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雪 故 国 行──1994年回国心记

风 雪 故 国 行 ──回国心记之二：1994年12月─1995年1月

①

中国民航的波音747令人放心地平稳飞行着。 相隔一年再次回国，不再有那种近乡情怯的激动。去年回国遇了些小麻烦，而这一次大不相同，一出机场就会有人接，令人讨厌的外汇券也早已取消。唯一有点担心的是机场验血这一关，上次全凭运气闪过了检验人员，这次为了保险，行前已两次给领事馆打电话，现在赶巧了旁边坐的就是位回国度假的领事，再次得到了只要有一个月内回程票就不必验血的保证。

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有人惊呼外面正在下雪！可不，透过舷窗可见雪花掠过。我喜欢雪，心情更觉舒畅。来到检查台前递上护照，边检小姐二话不说还是叫去验血！我当然得跟她们理论理论，旁边两位同样遭遇的旅客还掏出了特意备好的文件，可这两位小姐就象从未听说此事似的把文件看了又看，指着其中某些句子强词夺理。最后她们坚持一点：没有证明信就得验，无论我们怎样重申领馆的说法也没用，最后见我不肯退让，便让我等候她们的“头”来处理。

“头”是一位胖胖的男青年，他把我叫到一边，并喝退了想跟过来的另外两名旅客，然后和言悦色地和我“谈心”：若我实在不肯验，填个表他马上签字放行，只是我出境时没合格证明一定出不去，到时候就得去北京检验中心，多花几百块钱不说，误了事没人管。他不厌其烦地陈述了各种利害关系，我觉得他是在糊弄我，但又不胜其烦，觉得就冲他这通口舌也值个80块钱了，便让步了。他乘胜又做下一位的工作，人家先是软硬不吃，可一看那个项目繁杂的表格也就懒了。折腾半天我们还是进了那个已经挤满人的小屋。

说实在话，谁都知道艾滋病该防、80块钱不多，争的主要是一口气。为什么放行所有的外籍人员，而让持中国护照在西方已饱受歧视的同胞在自己的国土上再入另册？为什么这些堂堂边检人员视国家政策和驻外机构的威信如同儿戏？也许他们自以为得意，连骗带唬即可让每个回国旅客掏出80块钱，就算是为国家增加点收入吧，可他们想过没有，他们让国家失去的是什么？

我没有让这件倒霉事完全破坏掉兴致，连忙走出海关，与等候已久的朋友小赵、小谢会合。小谢的雪佛莱在漫天大雪中上路。从机场到市区，落地的雪被碾压成了光溜溜的冰面，所有车辆只能缓缓而行。许多可敬的同胞还骑着自行车──我清楚地记得在这样的路面上骑车是怎样一种感觉。气温降到零下10度，到家后我就穿上了在英国很少用到的所有冬装。

和宜昌老家通了电话，得知父亲病重住院，我只在北京住了一宿便踏上了南行的火车。宜昌地位因三峡工程而上升，京宜之间的49次变成了全程对号的空调列车。这是一节崭新的车厢，可不知怎么搞的车厢顶上进气口喷的是冷气。我想也许需要时间预热，没当回事便上铺睡下了。没过多久却被冻醒了，其他旅客也在议论，乘务员来了说没办法。折腾到天亮，列车长来解释说，上面只是换气口，与下边的加热器是同一个开关，但这节车厢的加热器功率不足，所以温度上不去。最后车长接受大家意见把上下一起关掉了。一位恼火的旅客在留言本上写道：客车什么时候改成冷冻车，请提前通知旅客一声！

车行在河南境内，忽听隔壁车厢一声巨响，原来车下飞来一块石头砸烂了一扇窗。列车长处理完过来，告诉我们这种事在这一带常发生，谁也不管，也管不了，这次没伤人就是万幸。我听了只能目瞪口呆。

②

父亲患病后生活已难以完全自理，妈妈一直竭心尽力地照顾。这一年家里又搬了新居，还买下了房子。让我惊讶进而敬佩不已的是，妈妈一面工作一面伺候爸爸一面又把家里拾掇得焕然一新。要知道国内的单元房往往质量一般，装修不装修大不一样。妈妈的毅力和能量让邻居和同事们无不折服。一年多不见，妈妈显然忙瘦了，但却显得年轻了。

