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国内闹“萨斯（非典型肺炎）”，妻子、女儿在暑假时便没有一年一度的回国探亲，改去欧洲旅游。这下我岳母－－妻子的母亲、女儿的姥姥－－寝食不安，以至终于奈不住思念，十月下旬万里迢迢从中国赶来探望。老太太住了两个星期就回去了，这半个月里最多到外边看看美国东海岸新英格兰地区灿烂的红叶，平日就是在我们的小家里和女儿没完没了地聊天，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外孙女，无论我们的女儿在干什么。
回国时是我和妻子送老太太上机场的。分别时显得平淡，我们目送着老人进入候机大厅。岳母不断地转过身来挥手，示意我们可以回去了。忽然，我看见她老人家放下手中的提包，从背影看是在流泪！哎呀，您别难过呀，明年夏天您的女儿、外孙女就回去看您去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着呢。心里正着急，转头一看妻子，不禁楞住，她的眼泪早成串地流淌下来。岳母走后的第一个晚上，妻子只是默默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流泪。我知道这不是脆弱，而是情感使然，一种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感情的流露。
我没有这种对父母的情感，没有，不知道是否从来就没有过……我从来没有守着爸爸、妈妈身边有说不完的话。儿时的记忆，父母就是行色匆匆，忙于工作。父亲是个编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家里加班，书桌上堆着摞得很高的文稿，就是星期日（那时是六天工作制）也在看稿子。那时他会觉得我和妹妹在家里太吵闹，妨碍他工作，于是拿出五毛钱让我们到附近的公园去玩儿。妈妈在远郊区的一所中学教语文，平日不回来，周六晚上回来，周日下午就返回。星期日应该休息的日子她比谁都忙。星期六晚上是给学生判语文作业，直至深夜。早上起来就开始干家务，主要是洗衣服。那会儿没有洗衣机，洗衣服都用搓板，还要烧很多热水为洗涮衣物用。那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我和妹妹几乎每个星期日上午都帮助妈妈洗衣服。我们和妈妈干得很愉快，可我们怎么没有聊天呀？或许那时我们小吧？后来就“文革”了，我和妹妹还没上中学。再以后我就“上山下乡”了，等我返城时已经是个２５岁的青年。母亲已退休在家多年，父亲六十多岁。可不知为什么我简直不晓得在他们面前说些什么好。和坚信共产主义的父亲，我们的政治观点彼此冲突，而中国男人，特别是“五四”运动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似乎特别关切国家命运。为了不吵架，我们避免讨论“国家大事”，于是也就没什么可聊的了。母亲渐渐老了，婆婆妈妈，我开始变成她的“听众”，对她说的什么事情都没兴趣，不置可否。那么两代人之间的感情呢？唉，话都懒得说，哪有什么感情交流。
一度我常常很苦恼，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感情很淡漠。可咱不是冷血动物啊，会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时我这个大男人也当众控制不住自己哭起来……你说我这儿罗嗦什么呢？是的，听起来象很没意思的抱怨、诉苦，还强拉着你做听众。
直言不讳地说，我对父母就是没有血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应有的亲情。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家庭不和是很常见的事。不，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爸爸、妈妈对待我们几个子女从来都很好。当然，当家长的对孩子总不会那么“一碗水端平”，但多少有些偏向大致不会影响父母和子女的感情。父母是有道德休养，并且是有着理想追求的人……我感到自己对父母的情感在什么地方“错位”了！尤其是看到周围许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都对父母怀有真挚、深厚的情感。幼年的我是多么的依恋母亲呀。那时我和妹妹送全托幼儿园，一个星期在周六晚上回家，周日下午就又送回幼儿园。我们两个孩子回来后就粘在妈妈身边，要听故事，要跟妈妈一起睡觉、吃饭等等，总之，一刻也不想离开妈妈。后来母亲回忆过去，提到我们孩提时代的事常以抱怨的口吻说：“到了夏天，两个孩子就是两个火炉，追在身后‘烤’我。”但看得出来，她对那时的回忆很温馨。
怎么没提父亲？噢，在我五岁时他被“错划”为“右派”，正在安徽农村“改造思想”。那年的一天我问正在忙着批改学生作业的妈妈，“我几岁？”妈妈笑眯眯，“五岁。”妹妹也跟过来，“我几岁？”“四岁。”这大概是我最初的记忆了。妈妈的眼睛里充满着深深的爱。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母亲是很重感情的。他们兄弟姐妹彼此感情深厚，非常爱戴他们的母亲－－我的姥姥。妈妈说，从小镇子的学校下课回来，走到村口就跑起来，她和舅舅边跑边喊“妈－妈，妈－妈”。
我曾记得下乡后第一年回家探亲。那时我得了肝炎，人非常瘦小。我到家后给远郊区教书的妈妈打了电话。她急忙忙赶回来，进了门就仔细端详我，喃喃道：“我以为你长得很高大了，给你买的雨靴都是很大号的，没想到……”可是我当时就是木然地站着，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安慰母亲的话，也不想说什么。因为内心深处没有感情的波澜……记得哪本书中说到，第二次大战之后，在德国集中营侥幸活下来的犹太人恐惧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因为在集中营里总播放。我为什么想到了这个？和我与父母感情淡漠没关系嘛。贝多芬的音乐是交响乐中之精萃，是美的音乐体现，可竟是集中营内犹太人经受非人折磨、虐待的背景音乐。侥幸活下来的犹太人会被贝多芬的音乐唤起那极其恐怖、生不如死的日子。把犹太人折磨、虐待致死是纳粹分子们的快乐，他们当然要放德国最著名音乐家的交响乐。
