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激情燃烧的岁月”

　　　　　　　　　（杂文）


　　老爸九十有一，在同辈人中算是非常高寿的。正因如此，同时代的亲朋好友都在他前边走得差不多了。前二年他在来信中讲要自费出文集。因为我在国外，帮不上什么忙，便没怎么当回事（很是不孝）。今年初，在老爸的朋友们帮助下文集终于出了。我拿到一本一看有些意外。原以为是以他过去写的科普文章为主。解放初期到１９５７年他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两百篇（后来当了“右派”，嘴巴封上了）。老爸是个笔头子很快的人，据称在各种刊物发表文章几百篇之多。那些文章凑一本书富富有余。可文集拿到手里一看，发现大部份竟是“人物传记”－－基本上都是当年浙江大学的师生，当然都是倍受尊重的学者和同学中志同道合者。这些人绝大多数已作古，所以这些“传记”看起来颇有“悼辞”的味道。老爸不是不想出当年的科普文章，只是因为“文革”动荡，底稿和报样都无影无踪了。他在自己的传记中有报怨我的意思，说是他被关押期间，家那边被“扫地出门”，我和妹妹当时十几岁，胡乱搬家中把他的文稿都弄丢了。哎哟，我是“罪魁祸首”！抱歉，抱歉。

　　“人物传记”中的那些人我都认识，甚至很熟悉。老爸写他们当年的故事，主要是浙江大学的生活。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老爸１９４０年毕业，后又在浙大任助教，一直待到抗战胜利前夕。此后老爸和他的战友们（中国地下党）到上海“闹腾”，办了个很大的中共外围组织－－《科学时代》杂志社，社员最多时达四百人。老爸还为最敬佩的学者，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和教授罗宗洛先生等写了较详尽的生平；对一些挚友都描述了他们的内心独白。

　　看着这些“人物传记”，我想到一个电视连续剧的名字“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剧是通过一个军队干部家庭生活来表现时代的。那个戏当时很轰动，我还真看了不少集。看后总觉得头几集还有“激情燃烧”的劲头，后来就成了夫妻之间、两代人之间的思想差异引起的矛盾了。不管怎么说吧，就算表现了“激情”，也是一个老军人典型的思想情感。你说说，一个放牛娃，跟着部队打仗，命大后来当了高级军官，他的激情到底是什么？大概是农民造反夺天下的心态吧？“老子打天下，老子坐”。枭雄毛泽东领导着造反的农民夺取了江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大体上是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不，这么说不妥。１９１１年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被推翻后，被列强大炮轰开国门的古老中国社会就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此也产生了社会转型的“生产阵痛”，今天这“胎儿”仍在难产之中。看到世界在不断进步，中国却沦为被宰割的境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国外带进来各种各样的主义。在“主义”的竞争中，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的成功。你可以说“（前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如此，不过这场革命毕竟有着“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味道。

　　可以说１９１１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是中华民族充满激情的岁月。灾难深重的中国在破碎和沉沦中挣扎。鲁迅先生诗曰“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便是当时中华民族的真实写照。抗日战争的八年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年代，我父亲和他的很多大学同学们大都是在那时“走上革命道路”的。我相信，在当时中国各个大学中活跃着大批左翼青年学生，后来都基本“参加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份。

　　在仔细地阅读他们那时思想脉络的时候，我发现了共同点：做为当时中国眼界开阔的大学生，他们普遍地苦闷，对国家极端落后，人民思想处于蒙昧状态，同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异常痛苦。他们看到世界列强是如何的强大，也深知，如果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完善的民主制度，且完整统一。然而，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不堪一击，常常一溃千里；偏安四川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又是如此腐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变本加厉，内战连连失利，至此，左翼知识分子彻底抛弃了国民党政府，不由自主地把民族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战场上节节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并自愿成为同路人。１９４８年初，父亲在《科学时代》写的一篇政论文有这样一句话可以代表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社会，就将永远无法超越封建社会的本质，就是说，无法挣脱帝国主义所加诸中国人民的枷锁，中国的经济建设也就无法振兴”。

　　中国共产党人能建立他们所希望的“民主社会”吗？当时左翼青年知识分子是坚信不移地相信，或宁愿相信，并从内心深处发出呐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实作为“舶来品”的马列主义只是毛泽东们的“外衣”。这些造反者的并不怎么懂，也不想懂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内心深处要的就是“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言外之意就是中共专政政府要永远做中国的统治者。