家里的另一个变化是经济方面，不仅妈妈买了住房后仍然有很多积蓄，在军队工作的妹妹也好像有的是钱，我开玩笑说她成了“翻身农民”。而她则嘲笑我的衣着象是“下放回来的”，其实我自我感觉装束上至少比英国学生还强些。与那些下海发财的暴发户不同，妈妈和妹妹都是普通的工薪人员，幸运的是所在单位效益不错。相反的情形也在所不免，在医院里我听到有人在向大夫诉说，他们厂（一个当地挺有名的厂）效益不好快要倒闭，恐怕不能报销医药费了。

规模空前争议也空前的三峡工程就在这几天正式上马。不论外边人怎么看，宜昌人只认工程给宜昌带来的机遇。市政建设发展很快，新道路、新商场不断出现，令我这个本来就不熟悉环境的人更加摸不着头脑。大街上听到普通话的机会比过去大大增加，显然得益于人员的流动。看来推广普通话这个老问题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解决有望了。

宜昌的天气居然象英国一样每天阴沉沉的，也记不清原先是不是这样。这倒没什么，令我吃惊的是市区街头空气的污浊程度，与风沙天的北京没什么两样，许多车辆上都积着厚厚的尘土，以至于从车里看不清外面。大概这是因为三峡工程带来的车流量巨增，不过我纳闷那些车辆的主人未免也太懒了。看到这副市容，不免为宜昌人要把宜昌建成“东方日内瓦”的雄心捏一把汗。

我特意去了一下我当年爱去的一所新华书店。从外边看第一感觉是可能书店不开门，因为橱窗全封着。细一看门半开着，试探着走进去，只见一排旧柜台后边站着几个没精打采、冷得缩头缩脑的营业员，凸凹不平的石灰墙已脏得看不清本色，除了卖的书不同外，二十年的历史变迁给这里增加的只是尘土。我找了一本徐刚的“中国人别在巴黎玩深沉”，半天掸不净上面的灰尘，只得央求营业员给换一本。

在医院陪护爸爸，有不少空余时间看电视。电视新闻还是那副八股面孔，除了接见和会议，就是油菜大丰收生猪大发展一类，你想看的东西却总是一晃而过。只有经济节目的内容比过去明显丰富多了。同英国电视相比，感到主持人的水平差距太大，倒是偶尔出现的中学生主持人表现更利落一点。我很喜欢藏族小伙子洛桑的相声小品表演，其才艺之全、幽默之妙令人叫绝，把这些年来泛滥的那些庸俗愚蠢的节目全给比没了。流行歌曲方面新面孔很多，我总也不甚了了，只从妹妹嘴里听熟了那英、杨钰莹、毛宁等几个名字。让我感到欣慰的一个变化是香港歌星远不象去年那样走红，记得当时家家店铺都放同一首“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听得我耳朵里生茧。妹妹说其实论起唱技功底来，香港歌星里只张学友还说得过去，这倒与一位北京歌手访港时声称四大“天王”除张外全是“小丑”不谋而合。当然骂人“小丑”太过份，但把他们供为“天王”乃至莫名其妙的“全欧最红星”不也同样过份吗？不管怎样，我觉得国内青年从迷信海外歌星到欣赏国内有特色有功底的歌手是一种进步。

一九九五年第一天与湖北罕见的一场大雪一起降临，我和妈妈一起去医院，没想到路上出租车无故打滑原地转了个360度的圈，幸好没别的车经过。 这大年第一天的险遇不知意味着什么。我回英日程将近，而且受朋友之托需要去趟上海，只得与家人告别。

③

一夜火车，大雪未停，到了武昌南湖机场方知大事不好，飞机根本无法起落。本来是为了省时间才下决心平生第一遭乘坐民航国内航班，现在可好，人算不如天算，身陷在这举目无亲的武汉。我不想象其他旅客那样傻等，决定找点事干。上哪里去呢？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去拜访大江所、找刘丹红！这几位侠肝义胆救助王军涛的豪杰给我印象太深了。细一想不可能，我对他们的地址一点印象都没有，总不能通过警察来查访吧？眼看大雪还在下个不停，我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来个雪中游览黄鹤楼！

