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oyun的博客
我在“梁效”的经历
忆芳川老弟
时间过的真快，芳川去世已五年了。现
将《昔日梁效今安在？》一书中关于何芳川
的一篇，公诸于世，寄托对老友的思念。
范达人
6/15，2011
于美国拉古那山庄
北京大學副校长何芳川
何芳川，北京大學教授， 祖籍山東菏澤。
出身于書香門第，其父何玆全為著名歷史學
家，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1939年1月4日生
于重慶市。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東語系，一年
后轉到歷史系學習。1962年大學畢業后留系任
教，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
導師、歷史系亞非拉史教研室主任、歷史系主
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副校長
等。他還兼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專
家組副組長、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世界史學科專
家組副組長、教育部歷史學科指導委員會副主
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等。先后被美國狄金森
學院和香港城市大學聘為客座教授，2004年被
日本櫻美林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主要著作
有《崛起的太平洋》、《澳門與葡萄牙大商
帆》、《古代中外文明的交匯》等。
我與何芳川的交往長達近半個世紀。1957
年我們兩人分別從緬甸語專業和捷克語專業轉
到歷史系學習。
1958年系里搞史學革命，提倡大家寫勞動
人民歷史，寫工農兵歷史。我隨郝斌、楊立文
到63軍寫猛虎連史。他跟同班同學張德真等一
起寫天橋商場的歷史。后來，《猛虎連》和
《天橋商場史》分別出版。一天，我在何芳川
處看到在《天橋商場史》的扉頁上，他寫著：
“當我拿起這本書，我的手微微顫抖，想起在
天橋度過的日日夜夜......”這句話使我感受
到他的激情與才華。后來，我們到農村割麥時，
在勞動間隙，他會高歌一曲“馬兒呀，你慢些
走，”又使我欣賞到他嘹亮、優美的嗓音。
1963年，當時史學界在討論階級斗爭與歷
史主義問題，矛頭直指翦伯贊的歷史主義觀
點。很多人以毛澤東的階級論來批判歷史主
義。在此背景下，何芳川挺身而出，撰文為歷
史主義辯護，得到翦伯贊贊賞。此文發表在江
蘇省的《江海學刊》上，他把所得的66元稿費
全部作為團費上繳。時任歷史系團總支書記的
我，把此事向北大團委書記劉文蘭和副書記劉
昆作了匯報。不久北大召開團代會，何芳川當
選為團委委員。
“文革”一開始，我就受到衝擊，被打成
“修正主義苗子”遭到揪斗。在歷史系多數人
反對解放我的緊張形勢下，他敢于在考古專業
兩位中年教師高明和呂遵鍔的小字報上簽名，
支持解放我的呼聲。這一舉動，在當時需要很
大的勇氣與膽識，對此，我一直深為感激。
1972年，我主持一個小組，為《紅旗》雜
誌撰寫一組讀一點世界史的評論文章。在寫到
第四篇《讀一點民族解放邉邮贰窌r，我邀請
時在歷史系亞非拉教研室工作的何芳川參加。
此文發表在《紅旗》1972年第11期上。在寫作
過程中，我深感他才思敏捷、文字能力強。
1973年底或74年初，我己進入北京大學清
華大學大批判組（后來常用筆名“梁效”），
我們在編寫完《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后，准
備寫批判文章，需要從北大文科各系中挑選一
些筆桿子進“梁效”。當時我提議調歷史系的
何芳川和朱耀庭。何芳川因手頭有事，一時出
不來，直到1974年2月才到“梁效”報到。我
們開始起草《孔丘其人》，接著一起寫了《讀
〔鹽鐵論〕---西漢中期 儒法兩家 一場大論
戰》、《論商鞅》、《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
亡》、《有作為的女政治家》、《農民戰爭的
偉大歷史作用---學習〔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
党〕的一點体會》、 《評林彪賣國哲學》、
《林彪與〔水滸〕》、 《革命的新生事物是
不可戰勝的》、 《回擊科技界右傾翻案風》、
《評〔三項指示〕為綱》、《党內確有資產
階級---天安門事件剖析》、《鄧小平修正主
義路線與孔孟之道》和《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
方針辦》等十多篇重點文章。上述多篇，后來
被定性為擾亂全國的文章。那時我們住在一個
套房內，工作、生活在一起，朝夕相處，情同
