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五)

作者：当年明月
　　[999]
　　修房子的工人多了，自然会聚成一团找乐子，就在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一个人路过此地，便多看了他们两眼，偏偏这帮人正好干完了活想找事，就向这位路人挑衅，说着说着，不知是谁无聊，还朝人扔了块砖头，当场挂彩。
　　这位兄台还算理智，也没有大打出手（对方人多），只是走上前来找他们的领导——严世蕃的仆人理论。
　　可是严府的仆人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旁边有人看出苗头，觉得这人举止不一般，估计是个官，便提醒这位仆人客气点。
　　毕竟给严世蕃跑过腿，平日见过大场面，所谓宰相门人七品官，这位仁兄眼睛一横，当场大喝一声：老子在京城见过多少大官，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快滚！
　　面对这位凶仆，路人一言不发，捂着伤口，带着羞辱默默地离开了。
　　仆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祸也就此种下。
　　这位路人的名字叫做郭谏臣，时任袁州推官，正如那位仆人所说，并不是什么大官，但这位狗腿子明显不了解官场的某些基本概念，比如背景、靠山，比如一荣俱荣等等。
　　郭谏臣是一个推官，主管司法，也就是当年徐阶曾干过的那工作，虽然他不如徐阶有前途，但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林润。
　　于是在饱受屈辱却无法发泄的情况下，郭谏臣将自己的委屈与愤怒写成书信，寄给了林润。
　　谁不好惹，偏偏就惹上了这个人，只能说是严世蕃气数已尽。
　　林润，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这位仁兄虽说资历浅，却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先被分配到地方做县令，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就被提拔到南京担任御史。
　　要知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由地方官升任御史，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御史要经常上书皇帝，如果运气好某篇奏疏得到领导赏识，像胡宗宪那样连升几级也是很有可能的。
　　而这位林润可谓是御史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性格强硬，而且十分聪明，刚上任不久就敢于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名贪官鄢懋卿，且弹词写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任何把柄。
　　
　　[1000]
　　虽然最后这次弹劾因为严嵩的庇护而不了了之，但林润的骂功与机智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便拉下面子，专门请这位兄台吃了顿饭。
　　在饭局上，面对财大势大的严世蕃，林润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反客为主，谈笑风生。这件事情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一直对林润十分客气，唯恐得罪了他。
　　然而林润最憎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严氏父子，所以当他收到郭谏臣的书信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弹劾严世蕃。
　　虽然之前邹应龙已经干过一次，而且嘉靖曾警告过，敢再拿此事做文章者，格杀勿论，但林润仍然决定冒一次险。
　　和杨继盛不同，林润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他很可能与徐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他了如指掌，经过之前的罗龙文事件，嘉靖的耐心已到了顶点，只要再点一把火，愤怒的火山就会彻底喷发。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二月，林润正式上书，烽烟再起。
　　这是一份十分厉害的弹章，在文中，林润再次运用了他的智慧，他不但弹劾严世蕃擅自勾结盗匪，欲行不轨，还爆出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罪行——逃兵。
　　刻意隐藏两年，只是为了今天。
　　看到奏章之后，嘉靖果然大怒，他再次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严令查办此事，逮捕严世蕃。
　　天下无双
　　在得知谕令内容之后，徐阶却没有丝毫兴奋，反而显得十分焦急，并立即派出了密使，要求务必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林润。
　　徐阶似乎过于着急了，谕令下达后，林润自然会知道，不过迟一两天而已，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正是这关键的一两天，改变了事态的进程。因为徐阶很清楚，林润的奏疏虽然言辞犀利，却并没有实据，目前唯一能证明严世蕃有罪的，不过是半路逃回老家而已。
　　而当谕令公开后，朝中的严党成员必定会给严世蕃报信，以严世蕃的智商，一定会马上溜号，跑回充军地雷州，如此一来，林润就成了诬告，事情也就会不了了之。
　　所以决定事情成败的，是信息传播的速度。
　　
　　[1001]
　　徐阶的预料一点没错，就在谕令颁布的当天，严世蕃的儿子，锦衣卫严绍庭便连夜出发赶去报信。但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到达江西时，看到的却只是一片狼藉。因为两天之前，林润已经到此一游，抓走了正在砌砖头的严世蕃。
　　这还不算，林御史送佛送上天，连小兄弟罗龙文也一起抓了，并上了第二份弹章，历数严世蕃的罪恶，连人带奏疏一并送到了京城，
　　严世蕃再次成为了囚犯，再次来到了京城，这一次，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将彻底完蛋，包括徐阶在内。
　　然而当这位严大少爷进入京城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
　　严世蕃和罗龙文刚刚到京，便解掉了身上的镣铐，堂而皇之地接受朝中官员的宴请，吃好喝好后连监狱大门都没去，就直接住进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豪宅。
　　总而言之，这二位仁兄并非囚犯，反倒像是到前来视察的领导。
　　目睹这一奇观的徐阶再次被震惊了，两个朝廷钦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嚣张，而朝廷百官却视若罔闻，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大理寺不管、刑部不管、都察院也不管。
　　难道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切？！徐阶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严嵩倒台了，严世蕃也二进宫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严党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能如此肆无忌惮、无法无天！
　　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徐阶开始了新的思索，他终于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这是一股极其强悍的势力，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彻底毁灭它，单靠常规手段，是绝对办不到的。
　　要击破它，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严世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既然弹劾没有用，逮捕没有用，甚至关进牢房也没有用，那么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杀了他。
　　要让所有胁从者都知道谁才是朝廷的真正统领者，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告诉他们，依附严党，死路一条！
　　就在徐阶下定决心的时候，严世蕃正颇为轻松地与罗龙文饮酒作乐，但同为囚犯，罗龙文却没有严世蕃那样的心理素质。虽说严党关系广势力大，不用蹲黑牢，也不用吃剩饭，但毕竟自己是来受审的，如果到时把干过的那些破事都摊出来，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至少也是个死缓。
　　然而严世蕃笑着对他说：
　　“我等定然无恙，不必担心。”
　　
　　[1002]
　　罗龙文松了一口气，他以为严世蕃已经搞定了审案的法官。
　　严世蕃却告诉他，负责审理此案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黄光升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全都不是严党，而且素来与他有仇，隐忍不发只是时机未到，到时一定会把他往死里审。
　　还没等罗龙文消化完这个噩耗，严世蕃又接着说了一件让他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已派人四处散播消息，为杨继盛和沈链申冤，说他们之所以会死，全都拜我等所为。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三法司那里。”
　　罗小弟就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大声向严世蕃吼道：
　　“你疯了不成？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不要慌”，严世蕃依旧镇定自若，“这些罪名不但杀不掉我们，还能够救我们的命。”
　　他平静地看着一脸疑惑的罗龙文，自信地说道：
　　“杀我的罪名自然有，却不是三法司的那些书呆子能够想出来的，在这世上，能杀我者，唯两人而已。”
　　“一个是陆炳，他已经死了，另一个是杨博，我已打探过，他前不久刚刚犯事，现大权旁落，在皇帝面前已说不上话，不足为惧。”
　　于是严世蕃自信地发出了最后的预言：
　　“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我的计划万无一失，是绝不会落空的，陆炳死了，杨博废了，世间已无对手，举世之才唯我一人而已！谁能杀我？！
　　徐阶能。
　　在十多年前夏言被杀之时，他还只是个未经磨砺的副部级愣头青，无论是权谋水平还是政治水平都还差得太远。但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他已习惯并掌握了所有的规则和技巧。到了今天，他已具备了参加这场死亡竞赛的能力。
　　事实上，从严世蕃进京的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已在徐阶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花天酒地到散布消息，徐阶都了如指掌，与三法司的官员们不同，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就明白了严世蕃的企图，并了解了他的全盘计划。
　　这是嘉靖年间两个最高智慧者的对决，胜负在此一举。
　　这是最后的考验，十余年的折磨与修炼，历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优势已尽在我手。在我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
　　杀了此人，天下将无人能胜我。
　　
　　[1003]
　　徐阶的正义
　　正如严世蕃所料，三法司采纳了街头巷尾路边社的意见，将杀害杨继盛、沈链的罪名套在了严世蕃的头上，所谓冤杀忠臣，天下公愤之类，写得慷慨激昂。
　　完稿之后，他们依例将罪状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阅。
　　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
　　“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文辞犀利，罪名清楚。”
　　“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徐阶突然收敛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
　　“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
　　这是一个侮辱智商的问题，几位司法干部当即涨红了脸，大声叫道：
　　“那还用说，自然是要杀了他！”
　　看着激动的同志们，徐阶笑出了声：
　　“此奏疏一旦送上，严世蕃必定逍遥法外，诸位只能白忙一场了。”
　　这又是个什么说法？众人目瞪口呆，愣愣地看着徐阶，等待着他的解释。
　　“你们并不明白其中奥妙，虽说杨继盛之事天下已有公愤，却绝不可上奏皇帝，要知道，杨继盛虽是为严氏父子所害，斩首的旨意却是皇上下达的。”
　　“当今皇上是英察之主，从不肯自认有错，你们如果把这条罪状放上去，岂不是要皇上好看？如此受人欺瞒，皇帝的颜面何存？到时皇上发怒，严世蕃自然无罪开释。”
　　徐阶说得没有错，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正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他先放出风声，说自己最害怕杨继盛事件，然后诱使三法司的人将此罪状上达，因为嘉靖皇帝的性格他十分了解，这位仁兄过于自负，认定自己天下第一，没人能骗得了他，也从不肯认错。
　　现在你要告诉他，兄弟你错了，人家借你的手杀掉了杨继盛，你还在上面签了字，你是个白痴冤大头，他自然要发火，否定你的说法，于是严世蕃同志刚好可以借机脱身。
　　这招十分狠毒，即所谓拖皇帝下水，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用得上的，比如后来的上海滩第一老流氓杜月笙，也曾用过这手，当时正值解放前夕，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干得热火朝天，结果搞到了杜月笙的头上，不但毫不留情，还明确表示整的就是你。
　　
　　[1004]
　　杜月笙也不争辩，乖乖受罚，暗中却指使他人检举孔祥熙儿子投机倒把，把事情直接闹到了蒋经国那里：如果你不处理他，凭什么处理我？
　　于是轰轰烈烈的上海金融保卫战就此草草收场，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杜流氓也得以解脱。
　　但严世蕃却没有杜月笙的运气，因为他的对手是徐阶，是一个足以与他匹敌的人。
　　书呆子们头晕眼花了，他们的脑袋还没回过神来，只是傻傻地问徐阶，既然如此，那就请您出个主意，定个罪名，我们马上去办。
　　然而徐阶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们更为吃惊，这位深不可测的首辅大人只是微微一笑，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份早已预备好的奏疏：
　　“我已经写好了，你们送上去就是了。”
　　怎么着？难道您还能未卜先知？
　　怀着对徐大人的无限景仰和崇敬，三法司的官员们打开了那份奏疏，杀气扑面而来。
　　简单说来，严世蕃的罪名有以下几点，首先他和罗龙文是哥们，而罗龙文勾结倭寇，严世蕃也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聚集海匪，并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
　　其次，他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
　　最后，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根据现场勘查，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面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条罪名当年胡惟庸也挨过）。
　　看完了这封奏疏，连三法司的书呆子们也已断定了严世蕃的结局——必死无疑，因为嘉靖最为反感的两个词语，正是“犯上”与“通倭”。
　　法司的官员们揣上这份致人死命的奏疏，哆哆嗦嗦地走了，临走时，他们以无比敬畏的眼神向徐大人告别，而徐阶依旧礼貌的回礼，面色平静，似乎之前的那一切从未发生过。
　　在近三百年的明代历史中，这是让我感触极深的一幕，每念及此，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因为在这场平淡的言谈分析中，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蕴含着一种更为可怕的智慧。
　　作为当时世间最为精明的两个人，严世蕃和徐阶都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斗争的最关键要素——嘉靖。事实上，严世蕃死不死，放不放，并不取决于他有没有罪，有多大罪，别说内通日本人，就算他勾结外星人，只要嘉靖不开口，严世蕃就死不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1005]
　　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严世蕃简直比嘉靖还要了解嘉靖，他知道这位皇帝是死要面子的人，才想出了这一绝招，如无例外，安全过关应该不成问题，可惜他偏偏碰上了徐阶。
　　只要分析一下前面的那段对话，你就能明白，徐阶的城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怖。
　　他破解了严世蕃的计划，还提前写好了奏疏，定好了罪名，而要做到这些，他必须了解以下三点，缺一不可：
　　首先，他十分清楚嘉靖的习性，知道他打死也不认错，所以他明白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其次，他知道三法司的那帮蠢人的想法，也料到他们会定哪些罪名。
　　能够掌握皇帝和群臣的心理，已经极为不易，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对于这两点，严世蕃也了如指掌，因为他的诡计正是建立在此之上。
　　但徐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是因为他还掌握了最重要的第三点——严世蕃的心理。
　　他不但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法官是怎么想的，还知道严世蕃的想法，甚至连他用的阴谋手段也一清二楚，自负天下才智第一的严世蕃机巧狡猾、机关算尽，却始终在徐阶的手心里打转，最后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钞票。
　　但是，这绝不能怪严世蕃同志，套用一句电影台词：不是国军无能，只是共军太狡猾。
　　对人心的准确揣摩，对事情的精确预测，还有深不可测的心机谋划，这是极致的智慧，在我看来，它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在这场暗战中，严世蕃输了，却输得并不冤枉，因为他输给了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而真正可悲的人，是嘉靖。
　　这位天资聪慧，刚愎自用的皇帝，终于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代价，一生都致力于耍心计，控制人心的他，最终却沦为了两个大臣的斗争工具，他的脾气和个性被两位大臣信手拈来，想用就用，想耍就耍。
　　就这样，木偶的操控者最终变成了木偶，也算是报应吧。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阶和严世蕃之所以能把皇帝捏着玩，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嘉靖同志爱面子，要换了朱元璋，估计不但严世蕃活不成，连办案的那几个书呆子也跑不掉，大家携手并肩一起见阎王。所以千万不要乱用此招，教条主义害死人啊。
　　
　　[1006]
　　不出徐阶所料，奏疏送上去之后，嘉靖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复核之后，立斩严世蕃、罗龙文，真是比他儿子还听话。
　　和许多人想象中不同，明代的死刑制度是十分严格的，草菅人命，那是谣传，地方官是没有权利杀人的，死刑的复核权归属于中央，确切地说，是皇帝。
　　每次处决名单送上来，皇帝大人都会亲自批阅，也不是全杀，看谁不顺眼，就在上面划个勾，这人就算没了，等到秋决之时砍头了事，这才能死。要是这次没轮上，那还得委屈您在牢里再蹲一年，明年还有机会。
　　而按照严世蕃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个秋决，可是在徐阶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嘉靖极为少有地做了特别关照——立斩。
　　死到临头的严世蕃，却依然被蒙在鼓里，他毫不知情，还在自鸣得意地对着罗龙文吹牛：
　　“外面有很多人想杀我，为杨继盛报仇，你知道不？”
　　罗龙文已经不起折腾了，他毕竟心里没底，看着眼前的这个二百五，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翻脸，只好保持沉默。
　　似乎是觉得玩笑开过头了，严世蕃这才恢复常态，拍着罗小弟的肩膀，给他打了保票：
　　“你就放心喝酒吧，不出十天，我们就能回家了，说不定我父亲还能复起（别有恩命未可知），到时再收拾徐阶、林润，报此一箭之仇！”
　　罗龙文这才高兴起来，但说到具体问题，严世蕃却又只字不吐，看来他十分喜欢这种逗人玩的游戏。
　　严世蕃同志，既然喜欢玩，那就接着玩吧，趁你还玩得动。
　　很快，满怀希望的严世蕃等到了他企盼已久的结果——大批锦衣卫和立斩的好消息。
　　正是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好吃好住好玩的严世蕃突闻噩耗，当即晕倒在地，经泼凉水抢救成功后，虽然神智恢复了清醒，却留下了后遗症——不停打哆嗦。一直哆嗦到严老爹派人来看他，让他写遗书，他都写不出一个字。
　　罗龙文自不必说，相信老大哥这么久，最终还是被忽悠了，怎一个惨字了得，整日抱头痛哭，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死在抗倭战场上，好歹还能追认个名份。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辛酉，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
　　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恶贯至此，终于满盈。
　　
　　[1007]
　　在严世蕃被处决的那一天，京城民众们奔走相告，纷纷前往刑场观刑，并随身携带酒水、饮料、副食品等，欢声笑语，边吃边看，胜似郊游。
　　人缘坏到这个份上，倒也真是难得了。
　　也就在这一天，一位在京城就读的太学生不顾一切地挤进人群之中，占据了最佳的观刑地点，他的手中还高举着一块布帛，上面只有七个醒目的大字——锦衣卫经历沈链。
　　在亲眼目睹严世蕃的头颅被砍下之后，他痛哭失声，对天大呼：
　　“沈公，你终于可以瞑目了！”
　　言罢，他一路嚎哭而去，十几年前，当沈链因为弹劾严嵩被贬到保安时，曾不计报酬，免费教当地的贫困学生读书写字，直到他被严嵩父子害死为止，而这个人，正是当年那些穷苦孩子中的一员。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等待了太久，而他终究看到了公道。
　　徐阶终于实现了他的正义，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是礼仪廉耻，不是道德说教，而是阴谋诡计，权术厚黑。
　　严世蕃死得冤不冤？冤，实在是冤。
　　罗龙文勾结倭寇，不过是想混口饭吃，他又不是汪直，凭他那点出息，就算要找内通的汉奸，也找不到他的头上。
　　严世蕃就更别说了，这位仁兄贪了那么多年，家里有的是钱，当年的日本从上到下，那是一穷二白（不穷谁出来当倭寇），严财主在家盖别墅吃香喝辣不亦乐乎，干汉奸？别逗了，当天皇老子都不干。
　　于占据有王气的土地，那就真没个准了，当年没有土地法，凭严世蕃的身份，随意占块地是小意思，但你硬要说这块地有王气，那谁也没辙。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徐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曾派人实地勘察，确系王气无疑。
　　可这事儿哪有个谱，又没有权威认证机构，但徐大人当政，他说有那就算有吧。
　　唯一确有实据的，是纠集亡命之徒，收买江洋大盗，但严世蕃同志本就不读书，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平时打交道的也多是流氓地痞，发展个把黑社会组织，那是他的本分，况且他似乎也还没干出什么惊天大案，图谋犯上更不靠谱。
　　所以结论是：严世蕃是被冤杀的。
　　那又如何？
　　杨继盛、沈链、还有那些被严党所害的人，哪一个不冤枉？还是那句老话：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
　　
　　[1008]
　　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再次引用无厘头的周星驰先生在他的《九品芝麻官》里，说出的那句比无数所谓正直人士、道学先生更有水平的台词：
　　“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
　　我想，这正是最为合适的注解。
　　事情的发展证实，徐阶对严党的判断完全正确，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作鸟兽散，纷纷改换门庭，希望能躲过一劫。但徐阶并不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就连续罢免调离了二十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十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
　　但这件事尚未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我们去料理。
　　严嵩的家终于被抄了，事实证明，他这么多年来，虽说国家大事没怎么管，捞钱却是不遗余力，据统计，从他家抄出了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万两，名人书画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光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连抄家的财物清单都被整理成书，后来还公开刊印出版，取名《天水冰山录》，成为了清代的畅销书。
　　严嵩至此才彻底绝望，儿子死了，爪牙散了，嘉靖也不管了，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末路，而面对着忙碌的抄家工作人员，这位仁兄在沮丧之余，竟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严嵩表示，因为家里的仆人多，所以希望能够留点钱给自己，作遣散费发放。
　　看着这个一脸可怜的老头，抄家官员于心不忍，便把这个要求上报给了徐阶，建议满足他的要求。
　　徐阶想了一下，便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我记得，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现在是祈求慈悲的时候了吧，那么夏言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杨继盛、沈链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不出一兵一卒，任由蒙古骑兵在城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时，慈悲又去了什么地方？！
　　严嵩就此净身出户，孤身一人回到了老家，这里曾是他成功的起点，现在又成为了失败的终点。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
　　胜利再次到来，而这一次，是如假包换、童叟无欺的胜利，没有续集。
　　十几年的潜心修炼，十几年的忍耐，在愤怒与仇恨，诡计与公道中挣扎求生的徐阶赢了，从奸党满朝到一网打尽，他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智慧，逐渐扳回了劣势，并将其引向了这个最后的结局，一切的一切都如同预先排演一般，逐一兑现。
　　除了一个例外。
　　
　　[1009]
　　在此前的十几年中，徐阶曾无数次在心中彩排：反击成功后，应该如何把严嵩千刀万剐，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改变了之前的打算。
　　看着黯然离去的严嵩，徐阶的心中萌发了新的想法，不要杀他，也不能杀他。
　　自嘉靖初年得罪张璁被贬时起，三十多年来，徐阶从一个刚正不屈、直言上谏的愤青，变成了圆滑出世，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但在他的个性特点中，有一点却从未变过——有仇必报。
　　十几年来，他对严嵩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现在是报仇的时候了，面对这个罪行累累的敌人，他决心用另一种方式讨还血债，一种更为残忍的方式。
　　罢官抄家，妻死子亡，但这还不够，还远远不足以补偿那些被你陷害、残杀，以致家破人亡的无辜者。
　　我不会杀你，虽然这很容易，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地死去，就如同当年杨继盛的妻子那样，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曾经得到的所有一切，在你眼前不断地消失，而你却无能为力。
　　继续活下去，活着受苦，严嵩，这是你应得的。
　　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严嵩被剥夺全部财产，赶回老家，没有人理会他，于是这位原先的朝廷首辅转行当了乞丐，靠沿街乞讨维持生计，受尽白眼，两年后于荒野中悲惨死去，年八十八。
　　正义终于得以伸张，以徐阶的方式。
　　奇人再现
　　严嵩倒了，徐阶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朝廷首辅，朝政的管理者，此时的内阁除他之外，只剩下了一个人——袁炜。而这位袁炜，偏偏还是徐阶的学生。
　　于是徐阶的时代来到了，继严嵩之后，他成为了帝国的实际管理者。
　　其实后世很多人会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徐阶和严嵩有什么不同？严嵩贪污，徐阶也不干净，严嵩的儿子受贿，徐阶的儿子占地，严嵩独揽大权，徐阶也是。
　　表面上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不同的。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那就是：严嵩怠工，徐阶干活。
　　
　　[1010]
　　如果考察一下明朝的历代首辅，就会发现这帮人大都不穷（说他们穷也没人信），要单靠死工资，估计早就饿死了，所以多多少少都有点经济问题，什么火耗、冰敬、碳敬等等等等，千里做官只为钱，不必奇怪。
　　但徐阶是干实事的，与严嵩不同，他刚一上任，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上了这样一块匾：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而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在严嵩的时代，大部分的官职分配，都只取决于一个原则——钱，由严世蕃坐镇，什么职位收多少钱，按位取酬，诚信经营，恕不还价。徐阶废除了这一切，虽然他也任用自己的亲信，但总的来说，还是做到了人尽其用，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李春芳、张居正、殷正茂等第一流的人才得以大展拳脚。
　　在严嵩的时代，除了个别胆大的，言官们已经不敢多提意见了，杨继盛固然是一个光荣的榜样，但他毕竟也是个死人。于是大家一同保持沉默，徐阶改变了这一切，他对嘉靖说：作为一个圣明的君主，你应该听取臣下的意见，即使他们有时不太礼貌，你也应该宽容，这样言路才能放宽，人们才敢于说真话。
　　嘉靖听从了他的劝告，于是唾沫再次开始横飞，连徐阶本人也未能幸免，但是与此同时，贪污腐化得以揭发，弊政得以纠正，帝国又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徐阶是有原则的，与严嵩不同，严大人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死活，可以抛弃一切廉耻去迎合皇帝，这种事情徐阶也做过，但那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是让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了。
　　嘉靖想修新宫殿，徐阶告诉他，现在国库没有钱给你修。
　　嘉靖想继续修道服丹，徐阶告诉他，那些丹药都是假的，道士也不可信，您还是歇着吧。
　　甚至连嘉靖的儿子（景王）死了，徐阶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哀悼，而是婉转地表示，我虽然悲痛，却更为惦记这位殿下的那片封地，既然他已经挂掉了，那就麻烦您下令，把他的地还给老百姓。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多浪费。
　　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嘉靖虽然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他看着眼前的徐阶，这个人曾为他修好了新宫殿，曾亲自为他炼丹，曾无条件地服从于他，但现在他才发现，这个性格温和的小个子并不是绵羊，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1011]
　　嘉靖感到上了当，却没有办法，严嵩已经走了，所有的朝政都要靠这个人来管理，想退个货都不行，只好任他随意折腾。
　　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还有绝对的欲望，也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这才是一切祸患的起始，严嵩所以屹立数十年不倒，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嘉靖有着无尽的欲望，而严嵩恰好是一个无条件的迎合者。
　　于是徐阶出现了，他虽然也曾迎合过，但那不过是伪装而已，他真正的身份，是制衡者。他隐忍奋斗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严嵩，而是嘉靖
　　很多人并不清楚，在漫长的明代历史中，徐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重要到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他最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打倒了严嵩，而是他所代表的那股势力。
　　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明朝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权力体系，皇帝、太监和大臣，构成了一个奇特的铁三角，皇帝有时候信任太监（比如明武宗），有时候信任大臣（比如明孝宗）。
　　而在政治学中，这个铁三角的三方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君权、宦权和相权。这就是帝国的权力架构，他们互相制衡，互相维持，在此三权之中，只要有两者联合起来，就能控制整个帝国。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前两种组合都已出现，皇帝曾经联合太监，也曾联合大臣，而无论是哪一种联盟，第三方总是孤立无助的。
　　只有一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事实上，也没有人曾期待过那种局面的出现，因为在那个君临天下的时代，它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
　　但它的确成为了现实，而这个奇迹联盟的开创者，正是徐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打破三角平衡，为这一奇迹出现创造条件的人，竟然是嘉靖。作为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他有着前任难以比拟的天赋。
　　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他十六岁就解决了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是张璁、郭勋、夏言，而在打击大臣的同时，他还把矛头对准了太监，严厉打压，使投身这个光荣职业，立志建功立业的无数自宫青年，统统只能去当洗马桶，倒垃圾。纵观整个嘉靖朝，四十余年，竟然没有出过一位名太监，可谓绝无仅有。
　　他不想和任何人联盟，也不信任任何人，他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只是几个木偶而已。
　　
　　[1012]
　　一切都如此地顺利，帝国尽在掌握之中，直到他遇上了严嵩和徐阶。
　　经过二十几年的试探，严嵩摸透了他的脾气和个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并利用了他。
