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１９７０年代，做为北京一所中学的刘老师在五十五岁退休了。她是主动提出的。那年头儿没“下岗”、“聘任”什么的，如果想干还可以再干几年，特别她还是个教龄很长，教学水平相当高的教师。但她还是退休了。“文革”给她留下太多的梦魇，真的不想再当“刘老师”了。
刘老太太可以说是教了一辈子的书。高中毕业就开始她的教学生涯。后来中断了几年去读师范学院，毕业后继续教中学。１９５０年代的时候，她工作是那么忘我、勤奋、兢兢业业，成绩斐然，人称“像牛一样的干活，也不作声”。有关教育部门连续给她提级，最终成为一级教师。她应该说是个典型的职业妇女，除了教书她干什么都显得粗手笨脚，也缺乏自信。但刘老太太是个极有自尊心的人。
“文革”前的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她和知识分子的丈夫一心忙工作。两个孩子和家务都交给杨姐－－家里长期雇用的保姆。那些年是“刘老师”最愉快，也是过得最快的日子。刘老太太是多么留恋那些年的时光啊，一有机会和别人聊天，准说当年是“刘老师”的日子。
她刚退休的时候丈夫还在“干校”劳动锻炼，儿子在“上山下乡”，女儿留城当了工人。那时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们找上门来，希望她能在居委会里干点什么。她婉言谢绝了，说自己“有慢性病”，其实她身体一向很好，只是不愿意和“短脚”们（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多是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妇女和裹过小脚的老太太们）为伍。还挺清高嘛。
荒唐的“文革”很快结束，刘老太太的老伴儿和儿子都从“干校”和“上山下乡”那地方回了北京。儿女很快考上大学，老伴儿在科研单位成为骨干。刘老太太是“全力做好后勤服务”。家务活她干得尽管笨拙，但很卖力、认真，那劲头像原来教书时一样。
日月如梭，又是二十年过去。刘老太太身体不好的老伴儿退休了，在她的照顾下病故了。儿子１９８０年代末去了美国，博士毕业，成家立业，在一家制药公司当了白领打工族。女儿结婚住在家里。刘老太太身体依然不错，谁都说她可以颐养天年了。
儿子给老母亲办了去美国的签证，希望老妈就在美国住下来。这不是挺好吗？可刘老太太去了不到半年就回北京了。对外人说，她受不了美国的孤寂；跟女儿说“你弟弟就知道用我，我可不是给他看孩子去的”。
可在美国的弟弟打电话跟姐姐诉苦，“我们从来没让她看孩子。唉，欢欢（弟弟的太太）大咧咧，说话不注意，让妈误解了。如果我们要妈来看孩子，我们两个儿子送ＤＡＹＣＡＲＥ（日托幼儿园）干嘛？她都是马上八十的人了，怎么能让她还为我们服务？妈变了。原来老人家很豁达，在我们这儿总别别扭扭。爸过世十多年了，妈够孤单的。本想让她到美国过点舒坦日子，事情不知怎的成了这样……我结婚晚，现在孩子小，公司里、家里太忙，妈妈我没照顾好……”
“别专门为我……”是刘老太太在儿子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可老人家到美国来了，有些事情就是特地为她准备的。儿子专门买了卫星接受天线“小耳朵”，好让老妈没事看中文电视解闷。不过老太太很少看，并讲出各种理由。什么“要省电”啦，“找不到中文台”啦，“我一个人看没意思”啦，“电视节目没什么意思”啦，等等。她宁愿坐在沙发上发呆，天黑了也不开灯。这一天到晚就这么坐着，国内带来的一些中文书也不看，说是“眼睛不好，看不清”。
儿子、媳妇下班了，从ＤＡＹＣＡＲＥ回来的两个小孙子蹦蹦跳跳地冲进房间，立刻缠着奶奶陪他们玩，虽然语言不通（两个小孙子不怎么会说中文），小家伙们并不在意，打打闹闹地揪着奶奶团团转。儿媳妇赶紧过来喝止。当婆婆的便似笑非笑地说：“这都是你们的宝贝，我一下没看住，磕了、碰了，可担待不起呀。”
“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小小子们淘气，磕了、碰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看这孩子们多高兴呀。他们就想着家里能来人，平常老缠着我讲故事。现在您来了，我轻松了好多。”