手足，在北大原專家招待所那座灰色大樓內，
度過了近三年的時光。
由于他長期要求進步，各方面表現優秀，
“梁效”党支部決定由我和盧正義介紹他加入
中國共產党。長期阻礙何芳川入党的原因之
一，是父母所謂的歷史問題。我們經調查研究，
認為他父母的“問題”不應該影響何芳川入
党。
1975年我感到在“梁效”寫文章，不由自
主地捲入中央斗爭的漩渦，很危險；另外，一
些幹部、老百姓不喜歡我們所寫的文章。我有
意離開“梁效”，跳出漩渦。當時我的妻子在
國外工作，按規定，我可以隨她一起赴國外長
駐，我便提出申請。我把自已的想法告訴了何
芳川，并表示我離開后，將設法幫他也調出。
結果是，我們兩人均未能跳出漩渦。
1976年10月，華國鋒利用手中的權力，把
“梁效”打成“四人幫”的御用工具，把10月
4日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
定方針辦》定為纂党奪權的動員令，并一口咬
定，這篇文章的矛頭是針對他的。而這篇文章
正是我們小組寫的，由何芳川起草、由我修改
潤色而定的。因此，我們小組首當其衝，遭到
極其猛烈的攻擊，其來勢之兇，遠遠超過“文
革”初期。我們經歷了多次小會批、大會斗，
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壓力。1977年1月，歷史
系魏杞文、劉祖熙和李開物等人寫了一張洋洋
數千言的大字報，對我進行全面系統的揭發和
剖析。我發現大字報內的某些內容是我私下里
對何芳川說的。此時我感到他有點不敢正視我，
好像有意迴避我。過了些天，我們聽到了他的
交代彔音。后來，清查組的火力集中到我的身
上，斗爭逐步升級，從此，我的自由受到了限
制。由一般審查升為隔離審查，清查組派來兩
個人對我實行二十四小時監視。1977年12月29
日，北大在首都体育館召開全校揭批“四人幫”
及其纂党奪權急先鋒“梁效”罪行大會。台上
站著遲群、謝靜宜和李家寬等人。會場中央站
著“梁效”十五名骨干陪斗。本人榮占首席，
何芳川排在末尾。會上主要對我進行揭發、批
判并宣布對我從嚴處理，實行監護審查，當場
押往監獄。會后，告誡其他“梁效”成員，要
以范達人的下場為鑒，老實交代揭發，上演殺
雞儆猴的鬧劇。
清查組列舉我們的主要“罪行”是反對英
明領袖華國鋒和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
反對華國鋒的証據是1976年10月4日《光
明日報》發表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
針辦》。當時我基于對毛主席的尊敬和信任，
也尊敬和信任華國鋒，絲毫沒有反華之心，我
擁護他還唯恐不及，又怎能去反對他呢。我相
信何芳川當時與我的想法一致。2003年第2期
《炎黃春秋》上發表了《光明日報》原總編輯
莫艾專案組長王忠人的文章。他說：“《永》
文并非‘梁效’主動來稿，而是《光明日報》
兩位領導小組成員親自向‘梁效’組織來的；
文章的框架和內容，也基本上是兩位領導小組
成員規划的。在《光明日報》明確了文章寫法
以后，‘梁效’寫作組長范達人將執筆任務交
給寫作組的一個成員。初稿寫完，范達人作了
潤色修改，9月24日送《光明日報》。孫關龍
接到稿件后，于當天夜里發排。9月25日打出
小樣8份，分送‘梁效’寫作組和莫艾等報社領
導成員。9月27日，‘梁效’將清樣呈送給遲
群、謝靜宜。上寫：‘遲群、靜宜同志：這是
《光明日報》約稿，爭取近期發表。此文是范
達人、xxx、xxx同志寫的，請您審閱。---兩
校大批判組，9月27日。’清樣在《光明日報》
領導小組成員中傳閱，有的同志提出過修改意
見，如建議增加“三要和三不要”的內容等，
可惜沒有被採納。9月29日，孫關龍將綜合清
樣交給莫艾，莫艾于當天深夜動手閱處，改動
了几處，簽了字寫了一段話：‘我略有改動，
請和‘梁效’商量，聽聽他們的意見，然后見
報。’9月30日上午，孫關龍同范達人在電話
中交換各自改動的情況。9月30日下午，遲群
給‘梁效’核心組成員回電話：‘我太忙，沒
時間，那四篇稿子（注：包括《永》文）不看
了，你們看了，可以發。’孫關龍把‘梁效’
的改動告訴了莫艾，莫艾同意。于是孫關龍在
定稿樣上寫了批語：‘這是莫艾與‘梁效’定
稿，上一版頭條，望早日利用。’10月4日，
《永》文便發表出來。由此可見，《永》文初
稿是9月24日寫出，9月30日定稿。定稿時間是
在華國鋒10月2日戳穿偽造陰謀的前3天。這就
排除了《永》文是‘四人幫’針對華國鋒批示
而授意寫作和發表的問題 。”審查結論說：
“原來懷疑這篇文章受‘四人幫’指使發表的
問題，應予解除。”
王忠人作為專案調查人員，能夠說出《永》
文一案的真相，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令人敬
佩。
至于指控我們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的問
題，也是無稽之談。在我們撰寫《孔丘其人》
之前，我就聽說毛主席對周恩來說：“總理，
