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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雄万夫，气势干云——石鲁《转战陕北》赏析作者：

石鲁是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掀起的大力改造中国画浪潮的背景下，石鲁以其超迈古今的大胆探索而彪炳于世，他以特立独行的艺术语言，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文化情怀，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相结合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就是他艺术上取得突破的代表性作品。
《转战陕北》创作于1959年，纸本设色，208×208cm，中国革命博物馆藏。该画构思独特，意境深远，用传统山水画表现了革命历史重大题材，令人耳目一新，为中国画创出了一条新路。《转战陕北》是石鲁为建国十周年而创作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画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题材的绘画创作之中。在石鲁创作《转战陕北》之前也有不少以“转战陕北”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但石鲁的《转战陕北》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在表现“转战陕北”这一历史题材时，多以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为画面主要内容，而石鲁的《转战陕北》却创造性地以山水为主，毛泽东和警卫只在山水间占很小的位置。石鲁在这幅画中采用了间接描绘的方式，内在还是叙事性的，但画面的主体构成却是山水，通过描绘西北的大山大水，塑造了一个大气磅礴的空间，把观众带入到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中，唤起了观众的联想，使观众也主动参与了这幅画的创作。在画面上虽然看不见千军万马，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在大山大壑间隐藏着千军万马，以少胜多，用间接的方式暗示出一个宏大的历史场面。

这幅画融合了高远和深远两种表现方法，通过独特的构成方式，塑造了毛泽东的革命胸怀和气势。前面的近景是高远法，山体巍峨雄壮，用了纪念碑式的构图方法，再加上笔墨十分厚重，给人以崇高伟大之感，很好地衬托出了毛泽东高蹈远略、气吞山河的伟人之势。近景山体上竖直的墨线压住厚重的色调，显示出直冲云霄的势头，而这种势头又被长短不一的横线多层次地截断，遏制了这种上冲的势头。这样一来在山体中就积聚了一股沉厚的待发之力，而位于画眼位置的毛泽东侧立像则是一条未被截断的竖线，所有蓄积于山体中的上冲力在这里得到了爆发，人物面积虽小却有天地一人、统领山河之气魄。毛泽东的位置偏向画面的右侧，身体又面向画外，这样就将画面之势引向画外，冲向更广阔的天地，形成画面宏大的精神气度，成功地表现了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英雄气概。远景以深远法画成，由浓而淡再浓再淡的墨色使画面向远处无止境地延伸，创造出辽阔的意境和博大的气度。这样高远和深远的结合在横与纵的空间以有限的画面表现了无限的意境，使《转战陕北》具有了雄健博大的风神气度。据说毛泽东这一“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构图形式，灵感来自于从飞机上鸟瞰延安宝塔孤耸于陕北高原上的形象。石鲁以其独到的眼光和创造性，把这一原本壮阔的自然形式转换为艺术形式，使《转战陕北》意境开阔、气势逼人，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经典文本。

《转战陕北》中的笔墨概括凝练、扛鼎有力。粗笔大线，抑扬顿挫，既有黄土高原的宏阔高迈，又有陕北民歌的酣畅响亮，豪放中见稳健，淋漓中见沉厚，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和笔墨自主性。石鲁在这张画中对笔墨的处理注重对意的表现，而不拘泥于具体物象的客观表达。比如前景主要山体以浓重墨线勾勒结构，再附以大笔皴擦，处理十分概括。阳面渲染红色，象征革命的意义，粗重的墨线与厚重的朱膘、赭石等色交叠挤压，浓墨重彩地塑造出突兀而立、朴实雄浑的西北高原的艺术形象，造成了热烈、沉雄、厚重与伟岸的气势。毛泽东的形象虽小，但却是整幅画中最浓重的一处墨色，在虚淡的远景的衬托下，显得极有分量，稳稳地压住了全局。石鲁在这里选用了毛泽东的侧立像而不是正面像，避免了谨小失大，从而使这一形象更凝练有力。石鲁认为“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矣。” 情动于衷，笔由心出，这是石鲁的独特个性，体现了强烈的主体自主意识。石鲁在《转战陕北》中的笔墨表达与这一革命历史主题水乳交融，使这幅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得到了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