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纪实）
１９６６年初夏“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年级小学生。后来学校都在“天下大乱”中停了课，我们都成了街道上的“野孩子”。大概是１９６７年底或者１９６８年初吧，搞“文革”的人们才想起该“复课闹革命”了。
当时北京所有１９６６年五、六年级的小学生都就近上了中学。六年级进校算初二，五年级算初一。我家附近是地安门中学，当时改名叫“东方红一中”。新进校的初二学生组成“三连”，初一是“四连”。“全国学习解放军”嘛，所以就这么称呼。
孩子们在社会上野了一年半，又赶上那会儿的“革命形势”，校园里的混乱可想而知。那时校园里天天都是男孩子们相互殴斗。简单地说就是根本无法正常上课。我记得每天的第一堂课是“天天读”－－读当时的报纸和毛泽东选集，或者“大批判”什么的。在上课前得“早请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形式，高唱“东方红”。然后是政治课和专业课，内容看情况而定。中午最后一堂课后要全体起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上午有课间操，就是跳“忠字舞”。
记得那时总是开全校批判大会。每次都把学校的“牛鬼蛇神”示众一遍。难以想像的是，一所中学里，竟有好几十“牛鬼蛇神”，其中“走资派”到“地富反坏右”应有尽有。老师什么地位不难想像。
我所在班的班主任姓田，是位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她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很“左”，挺厉害，也有心计。根据学校“革命委员会”的要求，她先在班上组织“班文革”－－相当于过去的班干部，依靠他们维持班上很有限的秩序。平日她觉得可以管，并且能有效果的事情她就管；如果管了没人听，她也就装没看见，免得下不来台。
那时我们这些所谓中学生要下乡劳动，夏天、秋天都要去，为期半个月左右。去的地方往往是远郊区，到那里无非是帮助割麦子、稻子，或者在场院上干活等等。
我们这些学生是分配在老乡家里住的，一般是住人家的仓房里，地上铺来稻草，把行李铺在上面就行了。一个房间里要睡十几个人。做为班主任，田老师是要负责管理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的，责任不小。她最怕的就是我们这些男孩子偷着跑出去游泳，淹死人可不得了，而这也正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在我们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偷偷跑到河里戏闹了两次后，她来个“突然袭击”。刚吃过午饭（窝头和棒子面粥），我们这个屋子的男孩子们都跑回房间换游泳裤衩，正要兴高采烈地跑出去，有人大喊：“田老师来了！”这时她已经在门外了。
我们跟着大叫“哎呀，我们都没穿衣服，别进来”，她一挑帘子就进了门。见我们都只穿着游泳裤衩站在地上，大喝一声：“都给我脱了（游泳裤衩）！”
“田老师，你得出去一下。”有人道。
“我儿子都和你们差不多大！我现在代表你父母要你们把游泳裤衩脱了！不然我就报告学校革委会，让你们都受批判。”
大家面面相觑，只得转身换下游泳裤衩。有个家伙还在磨蹭，她过去就说“还要我给你脱吗”。
等大家都换好衣服，她说：“就这一次。今天就当我什么也没看见。现在你们给我老老实实地躺下睡午觉。”说着，绷着脸转身走了。
我那时“出身”不好，她总让“班文革”的来“帮助”我，常要我写“思想汇报”。对此我对她印象不佳。转眼１９６９年夏天到了，我们这些所谓初中毕业生都得“上山下乡”。我“出身”不好，黑龙江“军垦”（农场）不接受我。我就报了云南“军垦”。
那天我去学校，因为大部份同学都已经走去了黑龙江“军垦”，“三连”的那些教室里冷冷清清。正想着到哪儿去探听一下自己“上山下乡”的消息，迎面碰上田老师。她说“我正要找你”，把我拉到一边说：“我给你报名去云南‘军垦’的申请撤了，给你报了黑龙江山河农场。”
