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本该为“思想认识的深入总有个过程”，是想说中国大陆左翼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在中共建国之后的几十年，通过亲身体验后的一些转变。不过不把题目说得大些，网上“吃快餐”的读者们就会忽略。姑且“目空一切”些吧。
缘由是和大陆生活的妹妹通电话，谈到老妈的去世。她老人家得年八十九，今年春节后在临终医院去世，按理说该算寿终正寝；但我深知老人家内心的痛苦，折磨她差不多一生的痛苦。晚年的时候妈妈的精神越来越变态，情绪愈发不正常。照经常照料她的妹妹和嫂子的说法：妈妈完全疯了。妈妈生命的最后十几年真痛苦呀！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归宿感”。她二十岁不到就参加共产党，那时她高中毕业不久。她是真心相信共产主义的，在家乡她当时是非常出名的共产党人，并把自己的１６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舅送进新四军。可她被捕入狱了。最终叛变自首，并出卖同志（妈妈后来解释：如果不写上几个国民党当局已经知道的当地共产党人的名字，她是无法出狱的。于是她就写了几个她知道早已经离开当地的共产党人的名字）。这段往事是妈妈在“文革”中主动向我和妹妹说的，她说“这个历史问题已经在解放初期向政府坦白交代了，并被宽大处理”。
我记得那是个闷热的，大雨来临前的晚上。不知道妹妹是何心情，我反正内心充满着绝望，满脸是冷汗。我尚且如此，妈妈的内心世界该是如何痛苦？即便她后来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概念已经淡漠了，她内心还是只想“赎罪”。这一“政治事件”把她一生都毁了。其实一个人的幸福就是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而妈妈自觉是个“罪人”，永远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叛徒，多么可怕的字眼儿。到了美国之后我才知道东亚文化所看重的东西，西方未必认为有价值。
１９４９年后，中共建立的政权为了便于统治，尤其看重所谓“成份”、“气节”（有没有“历史问题”），封建意识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幼稚的脑袋瓜儿里当然都是这些封建糟粕。你说我当时内心的感觉有多么可怕？坦白的说，我一度恨母亲，而妈妈知道后竟觉得理所当然。可怜的老母亲在意识已经非常不清楚的状况下，不断提到我和妹妹幼年时的情景，另外还提他的二弟，我的三舅阿墨。她一遍遍喃喃自语着……
阿墨就是我七、八年前写在网上“士可杀，不可辱”中的特写人物。那篇文字提到，当年不到四十岁的阿墨自杀前大概都坚信着马列主义。他的悲剧在于认为自己“受冤屈”，而不认为被中共所利用。请不要讥笑“阿墨们”的思想幼稚，对所谓共产主义的认识总该有个实践和时间的过程。对于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来说，苏联太该是榜样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向，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立刻像在黑暗的深渊中抓到绳索一样，死死的抱着不放，并寄托着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的一切希望。现在看来是悲剧性的，当时可是这些有使命感的人们的灵魂支柱。
阿墨在１９４９年时刚刚上大学。先是考上山东大学地质系，后觉得不上北大不甘心，退了学，第二年考上北大地质系。他就喜欢搞地质勘探。他那时是那样的用功，每天就是背英文字典（可不是为出国）。他个性耿直，对新中国满怀热情，到处提意见。结果这位共产主义者当然入不了党。五七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更是必然。一度满肚子委屈的阿墨想自杀。后来平静下来，接受命运的安排去劳改。“文革”开始时，他又开始组织串连，进行“右派”平反活动。后被抓住“隔离审查”，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他逃跑了，说是看看哥哥姐姐们，还要看看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过不久再次被抓。这次他真的自杀了。死后好几年，他的遗物－－两百多本专业书，一个英文打字机和一条鸭绒被子，交给了我妈妈。这短短几句话包含着太多的故事。以后有心情我会写出来。我在和妹妹通电话时回忆着我们的三舅。妹妹说，三舅有次带她在什刹海散步。看到个小摊贩卖炒花生。妹妹以为舅舅会给她买点儿。因为１９６０年代初能有花生吃是多么美的事情。可舅舅声色俱烈地训斥，说那个小摊贩是“投机倒把”。看看，着么“思想革命化”的人竟然是个“右派”。而且当了“右派”还觉得自己是个“革命者”。我则记得他在拼命背英文的“毛主席语录”。正是因为这不可能是装的，才体现出“阿墨们”的悲剧性。太理想主义了，太天真了。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状态。
相比之下，倒是非知识分子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底层的工人、农民们更现实。他们潜意识里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心里并不特别相信什么“主义”。三舅有个同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大陆的院士刘光鼎先生。前些日子还看见他的文章，知道他仍健在。他曾来过我爸爸妈妈家，对阿墨的死非常痛惜。那大概是１９８０年代初吧，“右派”刚刚平反。刘光鼎先生快人快语，个性很像我的舅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有很多批判意识。当时我想，三舅活着，大概也会觉得自己１９６０年代的思想幼稚。人的认识总有个时间过程。
不过人的思想认识终归有着局限性。我们上一代左翼知识分子自从确立了他们的价值观后，很难会彻底否定自己。当然，现在他们这一代人都陆续离开这个世界了。由此想到，国民性的改变只能一代代地渐变。是啊，我们这一代人－－五十上下，开始渐渐“边缘化”了。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是现在三十左右的知识分子（以上过大学为标准）。再以后是“八十后”青年掘起。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变化，体现在每一代人确立的不同价值观念上。
想起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极有远见地说，美国要把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嗤之以鼻，大陆一片讥笑声。想到这些，叹息不已，时间呀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