湘军人物，到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等维新和革命志士，到从青年时代就寻求救国真理，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以及蔡和森、刘少奇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湖湘英才无不是怀抱强烈的参与意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的。与这种参与意识相关联的是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以强国御侮、救亡图存为终生追求。另外，这些人物无论政治上是进步还是保守，都体现出勤勉务实，实干苦干的品质，许多人不但勤于著述，著作等身，在政治上也是躬行实践的实干家。如曾国藩以“诚”、“笃”、“敬”为处世之道；黄兴以“笃实”二字为座右铭；谭人凤“尤厌清谈”，积极参与实际斗争；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徐特立身体力行，40多岁还和青年人一道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新知和救国的真理，等等。
就人才格局而言，人们惊奇地发现，近代湖湘人才以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主体，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教育家，但极少经济界、实业界和科学技术界的人才，这和沿海地区如江、浙、闽、粤等省的人才格局有明显的差别。就地域分布而言，有人认为近代湖南人才以人才群落出现，存在着分别以湘军首领曾国藩、维新志士谭嗣同、革命先驱黄兴、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为首的4个人才圈，以这四人的籍贯湘乡（今双峰）、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中心画四个圆圈，会发现与这4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百余人，为同期全省名人的一多半。近代湖南人才以政治、军事人才为主体，和以经世致用为基本特征的湖湘学风有密切关系。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关注的是治国救民之道。同时，近代中国又面临强国御侮、变革政治制度的任务。经世之学的价值取向和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影响和造就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结构。至于人才分布相对集中，形成人才群落这一点，则是因为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环境闭塞，交通不便的湖南，湘江下游以长沙、湘潭为中心的地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与外界沟通相对便利，在历史的变革时期容易得风气之先的缘故。
关于近代湖南人才崛起的原因，学者们从地理环境、种族来源、教育发展、文化基因等方面进行探讨，得出了一些相同和不同的结论。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使近代湖湘人士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摆脱空谈义理，只重修身养性的治学道路，而强调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从“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见地和胆识，到“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谭嗣同）的气魄，到“振支那者唯湖南”（唐才常）的自信，到“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杨度）的使命感，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的抱负，无不反映湘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而这正是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和爱国主义精神孕育的结果。就是因为湖湘文化为人才成长提供了思想的土壤和精神的养料，才出现“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的人才奇观。
（三）经世致用、知行一致的实干传统
对于湖湘文化而言，经世之学不仅是连接古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湖湘文化的桥梁，而且积淀为一种士人学者的学术心理、学术传统和学术政治取向的标准，凝聚为一种经世务实的文化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价值取向和近代湖湘人才政治价值选择的决定因素。
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
湖湘文化有一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实干传统。湖湘文化的传统是鼓励人做实干家。湖湘文化中的忧世之心和忧患意识，使得湖南人有一种改造天下的冲动。湖湘子弟对地理态势、攻守之策长久以来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好像是为了火上房的急事一样，慨然承担起天下兴亡的匹夫之责，他们不仅指点江山，而且亲自到中流击水，是真正的实干家。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
近代湖湘文化有一种勤勉朴实、勇于任事、苦干实干的传统。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不管政治上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都以实干的精神著称。魏源、曾国藩等人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是著名的学问家，又是政治参与意识十分强烈的实干家。尤其是曾国藩，在朝政纷繁、戌马倥偬的政治生涯中不忘治学修身，一生的著述、奏稿、家书多达1千余万字。黄兴、宋教仁投身辛亥革命，也是 以舍生忘死、埋头苦干而称颂一时，黄兴还以“笃实”二字勉励其子。蔡和森祈盼“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毛泽东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都是这种知行统一的务实精神的体现。近代教育家胡元倓在他的言志诗中有“从来纬地经天业，皆在躬行实践身”的名句，这实际上是对他本人也是对诸多近代湖湘名人一生功业的总结。
近代湖湘人士的这种务实精神，追根溯源，来自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经世致用”又称通经致用，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不同于西方哲学中那种纯理性的探讨和以求知本身为目的的学术宗旨，而是强调既要通晓经典，又要学以致用，要关注社会问题，齐家治国，这一取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以儒家思想为精髓的中国文化的实践品格。
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滥觞于宋代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创立之初，胡宏、张栻就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称颂一时，更以其坚持“留意经济之学”，不尚空谈，讲求实用而卓然独立。胡宏论证了体与用，致知与力行的关系，强调通经是为了致用，提倡“行之行之又行之”的重社会实践的主张。张栻主张“致知力行，相互发也”，他的办学宗旨是“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即把学习的落脚点放到社会的人伦和政治上去。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的宗旨到明清时期又有发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致力于“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实”，重视实践，强调力行，指出“力行而后知之真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
到了近代，以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者又把这一传统推向新的高潮。魏源发出“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的诘问，主张力行致知。他对清代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宋学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主张学术面向社会现实，“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以经术为治术”，为此编印了《皇朝经世文编》，提倡实学。与魏源的经世思想相呼应，贺长龄、贺熙龄、陶澍等担任地方大员的人士也倡导经世之学，并将其付诸实践，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官佐群体不但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而且身体力行，丰富了近代湖湘文化务实精神的内涵。曾国藩主张“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他致力于调和汉宋之学，落脚点在经世致用。左宗棠提倡“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他从小受贺长龄、贺熙龄和陶澍的影响，留心经世之学，科场失意后更是潜心研究舆地、兵学、农学、荒政、盐政、吏治等有关社会现实的学问。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宜等人也有同样的学术主张和面世态度。概而言之，“由陶澍、魏源等人倡导的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学术态度和学风，经过湘军人物的弘扬，已成为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成为一种定势的文化心理积淀，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价值选择目标，也就决定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10]
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思想是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他们和魏源一样，也深受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正是经世致用的面世态度使他们面对现实，对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洋务派人士没有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即对西方的学习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不涉及思想、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改变。由于这种思想的局限，使得洋务事业在湖南收效甚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学风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已日见其局限。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湖湘学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这个时期涌现的一大批维新和革命志士，如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虽然并不属于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但同样受到湖湘文化的经世学风的熏陶，正是经世学风的面世态度和参与意识，促使他们直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投身改革和革命。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丰富了经世之学的内涵，从传统的学问转向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进过时务学堂学习新学，甚至留洋学习西方的知识，寻求救国的道理。正是这一批湖湘士人把湖湘文化的经世学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湖湘文化的这种面世务实精神，代代传承，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对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寻求救国新道理的湖湘爱国志士产生影响。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受到杨昌济先生的深刻影响，杨先生主讲伦理学时介绍的中西学说，湖湘文化中的实学思潮，尤其是王船山实学对毛泽东早期实践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多次到岳麓书院寓居学习，深受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学训的影响。1937年他还仿岳麓书院的学训，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书写“实事求是”的校训。从湖湘文化传承的历史来考察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人的革命实践活动，可以看出他们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的渊源关系，正是面对社会现实、寻求救国之道的经世之学促使他们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后湖南经世派人士反对繁琐空疏的汉宋之学，主张经世之用、躬行实践、改革社会的学术和政治取向，是近代湖湘学风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从本质上说，经世致用属于传统学术的范畴，但是它倡导的积极面世的态度，又使它成为连接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的桥梁。鸦片战争惊醒了经世学者的“泱泱大国”梦，促使他们睁眼看世界，以求实的态度去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等洋务派人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映了湖湘文化经世学风的近代变化和演进，而这种顺应时代变化而发展的开放性，正是鸦片战争以后湖湘文化的新特点，反映了湖湘文化经世传统自我完善、与时俱进的适应能力和强大生命力。
（四）心忧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情杯
