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爆竹

                                    （随笔）

　　　　　　　　　　　
　　六十年代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多雪且冷。印象中四合院的屋顶总是覆盖着白雪，房檐下垂着冰凌，阳光中盘旋着挂哨的鸽子，光秃秃的枣树枝指着蓝天。

　　“过节啦！过节啦！”孩子们穿得圆滚滚，兴奋地跑来跑去。春节里，所有的人都尽可能地吃喝，穿得体面，忙着拜年、串门儿，临街的院子门口都挂起大红灯笼，厂甸（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里熙熙攘攘，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这些在物质匮乏的日子里真让人盼望。不过做为半大小子，最吸引我的是放鞭炮。

　　那年头儿日子穷，能从大人手里得到的压岁钱也就块八毛的。奔到卖鞭炮的摊儿上可得看好喽。那小摊儿是街上临时搭起来的小席棚子，里面有各种类型的爆竹。小鞭两、三毛一包，一包一百个，用红纸包成个小长方型。每个小鞭半寸长，都编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先来一包。中鞭论挂卖，一挂一、二百不等，多是一、两块一挂。这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就买不起。但卖鞭炮的摊贩自有办法。他把一挂挂中鞭都拆开来零卖，三分钱两个。我们就可以细细地挑些买下来。还有钢鞭，那是更响、更大的鞭炮，往往要两、三分钱一个。一咬牙，也买几个。鞭炮摊儿上还有各种型号的二踢脚，一捆、一捆地摞起来，看着真眼馋，但我们钱太少不敢买，每个一毛呢！看着大小伙子们要买就是一捆二十个，我们只能跟在后面后面央告着他当众放一个。

　　“好！咱就点一个！”神气活现的他手拿着个二踢脚，顺手接过谁递过来的香，左右看看，跟着点燃药捻。这心当时就有些紧张，不由自主地要捂耳朵。别，咱是男的，小丫头片子才吓得要死呢。“叮－！”二踢脚飞上了天。“当－！”一声脆响，带着回音，天上留下一小朵烟雾。过瘾，边上看着也过瘾。

　　除夕的晚上，孩子们就拿着鞭炮到院子里放起来了。雪堆上插一个，看看这一炸能炸多大个窟窿；用个小破铁碗扣在点燃的鞭炮上，“嘣”的一声，小碗飞起多老高，引起一片笑声。糟糕，有的没响。没关系，来个“呲花架大炮”，就是把没响的鞭炮从中间撅开，夹在另一个鞭炮的药捻上。你一点，药捻可以点燃没有响的鞭炮的火药，让其喷出火花来，马上又一声鞭炮响，顿时同伴们乐不可支。跟着就淘起气来，孩子们手里拿着小鞭点燃了互相扔，在院子子里追逐着嘻嘻哈哈，还故意把点燃的鞭炮扔到小姑娘中间让她们吱吱哇哇。最后肯定是一个小鞭在谁的新衣服或新帽子上炸糊了一块，咳，虽算不上乐极生悲，看着小夥伴撅着嘴想哭也不好受。好在大人们都走上来说：“没关系，没关系，谁也不是故意的。以后可不能这样干了。”

　　那时我多想有几个二踢脚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自己挣钱？那时过节我一定买上几捆二踢脚，听响过瘾。可后来“文革”了，我“上山下乡”了，这一晃十几年。

　　“文革”过后的八十年代初，百姓们心里舒坦。生产稳定了，生活好了不少。过节时人们花更多的钱买爆竹。六十年代只有鞭炮、二踢脚，八十年代换成烟花、闪光雷。北京城也在变，四合院变成了一排排居民楼。孩子们的兴趣也变了，愿意呆在家里看电视。那还买爆竹、烟花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交子时分，送旧迎新，家家户户都把各种爆竹拿出来燃放。顿时夜空中各色烟花闪亮，各种爆竹升空爆响，挑着的一挂挂鞭炮也被点燃。在农历新年开始的那一时刻，爆竹的声音根本就分不出点，巨大的轰鸣让心都震动！人们相互对着耳朵大声喊，仍听不清对方是什么意思，大概是祝福吧。

　　近些年，北京市区因安全起见，节日期间不能放爆竹了。此举虽合理，但我心中却有着某种遗憾，最终也没实现我的愿望－－春节期间买上几捆二踢脚，一个个拿在手里点燃，看着它们在天空爆响。

      （这是几年前的文字，现在北京市政府又允许市区一些地方放爆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