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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子荣说起

(2009-03-30 01:49:28) 下一个


                             (评论)

  “文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个解放军侦察英雄杨子荣,他乔装敌匪胡彪,靠着机智潜入座山雕为首的匪窟,并获得充份信任。结果剿匪小分队得以一举歼灭残匪。老实说,那时我虽然十几岁,被中共洗脑洗得可以,但对杨这个角色总隐隐地别扭,因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间谍,依靠着欺骗的手段取得敌人的信任,这种行为可真……不管怎么说,他那是为了消灭阶级敌人。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也就是说,杨对敌人可以不择手段,对中共和自己追求的事业就必需忠心耿耿。 

  如今活了大半辈子,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敌人不择手段还是肯定的,关键是敌人如何确定;对自己追求的目标也必需是坚定不移,当然什么样的目标要搞清楚。现在咱再不会认为人类社会会有绝对的“好”与“坏”,一切都是相对而言,因而“敌人”的确定还真不是一句话能概括的。一切都要与利益挂钩,而这利益又是多种多样的。 

  这里借用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述当今世界的行动标准:利益是永恒的。人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追逐自身利益,无论什么样的目标、理想,都可以归纳为利益的范畴。对小百姓讲,大可不必为利益明辨敌我友,因为做为普通民众的个人,对周围的影响力和担负的责任都有限,自身利益往往同某一阶层、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普通民众跟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客们跑就是了(有贬低民众之嫌,可谁让我是这么想的呢),对敌我友的衡量大可不必太费心思,政客们说的“敌人”看不见、摸不着;对自己生活目的的追求要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不择手段”可不行。但当个政治家,特别是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以至超级大国的政治领袖,敌我友的判断简直就是难以琢磨的艺术。 

  我总有种感觉,英雄创造不了历史,其发展进程不是人类能左右的。在民族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争夺中,人有限的判断力不可能做到高瞻远瞩。因而利益争夺的各方谁也做不到完全的知己知彼。这使得国际上种种政治事件总是充满变数。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实际上对谁都是要不择手段的,没什么绝对的信义可言。为了自身利益,敌我(我方阵营)友都是暂时的。 

  政治领袖也是人,除判断力并不比常人高明多少外,为了国家的自身利益(包括个人利益)还得什么事都敢干。既然国际上并无世界公认的法律可遵循,那对敌我友的不择手段只是不同程度而已。随着各自利益的转化,敌我友也在分化组合嘛。我们不好说世界上没什么信义,但只是相对而言。我想这一点政客们比我们清楚。 

  前边说了,“人有限的判断力不可能做到高瞻远瞩”,那各国政治领袖,特别是敌对国的政治领袖相互间的判断常常是不确的、误解的,甚至恶意的。就人的主观判断而言,我相信很多政治家的内心世界往往是不可告人的(敌方认为极其卑鄙的)。他们自己决不说出来,别人最多只能揣测、推断。不过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家所造成的后果是客观事实。这些人们看得见,可以分析评判。希特勒并不想让纳粹德国灭亡,他应该主观上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全心全意为了德意志的;但纳粹德国战败了,屠杀犹太人终归要清算,纳粹德国的民众也落入灾难的深渊(仅指纳粹德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我在想,有多少德国人在祖国战无不胜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国家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呢?现在我们评判希特勒的狂妄之极和十恶不赦是根据客观事实;当然,现在评论希特勒当时的主观愿望就可以用卑鄙二字。其实我们真的不是一目了然他的内心世界。 

  我认为政客们完全有理由在很多时刻口是心非。否则他们该去当哲学家,而不是搞政治。杨子荣、李玉和和阿庆嫂在敌人那里说真话能成吗?这例子不好。幼儿园的老师带小孩子们能说真话吗?还不是连哄带骗。也不好,哪能把政客和民众比成幼儿园老师和不懂事的孩子呀。嗨,也别举例子了,政客如果不惑众怎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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