有人把湖湘精神用填写在三湘热土上的豪迈诗句作了概括：那是屈原仰首问天的神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是范仲淹把酒临湖的襟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谭嗣同以血昌国，“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是杨度的少年狂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那是毛泽东闲庭信步的伟岸坚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求索，奋斗，勇敢，牺牲，忍辱负重，以天下为己任，以血色为旗帜，这便是湖南人异乎寻常的精神。
蒋祖烜：《湖南辣椒与湖南人》
近代湖湘文化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救国图强、为国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贯彻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历史始终的时代和民族精神。近代湖湘文化和整个近代中国文化一样，也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始见，与近代湖湘文化的开端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机，爱国人士萌发了强烈的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国侵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魏源对鸦片战争的失败十分悲愤，认为面对这种奇耻大辱，“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悱者所宜讲划”[11]。他编撰《海国图志》有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12]因此左宗棠说此书乃魏源“发愤而作”之书。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以忠君观念为核心，也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意识。曾国藩兴办洋务就体现了富国强兵、抑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左宗棠不但主张兴办洋务，而且在沙俄侵占伊犁、支持阿古柏分裂新疆时，以年迈之躯率兵西征，收复新疆，为祖国统一建立了不朽的功绩。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实地考察和学习西方的外交家和思想家，其学习和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学习西方的长处，改革中国的弊端，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外交家曾纪泽毅然赴俄改订崇厚与俄国签订的卖国条约，“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被誉为清季外交史上“罕见的一人”[13]，无疑也是受到爱国精神的驱使。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湖湘进步人士更加强化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爱国心。湖南维新志士的爱国之心表现突出，迫切要求救亡、变革的士气民风极度高涨。谭嗣同对《马关条约》的耻辱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主张“以爪还爪，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且在变法失败以后，拒绝出逃，甘愿为中国变法而流血。唐才常从小立志“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14]“在以救亡、变法为旗帜的维新运动中，湖南出现了‘人思自奋，家议维新’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早先以‘守旧闭化名闻天下’的湖南，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风气之开，几为各行省冠’。”[15]
在辛亥革命时期，湖湘革命志士的爱国激情更发挥得淋漓尽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湖南众多的新士子迅速从维新变法转向革命反清，还有一些人继续强化爱国反帝的宣传。杨毓麟精心著作《新湖南》，首倡‘欲新中国，先新湖南’。杨度写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高唱：‘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陈天华声泪俱下地撰成《猛回头》、《警世钟》，旗帜鲜明地号召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黄兴、宋教仁、禹之谟、谭人凤、焦达峰、蔡锷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的革命热情高昂激越，感天动地；战斗实践艰苦卓绝，愈挫愈奋。”[16]辛亥革命前后短短15年的时间里，竟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蹈海投江，以激励国人猛醒，表现了高昂的爱国志气和牺牲精神。
五四运动中，湖南志士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斗争。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方面英勇无畏地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另一方面以更开放的姿态探索和学习各种新思想、新学说。一些人还在走出国门，投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比较、鉴别、试验、实践，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弘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寻绎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传统，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一种深重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首先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忘我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是一种对国家、社会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湖湘文化中，很难找到‘歌舞升平’、‘粉饰太平’的东西。”[17]这种忧患意识有来自屈原的久远的传统，数千年来绵延不绝，成为湖湘文化的一种主导精神。“你看屈原，那千古绝唱的《离骚》，是何等的震撼人们的心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也大概只有范仲淹到了湖湘之地，才能面对浩荡的洞庭湖水喊出！”[18]“魏源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文恬武嬉、茫然自大的状况，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唤：‘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海国图志序》），实为‘警世明言’。”[19]
与这种忧患意识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深重的历史使命感。屈原是湖湘文化爱国精神的源头，他虽然不是湖南人，但他生命历程中最后的日子是在长沙一带度过的，“或许可以说，他之所以能成为可与日月争辉的伟人，是与潇湘山水的陶冶和启发分不开的。”[20]“从屈原开始，无论是以后的贾谊、张栻、朱熹、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谭嗣同、唐才常、黄兴、陈天华、蔡锷、杨昌济，还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等，其爱国的情怀和深刻的责任感，是一以贯之的。构成了湖湘文化精神的第一道主脉。”[21]
第二个特点是一种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对此，20世纪初陈独秀在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中有高度的评价：“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湖湘文化中的确有一种屈原在《国殇》里歌颂的为国牺牲的献身精神，有一种杨度在《湖南少年歌》里张扬的类似斯巴达的“勇士精神”和普鲁士的“铁血精神”的“死士精神”，有一种为了理想和目标而奋不顾身，“虽百万人军中，吾往矣”的英雄气概。左宗棠抬棺西行，经过两年苦战，以赴死的决心和勇气，收复新疆，捍卫了祖国的统一。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只有谭嗣同坦然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狱壁上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从容就义。庚子自立军起事泄密，有人有意纵容唐才常逃脱，唐才常厉声曰：“事之不成，有死而已，唐才常岂苟脱者！”坦然自若，笑而受缚。就义之时慷慨如平生，临死还几次发出“天不成吾事”的感叹。辛亥革命前后，先后有五位湖南志士蹈海投江：1905年12月陈天华不满日本人横蛮对待中国人，自沉于日本东京大森海湾；1906年3月姚宏业投身于上海黄浦江；1911年8月杨毓麟在英国利物浦大西洋海湾自尽；1915年彭超自沉于长沙湘江；1921年6月易白沙纵身投入广东新会海湾。“他们的自尽既不是由于个人命运的坎坷，也不是出于对爱国、革命事业悲观绝望，而纯然是为着激励国人争取爱国、革命事业必胜。其行为也许并不理智，不足为训，其精神却感昭日月，激励后人！”[22]
湖湘文化中这种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在现代史中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书写了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篇章。在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日本人三次败北，伤亡惨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长沙会战，湖南人以死不妥协的精神，誓与湖南共存亡的劲头，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军以沉重的打击，让以武士道精神自居的日本人领教了湖南人死士精神的厉害。长沙失陷后，没有出现汉奸维持会。湖南人在最危难的关头，宁可舍生取义，也决不苟且偷生，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气概。”[23]至于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为了国家和民族而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湖湘无产阶级革命者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把湖湘文化的爱国牺牲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顶峰。
第三个特点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与御侮反帝的精神相结合。在近代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坚决地御侮、反帝反侵略，另一方面集中地体现在向西方学习，争取民族富强独立，而两者共同的出发点是爱国图存，自强自立。以御侮而论，魏源面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奇耻大辱，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款夷，以夷攻夷”；在西北疆土遭沙俄蚕食瓜分的紧急关头，左宗棠暮年抬棺出关，率军西征，收复新疆；在抗击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中，左宗棠、彭玉麟以满腔热忱筹防御侮；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亲率湘军出关在辽东抵抗日军，并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戊戌变法运动中，谭嗣同对《马关条约》的“酷毒”深恶痛绝，主张“以爪还爪，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地坚决抵抗和斗争；辛亥革命时期，陈天华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阴谋，以满腔激愤撰写《警世钟》，最后不惜以死来唤醒国人……在爱国御侮、反帝反侵略的斗争中，有魏源这样的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有左宗棠这样的鏖战沙场的名将，有郭嵩焘、曾纪泽这样的折冲樽俎的外交家，更有众多像谭嗣同、陈天华这样的以死报国的热血志士。
以学习西方而论，魏源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自他以后，有远见的湖湘士人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加深对西方的认识，丰富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内涵。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等人提供洋务，学习西方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丰富和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郭嵩焘实地考察西方，以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中，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湖湘维新和革命人士在他们的论著和言论中都以明确的语言表达了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的思想，有些人还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学习西方的明确的爱国动机和决心。
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到“救中国必自湖南始”，不同的表述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而其根源就是已经渗透到湖湘文化中的强烈的爱国主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种思想和精神财富，在今天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的进程中仍然不可或缺，这也许是为什么长沙今天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励全市人民为国家和民族担起责任，再创辉煌的口号的原因吧。
（五）思变求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魏源、曾国藩、蔡锷三人分别从科技、教育、制度三个方面，推进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探讨一下他们的所思所为，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合乎时代的前进潮流。
