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2)
2014 (1)
到底是上了年纪，看书的速度比年轻时慢了几拍，过去是一目几行，现在则几目一行，而且记性也极坏，刚看过的书，不待放下就忘记了。所以写读书杂感时，必须每有感悟，就捧着书，立即动笔，不能延误，这倒也好，犹如街边的大排档，随点随炒，保证味道新鲜。
刚才翻阅黄裳先生的《黄裳书话》。
黄裳先生是老一辈的新闻记者，又是版本学家，所以对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书刊行情极为熟悉，现我摘录几段，供诸君阅读，然后再发感概：
“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作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的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酒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二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书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口舌，也只打开一捆。他选出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
够了，够了，抄到这里，不由使我血压高升，气愤填膺，老祖宗传下的文化遗产竟然被这批子孙糟蹋到如此地步。
黄裳虽然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前后，其实，直到文革前，仍有不少古旧书籍和珍贵纸本源源不断地流进造纸厂，化为纸浆，变再生纸或者手纸，到了文革更是“焚书坑儒”，只能借用一句佛言：“不可说，不可说”了。
我读小学的时候，社会上流行义务劳动。我们小学生的所谓“义务劳动”，就是下课后帮学校做些杂工。我的任务是，将各课堂丢弃的字纸，集中后送废纸回收站卖掉，将卖得的钱交给老师。记忆中，那时的废纸回收站简直就是一个图书馆，什么武侠小说，线装本的连环画，字帖，以及民国人要人题字的照片和画册，数不胜数。因为去的次数一多，和回收站的阿姨熟悉了，所以卖完废纸后，几个同学在一起翻阅那些“废纸”，阿姨也不阻止，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木刻本的连环画，上面画的是阎罗王和牛头马面，故事不记得了，还有一本是口吐宝剑的武侠小说，以及一本有宋子文戴博士帽照片的纪念册，好象扉页上还有题字，因为听老师说过，宋子文是“四大家族”的反动分子，所以对这本纪念册影响特别深刻。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新政权刚起，正是“破旧立新”之际，许多要求脱胎换骨的知识份子和反动文人视藏书如邪恶，赶紧丢弃唯恐不及，哪有宋版本、明版本不流进造纸厂的道理。
与古板书一同回炉的还有许多青铜器和金属古物，那时的报上，经常登载国家关心文物，派员到冶炼厂和造纸厂把关，在熔炉前夺宝，救出青铜器多少，善版本古书多少云云。
其实古版本和青铜器流入工厂回炉的主因，除了新政权的官僚无知之外，正是新政权的上层所需要的，因为这个政权在政治上的一面倒，势必在文化上这样，如将北京城仿照红场的改造；强行推行简体字，试图使后来者读不懂祖先的道德文章；破坏大量的古碑石刻；毁坏庙宇……一九四九年后，这个政权在文化上的层层铺垫，直文化大革命，政治上越滑越远，乃至车到山前，欲回头也难了……
杂感至此，不由轻轻地叹息一声，掩上手中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