我有些意外，好像还有点不乐意。因为“军垦”听起来比农场要光彩些。田老师想想说：“云南太远了，条件也不够好……我打听了一下，黑龙江还近些，生活条件也相对好……你不会不同意吧？”
就这样我去了“北大荒”山河农场。
１９８０年我考上大学，特地去找田老师。她还在地安门中学任教，知道我上了大学非常高兴。并说要告诉她的学生们，“当年学习条件那么不好，我的学生后来下乡九年多，回来照样考上大学。你们（她的学生）都得向他学习，给你们自己争气。”
杨老师是经常给我们上专业课的老师。具体什么专业我记不清了，这不能怪我记性不好，是因为那时候上学很少上数理化。他是条相貌堂堂的汉子，三十多岁，是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１９６０年代初印尼排华时回国的。在印尼，中国人都会打羽毛球。他怎么样？不但会打，而且是健将级水平呢。有时我们会看到他在学校体育馆里练羽毛球，那劈杀动作真漂亮。
我们在学校几次下乡劳动他都是在田头组织学生们干活的。杨老师干活相当认真，拿着学生们挑剩下最破的镰刀割麦子，浑身都是汗，手上打着泡，气喘吁吁。有人开玩笑，说“割麦子显然没有打羽毛球能提高竞技状态”。他赶紧说“别这么讲，别这么讲”。
１９６９年他们全家又返回了印尼。杨老师和学校的同事道别的时候，和一位校革委会成员半开玩笑：“……今后我们可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革命样板戏”台词）。”
当年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温文尔雅。一位在印尼饱受歧视、迫害的华侨青年举家回到祖国，却又不得已重新回到排斥他们的地方，那是什么样到一种心境啊。他现在在哪里？
马老师是教我们语文的，“文革”刚开始时，刚刚从师范学院分配到地安门中学一年，是个四川姑娘。她个子比较矮小，但很漂亮，有双特别好看的大眼睛，班上的男孩子们都叫她“马丽小姐”。
“马丽小姐”毫无教学经验，可又非常的认真，这让她饱受学生们的戏弄，尤其是我。每当她来上课，我就要绘声绘色地用四川口音重复她的话。班上哄堂大笑不止，我也格外快活。她来上课的课堂纪律是最乱的，教室里像开了锅。
说老实话，我总盼着她来上课，那样我可以出风头。有时她会怒视着我，有时又好像装没看见。不管怎样，你都会一眼看出她非常在乎自己的教学质量。可那个时候……
一天她来上课，我学她说话又惹得全班同学笑得东倒西歪。我则一脸严肃地装傻。忽然，“马丽小姐”径直朝我走来，并一屁股坐在边上（我边上的位子总是空着），看着我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为什么？”说着就哭起来，并且是嚎啕。
一下子班上就安静下来。我不再装傻，而是真的有点傻了。正在尴尬，马老师站起来走出教室，大哭的声音在很远都能听到。
是啊，是啊，我怎么会这样？我母亲就是位中学教师嘛。后来我想她来上课时不再戏弄她了，可她也再没来我所在的班上课。
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年的马老师在哪儿，连个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学校里有个老师曾教训了我一顿。他姓陈，妻子在外地，所以就住在学校里。陈老师有些神经质，敢和男学生动手打架。调皮的男孩子们尤其愿意拿他开心。比如他不在时悄悄钻到他宿舍里，把上生物课用的人骨头架子塞到他被窝里，在他背上悄悄贴取笑他的纸条，在他吃饭的饭盒里放毛毛虫，把他烧火取暖的炉子烟囱堵上等等。
陈老师最恼怒的是被称为“神经病”。“神经病”和他的名字的发音接近。所以他发现有男同学叫他“神经病”，恶狠狠地扑过去时，人家就说是在叫他真正的名字。我当然也总干这把戏。
可有一天，我在背后叫“神经病”，他猛地转身，拨开众人死死地卡我的脖子！我一下子都透不过气来，可又挣扎不得。好在周围人多，男孩子们冲上来又推又搡，大家都滚倒在地上，我才有机会在尘土飞扬中逃脱。以后我再也不敢叫他“神经病”。看来真要碰上玩儿命的，我也就老实了。但陈老师成天和学生打斗又哪还像个老师？
这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一晃就快四十年了。那个人性扭曲的时代。