其实，顺应潮流，不仅是上述三人所思所为的特色，也是近代湖湘士人的共同追求。从陶澍改革盐政、开创海运，贺长龄策划《皇朝经世文编》，到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从郭嵩焘首开出使西方的先声，并勇敢地提出学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序，替这部惊世之作鼓吹呐喊；从谭嗣同冲决罗网维新变法，到黄兴、宋教仁等集会组党，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直至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亲手创建一个新世界。这一条湖湘士人救国救民之路上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可以让人清晰地悟出“与时俱进”的真谛来。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
近代湖湘文化中弘扬着一种通变求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使湖湘士人有别于他省而浩然独立。对此，许多学者有过论述。国学大师、史学家钱基博先生认为湖南“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自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右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为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24]冯友兰、陈寅恪、鲁迅、钱穆、陈独秀等学者也都对湘人的浩然独立、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多有赞誉。这种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开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具有一种融汇百家、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湖湘文化的这种融合精神既表现为湖湘学者与不同学派之间学术思想上的沟通与融合，也表现在湖湘文化与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以学术思想的融合而论，“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举行著名的‘朱张会讲’，使湖湘学兼容诸学之长，学问更趋精萃。宋代至清代，我国学术有过两次大的学术综合。一次是儒融佛道而产生的新的儒学即理学，另一次是明末清初的学术大总结。开创理学的是湘人周敦颐，明末清初实现学术大总结的也是湘人王夫之。实现这两次学术大综合的都是湘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湖湘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融合精神的结果。”[25]
进入近代以后，湖湘文化的这种开放胸襟和融合精神突出表现在向西方学习上。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时，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率先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国人是湖南人魏源，倡办洋务、最先把这一主张付诸实践的是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而第一个出使西方，带着学习西方的明确目的亲身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是湖南人郭嵩焘。在20世纪初的留学活动中，湘籍学生成了一支主力军，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各国。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2395人，湘籍学生占373人。1921年至1929年间，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者约1600人，湖南人占346人，居各省之首。至于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蔡和森等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中国而向西方寻求革命的真理，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更是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发扬。[26]湖湘文化的这种开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是通变求新、与时俱进的条件和思想基础。
其二是思变求新、与时俱进的先进思想和务实态度。湖湘文化有一种来自王船山的“道莫盛于趋变”的思变求新的精神传统。王船山认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他针对“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思想，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主张。王船山的思变求新的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主张因时因势进行变革的湖湘人士。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等人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民族矛盾日益深化的形势下，及时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不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谭嗣同号召冲决罗网，进行变法维新，并弃官回湘，参与新政。在进入民主革命阶段时，湖南不但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一大批宣传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宣传家，还出现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提倡变法革新、与时俱进，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是湖湘文化的生机和活力的所在，是湖湘文化适应时代、永葆青春的一个原因。
其三是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魄力。敢为天下先是近代湖湘文化又一个突出的特点。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是湖南人魏源。他在鸦片战争时候就“举世皆睡我独醒”，明确地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国图强御侮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要把人才送到国外去培养的是湖南人曾国藩。他与李鸿章一道给朝廷上奏折称：“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通过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来培养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为救国图强的一剂好的药方。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出使欧洲，实地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诸方面成就，并且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是湖南人郭嵩焘。他在考察西方政体之后指出：“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权”；“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27]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喊出“冲决一切罗网”，并且为了维新变法而流血的人是湖南人谭嗣同。政变发生后，不少人劝他出逃，他满怀豪情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中国近代史上勇猛奋进、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还可以举出许多。
敢为天下先，需要有胆识、魄力、眼光，更要有牺牲精神。对于湖南人的这种精神。不少学者有过专门的论述。著名的革命家、长沙人杨毓麟在1903年发表的《新湖南》中指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他还举出周敦颐、王船山、魏源、郭嵩焘等人的例子，说明湖南人的卓尔独立、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的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王船山“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奋然自异焉”。谈到魏源、郭嵩焘时，杨毓麟指出：“道（光）、咸（丰）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你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这些人都是有眼光、有胆识，浩然独立的湖南人，是湖湘文化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奋进精神的表现。陈独秀1920年1月5日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他所赞扬的湖南人的精神实际上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到王夫之的‘实有之学’；从郭嵩焘、谭嗣同的‘天变道亦变’到青年毛泽东探索的‘宇宙之真理’，均表达出湘学的原道精神与学术成就。这种原道精神不仅体现了湘人‘大气’的精神气质，也标志着湖湘文化是一种有着思想深度的地域文化。”[28]事实上，这种原道观念也是湖湘文化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思想和学术领域的鲜明反映。
湖湘文化尤其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勇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与奋斗精神与湖南人的性格、与湖南的士风民气有着显然的关系。关于湘人的倔强、刚直、猛进、善变的性格特点，历代人士都有所观察和评述。湖南人周敦颐的《爱莲说》中有“中通外直，不枝不蔓”之语，这可以说是率直、真诚的湘人性格的生动写照。早在19世纪中叶，一个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在七次深入中国考察后评价说：“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在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粗犷、反抗心更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湖南不仅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的故乡，而且是政治家的摇篮，当代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29]1925年，宫廷璋在《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一文中也论及湘人性格：“中国民族性以中庸调和闻于世界，惟湘、粤人独殊，倔强偏激，猛进善变，酷类法国人。当其信以为是也，牺牲一切以为之，必达极端而后已，及悟其非，又易道而趋，必达极端而后已。知无不行，行则义无反顾，纵前后异致，绝不以为歉。故近百年间，湘、粤文化进步，湘、粤人之活动能力增加，中国遂无役不有湘、粤人参加。”[30]
综上所述，“湖湘的文化人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秉性，陈独秀称其为‘湖南人底精神’，杨毓麟则称之为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这种‘精神’、‘独立之根性’使湖南人才以群体的方式崛起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湖湘士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他们才能喊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口号，并且一代又一代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济民的政治洪流中去。湖湘士人又是一批‘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群体，他们普遍具备着坚毅顽强，踔厉敢死的强悍之气，故而能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不惜流血牺牲。湖湘士人还有一种敢于争先的任勇之气，他们勤勉、坚忍、大胆开拓而敢于争天下之先。”[31]湖湘士人的这种种精神，是湖湘知识群体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近代湖湘文化大放异彩、世人瞩目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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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页。
[2]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见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编：《麓山论史萃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3]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2页。
[4] 朱汉民：《湖湘文化三谈》。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5] 王耀中 李金龙：《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及其现实意义》。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29页。
[6] 邓洪波：《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118页。
[7]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见湖南大学文史研究所编：《麓山论史萃编》，第1页。
[8] 参看饶怀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见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编：《麓山论史萃编》，第38-55页。
[9] 参看蒋祖烜：《辣椒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10] 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11] 《海国图志·后叙》。