是的，我与上述情况截然相反，和同时代千百万中国大陆“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曾年轻，被毛泽东称之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被精心地“洗脑”。毛泽东们把非理性的东西，甚至是很多邪恶的概念，堂而皇之地灌输给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我们则把许许多多的信条想像成，或被动地认定为“完美”－－无疵的“共产主义境界”，甘心情愿地充当着最忠心的信徒，“爱憎分明”中体会着欣快。潜移默化中，正常人的情感被扭曲，剩下的只是宗教狂式的热爱和仇恨……你会说，这种宗教式的狂热是持久不了的，早晚被愚弄的民众会回归正常思维，会抛弃被灌输的一切。我承认早晚会有这一过程，但我感觉自己在抛弃“传说和神话”的同时，那本来就不怎么深厚的亲情也几近同归于尽。
为什么会是这样？！在翻开中国近代史时，我常有很多思索。１８４０年之后，故步自封的清王朝一次次地被世界列强打得惨败，而朝政也随着国力的衰微日趋腐败，民不聊生。民族的苦难便激起知识分子救国的使命感。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左翼知识分子看到苏联的革命成功，不由自主地主动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潮。这种（并非真正马克思主义）思潮导致中国的“苏式”革命，并在每每挫折后不断壮大。毛泽东最终成为这场革命的旗手。我父母生活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民党人的大搏斗的时代，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思想相当左倾、激进，在年轻时就坚定地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为“新中国”而战斗。他们在看到共产党中国的建立是怎样的欢呼雀跃呀。
这些左倾知识分子信仰共产主义是由衷的，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广大的民众。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小学时总觉得“别人的家长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太一样”。相对而言，那些非知识分子家庭来的孩子“不怎么积极要求进步”。而自己的父母总是要求我们“做共产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同时谆谆教诲子女“革命是第一位的，你们首先属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要随时准备为民族献出一切”。对子女的爱呢？我很少体会到，只觉得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在工作中，事业上，开口闭口都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有多么敬业呀，从小我和妹妹就送全托幼儿园，一个星期就回来一天。回来也只是看见父母在忙工作。我现在下这样的结论不知是否合适：他们并没有给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属于亲情的爱，或很少显现。这是导致子女对父母感情淡漠的原因之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共产党人从来就把他们划入另类；同时，毛泽东们有意贬低、惩罚着知识分子，借着各种“运动”狠狠地“收拾”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１９５７年“反右”，无情地打击了好几十万，并扬扬得意地说这是“引蛇出洞”。“文革”开始，矛头再次朝知识分子而来，这回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分子到那时已毫无人格可言。
可怜，中国左派知识分子仍旧追求共产主义，始终不渝。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由于自己的天真，激怒了挂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封建统治者？唉，他们有什么样的认识不得而知，我只从我父母身上看到，这类知识分子成了名符其实的“苦行僧”。简直变态了，还真的认为自己“犯错误”，甚至“有罪”了。那就更要告诫子女“要以革命利益为重”。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使命感是登峰造极的。而我父母向我灌输的“使命感”简直是病态般的。我相信，像我这样的家庭并非绝无仅有。从亲戚朋友的家庭中，我也或多或少地看到类似情况。回想少年时代的我，就认为自己是“革命巨轮上的螺丝钉”。现在你该知道，“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子女为了“革命”，造“反动父母”的反是多么的顺理成章。至此，亲情何在？其实我妻子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没感情，就因为他也是个“右派”。妻子承认曾一度恨父亲。现在当然不恨了，但不会有感情（她父母很早离婚也是原因之一）。
老实讲，我被灌输的“理想”在我走上社会－－“上山下乡”之后就潜移默化地变质了。我开始报怨父母让我背上“出身不好”的“黑锅”。他人在政治上轻而易举能得到的东西，我付出再多的努力也得不到。我在农场时，周围同伴接到家里寄来的邮包，里面都是糖果；而我的邮件的却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真难堪。下乡九年多返回城市时，我早已彻底地抛弃了做“革命巨轮上的螺丝钉”的念头。可与父母亲情却永远也无法再现。这倒不是他们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理念。我早原谅他们了。我甚至还有些嫉妒他们呢，因为人有坚定的信仰是一件幸事。但那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