“我哪带过孩子呀。自己的孩子都是保姆带大的。那些年全心全意地忙工作，现在老了，真是老了，不中用啊，没用啦。”
“您甭想那么多。看孙子们跟您玩儿得多高兴呀。这老人就得有第三代在眼前晃，心情也就好起来了，不然也太寂寞。”
可刘老太太并没有见孙子们就眉开眼笑。当儿子的跟媳妇说悄悄话，说母亲并不像别的老太太们那样喜欢第三代。他和姐姐从小由保姆带大，老太太那时很少管。她退休后总是“正式宣布”不管第三代的。欢欢听了吃惊得嘴都闭不上，连说“是嘛，是嘛”。跟着，有一天晚上，两个小捣蛋鬼打闹，然后顺着楼梯从二楼滚了下来，当然是摔得“哇哇”哭。儿子和媳妇还没说话，刘老太太板着脸道：“我说过我看不了小孩子。”转身进了自己睡觉的房间。俩口子面面相觑。
老妈来了，总得带着出去逛逛。但无论去公园、去商场、去饭馆吃饭，刘老太太总是“别专门为我……”。不为您为谁？确实让人扫兴。
家里开ＰＡＲＴＹ（朋友或者同事聚会），刘老太太就静静地在自己住的房间里待着。儿子、媳妇来招呼，希望她能和大家见见面。老妈就挥挥手，“你们忙你们的去。我一个老太太没那么重要。在屋子里挺清静。”真让人无可奈何。
想到母亲过去是很好的老师，儿子提出让老太太到那儿给孩子们上中文课。老太太立刻断然拒绝。“退休后我就没教过书。怎么，让我出丑？”那也可以跟着儿子一家人去中文学校去找别的老人聊聊天、解解闷嘛。不去，老太太就是不去。你越说，她越是不去。
儿子是挺敏感的人，不会不注意到他们和母亲之间思想上沟通不良。觉得该多陪陪她，可每天忙得昏天黑地，好不容易挤出点时间和老太太在一块想着聊聊天，可又彼此没话可说，搞得当儿子的不知如何是好，生怕母亲情绪太郁抑得什么病。他知道老妈时常会在他们俩口子上班，孩子去了ＤＡＹＣＡＲＥ后，自己一个人在住宅附近散步。本来应该嘱咐几句：千万看清街道名，记住怎么走的。可话到嘴边不好讲。他怕自己这么一说，老妈就赌气不出门散步了。
终于有一次一下子走丢了。刘老太太散步时稍一分神，再定睛一看就不辩东南西北了。凭着感觉顺着便道又走过一条小街，觉得眼前更陌生。她一下子有些慌神，东张西望起来。顺原路退回去？到了十字路口又忘记自己是从那个方向来的。居民住宅区里静悄悄，四下连个人影都没有。嗨，就算有人，刘老太太也不会说英语呀。
她正六神无主，忽然一辆小车停在道边，一位白人年轻妇女下车径直过来和老太太说些什么，并比比画画。老太太只会说个“ＮＯ”字，于是嘴里冒出一连串的“ＮＯ”。白人妇女笑了，拿出个手机打个电话，接通说了两句，马上递给刘老太太，示意让她听。一听，这不是儿媳妇的声音嘛。事情可真巧，两个孙子去的ＤＡＹＣＡＲＥ里有个老师在家休假，她就住在老太太的儿子家附近，上午开车出门看见一位亚洲人面孔的老太太左顾右盼，一脸焦虑和茫然，就猜着这位老人大概是谁。因为刘老太太的儿媳妇常在接送孩子时和她聊天，说到家里的一些情况，当然谈到自己的婆婆。
好啦，儿媳妇告诉ＤＡＹＣＡＲＥ老师自己家的地址，告诉婆婆上那美国妇女的车。就这样老太太算是回了家。这事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多是虚惊一场。添油加醋的一说还挺有意思。可刘老太太显得非常失落。
“丢人！人老到这种程度就不要活啦！”为此她要回国，态度非常坚决。儿子左劝右劝，越劝刘老太太的态度越坚决，“我必须回去，我住不下去了！”就这样，刘老太太结束了她的美国之行。
从美国回来后，刘老太太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几年下来脾气变得越发古怪。起先是怕家里来客人，或者到别人家作客。一听说这种事，马上就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见人”。人紧张得不得了，十分病态。睡眠状况也很差，但又拒绝吃任何药。比如轻度的镇静药“安定”她死也不肯吃，说一吃就要“上瘾”。接下来是不肯走出家门。早先她还出门散步，到街心公园和别的退休老人（家庭状况、知识水平差不多才成）聊上几句。渐渐地，她不愿意到户外活动了，外边天气再好也不去，说是自己“眼睛看不清”。叫家里雇的保姆陪她出门走走，刘老太太断然拒绝。