[12] 《海国图志·原序》。
[13] 参看饶怀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见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编：《麓山论史萃编》，第52页。
[14] 康有为：《唐才常墓志铭》。
[15]⑥刘泱泱：《近代湖南的士风民气》。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88页。
[17]②③ 廖进中：《魏源思想管窥》。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207、208页。
[20]⑤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第233、234页。
[22] 刘泱泱：《近代湖南的士气民风》。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88、89页。
[23]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第154页。
[24] 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第1页。
[25] 刘克利：《湖湘文化的优秀精神传统》。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27页。
[26] 参见刘克利：《湖湘文化的优秀精神传统》。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28页。
[27] 《郭嵩焘日记》等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6、179页。
[28]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第38页。
[29] 转引自蒋祖烜：《辣椒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30] 转引自刘泱泱：《近代湖南的士风民气》。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89页。
[31] 朱汉民：《湖湘文化三谈》。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45页。
近代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从古代湖湘文化渐次演变而来，同时又吸收了西学的养料，使之得以充实和发展，因而它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它植根于湖南这块土地，使它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结构和特征。研究这个问题，不仅为探讨近代湖南人才蔚起的原因提供了钥匙，而且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饶怀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南部，东邻江西，西接贵州，南靠两广，北接湖北，西北与重庆市交界。境内有湘、资、沅、澧四水。因大部分地区位于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又因境内最大的河流湘江流贯全省而简称湘。湘江与漓江同源，又会合潇水，蒸水，人们把漓湘、潇湘、蒸湘合称“三湘”，以“三湘四水”泛指湖南。湘江流域多植水芙蓉（荷花），唐代诗人谭用之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故湖南又有“芙蓉国”之美称。毛泽东的《七律·赠友人》一诗中有“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诗句，就是诗人想象中的充满浪漫色彩的湖南大地的图景。
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因其与湖湘学派的渊源关系也被称为湖湘文化，远比湖南文化、湘文化的说法更加普通。一种文化往往是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这种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便构成了特定文化的生态和人文环境系统。湖湘文化的形成同样有其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背景。
从地理环境来说，湖南作为南方的内陆省份，东、西、南三面环山，仅北面经洞庭湖与长江沟通。关于湖南的地理因素对湖湘文化的影响，钱基博先生有过精辟的概括：“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自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为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1]
从人文历史背景来看，湖南是外来居民大规模移入的省份，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使近代湖南人在族源和血缘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使湖南人具备了移民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精神。加上长期与苗、侗、土家、壮、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互相影响和联姻，使湖南人继承了他们强韧、犷悍、吃苦耐劳的遗传基因。这种基因“在众多有抱负，有作为的学子士人中，即滋长为质朴笃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但也多有尚气任性的士气文风；在同耆旧豪绅的守旧习气相抵牾冲撞的过程中，这种士气文风又弥坚弥笃。其延伸外铄，附丽于近代一系列事变中，即构成为近代湖湘文化。”[2]
概而言之，湖湘文化是空间和时间的产物。“就空间而言，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后有重山，前有大泽，在古代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地方。环境的艰苦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古代所谓‘深山大泽，实产龙蛇’，即此之谓也。从时间来看，楚人含有古蛮族的血统，后与炎黄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保有蛮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遗风。而地域的封闭性，更使这种独特的基因得以绵延不绝。文化的核心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于是湖湘文化和具有此文化性格的湖南人就在这一特殊的土壤中应运而生。”[3]了解湖湘文化产生的自然和人文背景，我们才能对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湖湘文化性格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
（一）湖湘文化与近代湖湘文化
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与之相应的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恰当其时，湮没百余年的船山学说开始广泛传播，其哲理和反清、一定程度反封建的学说思想和经世致用的主张，为湖南士人辗转传习，前后师承。从而进入近代就形成了有别于他省，具有湘人在若干方面有异于他省的气质的湖湘文化。此一文化的延伸外铄，遂在近代经世—维新—革命的三个历史阶段上，造成了令人瞩目的形势和成就，导致湖南获得近代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
近代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发展到近代的产物。要了解近代湖湘文化，就有必要对湖湘文化的渊源作一番探究。
湖湘文化是近二十余年来研究区域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其名称与湖湘学派的名称有关。对什么是湖湘文化，一些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有人指出：“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来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4]有人认为：“湖湘文化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所形成的一种区域性亚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仅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自身特色和自身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而且还兼收了中国文化中其他亚文化的重要成果，并吸收了西方新学的丰富养料，从而在开放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5]有人对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作了这样的概括：“它主要指宋代以来，形成于洞庭湖以南地区，即今湖南省区范围之内的区域性文化。它虽然毫无例外地包括雅与俗两个层次、精神与物质两个部分，但其内涵和本质仍然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有着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爱国主义、敢为天下先的奋斗与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等特点。”[6]
根据上述和其他有关论述，尽管对某些具体问题还存在分歧，但对湖湘文化的外延和内涵似乎已达成以下共识：一、它是宋代以来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形成的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具备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鲜明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二、它的形成和湖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背景有密切关系；三、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湖湘学派的重要影响，又吸收了其他文化（包括中华文化的其他亚文化和世界近代文化）的精华；四、它本质上是一种理学型文化，贯穿着经世致用、爱国奉献、博采众长、敢为人先的精神。
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和湖湘学派有密切关系。关于湖湘学派，历代学者多有评述。一般认为湖湘学派是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宋代理学的一个派别。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把它称为“湖南一派”，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则明确把它命名为“湖湘学派”。当代史学家候外庐也明确指出：“湖南是宋代理学湖湘学派的发源地，以衡麓（衡山）、岳麓（潭州，今长沙）为中心，由胡宏开其端。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因而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候外庐：《宋明理学史》湖湘学派所开创的学风绵延不绝，有“千年学府”之称的岳麓书院在其传承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晚清“开一代风气”的思想家魏源，这些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
虽然湖湘学派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它和湖湘文化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人指出：湖湘学派是起源于南宋的一个理学学派，而湖湘文化则是一种区域性文化形态，起源比湖湘学派早，分布的地域也更广。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它虽然主要是两宋以后组合和建构的，但其源头之一，可以追溯到屈原、贾谊的先秦、两汉时代的楚文化。但是另一方面，虽然湖湘文化和湖湘学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由于湖湘学派对湖湘文化的重要影响，不少人把宋代湖湘学派的形成等视为湖湘文化的形成，而湖南的书院在其中又起了关键作用。
提到湖南的书院，从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后出现了石鼓、岳麓两书院，其中岳麓书院对于湖南和中国的作用，有人认为好比牛津、剑桥之于英国，哈佛、耶鲁之于美国，而它的年代则比牛津、剑桥更早，更比哈佛、耶鲁久远。至于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思想发祥地和人才的摇篮，更是许多人公认的事实。许多硕儒和名将从这里走出。晚清以后，这里更是培养出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其中有以魏源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为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代表的“中兴将相”，以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等等。青年毛泽东也曾寓居岳麓书院，和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谢觉哉、李达、罗章龙等人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真可谓人才辈出，文武兼备，群星熣灿，蔚为大观。难怪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自清季以降，湖南人才辈出，举世无出其右者。”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岳麓书院讲学时也说：“近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不就在这里决定得差不多了吗？”
近代湖湘文化指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的湖湘文化。林增平先生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的古代，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而跨入近代（1840后），就迥然不同。在诸如太平天国起义，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变中，湖南所产生的反映，着实引人瞩目；且人才辈出，为人们所称道，延续现代，更呈现出鼎盛的局势。”[7]