　　而徐阶则更进一步，在打垮了严嵩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足以制衡嘉靖的人，嘉靖要修房子，他说不修就不修，嘉靖儿子的地，他说分就分。这是一个不太起眼，却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一股强大势力的出现，强大到足以超越至高无上的皇权。
　　这才是徐阶所代表的真正意义，绝非个人，而是相权，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
　　当年的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因为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现在的嘉靖也是如此，他们都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打破权力的平衡，操控一切，而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它就如同弹簧一般，受到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就越大。
　　作为超级牛人，朱元璋把劳模精神进行到底，既干皇帝，又兼职丞相，终究还是把弹簧压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嘉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和老朱比起来，他还有相当差距，所以在他尚未成仙之前，就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欲望已被抑制，他的权力将被夺走。
　　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当三十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下“徐阶小人，永不叙用”字样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小人”将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的所有强权——包括皇帝本人在内。
　　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名臣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将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那个将其变为现实，并创下不朽功业的人，还在静静地等待着。
　　总而言之，嘉靖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想干什么，徐阶总要插一脚，说两句，不听还不行，因为这位仁兄不但老谋深算，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极高一呼百应，要是惹火了他，没准就得当光杆司令。
　　
　　[1013]
　　那就这样吧，反正也管不了，眼不见心不烦，专心修道炼丹，争取多活两年才是正经事。
　　徐阶就这样接管了帝国的几乎全部政务，他日夜操劳，努力工作，在他的卓越政治领导之下，国库收入开始增加，懈怠已久的军备重新振作，江浙一带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万历年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起源于此。
　　你成你的仙，我干我的活，大家互不干扰。历史证明，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折腾自己，什么事都好办。在一片沉寂之中，明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
　　徐阶着实松了一口气，闹了那么多年，终于可以消停了。但老天爷还真是不甘寂寞，在严党垮台后不到一年，他又送来了一位奇人，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
　　但请不要误会，这位所谓的奇人并不是像严世蕃那样身负奇才的人，而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奇怪的小人物。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嘉靖皇帝收到了一份奏疏，自从徐阶开放言论自由后，他收到的奏疏比以前多了很多，有喊冤的，有投诉的，有拍马屁的，有互相攻击的，只有一种题材无人涉及——骂他修道的。
　　要知道，嘉靖同志虽然老了，也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但他也是有底线的：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你们治国，我炼丹修道，互不干扰。什么都行，别惹我就好，我这人要面子，谁要敢扒我的脸，我就要他的命！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虎屁股，都不去摸，即使徐阶劝他，也要绕七八个弯才好开口，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
　　但这封奏疏的出现，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使嘉靖同志的愤怒指数成功地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高度。
　　奇文共享，摘录如下：
　　“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又有哪个道士没死？之前有个陶仲文，您不是很信任他吗？他不是教您长生不老术吗？他不也死了吗？”
　　这是骂修道，还有：
　　“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吗？只是大臣们都阿谀奉承，刻意逢迎而已，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错了，您犯过的错误，那是数不胜数！”
　　
　　[1014]
　　具体是哪些呢，接着来：
　　“您奢侈淫逸，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二十多年不上朝，也不办事（说句公道话，他虽不上朝，还是办事的），导致朝政懈怠，法纪松弛，民不聊生！”
　　这是公事，还有私生活：
　　“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即陶仲文所说的“二龙不可相见”理论），不顾父子的情分，您天天在西苑炼丹修道，不回后宫，不理夫妻的情谊（真奇了怪了，关你屁事），这样做是不对的。”
　　此外，文中还有两句点睛之笔，可谓是千古名句，当与诸位重温：
　　其一，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家家净也。
　　其二，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这就不用翻译了，说粗一点就是：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老百姓们都成为了穷光蛋，他们早就不鸟你了。
　　综观此文，要点明确，思路清晰，即有理论，又有生动的实例，且工作生活面面俱骂，其水平实在是超凡入圣，高山仰止。
　　文章作者即伟大的海瑞同志，时任户部正处级主事。此文名《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当然，也有个别缺心眼的人称其为天下第一骂书。
　　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骂人不难，骂好很难，而骂得能出书，且还是畅销书，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整个中国一百多年来，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李敖。
　　而在我看来，如果把时间跨度增加四百年，那么海瑞先生必定能加入这个光荣行列。
　　嘉靖愤怒了，自打生出来他还没有这么愤怒过，自己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竭尽心智控制群臣，我容易吗我。平时又没啥不良习性，就好修个道炼个丹，怎么就惹着你了？
　　再说工作问题，你光看我这二十多年白天不上朝光修道，那你又知不知道，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老子还在西苑加班批改奏章，不然你以为国家大事都是谁定的。
　　还有老子看不看儿子，过不过夫妻生活，你又不是我爹，和你甚相干？
　　所以在嘉靖看来，这不是一封奏疏，而是挑战书，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他把文书扔到了地上，大吼道：
　　“快派人去把他抓起来，别让这人给跑了！”
　　说话也不想想，您要抓的人，除非出了国，能跑到哪里去？　
　　
　　[1015]
　　眼看皇帝大人就要动手，关键时刻，一个厚道人出场了。
　　这个人叫黄锦，是嘉靖的侍从太监，为人十分机灵，只说了一句话，就扑灭了皇帝大人的熊熊怒火：
　　“我听说这个人的脑筋有点问题，此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估计是不会跑的。”
　　黄锦的话一点也没错，海瑞先生早就洗好澡，换好衣服，端正地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就等着那一刀了。
　　他根本就没打算跑，如果要跑，那他就不是海瑞了。
　　青天在上
　　作为一位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海瑞先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明代第一清官。
　　但在我看来，另一个称呼更适合他——明代第一奇人。
　　在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明朝，要想功成名就，青史留芳，一般说来都是要有点本钱的，如果不是特别聪明（张居正），就是运气特别好（张璁），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而海瑞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既不聪明，连进士都没中，运气也不怎么好，每到一个工作岗位，总是被上级整得死去活来，最终却升到了正部级，还成为了万人景仰的传奇人物。
　　正德九年（1514），海瑞出生在海南琼山的一个干部家庭，说来这位兄台的身世倒也不差，他的几个叔叔不是进士就是举人，还算混得不错，可偏偏他爹海翰脑袋不开窍，到死也只了个秀才，而且死得还挺早。
　　父亲死的时候，海瑞只有四岁，家里再没有其他人，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
　　虽然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海瑞的那几位叔叔伯伯实在不怎么厚道，明明家里有人当官，海瑞却没沾过一点光，童年的生活十分困苦，以至于母亲每天都要做针线活贴补家用。
　　很明显，在海氏家族中，海瑞家大概是很没地位的，大家都看死这对母子闹不出什么名堂，实际情况似乎也差不多，海瑞同学从小既不会作诗，也不会作文，没有一点神童的征兆，看情形，将来顶了天也就能混个秀才。
　　虽说境况不太乐观，但海瑞的母亲认准了一条死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管家里多穷多苦，她都保证海瑞吃好喝好，并日夜督促他用心学习。
　　这就是海瑞的童年生活，每天不是学堂，就是他娘，周围的小朋友们也不找他玩，当然海瑞同学也不在乎，他的唯一志向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016]
　　很多史料都对海瑞的这段经历津津乐道，不是夸他刻苦用功，就是表扬他妈教子有方。而在我看来，这全是扯淡，一挺好的孩子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孤僻，没人和他玩，天天只读那些上千年前的老古董，加上脑袋也不太好使，于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海瑞的性格开始滑向一个危险的极端——偏激，从此以后，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没有第三种选择。
　　此外，小时候的艰苦生活还培养了他的顽强个性，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轻易认输的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虽然在他此后的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风波，遇到过许多人，他却始终信任，并只信任一个人——母亲。
　　在困苦的岁月里，是母亲陪伴他、抚养他，并教育他，所以之后虽然他娶过老婆，有过孩子，却都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说句寒心的话，他压根就不在乎。
　　孤僻而偏激的海瑞就这样成长起来，他努力读书，刻苦学习，希望有一天能金榜题名，至少能超越自己的父亲。
　　然而他的智商实在有限，水平就摆在那里，屡考屡不中，考到二十多岁，连个秀才都混不上，没办法，人和人不一样
　　但海瑞先生是顽强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继续考！就这么一直磨下去，终于在二十八岁那年，他光荣地考入了县学，成为了生员。
　　说来惭愧，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杨廷和、徐阶相比，海瑞先生的业绩实在太差，人家在他这个年纪都进翰林院抄了几年文件了。就目前看来，将来海瑞能混个县令就已经是奇迹了，说他能干部长，那真是鬼才信。
　　当然海瑞自己从没有任何幻想，对他而言，目前的最大理想是考中举人。
　　那就接着考吧，不出例外，依然是屡考不中，一直到他三十六岁，终于柳暗花明了，他光荣地考中举人。
　　下一步自然是再接再厉，去京城考进士，海瑞同学，奋斗！努力！
　　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再进京，再考试，再落榜，再回家。一眨眼六年过去了。
　　奋斗过了，努力过了，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考了，啥也不说了，去吏部报到吧。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在明朝，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要等，等现任官死得多了，空缺多了，机会就来了，但许多举人宁可屡考不中，考到胡子一大把，也不愿意去吏部报到。有官做偏不去，绝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人家是有苦衷的。
　　
　　[1017]
　　首先这官要等，从几年到几十年，就看你运气如何，寿命长短，如果任职命令下来的时候，正赶上你的追悼会，那也不能说你倒霉。
　　其次这官不好，但凡分给举人的官，大都是些清水衙门的闲差，小官，什么主簿、典史、教授（从九品，不是今天的教授）之类的，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要能混到个七品县令，那就是祖坟起了火，记得一定回去拜拜。
　　再次这官要挑，别以为官小就委屈了你，想要还不给你呢！你还得去吏部面试，大家排好队站成一排，让考官去挑，文章才学都不考，也没时间考，这里讲究的是以貌取人，长得帅的晋级，一般的待定，歪瓜裂枣的直接淘汰。顺便说一句，相貌考核有统一规范，国字脸最上等，宽脸第二，尖嘴猴腮者，赶回家种红薯
　　最后这官窝囊，在明代最重视出身，进士是合格品，庶吉士是精品，至于举人，自然不是次品，而是废品。
　　有一位明代官僚曾经总结过，但凡进士出身，立了功有人记，出了事有人保，从七品官做起，几十年下来，哪怕灾荒水旱全碰上，也能混个从五品副厅级。
　　但要是举人，功劳总是别人领，黑锅总是自己背，就算你不惹事，上级都要时不时找你的麻烦。从九品干起，年年丰收安泰，能混到七品退休，就算你小子命好。
　　海瑞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好在他运气还不错，只等了五年，就等来了一个职位——福建南平县的教谕。
　　所谓教谕，是教育系统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福建南平县的教育局长，这么看起来，海瑞的这个官还不错。
　　如果这么想，那就错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可没什么油水，没有扩招，也没有择校费，更不用采购教材，四书五经就那么几本，习题集、模拟题、密卷之类的可以拿去当手纸，什么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考不中科举全他娘白费。
　　而县学教谕的上级，是府学的教授，前面说过，教授是从九品，教谕比教授还低，那该怎么定级别呢？这个不用你急，朝廷早就想好了，这种职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不入流。
　　也就是说你还算是政府公务员，但级别上没你这一级，不要牢骚，不要埋怨，毕竟朝廷每月还是发工资给你的嘛，
　　
　　[1018]
　　就这样，海瑞带着老母去了南平，当上了这个不入流的官，这年他四十一岁。
　　已经四十多岁了，官场的青春期已过，就算要造反也过了黄金年龄，海瑞却踌躇满志，蓄势待发，换句话说，那是相当有战斗力，把这个不入流的官做得相当入流。
　　县学嘛，就是个读书的地方，只要你能考上举人，上多久课，上不上课其实都无所谓，所以一直以来，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现在不同了，既然海瑞来了，大家就都别走了。
　　他规范了考勤制度，规定但凡不来，就要请假，有敢擅自缺课者，必定严惩，而且他说到做到，每天都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一个都不能少。
　　这下学生们惨了,本来每天早退旷课都是家常便饭，现在突然被抓得死死的，这位局长大人脸上又总是一副你欠他钱的表情，于是不久后，海瑞先生就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绰号——海阎王。
　　难熬归难熬，但学生们很快也发现，这位海阎王倒有个好处——从不收礼金。
　　所谓礼金，就是学生家长送给老师的东西，不一定是钱，什么鸡鸭鱼肉海鲜特产，一应俱全。说实话，这玩意谁也不想送，但如果不送，难保老师不会特意关照你的儿女：置之不理，罚搞清洁，罚坐后排等等，那都是手到擒来。
　　但海阎王不收，不但不收礼金，也不为难学生，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虽然他很严厉，却从不因个人好恶惩罚学生。所以在恐惧之余，学生们也很尊敬他。
　　其实总体说来，这个职业是很适合海瑞的，就凭他那个脾气，哪个上级也受不了，干个小教谕，也没什么应酬，可谓是得心应手。
　　但人在江湖漂，总要见领导，该来的还是要来。
　　一天，延平知府下南平县视察，按例要看看学堂，海瑞便带着助手和学生出外迎接，等人一到，两个助手立马下跪行礼，知府同志却还是很不高兴，因为海瑞没跪。
　　不但不跪，他还正面直视上级，眼睛都不眨。
　　知府五品，海瑞没品，没品的和五品较劲，这个反差太大，心理实在接受不了，但在这么多人面前，发火又成何体统，于是知府大人郁闷地走了，走前还咕嘟了一句：
　　“这是哪里来的笔架山！”
　　两个人跪在两边，中间的海瑞屹立不倒，确实很像个笔架，也真算是恰如其分。
　　
　　[1019]
　　虽然他说话声音不大，但大家都听到了，由于这个比喻实在太过形象，所以自此以后，海瑞先生就有了第二外号——海笔架，两个外号排名不分先后，可随意使用。
　　大家都慌了，海瑞却若无其事，他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教育官员不下跪，那是圣贤规定的（哪个圣贤待查），我听圣贤的话，有什么错？
　　知府大人不爽了，但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面，不久之后，一位巡按御史前来拜访了，前面提过，所谓巡按御史，虽说才六七品，却能量极大，能干涉巡抚总督的职权，何况是小小的知府。
　　知府诚惶诚恐，鞍前马后地服侍，御史大人摸着撑饱的肚皮，边打嗝边说：下去看看吧。
　　这一去，就去了南平，消息传下来，知县也紧张了，御史说到底是中央干部，说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能要人命，于是他带领县城的全部官员，早早地迎候在门口，等着御史大人光临。
　　御史来了，知县一声令下，大家听从指挥，整齐划一、动作规范地跪了下来，除了海瑞以外。
　　这回知县麻烦大了，上次不过是三个人，笔架就笔架，也没啥，这次有几百个人，大家都跪了，你一个人鹤立鸡群，想要老子的命啊！
　　御史大人也吃了一惊，心里琢磨着，这南平县应该没有比自己官大的，好像也没有退休高干，这位哥们是哪根葱？
　　等他弄清情况，顿时火冒三丈，但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发火，只好当没看见，随便转了转，连饭都没吃就走人了。
　　知县擦干了冷汗，就去找海瑞算账，破口大骂他故意捣乱，可海瑞同志脸不红气不喘，听着他骂也不顶嘴，等知县大人骂得没力气了，便行了个礼，回家吃饭去了。
　　软硬不吃，既不图升官，也不图发财，你能拿他怎么样？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因为无欲，所以刚强。
　　海瑞确实没有什么欲望，他唯一的工作动力就是工作，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拿朝廷的工钱，就要给朝廷干活，升官发财与他毫无关系。
　　这样的一个人，要想升迁自然是天方夜谭，但老天爷就是喜欢开玩笑，最不想升官的，偏偏就升了，还是破格提升。
　　
　　[1020]
　　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瑞意外地接到吏部公文，调他去浙江淳安担任知县。
　　这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此之前，海瑞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花名册上能不能找到名字都难说，现在竟然连升六个品级，成为了七品知县！
　　无数举人拼命钻营送礼拍马屁，几十年如一日，无非是想捞个知县退休，海瑞干了四年，别说礼物，苍蝇都没送一只，上级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么一个人，怎么就升官了？
　　原因比较复杂，据说是福建的学政十分欣赏海瑞，向上着力推荐了他，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教谕，他的工作十分认真，而且干出了成效，这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能力，对于帝国而言，马屁精固然需要，但那些人是拿来消遣的，该干活的时候还得找有能力的人。
　　关于这个问题，朝廷大员们心里都有数。
　　于是海瑞揣着这份任命状，离开了福建，前往浙江淳安，在那里，他将开始新的传奇。
　　在城门口，海瑞见到了迎接他的县里主要官员，包括县丞、主簿、典史，当然，也有教谕。个个笑容可掬，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并纷纷捶胸顿足，叹息海县令怎么没早点来。
　　这些仁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叹息当初为啥没有向朝廷请愿，把这人早点赶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海县令似乎也不例外，他一到地方，便公开宣布，从今以后，所有衙门的陋规一概废除，大家要加深认识，下定决心，坚决执行。
　　所谓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美其名曰计划外收入，历史最悠久，使用最频繁的有两招，一个是银两火耗，另一个是淋尖踢斛，具体方法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讲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陋规也不断推陈出新，到了海瑞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上瞒朝廷、下宰百姓、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完美体系。
　　我们说过，明代的官员工资是很低的，虽说勉强能够过日子，但辛辛苦苦混个官，不是为了过日子的，明代的官嘛，出门要有轿子，家里要有仆人，没准还要多娶几个老婆，你突然要他勤俭节约，那就是要他的命。
　　海瑞就打算要他们的命。
　　
　　[1021]
　　海大人发布了规定，火耗不准收了，余粮不准收了，总而言之，所有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
　　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反正类似的口号喊得多了，我们不收你也不收吗？他们相信等到这三把火烧完，海县令会恢复理智的。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海瑞先生却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他始终没有松口，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他自己从不坐轿，步行上下班，从不领火耗，每天吃青菜豆腐，穿着几件破衣服穿堂入室。
　　完了，看起来这兄弟是玩真的，不但是火把，还是个油库，打算用熊熊火焰燃烧你我。
　　一定要反击，要把这股“歪风”打压在萌芽之中！
　　不久后，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县丞请假了，主簿请假了，典史请假了，连县公安局长都头也请假了。总而言之，大家都罢工了，县衙完全瘫痪。
　　这既是所谓“非暴力不合作”，你要是不上道，就看你一个人能不能玩得转。
　　他们端起了茶，翘起了腿，准备等看好戏，最终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
　　没有师爷，不要紧，主意自己拿，没有文书，不要紧，文件自己写，没有人管治安，不要紧，每天多走一圈，就当是巡街。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不要紧，自己查，自己审，自己判！判下来没人打板子，不要紧，家里还有几个老下人，凑合着也能用。
　　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他们大开眼界，自从搬入县衙，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了起来，每天老婆下厨做饭，这就省了厨子的钱，每天老仆上山砍柴，这就省了柴钱。海瑞自己也没闲着，工作之余在自己家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浇水施肥，连菜钱也给省了。
　　就这么七省八省，海县令还是过得很艰苦，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与叫花子颇有几分神似，说他是县太爷，估计丐帮长老都不信。
　　情况就是如此了，看着海兄弟每天上堂审案，下地种菜，大家的心里越来越慌，这位大爷看来是准备长期抗战了，无奈之下，只好各归其位，灰色收入还是小事，要被政府开除，那就只能喝风了。
　　
　　[1022]
　　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继续干活，不干也不行，话说回来，你还能造反不成？
　　久而久之，大家逐渐习惯了艰苦的生活方式，而对海大人的敬仰，也渐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因为他们发现，海县令可谓是全方面发展，不但约束下级，刻薄自己，连上级领导，他也一视同仁。
　　在明代，地方官有火耗，能征税，所以油水多，而京官就差得远了，只能等下面的人进京的时候，才能大大方方地捞点好处。所以每次地方官到京城报到，都要准备很多钱，方便应酬。
　　淳安虽然比较穷困，财政紧张，但这笔钱生死攸关，是绝对省不得的，历任知县去京城出差，至少都要用到近千两，这还算是比较节省的。
　　海瑞也进京了，去了一趟回来，支出交给县衙报销，财务一看数字，当时就呆了，空前绝后，绝无仅有——五十五两。
　　此数字包括来回路费、车费、住宿费、吃饭费、应酬费以及所有可能出现的费用，是一个绝对破纪录的数字。
　　这个纪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我来告诉你：上路时，要能走路，绝不坐车，随身带着几张大饼，能凑合，绝不上饭馆。赶得上驿站就住驿站（驿站凭县衙介绍信不要钱），赶不上绝不住私人旅馆，找一草堆也能凑合一宿。
　　到了京城，能不应酬就不应酬，要非吃不可，随便找个面摊大排档就打发了，要做到即使对方的脸红得像猪肝，你也不要在意，要使用联想法增加食欲，边看边吃，就当下饭菜了。争取多吃点，回去的路上还能多顶一阵，顺便把下顿的饭也省了。
　　遗憾的是，即使你能做到，也未必可以打破这个纪录，因为海瑞先生瘦，还是精瘦（可以参考画像），吃得不多不说，衣服用的布料也少，想要超越他，那是非常困难的。
　　与得罪京官相比，之前冒犯下属实在是件小事，但要和后来他得罪的那两位大人物比较起来，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也正是由此开始。
　　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当时他已经是东南第一号人物了，其实说来滑稽，以海瑞的背景和官衔，别说得罪，想见胡总督一面，起码也得等上半个月，还要准备许多给门房的红包。
　　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方法，海瑞兄不但让胡宗宪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且一分钱没花，还从胡总督那里额外挣了好几千两银子。
　　
　　[1023]
　　说到底，这事还得怪胡宗宪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虽说他本人也贪，但还不至于和海瑞这种级别的人打交道。可惜他的儿子没有他的觉悟。
　　话说胡公子有一个习惯——旅游，当然他旅游自己不用花钱，反正老子的老子是总督，一路走过来就一路吃，一路拿，顺便挣点零花钱，这还不算，他还喜欢反复游览同一景区，走回头路，拿回头钱。
　　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知府知县盼着他去，毕竟是总督的儿子，能美言两句也是好的，反正招待费不用自己出，何乐而不为。
　　但是海瑞不愿意，在他看来，国家的钱也是钱，绝对不能乱花，对此很不感冒。可是不感冒也好，不愿意也罢，该来的还是要来。
　　在一次游览途中，胡公子恰好经过淳安，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当地招待所，等着县太爷来请安，事情就此开始。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瑞的耳朵里，尽管下属反复强调这是胡宗宪的儿子，海瑞的回答却只有一句：
　　“胡宗宪的儿子，又不是胡宗宪，管他做甚？”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就按打发一般客人的标准请胡公子用饭，海瑞先生自己吃糙米饭，喝咸菜汤，他招待客人的水平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于是很快第二个消息传来，胡公子大发脾气，把厨子连同招待所管理员吊起来狠打了一顿。
　　大家都急了，正想着如何收这个场，让总督的儿子消消气，海瑞却把桌子一拍，大喊一声：
　　“还反了他了，马上派人过去，把他也吊起来打！”
　　这个天才的创意超出了所有人的思维范畴，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包括打人的衙役在内。看见没人动，海瑞又拍了一次桌子，加了一把油：
　　“去打就是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
　　本来就不待见你，竟然还敢逞威风，打不死你个兔崽子！
　　好，这可是你说的，反正有人背黑锅，不打白不打，于是众人赶过去一阵火拼，虽说胡公子身边有几个流氓地痞，到底打不过衙门里的职业打手，被海扁了一顿，这还不算，海县令做完了打手还要干抢劫，连这位胡公子身边带着的几千两银子也充了公。
　　
　　[1024]
　　人打完了，瘾过足了，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被送走了，海大人也差不多该完蛋了。这就是当时众人对时局的一致看法。打了人家的儿子，抢了人家的钱，还不收拾你，那就真是没有天理了。
　　海瑞却不这么看，他告诉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无须害怕，这件事情他能搞定。
　　怎么搞定？去磕头请安送钱人家都未必理你！
　　不用，不用，既不用送钱，也不用赔礼，只需要一封信而已。
　　事实确实如此，万事如意，天下太平，一封信足矣。
　　奇迹啊，现将此信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胡大人，我记得你以前出外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各州县都要节约，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但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他认为招待过于简单，竟然毒打了服务员，还敢自称是您的儿子，我一直听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这个人一定是假冒的，败坏您的名声，如此恶劣，令人发指，为示惩戒，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我没收，充入国库，并把此人送到你那里去，让你发落。
　　胡宗宪看到之后哭笑不得，此事就此不了了之，海瑞依然当他的县令，胡宗宪依然抗他的倭，倒是那位胡公子，据说回去后又挨了老爹一顿臭骂，从此旅游兴致大减。
　　这是一段为许多史书转载的记录，用以描绘海瑞先生的光辉形象，但事实上，在它的背后，还隐藏着两个不为人见的重要信息：
　　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海瑞先生虽然吃糙米饭，穿破衣烂衫，处事坚决不留余地，却并不是个笨人，蠢人做不了清官，只能当蠢官。
　　而隐藏得更深的一点是：胡宗宪是一个品格比较高尚的人，虽说海瑞动了脑筋，做了篇文章，但胡宗宪要收拾他，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总督要整知县，随便找个由头就行了，儿子被打了，脸也丢了，胡总督却没有秋后算账。所以他虽然不是个好父亲，却实在是个好总督。
　　这一次，海瑞安全过关，但说到底，还是因为遇见了好人，下一次，他就没这么幸运了。
　　说来惭愧，明代人物众多，但能上兄弟这篇文章的，毕竟是少数，因为篇幅有限，好人也好，坏人也罢，只有名人才能露脸。
　　就以严党为例，其实严嵩的手下很多，我算了一下，光尚书侍郎这样的部级官员就有二十多个（包括南京及都察院同级别官员在内），当年虽然耀武扬威，现在却啥也不是，所以本着本人的“写作三突出”原则（名词解释：在坏人中突出主要坏人，在主要坏人中突出极品坏人，在极品中突出坏得掉渣的坏人），在其中只选取了严世蕃、赵文华和鄢懋卿出场，其中赵文华是配角，鄢懋卿龙套。
　　但事情就这么巧，鄢龙套虽说已经退场，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全拜海瑞所赐。
　　
　　[1025]
　　真是机缘巧合，在当年像海瑞这样的小人物，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红人都有过联系，得罪完胡总督，又惹了鄢御史。
　　嘉靖三十九年（1560），鄢懋卿受皇帝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盐政，鄢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真是打着电筒也找不出闪光点，每到一处吃喝嫖赌无不涉猎，还要地方报销，这也就罢了，偏偏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俭朴，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要厉行节约。
　　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鄢大人来到了浙江，准备由淳安路过，海瑞不想接待，也没钱接待，希望他能绕道走，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你要设置路障不让他过，似乎也说不过去。
　　于是海大人开动脑筋，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
　　这封信十分奇特，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大大地捧了他一番，说您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等等，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诉苦：
　　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谣言，说您每到一地接待都非常奢华，我们这里是个穷县，如果按那个标准，我们实在接待不起，况且还违背您的本意。可万一……，那我们不就得罪大人您了嘛。
　　卑职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您请教，给我个出路吧。
　　这就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鄢懋卿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毕竟是老江湖，他派人去摸了海瑞的底，发现这哥们软硬不吃，胡宗宪也吃过亏，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绕道走！
　　海瑞再次赢得了胜利，却也埋下了祸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
