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那天下午下班回家，发现门口放着长一米三，宽七十公分的大纸盒子。仔细一看是个放电脑的桌子，是非常普通的那种刨花板的。我没买桌子，那一定是太太买的，并让家具店送上门。从盒子上的图示可以知道这桌子右边有两个抽屉，桌面下面还有个拉板，是放键盘用的。这种桌子的面、腿和抽屉的自己拼装起来才成。这没什么难的，可为什么妻子要买这桌子？家里并不缺桌子。大减价？说不定。
可太太下班回来，进门就问“为什么还要买桌子”。那一定是送货的送错了地址。仔细一看，果然。当夜无话，第二天太座给送货的家具店打了不知道多少电话。告诉他们送货送错了地址，家具店就要我妻子查纸箱子上的号码，好知道到底是谁买的东西。箱子上有好多号码，说一个不对，说一个不对，再说还是不对。家具店最后说，有十位数字组成的号码是用来查找购货人的。早说呀！把那串号码告诉家具店后，那边终于说知道谁是购货人了。
那就把我们家门边上放的这个桌子拉走吧。于是家具店又详细问了我们家的地址。并叮嘱不要把那个大纸盒子拿进屋去。可等我下班一看，大纸盒子还是原地纹丝没动。太太说，到时候再给家具店打电话。然而到了第三天还是没有家具店的人来运走他们送错了地址的桌子。
性急的太太嚷嚷“乾脆我们把这桌子给买主送去得了”。我想了想，情况不明，我们也别太急切做好事了。首先，送货的人为什么没让收货人签字？这多半是送货人的过失。怎么能把货往门口一丢转身就走呢？如果家里没人，要立刻给购货人打电话（购货人应该留下电话号码），最起码应该通过周围邻居核对购货人的姓名、地址等等。其次，我们不清楚买桌子的人是如何对待这件事的。如果我买个桌子，并让家具店送。迟迟不见货送到我一定会打电话，或者大发雷霆，把桌子退掉，或者家具店会立刻再送个桌子来。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学雷锋做好事岂不多此一举？
再给家具店打电话？是的，我们第四天又打了，但下班回来仍然没见家具店把桌子拿走。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把那个大纸箱子放在屋檐下，只当没这么回事。会不会因此白得一个桌子？我也正在这么想。如果再过段时间家具店不来拿桌子，那就是这么回事了。这是为什么呀？我想家具店的工作人员彼此分工不同，专门负责顾客意见的部门把信息转给送货的就不管了。如果送货的人根本就不想把送错的货取回来，打打马虎眼，事情也就过去了。另一个（我认为）重要的原因是，送货人有意无意地逃避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呢？给你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一年春天某日我到一家食品超市买东西。门外堆着很多种植花草的土壤，都是装好袋的，一摞摞分不同品质放着。我拿了一袋高品质的放到车下进商店。买好东西付了账出门看账单，发现收银员少收了我的钱，那袋土壤算成低品质的价格了。咱觉得小便宜不能占，诚实地回去说明。没想到那白人姑娘瞟了一眼，“没错！”说得很乾脆。我在那儿傻了片刻，只好占这个小便宜。回来仔细一想，或许是这么个道理：如果那收银员改正这个错误，那就证明她错了。可这点小小的错误又算得了什么？但你要知道，“这点小小的错误”她也不想承认。或许这是个非常偶然发生的事情吧？不，我自己起码就遇到两、三次。
能说明什么问题吗？如果您这么质问我，好，咱就“上纲上线”。这反应了美国人在工作中贯彻雇佣关系。或许您说我这是废话，到全世界哪儿，老板和雇员的关系都是雇佣关系。我不反对这种看法。但我们东方，特别是中国、日本和朝鲜，两者的关系还搀杂着主仆意识。
这美国的雇佣关系没什么可解释的了。一个美国人受雇于一个公司往往是为了钱。为事业受雇不是普遍的事。干活为了钱，而且是越多越好，这就要看工作表现。一个普通的收银员是不请愿承认工作中的差错的。那少收了钱，公司不就受损失了？可这和这位收银员没什么关系，钱也不少挣一分。就算公司经营不善破产，他还可以找到另一家超市当收银员。
而我们中国人在这点上就有差别了。如果我是收银员，诚实的顾客回来补交少收的钱，我会立刻办理。“怎么也不能让公司赔钱”是自然而然的想法。这其实就是种主仆意识。
这样联系是否太牵强？那我就再举个中国大陆的例子。那是１９８０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大商店还在吃“大锅饭”，属于国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制”。那天我去其中一家逛，顺便买了筷子。忽然发现很多筷子是弯的。于是把那位“千唤不一回”的女售货员叫来，希望换一换。您猜她怎么说？“同志（那年头儿还是这称呼），换什么换呀？你就支援国家建设，把这筷子买了去吧。”
或许我讲的这小故事太像调侃。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东方人在工作关系上往往搀杂主仆意识。这到底好不好？不好说，有利有弊吧。西方人干活贯彻雇佣关系也是有利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