近代湖湘文化由古代湖湘文化演变而来，和两宋以来的湖湘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湖湘文化发展到近代，在政治、经济以及西学东渐诸因素的影响下，吸收了其他区域文化和西学的养料而产生的，是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复合体。一般认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为止，为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洋务派文化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等。其中魏源和曾国藩更具典型性，因为前者往往被人们当作经世派的代表，后者被当作洋务派的代表，研究两人的异同对于了解经世派和洋务派的异同有重要意义。首先应当承认两人都属于同一文化营垒，在思想和主张方面同多于异。第一，两人都属于地主阶级，同处于封建末世，虽然都产生了某些革新的思想，目的仍在于维护封建制度和伦理。第二，两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都有局限。虽然曾国藩认为“以夷狄之不知礼义，安有政治之足言，即有政治，亦不过犯上作乱，逐君弑君，蔑纲常，逆伦理，又安足法”，而魏源则乐于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钦佩和向往，但与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议会的认识相距甚远。第三，在改革的途径上，两人都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国御侮，维护封建制度和纲常，其手段都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学为用”）而保持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中学为体”）。虽然“中体西用”的主张对西方的学习只限于技术层面，但代表了当时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最高觉悟。如果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理念，曾国藩等拥有重权的洋务活动家则有条件通过办军械所、制造局，译介西书，派遣留学生等将魏源这一思想付诸实施。
第二阶段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到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文化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等。这两个政治派别分别属于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与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洋务派相比，他们主张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内向西方学习，在继续强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政治体制。因此，他们更加注重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谭嗣同、宋教仁、章士剑等人是这种新思潮的典型代表。谭嗣同是传统文化哺育的封建士人，但他深感时势维艰，为救亡图存，“究心泰西天算格致”，又广泛涉猎西方的社会科学，写出《以太说》等自然科学论文和糅合中西的政治哲学著作《仁学》。他不但接受进化论，而且主张民权平等，喊出了“君为独夫民贼”的口号。宋教仁留日六年，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国际私法》等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章士钊留英主攻政治、经济学，著有《论中国政党内阁当应时发生》、《何为政党》等政治论文，寄回国内发表。他们的著述对当时关心政治制度改革的人们以巨大的启迪，对广大士人是一种政治上的启蒙，促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第三阶段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前后，为无产阶级新文化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蔡和森、邓中夏、毛泽东、易白沙、李达、罗章龙等。这一时期的湖湘文化以反孔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标记。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述墨》、《孔子评议》等多篇论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宣战，为新文化运动鸣锣开道。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从法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与上海、北京、南京和省内各地建立联系，发行《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劳动界》、《新青年》等书刊，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湖南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8]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近代湖湘文化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洋务派，到学习、宣传以至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再到高举反孔旗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自始至终贯穿一种爱国主义传统，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新胆识。近代湖南士人不但几乎都视天下为己任，把救亡图存，爱国图强当作自己神圣的使命，而且把强国御侮和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不但出现了魏源这样的“开一代风气”的睁眼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而且出了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将这种主张付诸实施的洋务派人士；不但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郭嵩焘、曾纪泽就是这一方面的先行者；不但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创这样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宣传家，也出现了黄兴、宋教仁、蔡锷这样的实干家。当民主共和制度被后来军阀政客偷梁换柱，变得徒有其名时，毛泽东、蔡和森等爱国志士又应运而生，把反帝爱国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将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湖湘士人的这种爱国情怀、开放心态和敢为人先的勇气正是近代湖湘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的深层动因。
（二）文武兼备、群星璀璨的人才群体
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杨昌济：《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灵气曾钟此。
毛泽东：《送纵宇一郎东行》
湖南，奇山秀水，钟灵毓秀，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湖南人特有的性格和气质，孕育了一代代青史留名的英才。尤其是近百余年来，从湖南走出大批活跃在的历史舞台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外交家、文学家，可谓灿若星辰，叹为观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正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自魏源开近代人才之先河始，百余年来，湖湘人才层出不穷，在思想、文化领域披荆斩棘，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呼风唤雨，对近现代中国产生强大的冲击波。据统计，在湘军鼎盛时期，上至朝臣，下至疆吏，官至巡抚以上的湘籍人士达27人（其中总督14人，巡抚13人）。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涌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维新志士，时人称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革命志士又为全国之冠，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道一、刘揆一、禹之谟、蒋翊武、谭人凤、杨毓麟、焦达峰等人，成了名闻遐迩的民主革命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自鸦片战争爆发至中华民国建立，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湖南涌现的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刘坤一、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杨度、熊希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无数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所以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竞出的势头进入现代以后有增无减。不必说李达、金岳霖、蔡仪、李泽厚这样的哲学家，周谷城、翦伯赞、吕振羽、杨荣国这样的史学家，萧三、谢冰莹、丁玲、周立波、田汉这样的文学家，齐白石、黎锦晖、贺绿汀、吕骥这样的美术家、音乐家，仅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领袖人物和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就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李富春、陶铸、胡耀邦……等许多人。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人占了3位；10名大将，湖南人占了6位；57名上将，湖南人占了19位；176名中将，湖南人占了45位。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北京青年报》开辟“共产党人的故事”专版，从建党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共产党员中精选出80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中湘籍人士就有23位，占30%。
据统计，从1840年到1949年，活跃在中国近现代史舞台的1238个知名人物中，湖南有119人，占9.45 %；在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有83人，占10.9%；在495名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中，湖南有89人，占18%，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48%。[9]在纽约出版的《北美日报》1986年7月1日的社论称：“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属名省之冠。”证之中国近现代史，深知此言之不虚。
学者们一般认为近代湖南先后出现了4批人才，或者说4个人才群体。第一批人才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澍为先导，贺长龄、贺熙龄、唐鉴、汤鹏、魏源、邓显鹤、欧阳中鹄、罗尧典群起呼应，形成全国瞩目的湘籍“经世致用”派。第二批出现在咸、同年间，以曾国藩为统帅，以胡林翼、左宗棠为首领，包括彭玉麟、罗泽南、郭嵩焘、刘蓉、江忠源、李续宾、曾国荃、刘坤一等在内的一大批湘军人物和湘籍士子。第三批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杨毓麟、蔡锷以及稍后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蒋翊武为主，成为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的人物。第四批出现在五四时期，包括毛泽东、蔡和森、易白沙、刘少奇、李达等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
综观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发现其在人才素质和人才格局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就人才素质而言，最基本的特征是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从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的经世派，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等湘军人物，到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等维新和革命志士，到从青年时代就寻求救国真理，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以及蔡和森、刘少奇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湖湘英才无不是怀抱强烈的参与意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的。与这种参与意识相关联的是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以强国御侮、救亡图存为终生追求。另外，这些人物无论政治上是进步还是保守，都体现出勤勉务实，实干苦干的品质，许多人不但勤于著述，著作等身，在政治上也是躬行实践的实干家。如曾国藩以“诚”、“笃”、“敬”为处世之道；黄兴以“笃实”二字为座右铭；谭人凤“尤厌清谈”，积极参与实际斗争；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徐特立身体力行，40多岁还和青年人一道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新知和救国的真理，等等。
就人才格局而言，人们惊奇地发现，近代湖湘人才以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主体，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教育家，但极少经济界、实业界和科学技术界的人才，这和沿海地区如江、浙、闽、粤等省的人才格局有明显的差别。就地域分布而言，有人认为近代湖南人才以人才群落出现，存在着分别以湘军首领曾国藩、维新志士谭嗣同、革命先驱黄兴、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为首的4个人才圈，以这四人的籍贯湘乡（今双峰）、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中心画四个圆圈，会发现与这4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百余人，为同期全省名人的一多半。近代湖南人才以政治、军事人才为主体，和以经世致用为基本特征的湖湘学风有密切关系。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关注的是治国救民之道。同时，近代中国又面临强国御侮、变革政治制度的任务。经世之学的价值取向和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影响和造就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结构。至于人才分布相对集中，形成人才群落这一点，则是因为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环境闭塞，交通不便的湖南，湘江下游以长沙、湘潭为中心的地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与外界沟通相对便利，在历史的变革时期容易得风气之先的缘故。