　　同是充满激情的人，并在当时看起来是志同道合者，可中共的将领们和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可不一样。造反得天下的农民们是“老子打下的天下老子坐”。所谓的“民主意识”就是“均贫富”，落实在实处便“打土豪，分田地”。可左翼知识分子则要求在“建设新中国”的进程中体现民主，要有人的尊严。他们可以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认识很朦胧，甚至反感（１８４０年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残酷侵略太令有民族感情的人们痛心），可并不认为自己该是人民的统治者。

　　这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共产党人看来，是“知识分子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于是毛泽东们便开始一次次的思想“运动”，借一切机会整“臭知识分子”，“三反”、“五反”、“反右”等等，一直到后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左翼知识分子整得一个个灰溜溜，甚至人格变态。现在看起来，左翼知识分子真是糊涂到家。人家中共要的是你们没人格，成为“驯服工具”，谁让你们对着“父母官”说东道西？你们从来也不能有这个权利。

　　那时中共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就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层没有民主意识，这也正是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左翼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是孤立的，然而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中共统治者对他们还是不容。因此１９５７年“反右”并非即兴之作。他们早晚要整肃左翼知识分子，让他们扁扁地趴在地上。

　　可让人想不透的是，几十万“右派”竟逆来顺受了。民众一边倒地责怪他们。而“右派”们也变态地承认自己确实犯了“罪”，然后就“苦行僧”似地贬低自己，“改造”自己。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他们太爱自己的祖国而宁愿牺牲自己吧，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为旧中国太不堪了，太令人痛苦。这是怎样的一种激情，也确确实实是悲情。他们的激情就在那病态般的岁月中燃烧，直至熄灭。

　　当时不但是像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就连当时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老人家１８９０年生人，１９１０年留学美国，八年后取得博士学位义无反顾地回国。照老爸的说法，竺老先生“本来是美国式的民主主义者”，只是因为强烈的民族感情才回到贫弱的祖国。对蒋介石腐败的独裁统治他一直不满，所以在国民党人战败后没有跟随去台湾。当他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众中的威望，并能迅速统一国家后，转而相信了中共，并视之为“国家的希望”。１９５７年的“反右”他是有看法的，当时他的大儿子被打成“右派”，并在“改造思想”的三年后病逝。竺老在日记中记述自己的悲痛。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他跟随中共的初衷。１９６２年他７２岁高龄加入中共，并声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我在另一篇随笔中对此有如下描述：“……我并不认为这位曾留学美国的老夫子真的会相信共产主义，但他确信只有毛泽东和他把持的中共才能‘拯救中国’。为什么有强烈民族感情的竺可桢老先生宁愿相信呢？因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遭受世界列强的无情的欺侮，长达１００多年，因为中国人一直被世人所轻蔑，被称为‘东亚病夫’；而自从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中国社会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体现出从未有过的凝聚力。当年有多少知识分子因此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中共的啊！”

　　情结，人往往陷入一种情结中使自己的思想有了局限。比方说我下乡九年多就不由自主地有“知青”情结。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必定会有倍受列强欺侮的情结。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国破山河在”的刺激太强烈了。在看到老爸写的这些“人物传记”，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后，我渐渐懂了，懂了他们为什么要当“苦行僧”。我虽然再也不会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我会对老爸这代左翼知识分子充满敬意。您们是有理想的人。啊，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中……

　　父亲的这些充满激情的好友们到了晚年，很多都对自己跟随共产党人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怀疑，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太多的腐败让他们非常悲观。有一位老爸的挚友临死前要单独和父亲谈谈。他当时已身居高位，却流着眼泪说自己人生道路完全错了，没想到执政党如此的腐败。早知如此，他应该专心搞学术，弄出点对人民真正有用的东西（他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去世，要看到当今大陆的腐败又不知该如何想）。另一位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文革”后也被委以重任。当父亲和他谈到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站在山峰之巅豪迈地引吭高歌时，他竟淡然，满腹牢骚地说那时一厢情愿的想像太多了。那些叔叔、伯伯们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面前，心中有着感慨，不过毕竟他们曾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某首诗当中的一句，“父母忠贞为国筹”。

　　每一代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情结，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激情。让我们彼此尊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