黄鹤楼很近，乘出租车不到20块钱。我脚蹬一双新买的意大利皮鞋，小心翼翼踏着雪水进了公园。果然是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去处，诗亭字碑，小园香径，虽属古迹新造，倒也精巧有味。游园拍雪景的人并不算少，一个个都摆着中国人在镜头前特有的昂首挺胸亮相姿态。

兴致勃勃参观完编钟楼，发现有一“外宾休息处”，我自忖从血统到护照都不够资格，只得悻悻走过。不料转了一会又见一处挂着同样招牌，一时气不过便迈进了大门。里面满墙满桌都是书画工艺品，只有一位守摊子的工作人员。他打量着我说：“你看中什么我可以给你减价。”我跟他应付了几句便说：“现在内宾能买这些东西的也不少，可你们门口的牌子吓得别人不敢进门了。”他回答说：“这些东西中国人见的多了，不会感兴趣的。”

新黄鹤楼有五层，每层设有特色不同的大厅。我在唐宋元明清历朝形态各异但早已荡然无存的黄鹤楼的模型前伫立良久，不免感叹历史演进之无情。自三国始建，黄鹤楼屡毁屡建、死而复生，反过来也可说是屡建屡毁、难逃劫难。如今的黄鹤楼规制超前、气势不凡，可是别忘了，她的年龄还不满十岁。

四楼是休息厅，大门却用绳子拦着，一位工作人员看我似乎蠢蠢欲进，又把防线往外推了推。我有点不解，要知道全楼上下除此地外，连张供游人歇脚的凳子也没有。仔细看看门口的说明，方明白里面的设施是“供外国友人、海内名家即兴挥毫”用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洋人就自然有资格，但倘若你是中国公民，对不起，得先审查一下够不够得上“名家”。大雪天无论洋人还是名家都不会赏光，拦上门也就不奇怪了。不满意吗？别忘了当年还“华人与狗”呢！

一步一步登上黄鹤楼顶层。大雪一秒钟也没停，极目望去，不见楚天，不用说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无踪可觅，就连毛泽东的“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也只剩下了前半句，我瞪直了眼睛也没看出大江在哪个方向！

冒雪游园几小时后，脚上的皮鞋已浸湿了三分之一。虽然估计飞机仍然不能起飞，我还是赶回机场听消息。候机室里人更多了，咖啡厅里凡有了座位的人就再也不站起来，大多数旅客只能站着。所有的电视屏幕都不工作，书报柜台一直没人，电话亭里堆满了杂物，墙上贴着的标语则读着：“文明创一流，青春献民航”。天色发暗以后，广播中宣布：今日航班全部取消，各位明天再来。没有一句抱歉或慰问的表示。大家一通混乱，不少人走了，剩下的人揪着工作人员打听下一步的安排。又过了一会儿，广播中才通知需要安排住宿的旅客到门口上车。

我随着人流走出大门，外边停着四辆大客车，头两辆很快被塞得满满的。旅客们拥向第三辆，车门却还紧闭着。司机探出头来大叫：敲什么，看你们乱糟糟的，敲也不给你们开。这哥们说到做到，当真缩回车里就是不开门。此时雪势依然不减，我看看脚上皮鞋已湿到三分之二，手中行李也变了颜色，只得退回门厅。回头看看，仍有好几十名旅客，扶老携幼的，站在漫天大雪和遍地积水中苦候，而那位司机则在车上来回踱步。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我心里一阵阵如坠地狱的感觉：同胞，是什么铸成了你那种不利己也要害人的心态、冷血动物一般的心肠？

几辆大客车最后把旅客们卸在洪山宾馆。我坐的车正停在一道半米高的石坎下。我手提沉重的行李爬上坎，一步没计算精确，便踏进了齐脚脖子深的雪水，唉，终于彻底湿了，我的意大利皮鞋……