关于近代湖南人才崛起的原因，学者们从地理环境、种族来源、教育发展、文化基因等方面进行探讨，得出了一些相同和不同的结论。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使近代湖湘人士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摆脱空谈义理，只重修身养性的治学道路，而强调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从“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见地和胆识，到“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谭嗣同）的气魄，到“振支那者唯湖南”（唐才常）的自信，到“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杨度）的使命感，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的抱负，无不反映湘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而这正是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和爱国主义精神孕育的结果。就是因为湖湘文化为人才成长提供了思想的土壤和精神的养料，才出现“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的人才奇观。
（三）经世致用、知行一致的实干传统
对于湖湘文化而言，经世之学不仅是连接古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湖湘文化的桥梁，而且积淀为一种士人学者的学术心理、学术传统和学术政治取向的标准，凝聚为一种经世务实的文化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价值取向和近代湖湘人才政治价值选择的决定因素。
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
湖湘文化有一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实干传统。湖湘文化的传统是鼓励人做实干家。湖湘文化中的忧世之心和忧患意识，使得湖南人有一种改造天下的冲动。湖湘子弟对地理态势、攻守之策长久以来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好像是为了火上房的急事一样，慨然承担起天下兴亡的匹夫之责，他们不仅指点江山，而且亲自到中流击水，是真正的实干家。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
近代湖湘文化有一种勤勉朴实、勇于任事、苦干实干的传统。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不管政治上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都以实干的精神著称。魏源、曾国藩等人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是著名的学问家，又是政治参与意识十分强烈的实干家。尤其是曾国藩，在朝政纷繁、戌马倥偬的政治生涯中不忘治学修身，一生的著述、奏稿、家书多达1千余万字。黄兴、宋教仁投身辛亥革命，也是 以舍生忘死、埋头苦干而称颂一时，黄兴还以“笃实”二字勉励其子。蔡和森祈盼“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毛泽东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都是这种知行统一的务实精神的体现。近代教育家胡元倓在他的言志诗中有“从来纬地经天业，皆在躬行实践身”的名句，这实际上是对他本人也是对诸多近代湖湘名人一生功业的总结。
近代湖湘人士的这种务实精神，追根溯源，来自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经世致用”又称通经致用，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不同于西方哲学中那种纯理性的探讨和以求知本身为目的的学术宗旨，而是强调既要通晓经典，又要学以致用，要关注社会问题，齐家治国，这一取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以儒家思想为精髓的中国文化的实践品格。
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滥觞于宋代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创立之初，胡宏、张栻就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称颂一时，更以其坚持“留意经济之学”，不尚空谈，讲求实用而卓然独立。胡宏论证了体与用，致知与力行的关系，强调通经是为了致用，提倡“行之行之又行之”的重社会实践的主张。张栻主张“致知力行，相互发也”，他的办学宗旨是“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即把学习的落脚点放到社会的人伦和政治上去。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的宗旨到明清时期又有发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致力于“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实”，重视实践，强调力行，指出“力行而后知之真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
到了近代，以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者又把这一传统推向新的高潮。魏源发出“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的诘问，主张力行致知。他对清代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宋学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主张学术面向社会现实，“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以经术为治术”，为此编印了《皇朝经世文编》，提倡实学。与魏源的经世思想相呼应，贺长龄、贺熙龄、陶澍等担任地方大员的人士也倡导经世之学，并将其付诸实践，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官佐群体不但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而且身体力行，丰富了近代湖湘文化务实精神的内涵。曾国藩主张“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他致力于调和汉宋之学，落脚点在经世致用。左宗棠提倡“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他从小受贺长龄、贺熙龄和陶澍的影响，留心经世之学，科场失意后更是潜心研究舆地、兵学、农学、荒政、盐政、吏治等有关社会现实的学问。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宜等人也有同样的学术主张和面世态度。概而言之，“由陶澍、魏源等人倡导的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学术态度和学风，经过湘军人物的弘扬，已成为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成为一种定势的文化心理积淀，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价值选择目标，也就决定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10]
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思想是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他们和魏源一样，也深受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正是经世致用的面世态度使他们面对现实，对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洋务派人士没有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即对西方的学习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不涉及思想、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改变。由于这种思想的局限，使得洋务事业在湖南收效甚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学风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已日见其局限。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湖湘学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这个时期涌现的一大批维新和革命志士，如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虽然并不属于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但同样受到湖湘文化的经世学风的熏陶，正是经世学风的面世态度和参与意识，促使他们直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投身改革和革命。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丰富了经世之学的内涵，从传统的学问转向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进过时务学堂学习新学，甚至留洋学习西方的知识，寻求救国的道理。正是这一批湖湘士人把湖湘文化的经世学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湖湘文化的这种面世务实精神，代代传承，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对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寻求救国新道理的湖湘爱国志士产生影响。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受到杨昌济先生的深刻影响，杨先生主讲伦理学时介绍的中西学说，湖湘文化中的实学思潮，尤其是王船山实学对毛泽东早期实践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多次到岳麓书院寓居学习，深受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学训的影响。1937年他还仿岳麓书院的学训，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书写“实事求是”的校训。从湖湘文化传承的历史来考察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人的革命实践活动，可以看出他们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的渊源关系，正是面对社会现实、寻求救国之道的经世之学促使他们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后湖南经世派人士反对繁琐空疏的汉宋之学，主张经世之用、躬行实践、改革社会的学术和政治取向，是近代湖湘学风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从本质上说，经世致用属于传统学术的范畴，但是它倡导的积极面世的态度，又使它成为连接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的桥梁。鸦片战争惊醒了经世学者的“泱泱大国”梦，促使他们睁眼看世界，以求实的态度去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等洋务派人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映了湖湘文化经世学风的近代变化和演进，而这种顺应时代变化而发展的开放性，正是鸦片战争以后湖湘文化的新特点，反映了湖湘文化经世传统自我完善、与时俱进的适应能力和强大生命力。
（四）心忧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情杯
有人把湖湘精神用填写在三湘热土上的豪迈诗句作了概括：那是屈原仰首问天的神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是范仲淹把酒临湖的襟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谭嗣同以血昌国，“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是杨度的少年狂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那是毛泽东闲庭信步的伟岸坚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求索，奋斗，勇敢，牺牲，忍辱负重，以天下为己任，以血色为旗帜，这便是湖南人异乎寻常的精神。
蒋祖烜：《湖南辣椒与湖南人》
近代湖湘文化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救国图强、为国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贯彻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历史始终的时代和民族精神。近代湖湘文化和整个近代中国文化一样，也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始见，与近代湖湘文化的开端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机，爱国人士萌发了强烈的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国侵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魏源对鸦片战争的失败十分悲愤，认为面对这种奇耻大辱，“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悱者所宜讲划”[11]。他编撰《海国图志》有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12]因此左宗棠说此书乃魏源“发愤而作”之书。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以忠君观念为核心，也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意识。曾国藩兴办洋务就体现了富国强兵、抑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左宗棠不但主张兴办洋务，而且在沙俄侵占伊犁、支持阿古柏分裂新疆时，以年迈之躯率兵西征，收复新疆，为祖国统一建立了不朽的功绩。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实地考察和学习西方的外交家和思想家，其学习和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学习西方的长处，改革中国的弊端，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外交家曾纪泽毅然赴俄改订崇厚与俄国签订的卖国条约，“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被誉为清季外交史上“罕见的一人”[13]，无疑也是受到爱国精神的驱使。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湖湘进步人士更加强化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爱国心。湖南维新志士的爱国之心表现突出，迫切要求救亡、变革的士气民风极度高涨。谭嗣同对《马关条约》的耻辱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主张“以爪还爪，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且在变法失败以后，拒绝出逃，甘愿为中国变法而流血。唐才常从小立志“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14]“在以救亡、变法为旗帜的维新运动中，湖南出现了‘人思自奋，家议维新’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早先以‘守旧闭化名闻天下’的湖南，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风气之开，几为各行省冠’。”[15]