　　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俭朴之外，有时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他的母亲生日，海县令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两斤肉，当他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
　　人人都知道，海县官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砍柴，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买菜，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就算积德了。
　　然而他买肉了，竟然还买了两斤，等他付完钱，接过肉一声不吭地扬长而去时，在场的人的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
　　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
　　“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啊！”
　　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1026]
　　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的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播到了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胡宗宪也知道了。
　　于是，在之后召开的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突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
　　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似乎很可笑，不是吗？
　　我不觉得。
　　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淳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憧憬的笑容。
　　这和发年终奖无关，要知道，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
　　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劣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就要回家种红薯，而要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
　　海瑞无疑是优等，不管别人对他有何等看法，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安县的官员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您去哪里，只要不在这里就好，祝您一路顺风。
　　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时，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却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定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
　　完了，彻底地完了，这下整个嘉兴地区都轰动了：你们淳安县城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
　　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嘉兴的官员们随即开始了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关系，统统都去找，务必要把海瑞赶走。
　　很快，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是都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鄢懋卿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我们不难猜出其中奥妙，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
　　
　　[1027]
　　但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职位，并接到了吏部的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
　　兴国是个穷地方，调去那里似乎也算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鄢懋卿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还会被革职查办。但他万没想到，此人虽然未能晋升，却也保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所以吃惊之余，他也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
　　鄢懋卿的直觉没有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衡。
　　在这个世界上，有正直的人，自然就有欣赏正直的人，朱衡就是一个，别人厌恶海瑞，他却赞赏有加，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破格提拔了他。
　　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是个副部长。
　　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兴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衡的保护，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危机，此时他四十九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任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已是他的宿命。
　　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短短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闻名天下，并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恐怕连海先生自己都不会相信。
　　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命运之神实在很照顾海先生，他虽然性格不对，天赋不高，运气却出奇地好，虽然他后来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
　　在海瑞看来，兴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下又轮到兴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兴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从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
　　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此时是嘉靖四十三年（1554），还没到三年考核期，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七品到六品，一切都莫名其妙。
　　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地方变了，人却是不会变的。
　　
　　[1028]
　　在地方当县令就敢和总督对着干，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麻烦，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在亲眼见识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名疏，用他的正直痛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
　　在明代，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我只能说，不是侥幸，绝不是侥幸。
　　因为骂人固然轻松，却还要看你骂得是谁，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绝对可以排在前三名，这个人极其难搞，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最、杨爵、高金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得打个半死。
　　好汉不吃眼前亏，事实证明，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老太太吹吹牛：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咧。
　　基于这种动机，在骂人的时候，诸位言官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的好。
　　海瑞偏偏就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成本这个概念。他只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就该为民做主！
　　他不是不清楚呈上奏疏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据说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得进去，凑合能用就行。
　　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却只是平静地对她说：
　　“记得到时把我放进去就是了。”
　　如果说杨继盛是死劾，那么海瑞大致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要知道，脑袋一团浆糊，盲人瞎马地掉下山崖，那叫失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他勇气的证明。
　　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
　　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
　　
　　[1029]
　　不听话的下属
　　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自己的情节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挂在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
　　因为皇帝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他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疏，看了第二遍。
　　嘉靖不是个笨人，他知道，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疏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忠诚、尽责和正直。
　　于是他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
　　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君，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
　　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看起来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
　　你要明白，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
　　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火了，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
　　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
　　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
　　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
　　但是这事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号人，平时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
　　
　　[1030]
　　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
　　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
　　“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
　　“此人的目的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正中他的圈套！”
　　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高级干部嘛——比如徐阶同志。
　　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对他而言，蹲牢房也算不上是啥坏事，反正家里和牢里伙食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
　　事实上，在徐阶看来，海主事闹出的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1031]
　　嘉靖四十五年( 1566)三月，经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寂寂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1032]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52），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
　　傻子也知道，这都是徐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
　　说句实诚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大人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
　　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地出乎了徐阶的意料。
　　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
　　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呆在西苑。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呆在西苑的值班房，坐下就不走。
　　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呆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
　　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要人盯着。
　　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有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
　　“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
　　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
　　“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朴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您就交给我们就是了。”
　　徐阶当时就发火了。
　　
　　[1033]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也有点阴阳怪气，所以二十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
　　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
　　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
　　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裕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
　　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
　　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
　　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帐，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更为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朴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
　　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
　　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
　　
　　[1034]
　　天才，就是天才
　　当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在京城晃悠了大半年，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
　　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嘉靖四年（1525）,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却突然开口，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
　　“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
　　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龟）。
　　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
　　此时的张白圭，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
　　
　　[1035]
　　两百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
　　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二百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而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工作，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二十岁就考中了秀才，此后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七次举人都没有中，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
　　父亲实现不了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但奇迹还是发生了。
　　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一岁多就会说话了，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
　　一晃张神童就五岁了，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他说：
　　“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
　　所谓考试，是考县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张白圭十二岁。
　　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士翱，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
　　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整个荆州都议论纷纷，可李士翱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
　　“国器！国器！”
　　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
　　在他看来，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
　　“你的儿子前途不可限量，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我看就改名叫居正吧。”
　　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做张居正。
　　
　　[1036]
　　秀才考上了，下一步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您得在学校再熬个两三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
　　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在考试开始之前，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璘得知，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
　　六十五年前，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璘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
　　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得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去。这是面试关，满意通过。
　　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张居正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璘十分惊讶，赞赏有加。
　　两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
　　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犀带。
　　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璘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
　　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
　　在明代，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璘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犀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
　　但他认为，眼前的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
　　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璘的肚子，随即作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
　　
　　[1037]
　　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璘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
　　这是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纪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
　　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多年以后，张居正再次遇见顾璘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
　　顾璘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见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
　　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
　　嘉靖十九年（1540），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
　　正如顾璘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每天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
　　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
　　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
　　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他是辽王府的护卫。
　　
　　[1038]
　　荆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
　　根据明代规定，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两百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叫做朱宪火节。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明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火星字典里都找不到，原因很简单，这些字压根就不存在。
　　说到底，这还要怪朱重八，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具体如下：自他以后，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
　　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照”、“棣”、“基”之类的现成字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子，取重名又是个大忌讳，于是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都是绞尽脑汁，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确定偏旁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就算凑合了。
　　这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其中一个受害者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就头疼，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只能也照样拼一个。
　　而这位辽王朱宪火节（为省事，以下称辽王）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为人也不咋地，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
　　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
　　归根结底，这还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
　　“你看人家张白圭多有出息，你再看你……”
　　被念叨了十多年，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
　　但恨归恨，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
　　
　　[1039]
　　在很多电视剧里，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下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
　　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比如辽王，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说到底，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
　　但仇恨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能怎样呢？
　　虽说藩王不受朝廷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
　　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了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手中无兵无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奈我何？
　　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却只能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此时，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
　　所谓特权，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力，
　　这就是特权，在特权的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是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
　　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1040]
　　辽王不会想到，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地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
　　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
　　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
　　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张居正二十岁。
　　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中第，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
　　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狂没有好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
　　庶吉士培训班每三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二十六年的这个班，却实在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殷士儋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
　　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的他看来，严大人六十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让人佩服得紧。
　　所以在此后的两年中，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
　　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
　　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居正与严嵩决裂。
　　
　　[1041]
　　在这一年，“庚戍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
　　此时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进言，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也百般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
　　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寄以重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
　　严嵩日复一日地乱来，徐阶日复一日地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地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
　　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
　　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竞不敢出一言，何则？！
　　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
　　看到信的徐阶却仍只是笑了笑：
　　小子，你还太嫩了。
　　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1042]
　　从神通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
　　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
　　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凹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
　　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
　　作为一个藩王，呆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
　　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做诗，强颜欢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1043]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已任。
　　所谓以天下为已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决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1044]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打枪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能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你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就错了.