洪山宾馆正在准备评星级，餐厅装修得十分典雅漂亮，其它方面也差强人意。民航安排旅客们两人一间，和我同屋的是位温州人林老板。他一进房就很内行地东查西看，找房间里的毛病报告服务员。我觉得他这种精明直率的劲头很逗，很快就同他聊熟了。他今年四十二岁，小学文化程度，1987年起自己办鞋厂，如今从产到销一条龙，手下工人一百多，年产值两千万。他的为人颇有中国传统风格，豪爽热情，虽然和我只是萍水相逢，而且我一再推拒，但他还是利用熟悉情况的优势抢在前头替我付了当晚长途电话费、第二天去机场的出租车费及一顿午餐钱。林老板对自己的成就十分自豪，对国外的情况也表现了兴趣，打听完我挣多少钱开什么车之后，指着宾馆前一辆奥迪说：“我的车是这样的，35万块呢。”

第二天重回南湖机场，林老板说这个机场马上要被新落成的天河机场取代，所以显得如此衰败。我想也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嘛。飞机整整晚起飞24小时，一小时后到达上海。林老板顺手把没开封的饼乾塞进了废物袋。我则把我的一份收进了挎包。他注视着我的动作。我能猜到他在琢磨什么。

④

上次回国就是从上海入境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故地重游。在排成一列的出租车前，有位调度在逐个登记乘客的目的地。我刚刚把行李放好，走过来一位穿民航空姐制服的小姐。她说她正好顺路，问能不能搭我的车。我当然不介意，但又觉这事有点新鲜，她会分担一部份车钱吗？她上车后塞给司机一听八宝粥罐头，讲了一通上海话，好像是说她到哪里下车。

我望着车窗外，感到这条路变得整洁多了，除了自己的眼光可能与上次刚刚入境时有所不同外，真实的进步也是不可否认的。搭车的小姐转过脸与我聊了起来，告诉我她刚刚往日本大阪飞了一个来回。我心里已暗自决定随便她付不付钱。果然，下车时她很有风度地道了声谢就bye-bye了。 最后我问司机，是否为送那位小姐绕了路，司机承认了。多付点钱无所谓，我只是叹服那位小姐的“门槛”够精的。

我在上海的日程不足两天，要办的事情倒不少，幸好有几位朋友热心地陪同帮忙。他们几位都是外企雇员。通过和他们的交谈，我知道国内现在很有一批既有学历又有经济地位的年青人，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不再向往出国。小范还以她办企业的哥哥为例，说这批“雅皮士”中很多人没有女朋友，原因之一正是他们的远高于大多数同龄人的经济地位，这使得他们难以判定对方感情的真实动因，不愿轻易付出真感情。这倒是挺有意思的说法。

上海的商业还是比北京发达，服务态度也不错，尤其是那些承包的柜台上的营业员，真可算主动热情百挑不厌，而且善解人意。从电视上看到顾客评选附近四川北路上的“最差商店”，一家“大兴钮扣商店”不幸中榜，被令限期搬走。我当即去那里看了看，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差的感觉，看来标准够严格的。

虽然外围道路大有发展，上海市中心地带的交通还是过于饱和，干道上往往一堵半天。如果要赶时间，最好一上车就告诉司机，他会想方设法走小路甚至穿大院。当然这种情况下多给小费也是应该的。我一般都给小费，但从司机惊喜的表情上意识到我的作法并非惯例。一打听才知道，当地人一般不给小费，至于司机不找零钱主要是欺负外地人的。看见外边一位警察正截着一辆车盘问什么，我们车上的司机忽然用上海话嘟囔了一句，逗得旁边小孙哈哈大笑，原来司机说“警察都是坏人，如今坏人管好人”。

傍晚的外滩，不再有当年那种一对对情人密密匝匝沿江排列的情景。大大拓宽了的江边平台上，稀稀落落的多是一些操着外地口音的人。肯德鸡之类的西式方便餐在这里仍受人们看重，但我更感兴趣那些模仿西式快餐店的效率和环境，却卖着花样繁多的中式饭菜的去处。走累了钻进一家pub（至少门上是这样写的），要了两杯咖啡，淡得出奇却要价60元。 记得口味刁钻的法国人把不太浓烈的英美式咖啡称为“sock soup”， 真不知若他们喝了这里的咖啡会作何感想。也怪我自己，为什么回了国还要这种洋玩艺儿。