在辛亥革命时期，湖湘革命志士的爱国激情更发挥得淋漓尽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湖南众多的新士子迅速从维新变法转向革命反清，还有一些人继续强化爱国反帝的宣传。杨毓麟精心著作《新湖南》，首倡‘欲新中国，先新湖南’。杨度写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高唱：‘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陈天华声泪俱下地撰成《猛回头》、《警世钟》，旗帜鲜明地号召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黄兴、宋教仁、禹之谟、谭人凤、焦达峰、蔡锷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的革命热情高昂激越，感天动地；战斗实践艰苦卓绝，愈挫愈奋。”[16]辛亥革命前后短短15年的时间里，竟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蹈海投江，以激励国人猛醒，表现了高昂的爱国志气和牺牲精神。
五四运动中，湖南志士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斗争。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方面英勇无畏地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另一方面以更开放的姿态探索和学习各种新思想、新学说。一些人还在走出国门，投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比较、鉴别、试验、实践，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弘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寻绎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传统，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一种深重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首先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忘我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是一种对国家、社会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湖湘文化中，很难找到‘歌舞升平’、‘粉饰太平’的东西。”[17]这种忧患意识有来自屈原的久远的传统，数千年来绵延不绝，成为湖湘文化的一种主导精神。“你看屈原，那千古绝唱的《离骚》，是何等的震撼人们的心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也大概只有范仲淹到了湖湘之地，才能面对浩荡的洞庭湖水喊出！”[18]“魏源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文恬武嬉、茫然自大的状况，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唤：‘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海国图志序》），实为‘警世明言’。”[19]
与这种忧患意识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深重的历史使命感。屈原是湖湘文化爱国精神的源头，他虽然不是湖南人，但他生命历程中最后的日子是在长沙一带度过的，“或许可以说，他之所以能成为可与日月争辉的伟人，是与潇湘山水的陶冶和启发分不开的。”[20]“从屈原开始，无论是以后的贾谊、张栻、朱熹、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谭嗣同、唐才常、黄兴、陈天华、蔡锷、杨昌济，还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等，其爱国的情怀和深刻的责任感，是一以贯之的。构成了湖湘文化精神的第一道主脉。”[21]
第二个特点是一种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对此，20世纪初陈独秀在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中有高度的评价：“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湖湘文化中的确有一种屈原在《国殇》里歌颂的为国牺牲的献身精神，有一种杨度在《湖南少年歌》里张扬的类似斯巴达的“勇士精神”和普鲁士的“铁血精神”的“死士精神”，有一种为了理想和目标而奋不顾身，“虽百万人军中，吾往矣”的英雄气概。左宗棠抬棺西行，经过两年苦战，以赴死的决心和勇气，收复新疆，捍卫了祖国的统一。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只有谭嗣同坦然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狱壁上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从容就义。庚子自立军起事泄密，有人有意纵容唐才常逃脱，唐才常厉声曰：“事之不成，有死而已，唐才常岂苟脱者！”坦然自若，笑而受缚。就义之时慷慨如平生，临死还几次发出“天不成吾事”的感叹。辛亥革命前后，先后有五位湖南志士蹈海投江：1905年12月陈天华不满日本人横蛮对待中国人，自沉于日本东京大森海湾；1906年3月姚宏业投身于上海黄浦江；1911年8月杨毓麟在英国利物浦大西洋海湾自尽；1915年彭超自沉于长沙湘江；1921年6月易白沙纵身投入广东新会海湾。“他们的自尽既不是由于个人命运的坎坷，也不是出于对爱国、革命事业悲观绝望，而纯然是为着激励国人争取爱国、革命事业必胜。其行为也许并不理智，不足为训，其精神却感昭日月，激励后人！”[22]
湖湘文化中这种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在现代史中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书写了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篇章。在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日本人三次败北，伤亡惨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长沙会战，湖南人以死不妥协的精神，誓与湖南共存亡的劲头，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军以沉重的打击，让以武士道精神自居的日本人领教了湖南人死士精神的厉害。长沙失陷后，没有出现汉奸维持会。湖南人在最危难的关头，宁可舍生取义，也决不苟且偷生，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气概。”[23]至于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为了国家和民族而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湖湘无产阶级革命者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把湖湘文化的爱国牺牲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顶峰。
第三个特点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与御侮反帝的精神相结合。在近代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坚决地御侮、反帝反侵略，另一方面集中地体现在向西方学习，争取民族富强独立，而两者共同的出发点是爱国图存，自强自立。以御侮而论，魏源面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奇耻大辱，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款夷，以夷攻夷”；在西北疆土遭沙俄蚕食瓜分的紧急关头，左宗棠暮年抬棺出关，率军西征，收复新疆；在抗击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中，左宗棠、彭玉麟以满腔热忱筹防御侮；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亲率湘军出关在辽东抵抗日军，并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戊戌变法运动中，谭嗣同对《马关条约》的“酷毒”深恶痛绝，主张“以爪还爪，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地坚决抵抗和斗争；辛亥革命时期，陈天华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阴谋，以满腔激愤撰写《警世钟》，最后不惜以死来唤醒国人……在爱国御侮、反帝反侵略的斗争中，有魏源这样的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有左宗棠这样的鏖战沙场的名将，有郭嵩焘、曾纪泽这样的折冲樽俎的外交家，更有众多像谭嗣同、陈天华这样的以死报国的热血志士。
以学习西方而论，魏源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自他以后，有远见的湖湘士人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加深对西方的认识，丰富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内涵。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等人提供洋务，学习西方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丰富和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郭嵩焘实地考察西方，以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中，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湖湘维新和革命人士在他们的论著和言论中都以明确的语言表达了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的思想，有些人还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学习西方的明确的爱国动机和决心。
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到“救中国必自湖南始”，不同的表述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而其根源就是已经渗透到湖湘文化中的强烈的爱国主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种思想和精神财富，在今天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的进程中仍然不可或缺，这也许是为什么长沙今天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励全市人民为国家和民族担起责任，再创辉煌的口号的原因吧。
（五）思变求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魏源、曾国藩、蔡锷三人分别从科技、教育、制度三个方面，推进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探讨一下他们的所思所为，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合乎时代的前进潮流。
其实，顺应潮流，不仅是上述三人所思所为的特色，也是近代湖湘士人的共同追求。从陶澍改革盐政、开创海运，贺长龄策划《皇朝经世文编》，到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从郭嵩焘首开出使西方的先声，并勇敢地提出学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序，替这部惊世之作鼓吹呐喊；从谭嗣同冲决罗网维新变法，到黄兴、宋教仁等集会组党，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直至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亲手创建一个新世界。这一条湖湘士人救国救民之路上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可以让人清晰地悟出“与时俱进”的真谛来。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
近代湖湘文化中弘扬着一种通变求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使湖湘士人有别于他省而浩然独立。对此，许多学者有过论述。国学大师、史学家钱基博先生认为湖南“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自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右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为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24]冯友兰、陈寅恪、鲁迅、钱穆、陈独秀等学者也都对湘人的浩然独立、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多有赞誉。这种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开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具有一种融汇百家、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湖湘文化的这种融合精神既表现为湖湘学者与不同学派之间学术思想上的沟通与融合，也表现在湖湘文化与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以学术思想的融合而论，“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举行著名的‘朱张会讲’，使湖湘学兼容诸学之长，学问更趋精萃。宋代至清代，我国学术有过两次大的学术综合。一次是儒融佛道而产生的新的儒学即理学，另一次是明末清初的学术大总结。开创理学的是湘人周敦颐，明末清初实现学术大总结的也是湘人王夫之。实现这两次学术大综合的都是湘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湖湘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融合精神的结果。”[25]