你被整得夠嗆吧？”周回答：“沒有，沒有，
我剛才還在說，我不會抓大事。”
當時我雖然不知道毛澤東與周恩來關系的
詳情和全貌，但總的印象是毛澤東盡管對周恩
來有時不滿，不時地批評、指責，甚至開會整
他，但毛澤東并不想把周恩來打倒。基于這樣
的認識，所以我思想上很明確，不能在文章中
影射周恩來總理。我們小組也從未議論過周恩
來總理。周一良先生在自傳《畢竟是書生》一
書中說：“審查期向間，范達人和何芳川兩個
組的負責人分別找過我，嚴厲責成我老實交代
他們兩人反對周總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兩
人都是歷史系很好的學生，我認識他們快二十
年了，敢保証他們不會反總理。”
事隔多年后，我們才知道，1973年11月
25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開擴大
會議，由毛澤東策划定調，由王洪文主持，
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
華國鋒六人組成幫助小組，經過一番精心安
排，對周恩來展開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據
說，與會者發言調門都很高，把周總理整得很
慘很苦，但是有些人日后卻安然無恙，而把那
些對上層斗爭毫不知情，毫無反周總理之心的
老教授和我們這些執筆者，整得人仰馬翻。
1979年初，我出獄不久就與何芳川相約在
頤和園會面，我們圍繞昆明湖，邊走邊聊，足
足四、五個小時，相互交流別后的遭遇。我談
了專案組繼續用逼供信的辦法迫使我就範，他
們對我搞模擬審判、拍攝囚照，把我與殺人犯
同關一室，數月不放風，以此從肉体和精神上
折磨我。何芳川對我說，一度傳說要把“梁
效”成員發配到青海勞改。專案組用軟硬兼施
的方法誘使他坦白認罪。后來他發現他的交代
錄音廣為播放并被整理成文，廣為散發。此時
他感到上當受騙，自已的軟弱被利用了。
我认为他從未受過大風大浪的衝擊，加上那
時的壓力又是那么巨大，他作違心的揭發交代
是形勢所迫，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四名“梁效”成員先后于1978和79年
回到歷史系。起初對我們有個三不禁令：
一、不能講課，二、不能寫文章，三、不能出頭
露面。因此，我們只能做一些資料性的工作。后
來校党委領導王學珍代表校党委向歷史系全体教
職員宣布：一、周一良、田餘慶、范達人、何芳
川等同志參加“梁效”工作是由組織派去的；二
他們在“梁效”期間犯有錯誤，寫過錯誤文章，
應以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待，進行解釋，他們個
人是沒有責任的；三、周一良教授是著名的歷史
學家，田餘慶同志在學術上很有造詣，范達人与
何芳川是中青年骨干，希望他們放下包袱，輕裝
前進，為學校的教育、科研做出貢獻。
從此，我開始思索如何利用自已掌握的中外
歷史知識，在學術上 做出新的成績。經一番考
慮之后，我准備進行“比較史學”研究， 給學
生開設“比較史學”新課。這一設想得到系主任
周一良先生和党總支書記郝斌的支持。何芳川作
為老朋友，他表示可以講几課。后來，他果真來
。
上了几堂課，受到學生歡迎。
1989年3月，我赴美進行學術訪問，在波士
頓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何
芳川到波士頓進行學術交流。我們兩人在我居住
的斗室內，懇談數小時，他告訴我回國后可能出
任歷史系主任。我勸他不要做行政工作。后來，
他當了系主任、院長、副校長，官越做越大。
94年我回北京探親，郝斌以副校長身份在北
大設宴款待我們夫婦二人、那次何芳川以歷史系
主任身份出席作陪。
1999年5月，由我撰寫的《“梁效”往事》
在香港出版。書中多處指名不指名提到何芳川，
張万倉閱後擔心他不爽，建議我與他加以溝通。
后來在一次家訪時，我曾問何看了我寫的書是
否不高興。他迅即答道：“沒有，沒有。”
2005年5月，鳳凰衛視“口述歷史”組，就
“梁效”話題對我作了採訪，播出前，我將所談
內容告訴了他的夫人陳建新，請她轉告芳川。返
美后，我又電話征求他的意見，何說：“講得很
實在，很從容，該說的都清楚了，很好。”沒有
料到這竟是我與他的最后一次通話。
2006年獲悉他生病住院，我甚惦念，曾托我
的朋友、時任人民醫院副院長的王吉善和郝斌轉
達我的問侯，祝他早日康复。不幸的是他竟于20
06年6月29日在北京病逝。獲悉這一噩耗，使我
震惊，怎么也沒有想到，我的同窗難友、芳川老
弟竟然走在了我的前面。他的突然離世，令我非
常難過，一時難以言表，當時我只給歷史系發了
簡短唁電：
“悼何君
痛失同窗難友
范達人
2006年7月4日
美國拉古那林園村”
雖然芳川老弟去世己經三年有餘，他的音容
笑貌時時在我心中浮現，現在寫出上述文字，以
表達我對他的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