１９６６年初夏“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年级小学生。后来学校都在“天下大乱”中停了课，我们都成了街道上的“野孩子”。大概是１９６７年底或者１９６８年初吧，搞“文革”的人们才想起该“复课闹革命”了。
当时北京所有１９６６年五、六年级的小学生都就近上了中学。六年级进校算初二，五年级算初一。我家附近是地安门中学，当时改名叫“东方红一中”。新进校的初二学生组成“三连”，初一是“四连”。“全国学习解放军”嘛，所以就这么称呼。
孩子们在社会上野了一年半，又赶上那会儿的“革命形势”，校园里的混乱可想而知。那时校园里天天都是男孩子们相互殴斗。简单地说就是根本无法正常上课。我记得每天的第一堂课是“天天读”－－读当时的报纸和毛泽东选集，或者“大批判”什么的。在上课前得“早请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形式，高唱“东方红”。然后是政治课和专业课，内容看情况而定。中午最后一堂课后要全体起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上午有课间操，就是跳“忠字舞”。
记得那时总是开全校批判大会。每次都把学校的“牛鬼蛇神”示众一遍。难以想像的是，一所中学里，竟有好几十“牛鬼蛇神”，其中“走资派”到“地富反坏右”应有尽有。老师什么地位不难想像。
我所在班的班主任姓田，是位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她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很“左”，挺厉害，也有心计。根据学校“革命委员会”的要求，她先在班上组织“班文革”－－相当于过去的班干部，依靠他们维持班上很有限的秩序。平日她觉得可以管，并且能有效果的事情她就管；如果管了没人听，她也就装没看见，免得下不来台。
那时我们这些所谓中学生要下乡劳动，夏天、秋天都要去，为期半个月左右。去的地方往往是远郊区，到那里无非是帮助割麦子、稻子，或者在场院上干活等等。
我们这些学生是分配在老乡家里住的，一般是住人家的仓房里，地上铺来稻草，把行李铺在上面就行了。一个房间里要睡十几个人。做为班主任，田老师是要负责管理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的，责任不小。她最怕的就是我们这些男孩子偷着跑出去游泳，淹死人可不得了，而这也正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在我们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偷偷跑到河里戏闹了两次后，她来个“突然袭击”。刚吃过午饭（窝头和棒子面粥），我们这个屋子的男孩子们都跑回房间换游泳裤衩，正要兴高采烈地跑出去，有人大喊：“田老师来了！”这时她已经在门外了。
我们跟着大叫“哎呀，我们都没穿衣服，别进来”，她一挑帘子就进了门。见我们都只穿着游泳裤衩站在地上，大喝一声：“都给我脱了（游泳裤衩）！”
“田老师，你得出去一下。”有人道。
“我儿子都和你们差不多大！我现在代表你父母要你们把游泳裤衩脱了！不然我就报告学校革委会，让你们都受批判。”
大家面面相觑，只得转身换下游泳裤衩。有个家伙还在磨蹭，她过去就说“还要我给你脱吗”。
等大家都换好衣服，她说：“就这一次。今天就当我什么也没看见。现在你们给我老老实实地躺下睡午觉。”说着，绷着脸转身走了。
我那时“出身”不好，她总让“班文革”的来“帮助”我，常要我写“思想汇报”。对此我对她印象不佳。转眼１９６９年夏天到了，我们这些所谓初中毕业生都得“上山下乡”。我“出身”不好，黑龙江“军垦”（农场）不接受我。我就报了云南“军垦”。
那天我去学校，因为大部份同学都已经走去了黑龙江“军垦”，“三连”的那些教室里冷冷清清。正想着到哪儿去探听一下自己“上山下乡”的消息，迎面碰上田老师。她说“我正要找你”，把我拉到一边说：“我给你报名去云南‘军垦’的申请撤了，给你报了黑龙江山河农场。”
我有些意外，好像还有点不乐意。因为“军垦”听起来比农场要光彩些。田老师想想说：“云南太远了，条件也不够好……我打听了一下，黑龙江还近些，生活条件也相对好……你不会不同意吧？”
就这样我去了“北大荒”山河农场。