进入近代以后，湖湘文化的这种开放胸襟和融合精神突出表现在向西方学习上。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时，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率先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国人是湖南人魏源，倡办洋务、最先把这一主张付诸实践的是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而第一个出使西方，带着学习西方的明确目的亲身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是湖南人郭嵩焘。在20世纪初的留学活动中，湘籍学生成了一支主力军，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各国。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2395人，湘籍学生占373人。1921年至1929年间，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者约1600人，湖南人占346人，居各省之首。至于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蔡和森等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中国而向西方寻求革命的真理，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更是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发扬。[26]湖湘文化的这种开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是通变求新、与时俱进的条件和思想基础。
其二是思变求新、与时俱进的先进思想和务实态度。湖湘文化有一种来自王船山的“道莫盛于趋变”的思变求新的精神传统。王船山认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他针对“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思想，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主张。王船山的思变求新的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主张因时因势进行变革的湖湘人士。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等人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民族矛盾日益深化的形势下，及时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不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谭嗣同号召冲决罗网，进行变法维新，并弃官回湘，参与新政。在进入民主革命阶段时，湖南不但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一大批宣传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宣传家，还出现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提倡变法革新、与时俱进，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是湖湘文化的生机和活力的所在，是湖湘文化适应时代、永葆青春的一个原因。
其三是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魄力。敢为天下先是近代湖湘文化又一个突出的特点。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是湖南人魏源。他在鸦片战争时候就“举世皆睡我独醒”，明确地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国图强御侮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要把人才送到国外去培养的是湖南人曾国藩。他与李鸿章一道给朝廷上奏折称：“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通过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来培养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为救国图强的一剂好的药方。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出使欧洲，实地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诸方面成就，并且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是湖南人郭嵩焘。他在考察西方政体之后指出：“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权”；“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27]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喊出“冲决一切罗网”，并且为了维新变法而流血的人是湖南人谭嗣同。政变发生后，不少人劝他出逃，他满怀豪情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中国近代史上勇猛奋进、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还可以举出许多。
敢为天下先，需要有胆识、魄力、眼光，更要有牺牲精神。对于湖南人的这种精神。不少学者有过专门的论述。著名的革命家、长沙人杨毓麟在1903年发表的《新湖南》中指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他还举出周敦颐、王船山、魏源、郭嵩焘等人的例子，说明湖南人的卓尔独立、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的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王船山“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奋然自异焉”。谈到魏源、郭嵩焘时，杨毓麟指出：“道（光）、咸（丰）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你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这些人都是有眼光、有胆识，浩然独立的湖南人，是湖湘文化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奋进精神的表现。陈独秀1920年1月5日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他所赞扬的湖南人的精神实际上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到王夫之的‘实有之学’；从郭嵩焘、谭嗣同的‘天变道亦变’到青年毛泽东探索的‘宇宙之真理’，均表达出湘学的原道精神与学术成就。这种原道精神不仅体现了湘人‘大气’的精神气质，也标志着湖湘文化是一种有着思想深度的地域文化。”[28]事实上，这种原道观念也是湖湘文化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思想和学术领域的鲜明反映。
湖湘文化尤其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勇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与奋斗精神与湖南人的性格、与湖南的士风民气有着显然的关系。关于湘人的倔强、刚直、猛进、善变的性格特点，历代人士都有所观察和评述。湖南人周敦颐的《爱莲说》中有“中通外直，不枝不蔓”之语，这可以说是率直、真诚的湘人性格的生动写照。早在19世纪中叶，一个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在七次深入中国考察后评价说：“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在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粗犷、反抗心更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湖南不仅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的故乡，而且是政治家的摇篮，当代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29]1925年，宫廷璋在《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一文中也论及湘人性格：“中国民族性以中庸调和闻于世界，惟湘、粤人独殊，倔强偏激，猛进善变，酷类法国人。当其信以为是也，牺牲一切以为之，必达极端而后已，及悟其非，又易道而趋，必达极端而后已。知无不行，行则义无反顾，纵前后异致，绝不以为歉。故近百年间，湘、粤文化进步，湘、粤人之活动能力增加，中国遂无役不有湘、粤人参加。”[30]
综上所述，“湖湘的文化人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秉性，陈独秀称其为‘湖南人底精神’，杨毓麟则称之为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这种‘精神’、‘独立之根性’使湖南人才以群体的方式崛起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湖湘士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他们才能喊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口号，并且一代又一代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济民的政治洪流中去。湖湘士人又是一批‘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群体，他们普遍具备着坚毅顽强，踔厉敢死的强悍之气，故而能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不惜流血牺牲。湖湘士人还有一种敢于争先的任勇之气，他们勤勉、坚忍、大胆开拓而敢于争天下之先。”[31]湖湘士人的这种种精神，是湖湘知识群体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近代湖湘文化大放异彩、世人瞩目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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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页。
[2]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见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编：《麓山论史萃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3]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2页。
[4] 朱汉民：《湖湘文化三谈》。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5] 王耀中 李金龙：《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及其现实意义》。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29页。
[6] 邓洪波：《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118页。
[7]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见湖南大学文史研究所编：《麓山论史萃编》，第1页。
[8] 参看饶怀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见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编：《麓山论史萃编》，第38-55页。
[9] 参看蒋祖烜：《辣椒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10] 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11] 《海国图志·后叙》。
[12] 《海国图志·原序》。
[13] 参看饶怀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见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编：《麓山论史萃编》，第52页。
[14] 康有为：《唐才常墓志铭》。
[15]⑥刘泱泱：《近代湖南的士风民气》。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88页。
[17]②③ 廖进中：《魏源思想管窥》。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207、208页。
[20]⑤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第233、234页。
[22] 刘泱泱：《近代湖南的士气民风》。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88、89页。
[23]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第154页。
[24] 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第1页。
[25] 刘克利：《湖湘文化的优秀精神传统》。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27页。
[26] 参见刘克利：《湖湘文化的优秀精神传统》。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28页。
[27] 《郭嵩焘日记》等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6、179页。
[28]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第38页。
[29] 转引自蒋祖烜：《辣椒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30] 转引自刘泱泱：《近代湖南的士风民气》。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89页。
[31] 朱汉民：《湖湘文化三谈》。见庾建设主编：《湖湘文化论坛》，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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