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2)
2014 (1)
——王亚法
这几天忙碌琐事，只有晚上躺上床时，才有空看一点书，几十年养成的坏习惯，装模作样，借看书来招徕睡意，至于看进点什么，那就天知道了，尤其近年来，记性大减，前看后忘，所谓看书，只是无谓的空忙,但总算开卷有益吧。刚才继续翻阅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看到1961年7月7日（星期五），其中记道：
……下午，胡颂平问：“林语堂先生在《今日世界》上发表那篇‘五四运动’译文里，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没有金钱的观念；曹雪芹不是一边写稿，一边拿去买米吗？”先生说：“我在最近的那篇《石头记》跋文里不识说过吗？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卖稿子的事……”
这是一段关于提到稿酬的事。至于胡适先生认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卖稿子”的说法是否准确（有人说唐朝的韩愈代人写墓志铭，收取润笔，是最早的稿酬形式），姑且不论，但引发我对目前大陆出版稿酬的感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陆恢复稿酬，先是基本稿酬千字10元，没有印数稿酬，后来基本稿酬提高到千字10元至14元，如出书，印数稿酬也恢复了。据说我们的社长，因文革前在一张审批单上写了：“此吾老友，稿费从优”八字，而在文革中吃足苦头。运动刚过，知识分子的余惊未消，所以编辑们办事也很谨慎，发稿酬要通过室主任和总编两道关卡审批，决无弊端。我那时年轻，出笔勤快，常有报社和出版社来约稿，每晚笔耕，稿费收入颇喜。一九八八年出国前，我将抽屉里的稿费单据略作累计，竟有两万多元之巨，这在当时，已是不乎小数了。
但现在为国内的报刊写稿，情况就不同了，就拿出书来说吧，以前出版社看中的选题，就安排出版，作者等着拿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就是了，利益有保障。而如今出书却要作者自己买书号，出资二万至二万五人民币不等，有的还要作者自己保销若干数，真是荒唐得很。深究原因，因为出版社的经济情况都不好，你想，出版社出的书，都要有所谓的“审读”来卡脖子，经济怎么会好。有些出版社为了保证不出政治问题，就回聘政治上可靠的“老法师”来把关。所谓老法师，一般是那些五、六十年代我党培养的先进分子，经他们把关，21世纪的出版物的政治水平，又回到上世纪去了，真是荒唐得很。至于出版社出卖书号所得的钱款呢，据说用作出版社的开销了，由于政治上的管卡，出版社一般的编辑收入与报社编辑比，还是比较清苦，于是大家上班时发发牢骚，说些怪话，和我二十多年前在的时候差不多，只是现在言论的自由度放宽了，大家也敢说话了，国家把卖书号的钱，来安抚小知识分子不失也是一个办法。
说到报刊的情况就糟糕了，原本上海向我约稿的一家晚报，我现在送去的稿子不登了，去电话问编辑，是不是有敏感问题。编辑回答不是，只是说等一等，没有版面。一直拖着，直到无疾告终。后来该报社退休的一位编辑朋友告诉我，现在刊登文章不是拿稿费的问题，而是要向编辑付稿费的问题，如今报纸的版面，是编辑的自留地，作者不交租金，文章休想见报，这叫潜规则。
新闻出版界这种情况上面应该是很清楚的，也许国家的腐败面太广，一时管不过来，也许上面故意放任，借此可以让文人们少发文章，减少噪声，苟得一时平安。
难呐，一个满身长满疥疮的人，叫他往哪里搔好呢。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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