　　
　　[1045]
　　在徐党中，张居正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
　　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时来、董传策、张翀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藩，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
　　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一转眼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
　　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
　　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不起眼，但事实绝非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祭酒）。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滴。
　　况且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算盘精到这个份上，徐阶兄，我服了你！
　　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一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极大的麻烦。
　　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得没了谱，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
　　照这个势头看，即使要去炸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
　　而这一切，张居正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
　　
　　[1046]
　　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在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谕德。
　　右谕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四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谕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讲官。
　　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这样，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讲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士儋，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高考时是他批的卷）。
　　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徐阶本打算让张居正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了。
　　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
　　他惊奇地发现，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
　　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
　　高拱这个人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很少能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且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
　　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吗，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我告诉你，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徐阶都要靠边站。
　　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裕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
　　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朴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
　　郭朴是他的同乡兼战友，就不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
　　
　　[1047]
　　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叔大（张居正字叔大）外，尽为无能之辈。
　　刚到国子监的时候，高拱对自己的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这要换了个人，估计早就闹起来了。
　　然而张居正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对他刮目相看。
　　几年之后，当两人以裕王讲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器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
　　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那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以君之材，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
　　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
　　在那一刻，五十二岁的高拱与三十九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
　　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
　　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遗憾的是，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有一个叫胡应嘉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
　　
　　[1048]
　　他的本意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
　　这下子胡应嘉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
　　完喽，胡应嘉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对此事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
　　无奈之下，胡应嘉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博。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
　　很快，他就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
　　其次，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
　　最后，高拱曾把自己西苑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
　　这三个情况看上去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应嘉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
　　我曾整理过明代言官的奏疏，看过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但要论阴险毒辣之最，那还要算是胡应嘉的这封大作，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
　　“臣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身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值庐（即值班房）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
　　毒，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提议立太子，都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是要另起炉灶吗？　
　　按照嘉靖的性格，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日，即是高拱毙命之时。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应嘉已经看透了高拱与徐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没准还能得到他的赏识。
　　顺便提一下，胡应嘉是徐阶的老乡。
　　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应嘉布置完毕，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想怒也怒不了了。
　　
　　[1049]
　　此时的嘉靖同志已经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阎王那里报到，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应嘉的弹章？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入了高拱的手中。
　　当高拱看完这份奏疏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辅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到郭朴，商量反击的对策。
　　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应嘉，徐首辅恨不得去撞南墙，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
　　嘉靖死了
　　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那才是怪事。
　　要知道，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修道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据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金（Au）、银（Ag）、汞（Hg）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
　　嘉靖是个好同志，就这么些玩意，他一吃就是四十年，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是坚强地活到了六十岁，奇迹，真是奇迹。
　　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四十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写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
　　嘉靖是个聪明人，十六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夏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到，武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
　　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幅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
　　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
　　嘉靖很自私，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就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为了享受，就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
　　总之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
　　不过如此
　　所以对他的死，也只有一个字可形容：
　　该
　　
　　[1050]
　　不朽
　　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第一个接到死讯的人，是徐阶。
　　当然，你要指望他号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徐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
　　他立刻下达了命令：
　　“把张居正叫来！”
　　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一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里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十二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
　　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置可否。
　　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有啥好激动的。
　　但他还是激动了，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
　　“要写一道遗诏，我来拟，你来写。”
　　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
　　在明代，皇帝活着的时候可能发布过无数文件，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
　　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嘱，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您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
　　遗诏在手，天下在握。
　　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
　　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徐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
　　但他并不知道，当他埋头写作之时，徐阶也曾反复审视着他，眼光中充满了得意。
　　太好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这是徐阶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招，也是他政治智慧最为辉煌的闪光。
　　在这个夜里，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将积蓄了二十多年的怒火全部发泄，彻底否定了几十年胡搞乱搞的嘉靖，痛斥他的乱政怠政，当然，从程序上看，这些话都是嘉靖同志自己说的，怪不得别人。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嘉靖遗诏》，据说全文刊出后，举国欢腾，许多文人纷纷写诗讴歌此文，个别不地道的，竟敢在大丧期间放鞭炮庆祝，皇帝干到这个份上，失败，太失败了。
　　凭借着这封遗诏（作者大家心里有数），徐阶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权势也如日中天，高拱的气焰被打压了下去。但事实上，在那个夜晚，这封遗诏并不是徐阶最为得意的成就。
　　
　　[1051]
　　真正的收获是张居正。
　　天真的张居正并不知道，当他提起笔，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他与高拱已经彻底决裂。
　　正是因为遗诏极为重要，所以根据惯例，其拟定必须由内阁大臣共同商议决定，但在那天夜晚，到达现场的人，却只有一个徐阶，高拱、郭朴、李春芳都不知道，统统被放了鸽子，这是大忌中的大忌。
　　李春芳是个老实人，也就算了，高拱和郭朴却不是好打发的。竟敢背着我们吃独食？饶不了你！
　　不久高拱得知，与徐阶一同草拟文件的还有一个人，而此人竟然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什么级别？凭什么拟遗诏！
　　他大吃一惊，又怒不可遏，一颗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从此以后，张居正不再是他的朋友和伙伴。而对于张居正而言，在老师和朋友之间，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姜还是老的辣，狐狸还是老的精。
　　一天之后，京城监狱的看守得知了嘉靖的死讯，他们商议了一下，便开始分配工作，买菜的买菜，买肉的买肉，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然后请牢里的一位犯人吃饭。
　　这个犯人名叫做海瑞。
　　自从骂完皇帝，海瑞先生的名气是一天大过一天了，无数官员把他当作榜样，有些老百姓甚至把他的相挂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
　　现在皇帝死了，以海瑞的名头，自然是无罪开释，加官进爵，看守们也想求个进步，便打算投个机，请海大人吃一顿，将来也好有个照应。
　　饭菜送到牢房里，海瑞一看，有鱼有肉，再一算，太上老君的生日还差得远，自己的生日更不靠谱，明白了，这是断头饭。
　　所谓断头饭，就是杀头前吃的饭，一般说来都还不错，咱中国人仁义，坚决不给阎王增加负担，保证不让一个饿死鬼去报到。当然了，这顿饭一般人都吃不下去——心理压力太大。
　　可要搁到海瑞身上，那就是两说了，海猛人二话不说，提起筷子就刨，狼吞虎咽，吃完了还要添，等到盘子能够照出人影，他终于吃完了。
　　然后他坐了下来，看着看守，那意思是我吃完了，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看守被他那种找死的眼神看得发毛，便小心翼翼地对他说：
　　“海先生，你还不知道吧，皇上已经驾崩了，您很快就能出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写进了大大小小的史书，堪称史上之奇观。
　　
　　[1052]
　　在听到这句话后，海瑞呆了一会，然后突然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喘不过去，然后就开始吐，先吐这顿的，再吐上顿的，最后是黄胆水。
　　看守呆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魂不附体，紧紧贴着墙壁，一动也不敢动。
　　海瑞是真哭，嘉靖死了，他很悲伤，说来真有点讽刺意味，嘉靖信任严嵩、信任徐阶，给了他们高官厚禄，结果一个把他当工具，一个把他当傀儡，唯一为他的死而感到悲哀的人，竟然是那个痛骂过他，又被他关进监狱的海瑞。
　　嘉靖，原来你竟如此的孤独。
　　而对于海瑞的这一表现，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捧他的人刻意回避，压根不提，骂他的人说这是他愚昧与盲从的集中体现。
　　记得在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套连环画《说岳全传》，算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在每本连环画的前言部分，会介绍本集故事梗概，但无论是哪一集，下面总会有这样一句话：请读者注意，岳飞的行为是封建忠君思想的体现，应该予以批判。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句相当无耻的话。
　　封建社会嘛，又没有民主推荐、差额选举，除非你自立门户，不然除了忠君还能忠谁，难不成去信上帝？
　　在封建时代，就做封建时代的事，说封建时代的话，别指望人家有多高的觉悟，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
　　海瑞没有看过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书，嘉靖活着的时候，海瑞骂他，是尽本分，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他，也是尽本分。
　　本分，本分而已。
　　但哭是哭不死的，哭完了还得活，不出看守们所料，海瑞很快就被释放了，几年之后，他将再次出山，并闹出更大的事情。
　　十天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死讯，这其中也包括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的一个平民，对于这个消息，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因为十几年前，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嘉靖时，就已经料定，这位嗑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写他的那本书。
　　三十年多前，作为一个想要考取功名的秀才，他曾三次参加乡试，不过运气不太好，总是考不上，于是一气之下，便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
　　虽说名落孙山总是一件悲痛的事，但这个人的落榜实在值得全人类放鞭炮庆祝，因为他的名字叫李时珍。
　　
　　[1053]
　　事实上，李时珍原本不想做医生，因为他的父亲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也有点钱，但在那年头，四书五经才是正道，医学算是杂学，那么医生就是杂人了。
　　杂人自然是不受待见的，有钱又如何，就是瞧不起你！所以李时珍的老爹千叮咛万嘱咐，将来千万不能从医。
　　李时珍是听话的，但就是考不上，你有什么办法？更为麻烦的是，二十岁的时候，他还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腾，死去活来，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于是不久之后，久病初愈的他找到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
　　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不想再让别人承受。
　　在我看来，这大致就是李时珍的行医动机。
　　虽说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点天赋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
　　这么看来，现在医院里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镇门诊，二三十岁的医生只能坐在一旁打苍蝇，也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医术如何暂且不说，人家毕竟多活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李时珍明显不是一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一点潮流意识都没有，他给穷人看病，竟敢不收上百万的医疗费，竟敢热情问诊嘘寒问暖，竟敢免除所有的检验费、治疗费，实在是“罪大恶极”！
　　行医十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李时珍就这么坚持了下来，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却越来越大。
　　于是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地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
　　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不是傻瓜，他答应了。
　　在楚王府，李时珍干得很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神医，名震天下。
　　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尤其是嘉靖这样的人，所以在听说李时珍的大名后，他便告诉楚王，你另外找一个医生，把这个给我送过来。
　　就这样，李时珍进入了太医院，并见到了大明帝国最高级的病人嘉靖。
　　其实能进入太医院，李时珍是很高兴的，能做到太医，也算是医生中的成功人士了，不得意一下，实在也说不过去。
　　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了。
　　
　　[1054]
　　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厌恶庸医等等，李时珍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那么多年，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过得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
　　李时珍是神医，在那个年头，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是没病找病。
　　嘉靖其实身体很好，只要能够坚持锻炼，每天早上跑跑步打打太极拳，活个七八十岁应该不成问题，可他的目标过于远大，七八十？至少也要活个七八百才够本。
　　于是他开始没事找抽，日复一日地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金丹，李时珍倒是劝过他，也想帮他，却毫无用处。
　　这实在怪不得李时珍，因为要从科学门类来分，嘉靖同志弄的这一套应该算是有机化学，隔行如隔山，李医生当年也没搞过化学，只能爱莫能助了。
　　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嘉靖接着磕他的药，李时珍接着搞他的研究，直到有一天，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不到更多东西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无限向往的地方。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他三十五岁，见过最穷的贫民，也看过最富的天子，到过寒酸的茅舍，也走过金銮大殿，人世间的富贵、疾苦他已了然于胸。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爹就是被一堆奇形怪状的药材给治死的，在表示哀悼的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李时珍的那个年代，患了感冒开给你几剂砒霜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没办法，咱中国地大物博，药材植物也多，到底哪种东西治什么病，谁都搞不清楚，被乱治胡吃搞死的人，也只有阎王才能数得清。
　　忆往昔，他此起彼伏，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李时珍开始写这本书，要知道，医书不是小说，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点、疗效。坐在家里胡编乱造，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
　　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奇特而艰苦的生活。
　　
　　[1055]
　　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此时的李时珍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医术且不说，想想当初这人给皇帝都号过脉，那就是御医，说起来咱这辈子还看过御医，也够吹个三五十年的。
　　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高了，李时珍就算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行，足迹踏遍了全国十三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药物的疗效，他曾亲自品尝过许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差点植物中毒，一命呜呼。
　　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
　　但他依然执著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经二十六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的所有医书，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医学著作。
　　《本草纲目》共计十六部，五十余卷，全书记载药物一千九百余种，还详细记载了这些药物的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并全部附有手绘插图（佩服），此外书中还收入经检验有效的方剂一万一千多则。
　　李时珍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此书的出版。
　　三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脱销，并迅速传入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一带，几十年后又传入欧洲、北美，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而李时珍也得以超越嘉靖、徐阶、张居正，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
　　而对于《本草纲目》的意义，其实不需要用它的传播范围以及受到的夸赞加以肯定，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出现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直到现在仍然继续，这就够了。
　　鲁迅先生除了痛斥庸医外，自己也当过医生，当然，之后他又不干了，原因大家在课本里都学过，他觉得医人无用，“启发民智”才是正道。
　　对于这个判断，自然不能说错，但凑巧的是，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1056]
　　在很久以前（具体多久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医生，这位医生的医术很高明，很多人来找他看病。
　　当时恰逢战乱，打得你死我活，敌对双方的受伤士兵都来找他治疗，他来者不拒，悉心照料使他们很快康复。
　　很快，他就惊奇地发现，原先治好的人竟然又负伤了，还是来找他，没办法，战争年代刀剑无眼，其实我们也不想光荣负伤，您受累了。
　　看起来这场仗时间很长，不断有新伤员来找他，但让人高兴的是，老伤员似乎越来越少——战死了就不用治伤了。
　　如此周而复始，他终于崩溃了，我治好了他们，他们又去打，然后又负伤，我再去医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于是他丢掉了药箱，远离了诊所，跑到山区隐居起来。
　　但没过多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又回到了诊所，照旧开始医治那些负伤的士兵。
　　于是有人问他：
　　“为什么你会回来医治这些人？”
　　他笑着回答：
　　“因为我本就是个医生啊！”
　　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无论徐阶是否斗倒了严嵩，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改革家，都不关李时珍的事，他只是一个医生，他知道，生命很珍贵，也很柔弱，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命的存在。
　　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历经困苦三十年著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
　　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的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将我的一生奉献于为人类服务。
　　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所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的同道均是我的兄弟。
　　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政治派别或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
　　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下，我决不将我的医学知识用于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事情。
　　我出自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
　　——1948年医学日内瓦宣言
　　我知道，李时珍没有读过这一段宣言，但他做到了。
　　他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人是没有派系的，最伟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在我国漫长的你死我活斗争史中，我写下了这一节，并以不朽命名，以纪念这个医生，这个超越信仰与差别，以一己之力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伟大人物。
　　伟大的李时珍医生永垂不朽！
　　
　　[1057]禁书
　　与上一节不同，这一节我考虑了很久才落笔，按说嘉靖都死了，追悼会也办完了，事情就完了，该他儿子出场了。
　　如果还要接着搞总结，相信会有人说我罗嗦，天地良心，我从来不管小事，问题不闹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是断然不会被写下来的，而这嘉靖年间的最终问题，如果不写，实在是对不起那几位光辉人物，于是我毅然决定，把这个最后的问题写完。
　　嘉靖年间是个多事的时代，嘉靖本人复杂，连带着他的大臣、子民跟着一起复杂，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忠臣、奸臣、骂臣、海盗、汉奸、英雄、还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友人进来掺和，不热闹是不可能了。
　　对了，还漏了一个，文人。
　　嘉靖这四十五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时期，有人说是嘉靖中兴，也有人说是亡于嘉靖，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否认的——灿烂的文化。
　　除了杨慎、王世贞、徐渭等人的诗词书画外，更值得人们骄傲的是，在这个时期前后，伟大的明代四大名著已经全部诞生，并得以发扬光大，它们分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金瓶梅》。
　　由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老熟人，所以成书年代也差不多（明初），而到嘉靖年间，由于市民文化普及，这两本书已经家喻户晓，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至于《西游记》，我们目前得知的是，其作者为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其它情况不是不祥，就是存在争议，吴先生就如同孙猴子一样，神出鬼没，难以捉摸。
　　而《金瓶梅》，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本书了，连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不过大抵也就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之前的这一段，跑不了多远。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金瓶梅》是一本具有伟大意义的杰出著作，它应该被堂而皇之地与其他三本书摆在一起，被后人顶礼膜拜。
　　
　　[1058]
　　《金瓶梅》的作者以其精湛的笔法，深刻的思想，勾勒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知名人物（拜水浒所赐）的形象，并以这些鲜活的人物描述了明代中期的市民生活、被冲击得千疮百孔的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遏制的思想解放与性解放潮流（拜王守仁心学所赐）。
　　即使从文学体裁上讲，它也是杰出的，连一些红学家也认为，《红楼梦》关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写作，是承继自《金瓶梅》的。
　　疑问最多的，大概就是此文的作者了，那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如果要列出嫌疑名单，是可以另写一本书的，其实作者不留名倒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书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专用名词：糟粕），咱们到底是礼仪之邦，有些事情上不得台面，写了这么个玩意，总还是有点不良影响，要顾及脸面。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作者嫌疑人，说起来还和严世藩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位西门庆是有原型的，而原型就是严世藩。
　　其实就生活腐化而论，西门庆和严世藩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西门庆的老婆说起来也就潘金莲那么几位，严世藩那就多了去了，基本都是两位数起算，要谈贪污的钱财数目，更是无从说起，西门大官人才什么级别，严侍郎可不是吃素的。
　　当然，说他们两人有关系，那也不是凭空讲白话，人家还是有证据的，比如严世藩同志又叫东楼，东楼和西门似乎还对得上，再比如严世藩同志有个小名，叫做庆儿，这种类似猜谜类的玩意数不胜数，就不多说了。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扣上这个帽子，实在是因为他和严嵩有仇，且名声太大，文章写得太好，大家觉得如此精彩的一本小说，不是寻常村夫或是文学青年能写出来的，思来想去，就是他了。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人说王世贞不是作者，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不搞考证，也就不写了。
　　不管有多少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明代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文化，伟大的四大名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了经典，此后的五百年中，除了一部《红楼梦》，无人可望其项背，不知道后面那帮人都干嘛去了。
　　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禁书，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
　　我大致知道许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
　　真正被禁的，是《西游记》。
　　
　　[1059]
　　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皇帝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它会被禁了，这种骂人不吐脏字的把戏历来就不少见。还有那句著名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除了孙猴子外，估计也没人敢说。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至少我认为如此。明穆宗朱载垕
　　公元1566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
　　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
　　不管怎样，毕竟已经是皇上了，隆庆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
　　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似乎有点不对劲。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面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
　　沉默的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
　　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本没有他的份，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面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
　　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的，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滑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只能是重在参与了。
　　而现在看着下面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点感叹：我怎么会呆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
　　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郑履淳，他慷慨陈词，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
　　
　　[1060]
　　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尚宝丞，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
　　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
　　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
　　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他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
　　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想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并不过分。
　　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
　　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一般是首辅）层层审批，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
　　要不说清楚，一个子都甭想动。
　　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
　　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触这个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了。
　　原先内库还有点钱，但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
　　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
　　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有事干了。
　　首先是给事中魏时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桂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詹仰庇，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1061]
　　这位詹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两三年，虽说资历浅，可谓是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
　　“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某某某某（此处略去），现在您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您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
　　皇帝又愤怒了，户部又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拨一拨地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然而这一次，他忍了下来，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詹三本又行动了。
　　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这事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
　　好了，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
　　“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啊，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您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
　　“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虽死贤于生）。”
　　这就是无理取闹了，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还要你寻死觅活？
　　隆庆收到奏疏，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
　　“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的家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
　　就这样，詹仰庇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而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史料原文）。
　　于是感奋不已的詹仰庇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
　　
　　[1062]
　　事实证明，詹仰庇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了个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
　　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
　　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自然就是身边的那几位讲官了，除殷士儋外（原因很复杂，后面再讲），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隆庆初年（1567），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
　　在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面，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衔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和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
　　其实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
　　
　　[1063]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
　　不过幸好，除了论资排辈外，明朝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
　　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
　　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
　　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京察就是中央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统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
　　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一百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
　　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藩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那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
　　想当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二十多年人，又干了十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
　　
　　[1064]
　　那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除了徐阶外，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
　　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大的，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反正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
　　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就是山西人。
　　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博还没作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了。
　　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疏，大声疾呼应该让胡应嘉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程序问题。
　　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了？
　　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严厉色，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眼瞟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朴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要严惩胡应嘉。
　　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势打了个滚：
　　“那好吧，我也同意。”
　　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事实证明，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处罚令下达之日，就是他倒霉之时。
　　自打胡应嘉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高拱就没消停过，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胡应嘉替我们说话，既然高大人要他下课，我们就要高大人下台！
　　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高拱不愧为老牌政治家，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
　　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敬。
　　欧阳一敬，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江湖人送外号——骂神。
　　
　　[1065]
　　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只要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
　　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晋应槐，晋应槐罢官。
　　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份，董份罢官。