从报上读到一则消息，一向漫天要价的夜生活行业受到精明的上海人冷落，普遍亏损，近来只得降价面向大众。我和小孙来到一家普通的夜总会，里面环境很不错，有热闹有幽静，几位热情活跃而且完全是专业水准的女歌手轮流不停地演唱。洗手间的服务生殷勤倍至，我没穿外套掏不出小费，他连说没关系。两个人逗留几个小时的饮料水果加点歌一共才190元。经理把我们送到门口，还就节目表上的项目因故没能全部上演一再向我们道歉，保证下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真不忍心告诉他，这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夜。

⑤

沪京14次特快上，夜色已降临，临座一位小伙子和我仍然谈兴不减。他在上海一航天研究单位工作。他告诉我，中国正在积极施行载人宇宙飞行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两大计划，这将确保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在航天方面三足鼎立的地位。他还提到中国核潜艇保持着下潜深度和连续潜行时间的世界纪录。回国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样高谈阔论、似乎志向远大的年青人。我禁不住问起了目前国内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心态。他回答说，现在只要有能力、肯奋斗，就能得到发挥作用的机会和相当不错的报酬。我很想知道他的收入是多少，但终于没问出口。他还说并没有明显的由出国引起的人才短缺问题，何况现在出国热已经降温。他反问我们这些海外人员的心态，我如实谈了自己对国内社会问题的担心。尽管我仔细挑选温和的字眼，但还是引来了他的反驳。说到激动处他压不住嗓门，惹得旁边一位已经睡下的旅客跳起来说：这年头谁像你那么一本正经！回国以来有几次遇到类似的情形，由于海外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局外人”，有些国内同胞对我们似乎多少表现出一种“护短”心理，在他们面前我们已不能再象出国前那样，无所顾忌地针贬时弊大发牢骚。这不奇怪，将心比心想想自己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时的反应就理解了。

北京的天气又变得出奇的温暖，穿一件薄毛衣加西装就可以出门。和市民大众挤一趟公共汽车还是一两毛钱，而小赵他们则在谈论某康乐宫的基本消费是一两千元，还说那也不过是“大众”型的。在舅舅家议论起国内现状，知识分子在一块儿免不了又发两句世风不古之类的过时牢骚。旁边表妹说话了：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温饱、还是生存权。我一时不解，要是内地农民这么说还凑合，表妹一个下海多年、自己开着公司的小老板，从何而来温饱之虞？可表妹振振有词：今天能挣钱有饭吃不错，可是看社会上这么多问题，谁知道明天咋样？谁能保证中国不会再出现大家都想逃难的局面？抗战时穷人富人一块儿逃难，可饿死在道上的都是没钱的，有钱的才有可能远走高飞，至少不至于饿死。这不是生存权问题是什么？

动身的那一天，寒流前锋抵达北京，大风卷着尘土到处肆虐，任你如何衣冠楚楚，一出门就落得个灰头土脸。我不免自私地庆幸自己可以马上摆脱这一切。两次回国走马看花，似乎我不应再怀疑祖国正在走向更加富强，至少目前趋势如此；可是，她当真是在走向更加文明吗？回想起火车上那个小伙子和我表妹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头脑中相应出现了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图像：一个是百业兴旺高速成长最终不逊于世界列强，一个是危机四伏直至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我知道，哪一个图像都不是天方夜谭。我只能从心里祈祷：上帝，我的祖国已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这一次还请务必关照！

归途中的邻座是一位新西兰女士，她和英国丈夫在伦敦都有不错的工作，现在是从新西兰探亲归来在北京过境。当我问起她在北京停留的印象时，她坦率地抱怨说，她只是在回程中需在北京过夜，行前伦敦的中国使馆明明说一次签证就可以，可入境时却仍然被迫补办第二张签证，交钱、照相，一大堆麻烦事，弄得你直想以后再也不来了。我说这可能是偶然的错误，但她又讲述了另外两位旅客的类似故事。我无言以对，联想起了自己入境时验血的经历。她又谈起北京的饭店完全相当于伦敦的价格，我问饭店条件怎么样？她说挺好，我就说如果条件相当价钱也相当不是很fair吗？但她说，一出饭店就能感到巨大的反差，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还是很低，“如果一定要我掏钱，我更愿意掏给外面马路上的老百姓。”我再次无言以对，心里不能不承认，她点到的都是实质问题。

吃完饭我刚刚放下餐具，她又说话了：“对不起，如果您不要的话，我可以吃您的那份cheese吗？”

（ 1995年2月21─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