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为人，以慷慨大方著称，朋友有困难，只要得知，送画送钱，从不迟疑。一九四九年，他在上海开罢画展，得知陈巨来的父亲得了中风，赶紧将自己的卖画所得，叫学生顾福佑买了羚羊角粉送去；当得知女学生叶名佩的父亲失业，又叫顾福佑悄悄地寄生活费去，临出门还关照：“不要让叶师姐知道，她女孩子家要面子。”
文革后期，笔者从杭州回来，在火车上，遇着北京画家周怀民先生，旅途无聊，偶然间谈起张大千。他说一九四七年，在北京开画展，由于自己刚出山不久，知名度浅，画卖得不好，又逢年关，弄得很窘迫，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被张大千知道了。他派弟子吴爽庵来，叫我带些作品去他颐和园的住所。大千为人和蔼，没有架子，他问了我的作画情况，又在我的几张画上题了跋，请我吃了一顿晚饭，过几天，又介绍了几个朋友来买了我几张画，让我度过了这一年的年关。周老回忆时，不时从脸上露出内心的感激之情。
五十年代张大千在香港有一位经纪人，此人对大千的盘剥十分厉害，每次把画卖掉，只说半价，还要从中扣去佣金，大千心中明明知道，但从不说穿，有一次他的学生潘贞则实在看不过去了，把此事告诉他。大千坦然一笑说：“某先生的开销大，让他多赚点。我是棕榈树，要剥皮的，不剥不长，剥了才会长。”多大气，多幽默的话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张大千落叶归根，回到台湾建造“摩耶精舍”，新居落成，他计划采购些盆景做摆设，某日郊游，在农场认识一位姓张的花农。这位花农见张大千出手阔绰，只要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于是经常送些盆景上门，往往是天价，而且说话不知轻重，举止不懂规矩，一个中年的市井之徒，凭着自己姓张，竟然和张大千称兄道弟，求字求画，取索无度，有时甚至一大早坐到张家的饭厅里，陪着大千吃“大风堂”的美食。时间长了，张家的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背地里抱怨他粗俗的，但碍着老爷子的面子，不敢发作。
有一天张大千的老友从美国来做客，吃完晚饭，大千对友人说：“我请你去院里欣赏新买的杜鹃盆景。”
大千陪着客人来到盆景前，众人随后。他介绍盆景的造型，颇有得意之色，一位花匠插嘴道：“盆景是不错，只是那位姓张的要去了二十万元，太贵，太冤枉了。”花匠说开了头，家里人也纷纷抱怨，老爷子太宠这姓张的了。
张大千不以为然道：“钱有啥子关系，只要我看了舒服就好。”
众人还在诉说，大千生气了：“好了好了，你们的话我不愿意听，你们看见这座盆景生气，我就叫老张搬回去，但绝不要他退钱。”大家见老爷子生气也就不做声了。
第二天，果然张大千叫姓张的把盆景搬回去，钱，当然不会叫他退。
事后，友人对张大千说：“你这样赌气也未免阔绰了。”
大千苦着脸道：“钱有啥子稀奇，我画一张画就可以换几个盆景，但要是他们把我脑子吵糊涂了，才叫冤枉呢！”
难怪举世公认张大千时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正因为他不拘泥于小事，所以能画出气势恢宏的庐山，逶迤万里的长江……
据台湾历史博物馆老馆长何浩天说：“一九八一年，南韩青年博物馆的馆长去台湾访问，他恳求何馆长引见他去拜访张大千。到了张家，那位馆长看见大千画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刚画好的大荷花，他立即提出要买，并背着大千去账房间问明价钱，台币六十万，正要开支票，大千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你老大远的来看我，我已经很感激，画我一定要送给你，钱是不能收的。”
那位馆长那里肯受，坚持要付钱，两人争持了好长时间。何浩天知道张大千的脾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只得从中调定，叫那位南韩馆长把东西先收下，然后再作计议。
第二天张大千的好友，国民党元老张群一早就打电话到何浩天家中，说张家管账的来电向他哭诉，账上已经挂赤字了，他正等着卖掉那张画，来付员工的工资和水电费，不料老爷子又豪举一下，把画送掉，不肯收钱，弄得他苦不堪言。
何浩天知道这事，马上又陪了那位馆长带了支票去“摩耶精舍”，看见大千正在生气，责怪账房先生向张群告密，使他难堪。
何浩天和那位馆长说明来意，大千自信道：“有我这双手就不会穷，急是经常有的，你看——”他指指画案上的汇单说，“新加坡的卖画钱不是已经到了，这一点小事就急得他们向岳公（张群名岳，时人称他为“岳公”）告状，来压我。”
张群比张大千年长十岁，是他二哥张善子在日本时留学时结交的好朋友，是大千眼中的权威。家中人知道，遇上摆不平的事，只有找岳公开腔，才能解决。
两位馆长送上支票，大千坚辞不收道：“我这辈子没有做过食言的事，你们不要叫我难堪。”结果还是没有收。
张大千是一个为人慷慨，而又极风雅的人。他不流世俗，不懂经济，他那副经常送人的对联：“佳士姓名常挂口，自身温饱不关心”，就是他性格最确切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