　　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军区司令员）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一状，饱经沧桑的俞大猷大侠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
　　三个月后，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陈其学、戴才罢官。
　　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很敢弹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接着往下看，因为他还曾经弹劾以下这些人（排名不分先后）：
　　英国公张溶，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隆等等等等。
　　所谓英国公，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的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隆都督是特务头子。
　　弹劾结果：以上官员中，除英国公张溶外，全部罢官。
　　总而言之，在欧阳一敬不到十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二十人，并附侯爵一人，伯爵两人。
　　当我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禁感叹，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
　　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敬实在是骠悍得紧，不但弹劾高拱，还捎带了杨博，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
　　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
　　“胡应嘉弹劾的事情，我事前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应嘉，就先处罚我吧！”
　　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
　　这回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
　　齐康也是御史，但老师吃了亏，同行也就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敬，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
　　齐御史刚出头，就被欧阳一敬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个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
　　这下再也扛不住了，隆庆元年（1567），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同乡好友郭朴也退了休。
　　徐阶，算你狠，我们走着瞧！
　　
　　[1066]
　　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徐首辅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尚且敢跟严嵩对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高学士，内阁里你排老几？
　　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不算。
　　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
　　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
　　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
　　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呆在北京，想要出去转转。
　　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
　　隆庆终于出离愤怒了，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一气之下，他毅然收拾行李，还是去了。
　　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
　　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要知道，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原因也十分简单——疲惫，以及欣慰。
　　隆庆二年（1568）,徐阶六十六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
　　四十八年前，他十八岁，家住松江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他的教诲：
　　“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
　　四十五年前，他二十一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
　　“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
　　三十八年前，他二十八岁，面对首辅张璁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
　　“我从未曾依附于你！”
　　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
　　二十年前，他四十六岁，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四年前，他六十二岁，经过十余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1067]
　　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到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
　　徐阶这一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奋发图强地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
　　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徐阶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
　　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
　　除了张居正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
　　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正五品），专管审案，也算发挥特长。
　　不久之后，这位当年的小教谕竟然当上了都察院佥都御史（正四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
　　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辅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
　　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错误的任命，很快，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
　　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
　　隆庆二年（1568）十一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
　　四十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
　　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回家了，终于。
　　
　　[1068]你的命运，在我的手中
　　世界上的事情实在是说不准的，短短两年，高拱和郭朴走了，徐阶也走了，原本甩尾巴的张居正一下子排到了第三，当然，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因为甩尾巴的依旧是他。
　　所谓老实人不吃亏，李春芳现在有了充分的心得，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看起来，和平终于来临了。
　　不过终究只是看起来而已，很快，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
　　隆庆三年（1569），赋闲在家的徐阶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省事起见，但凡遇到这种情况，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
　　但这一次，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这位虽不是官，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
　　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叫了进来。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
　　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
　　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后，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在他四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怪事、怪人，但眼前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我在内阁混了十几年，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服我管，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流子，竟然要扶持我当首辅！
　　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这是退休生活中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邵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失望、以及仇恨。
　　
　　[1069]
　　于是被赶出徐家之后，他立刻调转了方向，前往另一个地方——河南，在那里，他将会见第二个人，并兑现自己的诺言。
　　十几天后，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位邵大侠，也听到了他的承诺，但与徐阶不同的是，他相信了眼前的这位神秘访客。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
　　我最早是从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这一记载的，当时只是一笑了之，从古至今，像邵大侠这样的政治骗子一向不缺，拿着几份文件，村长就敢认部长的，也不在少数。
　　一个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怎么可能把高拱扶上首辅的宝座？打死我也不信。
　　然而打不死，所以我信了。
　　因为在后来的查阅中，我发现，有许多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记载了这件事，而种种蛛丝马迹同时证明：这位邵大侠虽然是个骗子，却是骗子中的极品。
　　邵大侠，真名不详（一说名邵方）、具体情况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混混。
　　这位仁兄自小就不读书，喜欢混社会，一般说来，年轻人混到二十多岁，就该去找工作娶老婆了，但他却是个例外，对他而言，混混已经成为了一种事业，从南混到北，从东混到西，最后混到了京城。
　　正是在京城，他圆满完成了转型，成功地由一个小混混变成了巨混混。因为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虽不起眼，品级不高，也不是内阁成员、六部部长，却有着不亚于内阁首辅的权势。
　　他的名字叫做陈洪，时任御用监掌事太监。
　　前面曾经说过，在太监的部门中，司礼监权力最大，因为他们负责批红，任何命令没有他们打勾都不能算数。而这位陈洪兄虽也干过司礼监，此时却只是个管日用品的御用监。
　　但事实上，这位陈兄是当年最牛的太监之一，究其原因，那还要感谢嘉靖同志。
　　因为嘉靖不信任太监，加上当时的内阁过于强悍，都是夏言、严嵩、徐阶之流老奸巨滑的人物，所以司礼监的诸位仁兄早就被废了武功，又练不成葵花宝典，每天除了在公文上打勾外，屁都不敢放一个。
　　
　　[1070]
　　于是御用监脱颖而出了，你再威风再嚣张，吃喝拉撒总得有人管吧，日常用品总得有人送吧，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机会。所以不起眼的陈洪，却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
　　但太监是不能自己随意出宫的，有钱没处花，有劲没处使，于是邵大侠就成为了陈太监的联络员，而高拱，就是陈洪的第一个同盟者。
　　绝顶聪明的徐阶赶走了高拱，安插了张居正，在他看来，高拱已经永无天日，事情已经万无一失，却没有想到，还是留下了这唯一的破绽。
　　于是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经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高拱又回来了，此时距他离去仅仅过了一年。
　　得意了，翻身了，凭借着一个太监的帮助，高拱以十倍于胡汉三的精神状态回到了京城，在他看来，天下已尽在掌握。
　　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他将沿原路返回老家，而赶他回家的，是另一个太监。
　　所谓人走茶凉，有时候也不靠谱，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
　　说是这样说，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
　　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而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
　　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朝的惯例，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兼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到一个人的手中，不出鬼才怪。
　　但咱们谁跟谁啊，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
　　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
　　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二十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
　　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敬。
　　
　　[1071]
　　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
　　骂神不愧为骂神，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势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实在是一种遗憾。
　　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
　　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
　　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
　　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
　　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
　　说起这位赵兄，那也算是老熟人了，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
　　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
　　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
　　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二十年。
　　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是要求太高。
　　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
　　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
　　
　　[1072]
　　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那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目标是首辅，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
　　很快，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
　　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都察院。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都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面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
　　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
　　对于此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别忘了，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京察！”
　　要明白，言官骂人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
　　于是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
　　因为陈以勤辞职了。
　　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
　　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去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面，成为了次辅。
　　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在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
　　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
　　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海瑞。
　　
　　[1073]
　　隆庆三年（1569），海瑞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请注意，不是最大，是最肥。
　　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有的富，说到底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
　　而在当时，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万众所向，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
　　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要你升就升，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
　　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
　　所谓应天，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
　　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
　　“海阎王就要来了！”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
　　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
　　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　
　　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便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
　　
　　[1074]
　　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
　　告状不要钱！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
　　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
　　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
　　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
　　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地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
　　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谁也不触这个霉头。
　　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
　　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滴。
　　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祝各位朋友国庆愉快！各位朋友：
　　祝大家国庆愉快！
　　我自己也放几天假，假期结束就继续更新！
　　当年明月
　　2007年9月30日
　　
　　[1075]
　　不过看在徐阶的面子上，海瑞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写了封信，要他退地。
　　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
　　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
　　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六十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
　　于是他又写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
　　可是事实证明，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
　　到此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
　　他下定了决心，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
　　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
　　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最好的工具
　　活了这么大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
　　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那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
　　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
　　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
　　高拱很快对海瑞的举动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
　　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076]
　　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
　　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
　　看起来，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
　　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
　　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疏。
　　在海瑞的一生中，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疏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
　　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除他以外）。
　　而他在奏疏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出面反击。
　　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
　　只有两个人说话了
　　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
　　还真是个老实人啊。
　　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错了。
　　
　　[1077]
　　海瑞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
　　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
　　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
　　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叫做潘季驯。
　　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
　　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
　　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
　　这位兄台算是个奇人，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他的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1078]
　　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杆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
　　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
　　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那件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
　　看起来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
　　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
　　
　　[1079]
　　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
　　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算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
　　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
　　“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
　　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简单，他太贪。
　　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
　　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
　　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
　　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
　　然而高拱说：
　　“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
　　陆树德急了：
　　“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
　　“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
　　
　　[1080]
　　“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
　　事实确实如此，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
　　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
　　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
　　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
　　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比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也不能幸免，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
　　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二十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
　　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
　　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只有四处，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
　　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宣大、蓟辽），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蓟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蓟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
　　
　　[1081]
　　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就应该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
　　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飞来横财
　　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几乎同一时刻，一个人从蒙古鞑靼的帐篷中走出，在黑夜中向故乡投去了最后仇恨的一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里是敌人的营垒。
　　于是天明之时，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子，说起这位俺答兄，也算是老朋友了，当年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恋爱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把汉那吉准备要娶媳妇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
　　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便当机立断：把汉那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
　　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这位孙媳妇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答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
　　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把汉那吉依然愤怒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老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
　　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样呢？
　　思前想后，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能出一口恶气。
　　于是事情就闹到了这个份上，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个重量级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
　　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
　　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
　　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
　　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作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三天之后，俺答就来了，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十几万蒙古骑兵。
　　
　　[1082]
　　但这一次他们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在大同宣府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不断挑衅闹事，但边防军牢记王崇古的教诲，打死也不出头，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就这么折腾了几天，蒙古军粮食吃光了，才抓了几个小兵，只能打道回府。
　　身为一名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俺答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抓人、谈判、收赎金一整套流程了如指掌，而现在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而是直接选择了最为简单的方式——绑票。
　　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拿人去交换，既方便操作，又节省成本。可惜的是，王崇古是狡猾狡猾地，不吃这一套。
　　俺答失望地走了，王崇古却犯了愁，该怎么处理这位把汉那吉呢？你把他留在这里，俺答自然会来找麻烦，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也没啥特殊才能，每天你还要管饭，实在是个累赘。
　　大多数人建议：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养在这里费粮食，咱们把他剁了吧，也算是立个功。
　　也有人说，还是放了吧，省得他爷爷来闹事。
　　面对激动的群众，王崇古保持了冷静，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
　　于是他上报了高拱，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
　　高拱接到了报告，即刻找来了张居正，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判断：既不能杀，也不能放。
　　那该怎么办呢？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
　　“我要用他，去交换一个人。”
　　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
　　明代是一个不缺汉奸的朝代，而在吴三桂之前，最为可恶的汉奸非赵全兄莫属。
　　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估计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他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俺答，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
　　历史证明，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是因为这位汉奸实在坏得离了谱，坏出了国际影响。俺答虽说喜欢抢劫杀人，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也比较耿直，抢完了就走，不在当地留宿过夜。
　　但赵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1083]
　　赵全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俺答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
　　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上到皇帝，下到小兵，个个都知道他的大名，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朝廷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但十几年过去，连根毛都没逮到。
　　现在机会终于到了。
　　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答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任务，但实际上非常复杂。
　　使者踏入了俺答的营帐，等待他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
　　死亡的威胁扑面而来，因为这位俺答似乎根本没有谈判的打算。
　　万幸的是，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
　　鲍崇德，当地人，原本是翻译，之后不断进步，兼职干起了外交，这一次，他将用自己出众的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
　　“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嚣张是可以升级的。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敢来？！”
　　然而嚣张的俺答最终沉默了，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
　　“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
　　虽然俺答摆出了一幅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肯定，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
　　因为在此之前，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俺答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虽然俺答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
　　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俺答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把汉那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
　　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
　　
　　[1084]
　　于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俺答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答跑，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发出了大声的怒吼：
　　“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俺答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但他毕竟也是人，这么个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实在受不了，可要他拉下面子求人，也确实干不出来，不得已才出此绝招，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可惜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打滚的，要论玩阴谋手段，俺答还得叫他一声爷爷。
　　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俺答开门见山：
　　“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
　　“他的近况很好，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
　　情况摸清楚了，下面谈条件：
　　“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
　　“随时都可以。”鲍崇德笑着回答道。
　　“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俺答想了一下，只想了一下。
　　于是他也笑了。对他而言，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
　　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把汉那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俺答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
　　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
　　历史又一次证明，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
　　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他身体还不错，割了上千刀才死，把汉那吉回家去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明朝看鞑靼是土匪，鞑靼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还是可以沟通的。
　　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封贡互市。，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于是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1108]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1109]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6），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1110]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没办法，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呆。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
　　
　　[1111]
　　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之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1112]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遍，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 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1113]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奇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是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皮蒜毛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1114]
　　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信了。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1115]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1116]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保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1117]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2.0版。
　　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
　　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
　　当时还只是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1118]
　　其实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
　　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
　　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树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讼冤之纛”，壮志飘扬，十分拉风。
　　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揭竿而起，而它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
　　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
　　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
　　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
　　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
　　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
　　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1572），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
　　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
　　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太积极了。
　　
　　[1119]
　　万历三年（1575），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颜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
　　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没趣。
　　张学颜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
　　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
　　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颜，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
　　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
　　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
　　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发了飚，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
　　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
　　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
　　
　　[1120]
　　在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俸禄，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敌人不同于以往，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它的名字叫做书院。
　　
　　[1121]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麻烦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这段时间，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y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1122]
　　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
　　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当然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1123]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并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1124]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BT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便”，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空巷来拜，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骠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1125]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说起来，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1126]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 ,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于是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1127]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1128]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1129]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幅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张居正汇报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1130]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话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锡爵先生……已经四十四了。
