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說黃异庵

                                   ——王亚法

 

悉尼的一位苏州籍朋友，在和我聊起苏州作家黄恽时，无意间提到了黄异庵先生。

我并未见过黄异庵先生，但听说过不少关于他不幸的遭遇和传说。在老一辈的评弹爱好者里，说起他，无不竖擘赞好。家父是个评弹迷，每当说起他，叹息曰：“黄先生是大家公认的苏州才子，书法篆刻，件件在行，听众把他新编的西厢，称之为《黄西厢》，其插科打诨，令人捧腹，可惜时运不好，被错划成了右派。”

七十年代末，文革后期，先师吴耀南先生和我闲聊时谈到黄异庵。我插嘴说，听家父讲，黄异庵先生是一个说白，弹唱，诗词、书法、篆刻，件件精当的全才。先师知道我略知黄先生一二，很高兴。先师和书画名家邓粪翁是姻亲，黄异庵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拜粪翁为师，学书法篆刻，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极熟。先师告诉我，黄异庵先生正在上海，住在他的一位老友家里，而且每周两次在小范围内说《西厢》，他也每次去听。我听了很高兴，央求先师也带我去听一挡，先师略有为难，踌躇一下说，我和主人与黄先生商量一下，要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明天给你回音吧。第二天我去先师家，先师表示抱歉，说那家主人和黄先生都不欢迎年轻人参与，怕年轻人嘴巴不牢，惹出祸事。现在想来也难怪，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岁月里，那批身羁“牛鬼蛇神”帽子的老先生，搞地下集会，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岂敢让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闯入圈子，况且前几年上海刚枪毙过一个“浦东说书”的演员。说起这件事，我又要铺陈几句：上海的“浦东说书”，是浦东地方方言的一种说唱，演员敲打檀板，边敲边唱。被时人认为不入流的剧种，一般只在街头卖唱，上不了台面。文革期间，所有剧种只能演中共规定的几只样板戏，那位演员唱的是《智取威虎山》，在唱到杨子荣和座山雕斗智时，为了表示革命英雄的机智果断，他即兴发挥，摆了个噱头说：“座山雕门槛精到九十六，杨子荣门槛精到九十七，棋高一着……”上海人形容一个人精明时，常喻为“门槛精到九十六”。这原本没有错，偏偏这个噱头被革命样板戏的旗手江青知道，正巧那时她要杀人立威，于是无限上纲，成了“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掉了脑袋。

一九七八年，我在杭州为“硬骨头六连”整理连史，周末去黄龙洞游览，有缘邂逅了一位姓韩的武汉淑媛，她爸爸韩万青先生是位是收藏家，和书画家徐松安先生是挚友，也是黄异庵先生的老友。第二年深秋她乘船来上海，告诉我，家父刚获平反，发还少许钱财，这次来主要奉家父之命，去苏州送旧衣服给黄异庵伯伯过冬，黄伯伯刚从苏北回苏州，既无户口，又无经济来源，生活非常艰难。她从包里取出一件陈旧的羊皮长袍给我看，说家父还另给了一些零钱，生怕黄伯伯不好意思受纳，就说是倘若袍子不合身，请裁缝修改，这是裁缝钱，要黄伯伯一定收下。现在想来，那些受过民国教育的人做事真周到，给人钱财还给人面子……

要说我和黄异庵先生的间接神交就是这些，懊恼当时年轻，少不懂事，没有陪韩姓淑媛一起去苏州，以致永远失去了一次拜谒黄异庵先生的机会。

翻阅陈巨来先生的《安持人物琐忆》。陈先生虽然平生口无遮拦，所说不可全信，但其中“记弹词艺人黄异庵”一文，所述与黄恽“书坛人物黄异庵”一文还算吻合。

黄异庵先生于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江苏太仓，自幼天资聪颖，四岁进书塾，五岁练书法，七岁便能写对联，父亲开酱油店，家中兄弟又多，因家境困难，十岁就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门厅哈哈镜旁设摊卖字，写“一笔虎”，曾红极一时，人称“十龄童”。后回常熟在私塾执教，其时对评弹产生兴趣，利用业余时间，自调丝弦，拜评弹前辈名家王耕来为师，其艺益精，以艺名黄易庵称著书坛，因钟情《西厢》，又埋头熟读王实甫原著，追踪唐宋传奇，吸取众长，苦钻多年，终有成效，后在上海四马路和“汇泉楼”和城隍庙“得意楼”演出，竟一炮打红，名震遐迩。

一九四九年后，黄异庵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为新政权唱赞歌，在极短的时间内，自编自演了《李闯王》新书，红遍书坛，为观众所称道。

一九五一年，黄异庵被邀去北京开“全国戏剧工作者代表会议”，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会上周恩来说：“现在苏联塔斯社要首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诗歌，代表中可能写诗的人不多吧？”

站在一旁的田汉接口问：“有谁能做诗？”

黄异庵回答：“我已写了一首为塔斯社赋七言古诗，是歌颂中国志愿军出征的，请审阅……”

经审阅，此诗得到周恩来的首肯，自那以后，赢得了“评弹才子”的美誉。

黄异庵和大多数天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盲目为新政权的效劳，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馈。一九五七年，他担任“苏沪评弹协会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时，被定为右派分子，即时受到批判，送往青海劳改农场改造六年之久。一九六四年，获释回苏州，失业在家，靠变卖房产，亲友接济为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国务院颁布“公安六条”，一时全国墨云压城，乱戮无辜，其时任南京军区司令的武夫许世友也发一命令，因备战备荒需要，将苏南的“地富反坏右”统统在几天之内暴力赶往苏北。在此形势下，黄异庵先生当然厄运难逃。

一九七九年，我去南京出差，恰逢当年被暴力赶往苏北的“地富反坏右”闹回城，聚集在南京省府请愿，其时街头一片混乱，巷里路边，饿殍云集。我在新街口附近的面馆，要了碗咸菜肉丝面，吃面时，身后两位腌臜少年，乌脸白睛，目露饥相，紧盯住我碗中的肥肉丝。我嫌肉丝太肥，挑出碗外，迅即四只小手争相抢夺。我受不了此等场景，放碗离去，立即他俩涌了上来，一位较强壮的推开另一位弱小的，抢过面碗，一气喝下。这虽已是三十余年前旧镜，但今日忆来，仍历历在目……奇怪的是，许多当年的经历者，竟会全然失忆，甚至歌颂……唉，说不定这歌颂行列里就有这两位抢面汤的少年。

当年被暴力赶往苏北之遭难者，竟是如此生存，韩氏淑媛给黄异庵先生送寒衣之时，黄先生的处境之惨，也可想象。

黄异庵先生因患胃癌，于一九九六年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他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一副自撰挽联：

“半世冤屈半世愁，他生未卜此生休”

挽联中的两个“半”字，竟与笔者的“半空堂歌”，有款曲相通之妙，搁笔暗思，不禁苦笑莞尔，一叹！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