可有时她又说自己一个人出门了，结果就“连着摔跟斗”。女儿听着没说话。怎么可能呢？老妈有一次说“连摔五个跟头”。那人不早摔坏了？看来妈妈开始说谎。人老了恐怕会“老小孩儿”。女儿在周末的时候就硬拉着母亲到外边走走。这时老太太就尤其的“弱不禁风”，搀着还跌跌撞撞，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别扶我，别扶我”。明明是装出来的嘛，当女儿的心里很别扭。人老了怎么会变成这样？
刘老太太在家里明显地冷漠、自私起来，而且易怒，好像对什么事情都不关心，只在乎她自己。一点小事，类似于说话声大声小，饭菜咸淡的事，都斤斤计较，搞得家里气氛不愉快。丈夫是个忠厚之人，从来不说什么。女儿大学毕业好几年了，见姥姥“怎么这样”，便有了报怨。现在有了男朋友，乾脆同居不怎么回家了。当女儿的现在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精力也大不如前。想着再过两年退休了，在家好好陪妈妈，让老人家愉快地安度余生。但现在见到母亲这种精神状态，她真有些茫然。
这天刘老太太的女儿刚一下班，保姆马上禀报，刘老太太“早上九点悄悄出门散步，好几个钟头不见回来”。保姆慌了神，正要给家里人打电话，老太太就回来了，“不过是警察送回来”。
太让人吃惊了！女儿赶紧到房间里看母亲，神色是不太对，在那里板着脸坐着，神情木然，整个晚上都一言不发。老妈出门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走得不认识路了？到底是怎么叫警察送回来的？但她不敢问。会不会有了老年性痴呆呀？
第二天女儿给派出所打电话寻问头天母亲被送回来的事。回答很简单：有热心的路人打电话给派出所，说有个老太太好像是走失，显得很疲劳，坐在路边。警察赶紧去那地方见到老人。警察要把她拉到派出所，老太太就说出自己住在什么地方。当然，就给她送回家了。因为警察觉得老太太并非走失，神智清楚，没什么不正常。大概当时有些不太舒服，所以并没当回事。
哎哟，还是不能排除老年性痴呆的可能呀。女儿的同事丈夫是个精神科大夫，专家级的，她立刻迫不及待地咨询。那边约刘老太太的女儿晚上面谈一次。那位老大夫仔细听了刘老太太的女儿诉说自己母亲的精神状态，又寻问了些日常生活情况，然后比较肯定地说，刘老太太不像是老年性痴呆，但恐怕有一点精神障碍。
“您是不是说我母亲有精神病？”
“那还谈不上，（你母亲的病态）一点也不典型嘛。我说有点‘精神障碍’，是说老太太对她目前的社会角色不认同。她理智上知道自己已经从社会贡献者转变为被施舍者，但感情上拒绝承认。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被边缘化后，内心是很失落的……你母亲这种精神状态其实在老年人中，特别是知识水平较高的退休人员中，并不少见。他们的思想感情往往处于矛盾之中，简单地说就是自我封闭、自我对抗，同时又不自觉地希望周围的人能关注他们……”
“那医学上有什么有效办法吗？我该怎么办？”当女儿的急切地打断老大夫的话。
老大夫沉吟片刻道：“其实这最主要还是要看当事人对生活的主观认知。医学上的手段有限。你也知道，并不是所有老人都像你母亲这种精神状态的……是啊，做为亲人，见到老辈人精神上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确实沮丧。但你不要自责，也不要觉得你可以通过‘讲道理’使老人明白他们是在自我折磨。总之，你应该明白，不能用多少年前的思想标准来要求你的母亲了。唉，生活原本就是如此……医学上是有点药可也暂时地解除人的焦虑状态，但毕竟是治标不治本。嗯，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讲这些是希望你能明白，我们往往能认识到一些问题，但却没有办法解决，更谈不上彻底解决。但愿你不要把我的话完全理解成爱莫能助……唉，尽可能多地给他们（这些精神上很痛苦的老人）一些关爱吧。别去计较他们的古怪态度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