　　“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这就是王锡爵的觉悟。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见此场景，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王锡爵顿时魂飞魄散，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个刀，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九五至尊，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
　　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
　　“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我走，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
　　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这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
　　张居正跪在王锡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王锡爵懵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张居正发泄了，王锡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
　　万历五年（1577）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用贤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这么看来，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
　　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挨了同样的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1131]
　　在这次廷杖中，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吴中行被打之后，差点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休养了大半年，还杵了一辈子拐杖。
　　但赵用贤就不同了，据说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
　　这是一个奇迹，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关于打屁股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
　　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几棍下去，皮开肉绽，这就是许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
　　然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打屁股，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
　　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分析，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你爹打你，无非是用扫把，小棍子，惨无人道点的，最多也就是皮带。
　　但廷杖就不同了，它虽然也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实在让人胆寒，所以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小仗则受，大仗则走）。
　　而执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锦衣卫，这伙人平时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开碑碎石，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
　　所以经过综合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二十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
　　但一直以来，意外始终在发生着，一百杖打不死的有，一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
　　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了，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百打不死，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具体方法如下：（有兴趣者，可学习一二，但由此带来之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1132]
　　找到一块砖头（种类不限），在上面垫一张宣纸（一点就破那种），用棍子猛击宣纸，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
　　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就可以出师了，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
　　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打砖头，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
　　顺便说一句，在当时，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郐子手，这也是门绝活，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块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面的肉剁碎，上面的宣纸不能破损，就算是炉火纯青了。
　　练这一手，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不会有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是你的事。
　　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首级，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上大血管丝毫无损，抬回去治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基本上没啥缺陷。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的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这就是技术。
　　技术决定效益，这是个真理
　　所以长久以来，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不勤奋不行，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慢慢地看出了门道，为保证廷杖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
　　所谓打，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就没事了。
　　而着实打，就是真打了，该怎么来怎么来，能不能挺得住，那得看个人体质。
　　最厉害的，是用心打，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
　　这三道口令原本是潜规则，后来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而赵用贤和吴中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
　　
　　[1133]
　　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命令很明确，如果过轻，没准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
　　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从容？
　　原因很简单，赵用贤是个胖子，而吴中行很瘦，用拳击术语讲，这二位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不同，赵用贤有脂肪保护，内伤较小，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
　　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挨打之后还没完，吴中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没资格坐轿子），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划上句号。
　　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
　　但在整个事件中，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
　　在赵用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打完之后，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去的，还有一个女人——赵用贤的老婆。
　　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她初步照料了自己的丈夫后，便开始在现场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
　　由于打得太狠，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找到了最大的一块，带回了家，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从此挂在了家里。
　　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了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
　　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攻击张居正的人有增无减，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火了。
　　
　　[1134]
　　虽然才十五岁，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他看得很清楚，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外，什么也没干过，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却被群起而攻之，天理何在！？
　　敢跟我的张先生（皇帝的日常称呼）为难，废了你们！
　　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
　　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
　　事实证明，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中，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要赔本（杀头），那就消停了吧。
　　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
　　但他的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为了改革，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略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
　　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但他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只是他，而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
　　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
　　但你偏偏要搞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
　　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
　　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和你们不同。
　　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
　　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志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决不妥协。
　　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
　　因为在历经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力。
　　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
　　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
　　
　　[1135]
　　在对他的描述中，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载，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
　　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据说他来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只要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从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制服，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每年至少都要救那么几次，地球人都知道。
　　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
　　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就不是人。
　　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
　　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
　　所以我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比如整顿官场，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辞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这些情节并不重要。
　　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伟大。
　　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
　　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爱与恨的边缘
　　万历五年（1577）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以眼前这些小喽罗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1136]
　　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持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
　　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
　　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
　　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摄也。
　　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
　　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仰太岳相公。
　　这幅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
　　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
　　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
　　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
　　说起这二位的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
　　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六岁就立了太子，四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三十多年王爷的爹来，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
　　
　　[1137]
　　万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
　　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的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
　　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
　　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书》。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一百一十七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八十一件，坏事三十六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
　　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当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
　　
　　[1138]
　　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现在是太后了），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他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她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慈禧）不知要强多少倍。关于后宫参政问题的调研
　　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纵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老婆（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为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十分简单。
　　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更是数不胜数，讲到这里，也请诸位女性同胞暂不要动手，容俺说完。
　　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她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太不理智。
　　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错。
　　
　　[1139]
　　当年秦孝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学名车裂），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慈大妈的档次实在差得太远。
　　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划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早干嘛去了），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除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
　　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她搞得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她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
　　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那就真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
　　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在看公文，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她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她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
　　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而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
　　而李太后就不同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
　　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
　　
　　[1140]
　　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明代，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络腮胡子不算，在当时那是土匪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沾点墨水就能写字，也很实用。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既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
　　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
　　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勃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把勃读成了“背”音。
　　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声大吼：
　　“这字应该读勃！”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
　　但当时的万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
　　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
　　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
　　三十年前，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
　　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谁来给他擦屁股？
　　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诵，青史流芳。
　　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
　　
　　[1141]
　　事情似乎比想象得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
　　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简直嗜玩如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耍，于是经常旷课终于惹怒了老师，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乞白赖地又回来了。我问：何以不玩？答：玩完，无趣。
　　万历皇帝的情况大致如此，刚即位时，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疏，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划勾盖章的权力他都没有，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
　　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干，那就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太监玩。
　　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喜欢闹事（酒风不好）。
　　于是万历八年（1580），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有一天，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你唱个歌给我听吧。
　　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
　　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
　　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人管的。
　　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
　　
　　[1142]
　　等他到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
　　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异母兄弟是名人，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涵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
　　所谓皇帝的检讨，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也曾写过，但这玩意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毫无作用。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总有那么几个缺心眼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
　　而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无私志愿者，张居正。
　　
　　[1143]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兄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划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划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1144]
　　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是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 （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1145]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儿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利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1146]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忌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节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
　　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完蛋去也。
　　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
　　这是冯保，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1147]
　　张先生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
　　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四维。
　　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看起来，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张四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面还有。
　　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徽，一个叫张定徽，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辞。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
　　当然，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
　　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十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
　　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
　　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士儋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
　　
　　[1148]
　　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
　　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正是张四维。
　　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
　　好了，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
　　1、 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
　　2、 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
　　3、 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
　　4、 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当然，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
　　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1583），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
　　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
　　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
　　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
　　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
　　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
　　
　　[1149]
　　而在愤怒之后，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抄家正式开始。
　　其实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
　　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
　　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丘橓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有万人捶，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
　　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争取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
　　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丘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
　　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
　　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二百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
　　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所谓张凤盘，就是张四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
　　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1150]
　　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
　　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
　　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
　　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
　　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1151]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一个神秘的年份
　　张居正死了，但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对万历而言。
　　刚满二十岁的他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
　　所以从万历十一年（1583）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余个小时，经常到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对不会消极怠工。
　　这并非夸张，事实上，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情。
　　万历十一年（1583），北京地区大旱，当年没有天气预报，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办法是求雨。
　　虽然这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机率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
　　而这一次，万历打算自己去。
　　他求雨的地点，在南郊天坛。
　　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兄……是走着去的。
　　
　　[1152]
　　我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天坛——就是今天的天坛。
　　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至少有五公里。上个月我坐出租车去，还花了二十分钟，而万历是坐11路车去的——两条腿。
　　不但走着去，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也无奈于他的执著——皇帝走，大家也得跟着走。
　　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外，万历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比如当时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一降。
　　一天之后，他们等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
　　“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全都免了吧！”
　　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年份的来临。
　　人生很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也是如此。
　　公元755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
　　公元755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
　　八百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十五年。
　　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情，两件不大的大事，一件不小的小事。
　　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是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额搞钱，在军中培养个人势力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
　　但事实证明，水平不如后台好使，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调离了蓟州，去了广东，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明白，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于是他称病不出，不久后，便离职回了登州老家。
　　三十六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先打蒙古人，再打日本人，练兵东南，横扫倭奴，驱逐胡虏，无人可挡，战功之显赫，四十年中无人可望其项背，盖世之威名，四百年后声震寰宇，万民皆知。
　　尽此一生，能干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够本了。
　　
　　[1153]
　　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这位传奇英雄在家乡病逝，年六十岁。去世前留言如下：
　　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
　　我知道，他之一生，已无任何遗憾。
　　第二件大事：海瑞死了。
　　海先生终于还是死了。在被高拱罢官之后，他回到了老家，没人管他，三年之后，高拱下台了，张居正执政，依然没有人管他。
　　这实在不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识货，恰恰相反，他们都很去清楚海先生的实力。无奈的是，海先生的能量就如同熊熊烈火，和他呆久了，不被烧死，至少也是个残废。
　　现在张居正死了，用某位史学家的话说，朝廷里的明白人都死光了，于是海瑞先生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
　　万历十三年（1585），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海瑞七十二岁。
　　海先生是天字第一号职业官僚，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当然，他也没多少东西），就去了南京。
　　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
　　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
　　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大人迎了进来。
　　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都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谁敢），只是因为他老人家又升官了。
　　万历兄实在是大方，感觉给个佥都御史（四品）还不够意思，人还在路上，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一级，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吏部侍郎）。
　　据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南京都察院的御史们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没空去收拾他们。
　　因为他连家门都出不去。
　　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那架势，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
　　
　　[1154]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南京。
　　海瑞听说此事，十分感动，以为他要伸冤，亲自接见了他。
　　可是这个人进来后，只是看着海瑞，行了个礼，然后扬长而去。
　　有人问：你干嘛来？又干嘛走？
　　答：我只想看看海青天，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
　　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
　　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家家都贴，款式也不一而同，但门神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秦叔宝那一拨人。上千年来也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要求太高，不但要能打，长得还得有特点（想把鬼吓跑，没特点不行）。
　　而现在，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成为门神部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此后再无编制）。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得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里也有人挂。据说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具有良好的避邪作用。
　　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闲着，百忙之中仍向皇帝上了一封奏疏：
　　根据以往经验，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中，海瑞先生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刑法，对贪污八十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
　　于是大家真的愤怒了，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却是躲都不让人躲，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
　　客观地讲，海瑞的这封文书的确是过分了，且不说剥皮问题，都过了两百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时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
　　但在海瑞看来，他的做法是对的，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
　　
　　[1155]
　　万历兄虽然年轻，但神智也很清醒，他好言抚慰了海先生一把，就把奏疏丢进了废纸堆。
　　而海先生在南京日盼夜盼，没有等到剥皮匠的出现，却等来了升官的命令，由于工作努力，他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那位四十多岁还不入流的教育局长，经过二十多年不可思议的经历，终于成为了正二品（相当于正部级）的高级官员。
　　这回都察院的仁兄们完蛋了。
　　南京是明朝的第二首都，从六部到都察院，所有北京有的中央机构它都有，但毕竟皇帝大人住北京，所以除了南京户部（管理南方户籍）和南京兵部（统领南京军队）外，大多数机构都是摆设。
　　一般说来，只有在朝廷混不下去的，才会被发配到南京，美其名曰：养老。
　　都察院就是一个闲人部门，大家都没事干，骂人的自然也没事干，然而仅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海先生上任了。
　　由于上班没事可干，自然就没人去上班了，于是都察院的御史们总是自得其乐，逛街的逛街，看戏的看戏——工作没前途，还不准偷偷懒？
　　海瑞先生的答案是不，他拿出了三十年前治理学生的方法来对付御史——记考勤。但凡敢于迟到早退的，必须到单位，哪怕没事干，也得坐在这里。
　　虽然大家明显表示出不适应，但海先生的威胁是很明确的——养老不是最惨的结局，下岗才是。
　　而随着整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御史们才发现，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海先生很快玩出了新花样。
　　一次，有位御史过生日，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这在当年，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家也经常干，但海先生却勃然大怒，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打了一顿板子，理由是：根据明太祖时期律令（注意这个日期），官员请人唱戏违法，所以是打你没商量。
　　因为这件事干得实在有点过，御史们的精神压力开始陡然增大，每日在海先生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终于有一天，畏惧变成了愤怒。
　　在明代，御史专管骂人，从皇帝到扫地的，想骂谁就骂谁，除了一个例外——御史长官，要知道，那是顶头上司，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
　　现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到了。
　　
　　[1156]
　　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房寰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奏疏一上来，朝廷就炸了锅。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开始吵作一团。而海瑞兄还是那么有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
　　吵到最后，报到了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寰，也不批准海瑞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
　　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地供起来。
　　但绝不能用。
　　说到底，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之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遗言。
　　按照常理，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非同凡响，往往都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努力工作之类，或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
　　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
　　“明天，你送六钱银子到兵部。”
　　说完就去了。
　　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
　　这句话的来由是这样的：由于当年没有暖气，每逢冬天，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数量也不多。
　　而在他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六钱银子。
　　这一次，我是彻底无语了。
　　在海瑞死后，他的好友佥都御史王用汲来为他收尸。遍寻海瑞的住处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
　　为官三十年，二品正部级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在听说海瑞的死讯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
　　人民，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
　　
　　[1157]
　　如何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实在是一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要搞个总结，实在谈何容易。
　　在名著《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
　　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
　　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
　　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
　　第三件事，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自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
　　他开始消极怠工，奏疏不及时批示，上朝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大臣询问，得到的答案是：最近头晕眼黑，力乏不兴。
　　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歇会吧，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不久之后，没准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等一等就是了。
　　一直等到死，他也没能等到这个机会。
　　到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鬼知道在干些什么，他的爷爷嘉靖皇帝怠工二十多年，看这个势头，这孙子打算打破这一纪录。
　　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
　　在明代历史中，有很多疑团，比如建文帝之谜，比如明武宗之死，对于这类问题，我一向极有兴趣，研究之后，多少也能略得一二，只有这个迷题，我始终未能解开。
　　为什么那个热血青年会突然变成懒汉？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种举动？
　　一般说来，人性的突然转变，往往是因为受了某种较大的刺激，那么到底是什么刺激？在万历十五年的深宫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上问题，本人全然不知。
　　我唯一知道的是，自此之后，大明帝国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迷一般的万历王朝正式拉开了序幕，无数场精彩的好戏即将上演。闪电战
　　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皇帝消停了，但这对于老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动总比乱动好，只是大臣们有点意见，毕竟每天都见不到领导（内阁大臣除外），伤心总是难免，不过到目前为止，也还没闹出什么大事。
　　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四年之后，平静被打破，因为一封不起眼的奏疏。