１９８０年我考上大学，特地去找田老师。她还在地安门中学任教，知道我上了大学非常高兴。并说要告诉她的学生们，“当年学习条件那么不好，我的学生后来下乡九年多，回来照样考上大学。你们（她的学生）都得向他学习，给你们自己争气。”
杨老师是经常给我们上专业课的老师。具体什么专业我记不清了，这不能怪我记性不好，是因为那时候上学很少上数理化。他是条相貌堂堂的汉子，三十多岁，是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１９６０年代初印尼排华时回国的。在印尼，中国人都会打羽毛球。他怎么样？不但会打，而且是健将级水平呢。有时我们会看到他在学校体育馆里练羽毛球，那劈杀动作真漂亮。
我们在学校几次下乡劳动他都是在田头组织学生们干活的。杨老师干活相当认真，拿着学生们挑剩下最破的镰刀割麦子，浑身都是汗，手上打着泡，气喘吁吁。有人开玩笑，说“割麦子显然没有打羽毛球能提高竞技状态”。他赶紧说“别这么讲，别这么讲”。
１９６９年他们全家又返回了印尼。杨老师和学校的同事道别的时候，和一位校革委会成员半开玩笑：“……今后我们可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革命样板戏”台词）。”
当年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温文尔雅。一位在印尼饱受歧视、迫害的华侨青年举家回到祖国，却又不得已重新回到排斥他们的地方，那是什么样到一种心境啊。他现在在哪里？
马老师是教我们语文的，“文革”刚开始时，刚刚从师范学院分配到地安门中学一年，是个四川姑娘。她个子比较矮小，但很漂亮，有双特别好看的大眼睛，班上的男孩子们都叫她“马丽小姐”。
“马丽小姐”毫无教学经验，可又非常的认真，这让她饱受学生们的戏弄，尤其是我。每当她来上课，我就要绘声绘色地用四川口音重复她的话。班上哄堂大笑不止，我也格外快活。她来上课的课堂纪律是最乱的，教室里像开了锅。
说老实话，我总盼着她来上课，那样我可以出风头。有时她会怒视着我，有时又好像装没看见。不管怎样，你都会一眼看出她非常在乎自己的教学质量。可那个时候……
一天她来上课，我学她说话又惹得全班同学笑得东倒西歪。我则一脸严肃地装傻。忽然，“马丽小姐”径直朝我走来，并一屁股坐在边上（我边上的位子总是空着），看着我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为什么？”说着就哭起来，并且是嚎啕。
一下子班上就安静下来。我不再装傻，而是真的有点傻了。正在尴尬，马老师站起来走出教室，大哭的声音在很远都能听到。
是啊，是啊，我怎么会这样？我母亲就是位中学教师嘛。后来我想她来上课时不再戏弄她了，可她也再没来我所在的班上课。
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年的马老师在哪儿，连个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学校里有个老师曾教训了我一顿。他姓陈，妻子在外地，所以就住在学校里。陈老师有些神经质，敢和男学生动手打架。调皮的男孩子们尤其愿意拿他开心。比如他不在时悄悄钻到他宿舍里，把上生物课用的人骨头架子塞到他被窝里，在他背上悄悄贴取笑他的纸条，在他吃饭的饭盒里放毛毛虫，把他烧火取暖的炉子烟囱堵上等等。
陈老师最恼怒的是被称为“神经病”。“神经病”和他的名字的发音接近。所以他发现有男同学叫他“神经病”，恶狠狠地扑过去时，人家就说是在叫他真正的名字。我当然也总干这把戏。
可有一天，我在背后叫“神经病”，他猛地转身，拨开众人死死地卡我的脖子！我一下子都透不过气来，可又挣扎不得。好在周围人多，男孩子们冲上来又推又搡，大家都滚倒在地上，我才有机会在尘土飞扬中逃脱。以后我再也不敢叫他“神经病”。看来真要碰上玩儿命的，我也就老实了。但陈老师成天和学生打斗又哪还像个老师？
这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一晃就快四十年了。那个人性扭曲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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