　　
　　[1158]
　　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奏报：
　　根据琉球使节反映，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前往琉球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并大量收购木材火药，用途不明。
　　在当时，每天送往朝廷里的奏疏多达几百封，基本上都由内阁批改（皇帝已经不干活了），和什么水灾民变比起来，这件事情实在太小，于是它很快就被埋入了公文堆中。
　　两个月后，浙江巡抚奏报：
　　近日获报确知，倭酋平秀吉于北九州肥前国荒野之上修筑城池，规模甚大，余情待报。
　　上一封大家都看得懂，这一封就需要翻译了。
　　所谓倭，就是日本，所谓酋，就是头头，所谓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
　　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头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荒野上修了一座城池。
　　这实在是一条太不起眼的新闻，所以很快它也被埋入了纸堆。
　　顺便说一句，丰臣秀吉修建的那座城池现在还在，而且还比较有名——名古屋。
　　今天的名古屋是日本的重要城市，关西地区的经济交通中心，但在当时，修建这座城池，只有一个缘由。
　　当这座城池建好的时候，站在城楼的最高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地点——朝鲜海峡。
　　这是两条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信息，所以无人关注，但当它们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二十四日，水落石出。
　　五月二十六日，辽东巡抚紧急奏报：
　　“急报！前日（二十四日），倭贼自釜山登陆，进攻朝鲜，陆军五万余人，指挥官小西行长，水军一万余人，指挥官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水陆并进，已攻克尚州，现向王京（汉城）挺进，余者待查。”
　　六月十三日，辽东巡抚急报：
　　“急报！已探明，倭军此次进犯，分九军，人数共计十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倾国而来，倭军第一军小西行长，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已于昨日（十二日）分三路进逼王京，朝军望风而逃，王京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亡平壤，余者待查。”
　　七月五日，辽东巡抚急报：
　　“十万火急！七月三日，倭军继续挺进，抵近平壤，朝军守将畏敌贪生，打开城门后逃之夭夭，平壤已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往义州。”
　　七月十六日，兵部尚书石星奏报：
　　“自倭贼入侵之日起，至今仅两月，朝鲜全境八道已失七道，仅有全罗道幸保。朝军守将无能，士兵毫无战力，一触即溃，四散而逃，现倭军已进抵江（鸭绿江）边，是否派军入朝作战，望尽早定夺。”
　　最危急的时刻到了。
　　
　　[1159]
　　答案已经揭晓，原因却发生在七年之前。
　　万历十三年（1585），当万历兄步行拉练到天坛的时候，几千里外的日本正在闹腾一件大事。
　　丰臣秀吉在京都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册封，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官员——关白（相当于丞相），长达二百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
　　日本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的国家，天皇是挂名的，说话算数的是幕府的将军，换句话说，是手里有兵的人。但自1467年起，由于内部胡搞乱搞，将军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这下子热闹了。
　　日本的管理体制，天皇下面是将军，将军下面是大名，也就是各地的诸侯，既然天皇没屁用，将军又过了期，就轮到大名说话了。
　　所谓大名，也没个谱，在那年头，只要你有兵有地盘，就是大名，日本国家不大，闹事的人却多，转瞬之间冒出来几十个大名，个个有名有姓，占山为王，什么羽前羽后，越前越后，土佐中国，上总下总（全都是日本地名），看起来好似广阔，其实许多地方也就是个县城。
　　说句寒酸话，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十个县长（个别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更讽刺的是，最后统一县长们的，竟然是个农民。
　　丰臣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本来在乡下种地，后来种不下去了，就出去做小生意，正好到处打仗，他就去参了军，在县长大名织田信长的手下混碗饭吃。
　　偏巧这人种地做生意都不行，打仗谋略倒是一把好手，从小兵干起，步兵队长，步兵大队长，家老，部将，一级级地升，最后成为了织田县长的第一亲信，由于这人长得很丑，和猿猴有几分神似，所以织田县长给他取了个外号——猴子。
　　当时织田县长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如无意外，等到其他县长们被解决完，织田兄去当将军，猴子兄应该也能混个县长干干。
　　可是猴子的运气实在太好，1582年，织田县长在寺庙休息的时候，被一个叫明智光秀的手下给干掉了，据说是因为当晚织田县长嫌送上来的鱼臭，把明智乡长给骂了一顿，于是乡长一怒之下，把县长干掉了（就为这么个破事，心理实在太过阴暗）。日本史称“本能寺之变”。
　　
　　[1160]
　　此时木下藤吉郎已经改名了，他先改叫木下秀吉，现在叫羽柴秀吉（最后又改成丰臣秀吉），日本人的观念是有奶就是娘，改个把名字那是家常便饭，不用奇怪。
　　这位羽柴乡长正在攻击中国（日本地名）地带的毛利县长，得到消息后十分镇定，密不发丧，连夜撤军回援，日本史称“中国大回转”。
　　回去之后，羽柴乡长和明智乡长打了一仗，把明智乡长打败了，此后他又再接再厉，在贱岳（日本地名）击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柴田胜家，获得了织田县长的全部地盘，史称“贱岳之战”。
　　在和柴田乡长的战斗中，羽柴乡长的军队中涌现出了七名优秀的将领，他们作战勇敢，后来被统称为“贱岳七支枪”。
　　顺便提一下，本人曾经考证过，这七个人中，有几位在战场上中使的是刀，如此说来叫贱岳X把刀似乎也可以，不过人家说是枪那就叫枪吧。
　　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这七支枪里的五支，和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
　　此后，羽柴乡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打平其余县长，最终统一日本，搞定了天皇，改名为丰臣秀吉，并自称为太阁。
　　丰臣秀吉这个人，内心相当相当之阴暗，自打成功当上乡长，他就一直对天感叹，俺怎么呆在了日本，在他看来，像自己这样的天才，征服个把县城实在显不出威风，只有统一全世界，才能体现个人价值。
　　当然，猴子兄的目的只限于征服朝鲜，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这并非他太过谨慎，实在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呆在岛上，地理知识有限，不知道什么法国德国，对他而言，世界就那么几个国家而已。
　　其实丰臣兄并非特例，事实证明，日本国一向盛产心理阴暗之变态者，后来的如近卫文磨、东条英机之流，都是一路货，在他们的心中，从没有什么和平发展之类的概念，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抢劫的比生产的好，而他们的世界观，也有着惊人的一致：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
　　从爷爷开始，到孙子，再到孙子的孙子，这帮孙子几百年来窝在岛上，做着同一个梦，却始终不醒，实在是难能可贵。
　　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些孙子中的极品。
　　
　　[1161]
　　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嘴边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
　　“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这里的唐，就是指明朝。因为唐朝时候，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带走了很多技术、文化，甚至政治制度，所以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
　　几百年前，无私之援助，全力之支持，只换来今天的野心、杀戮和侵略，所以同志们务必要记住一个道理：
　　扶贫，是要看对象的。
　　但要占据中国，必须征服朝鲜，于是他开始和朝鲜国王李昖谈判，要求他们让路，帮助自己进攻明朝。
　　当时的朝鲜并不是独立国家，而是明朝的属国，国王要向大明皇帝称臣，称明朝为天朝，称明军为天兵。但凡国王即位，册立世子，甚至娶老婆，都要事先向明朝报批，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做。
　　所以虽然这位李昖国王是个比较糊涂的人，关键问题上还把握得住，严辞拒绝了日本使臣。
　　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丰臣秀吉随即决定：先攻朝鲜，再占中国！
　　可他还没壮志凌云几分钟，就得知了一个消息，他的养子丰臣秀次反对进攻朝鲜，理由固然是世界和平，大众平安之类的话，但丰臣秀吉明白，这位养子是不想去卖命。
　　于是他灵机一动，写了一张纸条，派人交给了丰臣秀次。
　　这张纸条充分地证明了一点：丰臣秀吉已彻底疯狂。
　　因为上面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五年之内必定攻下明国，到时你就是明国的关白！
　　但事实证明，他的疯狂也是有理由的。
　　客观地讲，丰臣秀吉是一个奇才。他以庶民出身，苦熬几十年，最终一统日本，绝非寻常人物，而且此人在日本国内，向来以谋略出名，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战国时期曾亲自指挥过几十次战役，除掩护撤退的必败之战外，他只输过一次。
　　顺便提一下，他唯一战败的那一次，对手叫德川家康。
　　而在决心打这一仗之前，丰臣秀吉已经考虑了很久。
　　日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做事认真，比如在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间谍，拍摄了很多照片，北洋舰队每条船的吨位，人员，指挥官，炮口直径，缺点，日军都有详细的记录。
　　
　　[1162]
　　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其工作更是无以伦比，所有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他们都有细致的档案留存，其个人特点、作战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一清二楚，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还要准确，连一个山丘，一口井都标得极为清晰。当年阎锡山的部队伏击日军后，既不抓俘虏，也不扛弹药，第一要务就是开始找日军军用地图——拿回去自己用。
　　而一贯小心谨慎的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想不自信都不行：
　　当时的日本，刚刚实现和平统一，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打了一百多年的仗，用今天的话说，打仗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时尚，有些武士家吃饭的时候，一手拿筷子，另一只手都握着刀，只要外面招呼一声，立马就抄家伙出去砍人。
　　而且这帮人打仗极其勇敢，每次作战都要争先锋（首先发起冲锋者），还经常为此发生纠纷，没有当上先锋愤然自杀的，也不在少数。
　　总而言之，这是一帮亡命之徒。
　　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时的日本，军队装备已经十分先进，为了打赢对手，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大刀长矛之类的玩意已不吃香了，大名们纷纷长枪换鸟枪，鸟枪换大炮，加上还有汪直这类的军火贩子一个劲地往日本倒腾武器，到战国末期，日本已拥有了大规模的火枪部队。
　　在战术方面，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公元1575年，织田信长在长筱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对手是号称战国第一诸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胜赖，其部队以骑兵为主，使用孙子兵法四如真言“风林火山”为军旗，战斗力极为强劲，在骑兵对决无法取胜的情况下，织田信长冥思苦想，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线战术（日语：三段击）
　　关于这一战术，之前已经介绍过了，由于火枪部队射程有限，且装弹药需要时间，故将部队分为三线，一线开枪，二三线装子弹，形成持续火力，对骑兵有较大杀伤力。
　　虽说早在两百多年前，明军开国将领沐英就曾首创这一战术，但至少在日本，织田县长还是有专利权的，而且和后来使用同一战术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相比，他也还早了一百多年。
　　整体看来，日军的战斗力、军事装备、战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高到丰臣秀吉足以为之而自豪。
　　相对而言，日本的对手就有点疲软了。
　　
　　[更正声明]
　　经本人检查，发现前日更新中有一地理错误，现诚挚检讨，并探究该错误之来由，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目的。
　　经查，1591年丰臣秀吉所建的城，确实叫名古屋，俺查阅了很多日文史料，白纸黑字写着是名古屋，而且发音似乎都一样，所以就写上了，但后来再一查，原来此名古屋非彼名古屋，当时的那个名古屋，具体位置是在九州的肥前，也就是今天的日本佐贺县，和今天的日本名城名古屋是两个地方。
　　总而言之，是搞错了，对不住大家，日语不到家，实在抱歉，今后一定注意，特此更正。
　　那就这样吧，诸位保重，过两天见。
　　当年明月
　　2007年11月23日
　　
　　[1163]
　　朝鲜自李成桂光荣革命，成立李氏王朝后，基本就没打过什么仗，所谓“两百年平宁之世，民不知兵”，部队也就是个混饭吃的地方，军事素质极差，连民兵都不如。
　　虽说在军事上朝鲜十分差劲，但搞起政治斗争来，那是一点也不消停。与明朝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朝廷内部，分成两大派，分别叫做“东人党”和“西人党”，闹了一段之后，东人党又分裂成“南人派”和“北人派”，东南西北都来齐了，足可以凑一桌麻将。
　　大体就是如此，反正朝鲜是乱得一塌糊涂，指南打北，不是东西。这么个状况，想让人家不动你，实在是有点难。
　　而日本的另一个对手，中国，就比较有趣了。
　　由于没有电报和照相机，加上当年日本穷，衣服也很土，想派间谍混入中国，很有可能被当成盲流遣返，所以关于中国的情报，来源大都要靠倭寇。
　　而对丰臣秀吉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对话。
　　那是在1585年，丰臣秀吉刚刚当上关白后不久，无意之中见到一个人，此人姓名不详，曾在汪直海盗有限公司工作过，为了解明朝实力，他找这人谈了几次话，询问明军实力。
　　该仁兄是这样回答的：
　　“当年，我曾经跟着三百多人，到福建抢劫一年，所向披靡，无人可挡，最后平安而回。”（下福建过一年，全甲而归）
　　吹完了，这位兄弟还搞了个评论：
　　“明朝很害怕日本，若日军进攻，就会如同大水崩沙，利刀破竹，无坚不摧。”（唐畏日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城不催）
　　除此之外，他还痛斥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老百姓流离失所，老百姓胆小怕事等等情况，总之，明朝就是一软柿子，不捏都会烂。
　　丰臣秀吉大喜，于是他信了。
　　应该说，这位兄弟说的可能还是真话，一般说来，去当倭寇的，不太可能是良民，大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对政府不满，那是很自然的。
　　至于所谓打劫一年安然无恙，也可能是真的，倒不是他有多厉害，明军有多无能，而是倭寇这一行本来就是游击事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真建立个根据地之类的玩意，几天也就没了。
　　唯一算得上有问题的，估计就是最后几句话了，所谓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事实证明之后确实如此，不过就是换了个主语而已。
　　
　　[1164]
　　但必须承认，丰臣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吏治腐败，除了几支戚家军那样的模范军队，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由于长官吃空额，且无人抓训练，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除了种田，啥也不会。
　　用战斗经验丰富，基本不怕死的士兵，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去进攻政治腐败，喜欢内斗，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稳赢不输。
　　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
　　然而他错了，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他也一定会输。
　　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
　　几百年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士兵比中国精锐，武器比中国先进，他们有三菱重工，有零式战斗机，有航空母舰，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黑社会横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还怕死，重工业基本谈不上，飞机能数得出来，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且人心惶惶，一盘散沙。
　　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灭亡中国，三个月足矣。
　　于是他们打了进来，于是他们打了八年，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
　　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人。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大多名不副实，所谓埃及，所谓两河流域，所谓印度，在历史长河里，被人灭掉了N次，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
　　只有中国做到了，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历时千年，从来如此。
　　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它的潜力，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计算。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
　　
　　[1165]朝鲜的天才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二十一日 名古屋
　　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丰臣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赌注。
　　十五万名日军士兵分别从福冈、名古屋、对马海峡出发，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
　　事实证明，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因为在半年之后，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为他们节省回程船票。
　　但既然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自然要押上全部的老本。
　　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总计十五万人，分为九军，由九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如下：
　　第一军：小西行长 一万八千人
　　第二军：加藤清正 二万二千人
　　第三军：黑田长政 一万二千人
　　第四军：岛津义弘 一万四千五百人
　　第五军：福岛正则 二万五千人
　　第六军：小早川隆景 一万五千人
　　第七军：毛利辉元 三万人
　　第八军：宇喜多秀家 一万一千人
　　第九军：羽柴秀胜 一万一千人
　　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是因为其中大有奥妙。
　　以上九位鬼子军官的名字，中国人看了可能毫无感觉，但在日本国内，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大有来头。
　　首先，人家有名字，就说明不是一般人了，因为在日本，姓名是奢侈品，只有贵族才有姓名，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小孩生出来起个太郎、次郎之类的浑名（类似于阿猫阿狗），就这么凑合一辈子。
　　一直到后来明治维新，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阿猫阿狗实在有损形象，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当然了，具体姓什么叫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
　　这下就热闹了。
　　在取名字（包括姓氏）的问题上，日本人充分发扬了能凑合就凑合的精神，不查字典，也不等不靠，就地取材，比如你家住山上，就姓山上，你家住山下，就姓山下，家附近有口井，就叫井上，有亩田，就叫田中。
　　
　　[1166]
　　而这九位仁兄自然不同，人家名字是有来历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
　　其中，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在九人之中，此人有一定文化，军事素养也较高。
　　而且他十分特别，虽说是个鬼子，却很有新潮意识，既不信佛教，也不信神道教（日本本土宗教），却是个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说上帝保佑。
　　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正，和第五军军长福岛正则，是铁杆兄弟，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贱岳七本枪”成员，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一。
　　这两个人在日本国内被誉为盖世名将，在战国时期立下了显赫战功，以勇猛善战著称，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对其十分忠心，但文化程度偏低，基本属于半文盲状态。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据说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两大军师之一，号称日本智谋第一。
　　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隆景，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具体说来，小早川隆景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这也可以理解，那年头在日本，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十次八次的人也有。
　　这位小早川隆景，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智将”（中国是日本地名），据说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有一拼。
　　最后一个拉出来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
　　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是因为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特殊在哪里，很快你就会知道。
　　其余的几位就不提了，因为他们也就露这一次面，之后毫无出场机会，基本属于废物类型。虽然他们在日本国内也被吹得神乎其神，但事实证明，废物就算吹一千遍，也还是废物。
　　而我提到的这几位，更是传奇级的人物，被吹得神乎其神，几乎个个都是智勇双全，成为了日本引以为豪的骄傲，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形象代言人，至于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嘛……
　　但必须承认，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
　　五月二十二日，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起进攻，仅用两个小时即攻破釜山，一路势如破竹，击破各路朝鲜军队，仅半月之后就打到了汉城，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随即跟进，一路打到了平壤，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
　　之所以写得如此简略，不是我偷懒，真的是没办法，翻阅中日韩三国史料，这段时间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边倒。
　　
　　[1167]
　　总而言之，是朝鲜军不断地跑，日本军不断地追，甚至日军不追，朝鲜军也跑了，汉城不守，平壤也不守，仗打成这个样子，要树立正面形象，那是相当的难。
　　但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不是日军太坚强，只是朝军太软弱，建国二百多年，土匪都没怎么打过，除了自己折腾自己，搞点政治斗争，闲来无事啃啃人参，估计也就差不离了。
　　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也就此树立起来，在无数日本史料，如《日本外史》，日军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史》等一系列记载中，日本将领们有如天神下凡，似乎谈笑风生之间，就运筹帷幄，破敌千里。
　　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此人极其残忍，战场对垒不知所谓，未见有何高明，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屠城放火。史料上说他是威名远播，战绩丰厚，还取了个外号“虎加藤”，如此之精神，可谓无耻。
　　当然，根据日本人一条路走到黑的性格，这种无耻精神绝不会丢，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拿着武士刀，比赛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武士道精神的典范，还曾回到日本（战后又被拉回中国毙了），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事迹”，受到热烈欢迎，而无数新的无耻之辈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谓建威朝鲜，不过是欺负弱小，所谓战功显赫，不过是屠杀百姓。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只有四个字——欺软怕硬。
　　于是四个月后，当那个强敌出现之时，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所谓的日本名将们，将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水平，以及强大的真正意义。
　　此时，被追到鸭绿江边的朝鲜国王李昖却没有这个心思，他只知道，再被人追着打，就只能跳江了，于是他连夜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渡江内附。
　　所谓渡江内附，说穿了就是避难，不过李昖同志的这次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但凡避难，总有个期限，过段时间该回还得回，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就没这个打算，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他十分激动，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声：
　　“与其死于贼手，毋宁死于父母之国！”
　　这觉悟，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总之一句话：过去，就不回来了。
　　
　　[1168]
　　当然，李昖绝不是缺心眼的人，好好的国王不做，要去当难民，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两个月时间，全国八道就丢了七道，追着屁股后面跑，再跑就只能跳江了，不找明朝大哥，还能咋办？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事实证明，李昖过于悲观了，此时朝鲜虽然支离破碎，却并没有亡。
　　之所以没有亡，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
　　两百年的太平岁月，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将领不会打仗，士兵不会拼命，大家一拨接一拨地去搞政治，碰上职业打手日本人，输得这么惨，这么快，实在很正常。
　　但就在最紧急的关头，上天帮助了朝鲜，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李舜臣。
　　李舜臣，字汝谐，德水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主要是日本那一大帮），但在我看来，其中名副其实者，不过四人而已。而李舜臣，正是其中的一员。
　　说起来，李舜臣的成分相当高，他出身于朝鲜王族，是王室宗亲，一般有这个背景，早早就去汉城搞斗争了，然而李舜臣却是个例外，他武科毕业后，就去了边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女真。
　　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李舜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经常打败仗，虽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至少在那时，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所谓“民族英雄”、“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跟他更是毫不沾边。
　　但时机终于到来，不久之后，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举下，他升任佥事，并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全罗道水军节度使。
　　正是这个职务，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名将，大都有自己的擅长的战法和兵种，攻击、防守、阵法、步兵、骑兵，不一而同，而在全罗道，李舜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水军。
　　他对于水军战法，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研习了许多水军战法，在他的指挥督促下，水军日夜操练，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的。
　　当然，这个所谓摆得上台面，那是和陆军比，相对而言，日本海军就威风得多了。
　　
　　[1169]
　　日本是海岛国家，历来重视海军，三百年后，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还拼了好几年，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
　　而在战国时期，日本的海军也十分强悍，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海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兄弟打来打去，可以抢地皮，靠海的就只好当海盗了。朝鲜、东南亚、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只要打这过，就要抢，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战国打了一百多年，他们就抢了一百多年。
　　这之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汪直汪老板，要知道，这位仁兄是卖军火的，敢抢他，那就真是活腻了，二话不说，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
　　在这一点上，日本兄弟们有着清晰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性格——欺软怕硬，所以后来美国打败日本，在日本领土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日本人对美国依然是推崇备至，景仰万分。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不打不服。
　　而在这些海盗中，最为强悍者，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九鬼嘉隆，此人在海上抢了几十年，水战经验十分丰富，后来归依织田信长，在与战国时期日本最强海军诸侯毛利辉元（即第七军军长）作战时，表现十分出色，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后他被统一收编，成为日本政府海军的一员（还干抢劫老本行，名义不同而已），被称为日本海军第一名将。
　　而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但在战船上，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日军战舰高度可达三四丈，除了装备大量火炮外，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即所谓“铁甲船”，有相当强的防护能力，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毫无作用。
　　拥有这样的海军实力，日军自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战争刚一开始，日本海军主力两万余人，七百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向朝鲜发动总攻。
　　日军的打算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分两步走：首先，由釜山出发，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其次，在歼灭朝军后，转头西上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一举灭亡朝鲜，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
　　日本海军统帅除九鬼嘉隆外，还有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三人，此三人皆身经百战，其中加藤嘉明、胁坂安治是“贱岳七本枪”成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
　　
　　[1170]
　　有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丰臣秀吉认为，朝军必一触即溃，数日之间即可荡平。
　　事情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日本海军出现之时，朝鲜水军根本未作抵抗，一枪都没放就望风而逃，水军主帅元均更是带头溜号，所谓的主力部队，就是这么个水平。
　　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水陆配合，歼灭朝鲜陆军。
　　之前的胜利让日军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朝鲜水军已经覆灭，到达预定地点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他们错了，从釜山前往黄海的水路，绝不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两点之间，有个地名叫做全罗道。
　　当日军入侵的消息传来后，李舜臣十分愤怒，却也非常兴奋，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战争，而这个时机，他已等待了很久。
　　正对着日军进犯的方向，李舜臣率领舰队出发了，他不知道将在哪里遇到他们，他只知道，两军相遇之际，即是他名扬天下之时！
　　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十六日，李舜臣到达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玉浦海。
　　停留在这里的，是日本海军主帅藤堂高虎的上百条战船，当李舜臣突然出现之时，他着实吓了一跳，但转瞬之间，他就恢复了镇定。
　　因为这个对手看起来并不起眼。
　　由于被人排挤，未能成为水军统帅，李舜臣的兵力并不充足，手下战船加起来还不到一百艘，而此次出征，舰队规模更是微不足道，放眼望去，只有几十艘板屋船（船上建有板屋），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和日军铁甲战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藤堂高虎笑了，主力尚且如此，何况这几条小鱼小虾？
　　李舜臣也笑了，他知道，胜利已在掌握之中。
　　因为在我的手中，有一件必胜的武器。
　　此后的事情发展将证明，李舜臣最厉害的才能并不是水军，而是工程设计。乌龟的战斗力
　　藤堂高虎没有丝毫犹豫，他随即发布号令，几十艘铁甲战舰开始向李舜臣军发动攻击。
　　由于敌人船只实在太不起眼，日军战舰连炮都不开，直接向对方扑了过去，在他们看来，对付这种破船，用撞就行，使用炮弹估计会赔本。
　　但当日舰靠近朝军之时，却意外地发现，那些板屋船突然散开，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1171]
　　站在舰队前列的日军将领掘内吉善，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物，当即发出了惊呼：
　　“龟!龟！”
　　应该说，这位仁兄还是很有悟性的，虽然他第一次见，却准确地叫出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名字。
　　龟船，又叫乌龟铁舰，该船只整体，从船身到船顶，都有铁甲覆盖，而船头形状极似龟首，故得名龟船。
　　这船用今天的话说，是封闭式结构，士兵进入船只，就如同进了保险箱，头上罩着铁甲，既能档对方的火枪炮弹，平时还能挡雨，可谓是方便实用。
　　虽然这船的长相和乌龟很有几分神似，但事实证明，真用起来，这玩意比乌龟要生猛得多，那可是真要人命。
　　在龟船的四周，分布着七十多个火枪口，用来对外发射火枪，从远处打击敌人，而船只的前后，都装有锋利的撞杆，用来撞击敌船，大致是打不死你，也撞死你。
　　此外，龟船的船首带有大口径火炮，威力强大。更为难得的是，李舜臣虚心地向章鱼们学习，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烟雾弹，追击敌船之时，龟首可以发射炮弹，如果形势不妙，龟首口中即释放浓烟，掩护部队撤退。
　　就这么个玩意，远轰近撞，打不赢还能跑，说它是超级乌龟，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事实上，这种全封闭式的战舰也是有弱点的：由于外部无人警戒，如果被人接近跳上船（学名：跳帮），砸砸敲敲再放把火，那是相当麻烦。
　　当然，这个弱点只是理论上的，为防止有人跳帮，李舜臣十分体贴地在船身周围设置了无数铁钩、铁钉，确保敢于跳船者在第一时间被彻底扎透，扎穿。
　　总而言之，这种乌龟能轰大炮，能放火枪，能撞，浑身上下带刺，见势不妙还能吐烟逃跑，除了不能咬人外，基本上算是全能型乌龟。
　　后来的舰船学家们一致认定，在当时，龟船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战舰之一。
　　藤堂高虎当然不知道这个结论，他只知道自己人多船大，占据优势，在短暂观察之后，他下达了全军突击令。
　　然而仅仅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后，他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弃船令。
　　因为战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惨不忍睹。
　　
　　[1172]
　　就在藤堂高虎下令攻击的同一时刻，李舜臣也发布了攻击令，二十艘龟船同时发出怒吼，当即击沉五艘敌舰。
　　日将掘内吉善大惊失色，但毕竟人浑胆子大，他随即命令日军战舰继续前进攻击，逼退敌舰。
　　可是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群乌龟船不但不退，反而越靠越近，日军这才发现情况不对，慌忙用火枪射击龟船，却全无效果。
　　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成章了，日舰不是被打沉，就是被撞穿，水军纷纷跳海逃生，个别亡命之徒想要跳帮，基本上都成了人串，一些运气不好的还挂在了龟船上，被活活地拖回了朝鲜军港，结结实实地搞了次冲浪运动。
　　眼看即将完蛋，藤堂高虎船也不要了，直接靠岸逃跑，玉浦海战以朝军胜利结束。
　　在此次海战中，日军二十六条战舰被击沉，死伤上千人，朝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
　　日本海军终于吃了败仗，九鬼嘉隆十分吃惊，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系列噩梦的开始。
　　六月十七日，在玉浦海战后的第二天，李舜臣率领船队来到赤珍浦，在这里，他遇到了加藤嘉明的附属舰队，共计十三艘。
　　可刚开打，连李舜臣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帮日军很有觉悟，没等他开炮就纷纷逃窜，主动弃船登陆，狼狈撤退，其所乘舰船均被击沉。
　　在沉没的日舰和狼狈逃窜的日军面前，李舜臣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他终于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在这里，他将所向无敌。
　　李舜臣继续进发，向着日军出没的所有水域，敌人在哪里出现，就将在哪里被消灭！
　　七月八日，李舜臣到达泗水港，发现敌船十二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
　　七月十日，李舜臣到达唐浦，发现敌船二十一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舰队指挥官，九州大名龟井真钜被击毙。
　　七月十二日，李舜臣遭遇日军主将加藤嘉明主力舰队，双方开战，三十三艘日军战舰被击沉，加藤军主力覆灭。
　　七月十五日，李舜臣到达釜山水域，发现日军舰队，击沉四艘，俘获三艘后，扬长而去。
　　打完这次海战后，李舜臣就拍屁股走人了，在他看来，之前的五次海战中，就数七月十五日的这一次，规模最小，战果最少，所以连战场都没打扫、战利品也没捡就溜了，事实上，他错了。
　　
　　[1173]
　　李舜臣并不知道，当他打着呵欠催促返航的时候，一个人正站在岸上，绝望地看着他的背影，拔出腰刀，切腹自尽。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来岛通久，如果说九鬼嘉隆是日本国内第一海军名将的话，他大概就是第二。
　　这位仁兄之前也是海盗，在中国（日本地名）地区盘踞多年，向来无人敢惹，连织田信长、毛利元就等超级诸侯都要让他三分，然而在李舜臣的面前，他彻底崩溃了，除了他的舰队，还有他的尊严。
　　其实来岛兄还是太脆弱了，事实证明，被李舜臣打得自卑到自尽的人，绝不只他一个。
　　来岛通久的死，以及一连串的失败，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这个叫李舜臣的人，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日本人是很有组织性的，遇到问题不能解决，就逐级上报，一层报一层，最后报到丰臣秀吉那里，丰臣老板一看，顿时大怒：一个人带着几十条船，就把你们打得到处跑，八嘎！
　　但是八嘎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命令集中所有舰队，寻找李舜臣水军，进行主力决战，具体战略部署为：
　　胁板安治统帅第一队，共七十艘战舰，作为先锋。
　　加藤嘉明统帅第二队，共三十艘战舰，负责接应。
　　九鬼嘉隆统帅第三队，共四十艘战舰，负责策应。
　　以上三队以品字型布阵，向全罗道出击，限期一月，务必要将李舜臣主力彻底歼灭！
　　九鬼嘉隆（他掌握日本海军实际指挥权）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立即安排舰队出发，一百四十艘战舰浩浩荡荡地向着全罗道开去，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李舜臣。
　　九鬼嘉隆认为，自己目前的战力，李舜臣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最担心的，是李舜臣闻风而逃，打游击战，那就很头疼了。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十分多余。
　　联合舰队日夜兼程，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向全罗道赶去，然而就在半路上，他们的觉悟提前实现了，因为李舜臣，就在他们的面前。
　　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后，李舜臣十分兴奋，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于八月三日到达庆尚道闲山岛，找到了那些想找他的人。
　　虽然李舜臣实在有点过于积极，虽然日军的指挥官们个个目瞪口呆，但既然人都到了，咱们就开打吧。
　　
　　[1174]
　　具体过程就不提了，我也没办法，实在是不值一提，在短短四个小时之内，战斗就已结束，日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共有五十九艘战舰被击沉，九鬼嘉隆、加藤嘉明、胁板安治三员大将带头逃跑，两名日军将领由于受不了刺激，切腹自杀，上千日军淹死。史称“闲山大捷”。
　　总而言之，在日本国内战史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以及所谓海军名将们，就是这么个表现，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在李舜臣的阻击下，日军水陆并进的企图被打破，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李舜臣以他的天赋，完成了这一壮举。
　　但毕竟只有一个李舜臣，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去海上住，所以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该跑的人还是跑了。朝鲜亡国在即，李舜臣回天无术。
　　日本国内史料对这段“光辉历史”一向是大书特书，特别对诸位武将的包装炒作，那是相当到位，在《日本战国史》中，就有这样一句极为优美的话：
　　耀眼无比的日本名将之星照亮了朝鲜的夜空，如同白昼。
　　而相关的战国游戏，战国电影等等，对战国名将们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入朝作战的这几位日军军长，也被吹得神武无比。
　　我也曾被忽悠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放下游戏和电影，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才终于证实了一句话的正确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战争初期，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日本的诸位名将们可谓一打一个准，出尽了风头，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最先有此觉悟的，是小早川隆景，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智将率领第六军进军全州，此地已无朝军主力，此来正是所谓“扫清残敌”。
　　结果出人意料，“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光州节度使权朴。
　　这位仁兄名不见经传，且是名副其实的“残敌”——部队被打散了，光州的节度使，带着两千残兵，跑到了全州打起了游击。
　　著名智将对无名小卒，精锐对游击队，当面锣对面鼓躲都没法躲，无可奈何，那就打吧。
　　结果是这样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日军大败，被阵斩五百余人，小早川隆景带头逃窜，权节度使也并未追击——手中兵力太少。史称“梨峙大捷”。
　　这是打“残敌”，还没完，下面这位更惨，而他遇到的，是民兵。
　　这位更惨的仁兄，名叫福岛正则。
　　
　　[1175]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二十日，福岛正则率领大军向新宁方面进军，途中遇到权应铢带领的义军（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武装），双方展开大战。
　　在鏖战中，由于福岛正则指挥不利（日方自承），优势日军竟被民兵击退，丢弃大量武器、粮食，全军撤退。
　　由于福岛正则的失败，民兵们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永川、义城、安东等地，“名将”福岛正则连连败退，固守庆州。
　　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毛利辉元侄子也不走运，他也输给了民兵。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率第七军，向全州进发，由于官兵都已逃走，民兵首领黄璞率军与敌作战，激战一天，日军死伤惨重，被迫退走。
　　下一个倒霉的是黑田长政。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六日，忠清道义军首领赵宪，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政第三军，经过激战，黑田长政输了。
　　不但输了，而且他输得比上几位更彻底，不但被民兵打败，连老巢清州城（朝鲜地名）都丢了，连夜逃走。
　　这还没完，一个月后（十月三日），他又率三千余人进攻延安府（朝鲜地名），守城的只有不足千人的民兵（政府军早没影了），经过三天的战斗，日军攻城不下，反而被城内突袭，大败而退。
　　总而言之，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实践证明，吹得越厉害，打得越差。搞笑的是，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之所以没人捧，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日本关原之战中被人打败，下场也惨，被泼了无数污水，成了反面典型。
　　所以说，鬼子的宣传要真信了，那是要过错年的。
　　很明显，丰臣秀吉不玩游戏，也不看电视，他很清醒，于是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他选定了那个最合适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并将大部分作战指挥权交给了他。
　　而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战争中，这个名字成了史料中的明星人物，出镜率十分之高，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都成了跑龙套的，偶尔才出来转转。要知道，日本人并不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
　　打了一辈子仗的丰臣秀吉，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以往的几十年里，他的眼光几乎从未错过，这次似乎也不例外，种种迹象表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相对而言。
　　
　　[1176]时间，只需要时间
　　从战绩上看，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作为先锋，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虽然其他同行的表现不如人意，李舜臣也过于强悍，但在他的掌控下，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
　　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
　　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正在争论。
　　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每天都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星尤其激动，甚至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
　　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去，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话说得极其难听，他认为，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挡（御倭当于门庭），此外他还批评了朝鲜同志，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望风逃窜，弃国于人），去救他们是白费劲。
　　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个奏疏，说我这里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
　　末了还附上可接收难民名额——“名数莫过百人”
　　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只让带一百人过来，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
　　难民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
　　事情到此，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一个人发话了：
　　“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宜速救援）”
　　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出兵。
　　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
　　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纪录（之前这一纪录由嘉靖同志保持），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
　　因为一个不会管事，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不可能做四十八年皇帝的，四十八天都不行。
　　事实证明，由始至终，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
　　
　　[1177]
　　应该说，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的野心绝不仅于朝鲜，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变本加厉，到时更不好收拾。
　　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贻他日疆患”，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
　　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
　　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
　　祖承训，辽东宁远人，原先是李成梁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
　　看上去很合适，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有十五万日军，而祖将军，只带去了三千人。
　　更滑稽的是，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时，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觉得不对劲，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
　　“倭兵战斗力甚强，希望将军谨慎对敌。”
　　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
　　“当年，我曾以三千骑兵攻破十万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了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
　　其次，祖承训实在是自信得有点过了头，别说十五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十五万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十天半个月。
　　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祖承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战斗力较强，就算和日本人死磕，也还是有一拼。
　　然而，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这一路上，祖承训压根就没碰上几个敌人，他更为自信，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
　　平壤城，已在眼前。
　　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机不可失，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三千人就此冲入了城内。
　　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出外迎敌之时，他却表示了反对。
　　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1178]
　　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
　　当祖承训全军进城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
　　几轮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训也被打蒙了，他原以为，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
　　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两千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儒战死。
　　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
　　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昖基本肯定，自己离跳江不远了。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
　　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未激动，他只是沉默片刻，便叫来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
　　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认真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宋应昌，字思文，嘉靖四十四（1565）年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
　　和部长石星比起来，副部长宋应昌并不起眼，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长八尺），长得好（相貌过人），而且经常大发感慨，抒发情怀。而宋应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就是研究地图兵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这么一个人，想引人注意也难。
　　然而万历却接连两次拒绝了石星的请战，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应昌，因为他是个明白人，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那是两码事。
　　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选择。
　　宋应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却深通韬略，熟知兵法，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且做事毫不拖拉，在受命之后，他片刻不停，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调兵遣将。
　　然而没过多久，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应昌竟然主动表示，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
　　万历问：为什么？
　　宋应昌答：我召集的将领之中，有一人尚在准备，我要等他，此人不到，不可开战。
　　
　　[1179]
　　对于宋应昌所说的那个人，万历也十分欣赏，所以他表示同意，并问了第二个问题：需要多久？
　　宋应昌回答道：至少两个月。
　　事情就这样定了，派遣明军入朝作战，日期初定为两个月后，即万历二十年年底。
　　问题在于，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准备好，麻烦你等我两个月，先别打了，我一切齐备后就来收拾你。
　　对此，宋应昌也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被交给了兵部尚书石星。
　　然而石星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
　　在抓耳挠腮、冥思苦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
　　在石星看来，我大明人才济济，找个把人谈判混时间，应该还是靠谱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
　　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星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惟敬。大混混的看家本领
　　沈惟敬，嘉兴人，关于此人的来历，史料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市中无赖也。
　　所谓市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市井的混混。
　　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看来，沈惟敬先生不是混混，而是大混混。
　　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
　　大混混沈惟敬受聘后，很快就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义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在这里，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
　　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惟敬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来？
　　因为据史料记载，沈惟敬长得很丑（貌寝），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劣枣，成什么体统。
　　
　　[1180]
　　但接下来，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也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
　　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见给了朝鲜国王李昖。
　　李昖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圈，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亲切接见了沈惟敬。
　　接下来，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
　　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的，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
　　而沈惟敬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去寻死的李昖恢复信心，容光焕发。
　　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他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基本上是没错），其次，他很会用兵，深通兵法（基本上是胡扯），希望朝鲜国王不要担心，大明的援兵很快就到（确实如此），有七十万人（……）。
　　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他和平秀吉（即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我真没话说了），双方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每当我觉得人生过于现实时，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惟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了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
　　综合分析沈兄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也有几个日本朋友。
　　当然，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
　　但是李昖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惟敬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了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
　　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惟敬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
　　但这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
　　十几天后，沈惟敬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
　　
　　[1181]
　　李昖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沈惟敬再次抵达义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
　　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一样，沈惟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
　　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
　　沈惟敬道：当然，不是我去。
　　他派了一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奔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惟敬外。
　　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惟敬胜。
　　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
　　想想也对，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
　　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惟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
　　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惟敬当即表示：
　　谁都不派，我自己去。
　　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愣住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带多几个人，好有个照应。
　　沈惟敬却哈哈一笑，说我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
　　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白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
　　当然，这个所谓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多几个人好收尸。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惟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
　　
　　[1182]
　　但沈惟敬却不这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性——随机应变，能屈能伸。
　　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
　　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变成了大混混。
　　有一次，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不知张混混那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
　　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手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X你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自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
　　你X俺娘，你就是俺爹了！
　　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我记得，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
　　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伸，而跪郭松龄，认干爹，就是屈。
　　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伸的时候。
　　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顺便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压倒对手。
　　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
　　柳成龙也算个厚道人，送走沈惟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地道，但要他陪着一起去，他倒也不干。
　　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虽然比较远）。
　　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1183]
　　当沈惟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地下马，在刀剑从中走入小西行长的营帐。
　　过了很久（日暮），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毫发无伤。而柳成龙还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惟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送之甚恭）。
　　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惟敬表示慰问。
　　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
　　日本人来拍马屁了，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吾何畏尔）！”
　　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
　　相比而言，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
　　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
　　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什么，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
　　“多余的话不用再讲，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即万历），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
　　怎么约束呢？
　　“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内十里！”
　　很多人，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惟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义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
　　事实证明，确实有这个可能。
　　
　　[1184]
　　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沈惟敬，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仍然只是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1185]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解，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军阀
　　宋应昌等的人，叫做李如松。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日，用不了一时），实行军屯，并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1186]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1187]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个人比他干得更为出色——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以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地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1188]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建国之初待遇极高，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少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到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
　　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
　　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说有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这个称呼）。
　　武将再叩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
　　垛子神却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只是来报恩的。
　　武将大惊：我何曾有恩于尊神？
　　垛子神答道：当然有恩，平日我在训练场，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从不曾一箭伤我）。
　　真是晕死。
　　
　　[1189]
　　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
　　第一种是当兵的，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战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
　　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
　　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
　　总体看来，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三十岁时，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
　　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袭职，而是荫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直接就能干。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荫职）。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很有可能），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国家卖命。
　　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世袭），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
　　
　　[1190]
　　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十一年（1583），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握有重兵，位高权重。而这一年，李如松刚满三十四岁。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了。所以不久之后，给事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级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了李如松，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
　　一般说来，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另一种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人太狂，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
　　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见面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
　　大家都傻了眼。
　　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制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
　　许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
　　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
　　很巧，王参政也是个直人，于是他发火了。
　　
　　[1191]
　　王参政二话不说，卷起袖子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
　　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干仗，好歹是被人拉住了。
　　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予惩戒。
　　事实证明，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
　　奏疏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
　　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来，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舆论压力甚大。
　　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
　　后来个把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疏，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
　　说来也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老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了。
　　简单说来，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谦，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李如松的实力
　　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修养五年，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叛乱逐渐扩大，眼看不管是不行了，便下令出兵平叛。
　　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命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事实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统统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督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
　　而在以往，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
　　
　　[1192]
　　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管，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星看不下去，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星气得不行，就告到了皇帝那里。
　　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让李如松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石星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话出来：纨绔子弟，看他如何平叛！
　　然而石星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
　　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
　　麻贵，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他也是将门出身，但要论职业发展，这两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早在嘉靖年间，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才混到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万历十年（1582）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够了累。
　　人比人，那真是气死人，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当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
　　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无能。
　　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李如松到来的时候，叛军首领哱拜已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并日夜不停攻打，但这帮叛军很有点硬气，小打小守，大打大守，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
　　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油条，且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人骂他。
　　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咽肚子里，苦着脸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您看怎么办？
　　
　　[1193]
　　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
　　你马上去准备三万口布袋，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
　　攻城要布袋作甚？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
　　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三万口土袋的面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堆。
　　麻贵这才恍然大悟。
　　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
　　就这么一路往高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架云梯，准备登城。
　　但城内的叛军首领哱拜也不是吃素的，很有两下子，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轰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樟，在深夜发动进攻，李如樟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樟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并无大碍。
　　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组建敢死队。
　　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的，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客观事实），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南关。
　　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城内守军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
　　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
　　明军攻城失败，麻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样嘛。
　　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
　　几天后，他又找到了麻贵，让他召集三千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
　　
　　[1194]
　　具体说来，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
　　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
　　但同时他也发现，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正好也有河流，于是……
　　这回哱拜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墙根处不断出现的裂缝管涌，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
　　此时，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
　　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去。
　　但自由的快乐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已经等了很久。
　　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脱逃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
　　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
　　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也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仍出乎了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了。
　　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那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了，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
　　麻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仍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
　　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
　　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触手可得！
　　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
　　
　　[1195]
　　麻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
　　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冲锋在前！
　　和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除了单挑外，指挥官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军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说来，能不冲就不冲。
　　明军也不例外，开国时那一班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别人基本都呆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了几回，但自此之后，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绝迹，包括戚继光在内。
　　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小军官干起，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儿好汉，李如松对这项工作也甚感兴趣。
　　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毕竟李如松这样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明军都是按月拿工资的，被对方一冲，怕死的难免就往回跑。而此时，李如松又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品质——谁也不许跑，但凡逃跑的，都被他的督战队干掉了。他也不甘寂寞，亲手杀了几个退却的士兵（手斩士卒畏缩者），在凶神恶煞的李如松面前，士兵们终于认定，还是回去打仗的好。
　　在明军的顽强阻击下，援军败退而去，城内叛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哱拜又发现，经过多日水泡，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塌陷，防守极其薄弱。
　　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哱拜，都已经认定，战争即将结束，只剩下最后的一幕。
　　在落幕之前，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
　　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进攻北关，因为瞎子也看得见，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
　　李如松点了点头，他命令部将萧如薰带兵攻击北关。
　　但是接下来，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
　　全军集合，于北关攻击开始后，总攻南关！
　　所有人都认定北关将是主攻地点，所以进攻南关，才是最好的选择。
　　兵者，诡道也。
　　
　　[1196]
　　从那一刻起，麻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他知道，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进攻开始了，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亲自登云梯爬墙，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
　　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正是麻贵，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他已经心服口服，甘愿步其后尘，但他不会想到，五年之后，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
　　看见明军入城，叛军们慌不择路，要说这哱拜不愧是首领，比小兵反应快得多，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并召集其余叛军，找李如松谈判，大意是说我之所以反叛，是受了这两人的骗，现在看到你入城，已然悔过自新，希望给我和我家人一条活路。
　　李如松想了一下，说：好，放下武器，就饶了你。
　　哱拜松了口气，投降了。
　　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划上句号，由于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史称“万历三大征”宁夏之乱。当然，关于哱拜的结局，还要交代一句。
　　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尽灭拜（哱拜）族。
　　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
　　投降？早干嘛去了？无需谈判，干掉就好
　　对李如松而言，万历二十年（1592）实在是个多事的年份。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就接到了宋应昌的通知，于是提督陕西就变成了提督辽东，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
　　其实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宋部长等，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
　　事实上，所谓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人指挥，而是分由八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在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
　　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万人，分别由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管，除了李如松有三千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桢、李如梧以及心腹家丁祖承训、查大受等都只有一千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而除了等这帮嫡系外，他还要等几支杂牌军。
　　
　　[1197]
　　奉宋应昌命令，归李如松指挥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起，蓟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援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
　　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
　　简单说起来，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应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李如松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杨元，李如柏，张世爵是中层干部，其余都是干活的。
　　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应昌的人，张世爵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
　　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费劲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全然不是那回事。
　　按明代的说法，李如松是军事主官，宋应昌是朝廷特派员，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应昌时，必须整装进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应昌时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
　　宋应昌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查大受找他聊天，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傲慢。
　　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
　　这支部队之所以到得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惯例，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如疾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屏息静气，准备看一场好戏。
　　
　　[1198]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茬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
　　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惟忠。
　　吴惟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
　　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
　　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
　　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
　　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
　　而更重要的是，吴惟忠还带来了四千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
　　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要么升了官（比如吴惟忠），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
　　这四千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
　　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
　　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十几年倭寇的戚家军（二代），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
　　和吴惟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
　　
　　[1199]
　　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机营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猛，两个字就是很猛。据说他臂力惊人，能举千斤（这要在今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号称“骆千斤”。
　　虽说夸张了点，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
　　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鸳鸯阵必备装备），放眼望去十分显眼。这也是个怪事，打仗的时候，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比如曹操同志，割须断袍，表现如此低调，这才保了一条命。
　　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
　　但在出发的前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
　　这个人就是沈惟敬。
　　虽然宋应昌严辞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忽悠）。
　　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答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说完了没有。
　　沈惟敬答道：说完了。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抓起来，拉出去砍了！
　　沈惟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
　　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
　　
　　[1200]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试，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试，倒不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惟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暂时），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
　　李应试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
　　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此云暗渡陈仓三十六计之敌战计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昖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
　　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
　　李如松回答：四万有余，五万不足。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倭军近二十万，朝军已无战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四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
　　要换在以往，碰到敢这么讲话的，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这是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阁下以为少，我却以为太多！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
　　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以金银作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骇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还吃人肉。
　　应该说，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比如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形似锅铲），而福岛正则的帽子，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反正是自己设计，要多新潮有多新潮。
　　第一次见这幅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就如后来志愿军入朝作战，头次见黑人团，竟然被吓得往回跑，那都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