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屁帘是老北京的人们为穿开裆裤的小孩子挡风用的。那就是个拴在腰上挂在屁股后面的一块棉帘子。半个世纪前的北京可比现在冷多了，数九严冬要零下二十多度。那时候的半大小子们管自己糊的一种简易风筝也叫“屁帘”，就是那长方形，下面沾着两条纸尾巴的那种。为什么不甚清楚，反正春天的时候孩子们都自己糊个“屁帘”在外边放着玩儿。我今儿个说的屁帘却是我好友张继军的外号。真不雅，但大夥儿这么喊，他也答应，一点儿不恼。其实我俩在气质上两样，家庭状况也截然不同，可不知为何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后来我到美国就和他失去了联系。其实在我上大学后我们就没怎么联系过，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不已。
出国前几天曾几经辗转打听到他所在工厂的电话号码。人家说他病休好久了。我又要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正是他接的。我兴奋得很，“大屁帘子、大屁帘子，咱们有八、九年没见面啦”使劲地喊，想和他见见面，可他那边没什么反应，“……以后吧。”他说着就把电话挂了。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怎么不想见我呀？纳闷一天，我又给他打电话。这回是他岳母接的，只是简单地说“继军身体不好，现在上医院看病去了”。我一愣神那边又把电话挂了。
出国前我很忙，心想以后探亲回来再联系吧。谁想这一晃就是十四年过去了。但和他在一起的往事总是记得那么清晰，那是有着很多欢乐的时刻啊，有时想着就乐起来。记得这家伙唱歌五音不全，可总爱嚎两嗓子，把些情歌唱成进行曲速度，还把歌词改得滑稽不堪。
这次回国探亲，过去一起在农场“上山下乡”的哥们儿在饭馆聚了聚。席间我问到“屁帘”，他们说“早死了，死了十多年了”。知情者说他因为长期酗酒，肝肾都坏了，最后死于尿毒症。我当时没什么反应，连饮两大杯二锅头白酒后（二锅头有５６度，估计我喝了有半斤以上）便醉倒。
夜里哥们儿用车把我送回了家，昏睡后醒了便悲从中来，泪不住地流淌。
１９６９年九月二十一日早上，北京市永定门火车站又驶出一列“上山下乡”的“知青”专列，是去黑龙江省嫩江县山河农场的。这回走的“知青”基本都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十六岁左右，也就是１９６６年小学毕业那拨人。这次走的“知青”比较特别，基本上是“出身有问题”，或者“平时表现不好”－－在学校里、街道上成天打架斗殴的那些人。北京市六九届初中生全都“上山下乡”，只要不是上述两种人，基本上去的是东北和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也叫“军垦”）。我们这两种人属于“生产建设兵团”不要的，所以后来去了山河农场（也有些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火车临开时，车厢里十六岁左右的孩子们都挤在窗口大放悲音，家长们也在车下抽泣。眼看车快开了，一个一身绿军装的小子才上车。他上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从挤满脑袋的窗口把头探出去，对着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嚎啕。
我从车窗的缝隙中看到他的亲属不是军服就是警服，知道这是位“革干”（革命干部）子弟。但他怎么也去山河农场呢？（后来知道他父亲那时有“历史问题”没搞清楚）。列车开动时他更是哭得死去活来，直到列车开出站好一会儿了，他才从窗口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正好在我身边。他中等身材，微胖，蚕豆眉，单眼皮的小眼睛，大嘴、阔鼻、宽脸，相貌不怎么样。这位满脸都是泪水、鼻涕，用袖子擦了擦，喘息了一下，把手伸给我报出他的姓名，“张继军。”
互报姓名后，跟着他把随身带的东西放到货架上，很多的糖果点心，还有一大网兜手纸，看来家里是很娇生惯养的。
列车走了三天两夜。一路上他总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很是沉默，不断地抽烟，但到了农场本相就渐渐表现出来了，而且“屁帘”这个外号也传开了。这可不是一起去山河农场的人给他起的，而是原来就有。可他不是六九届，是“老初一”的（１９６６年初一，比我们六九届的大一岁），他班上就他一个来山河农场，我们都不认识他。所以我猜测这个外号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屁帘”是个性格外向，爱张扬的人，好打架，但又不是个心黑手辣的家伙，因此一对一的时候吃亏的总是他。这位爱张罗事儿，爱挑头，人也仗义。那时我们北京的常和东北青年打群架，他总是率先冲锋陷阵很是英勇，手里不是根棍子就是块砖头，长得又丑，诈诈唬唬的挺狰狞，像个瘟神，外强中干的样子。“屁帘”不修边幅，形像邋遢，可特别馋。有时候食堂卖老母猪肉，他一下子能吃好多。过后听说那老母猪是有猪绦虫病的，就领着一帮吃过老母猪肉的家伙们在门口抠嗓子眼儿吐，德性散大了。
这家伙最不爱干农活，特恨“上山下乡”，从来都是“出工不出力”的主儿，落在后面就痛苦地咒骂，恨恨的，丧气地倒在地上使劲抽烟，每天都得我来帮他干。和他的交情是否因为我常帮助他？不尽然，我帮助的人多了。其实是他主动和我交朋友的。我在农场可是“夹着尾巴做人”，每每幻想着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谋些精神出路。咱什么“出身”呀，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父亲是“右派”，“文革”中又查出是“国民党特务”；母亲是“叛徒”。我那时可是名副其实的“狗崽子”，自认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再说我个性本不是争强好胜之人，在农场属于容易被欺负的角色。“屁帘”那时是我的保护神，谁要是和我发生口角和矛盾，他就大嚷大叫地扑上来，像个恶霸。那时我俩好得像…像“同性恋”似的，合在一起吃饭，整天形影不离。
后来我去了大车班，他还在大田队。虽然不在一起干活了，下了工甭管多累我还经常到他那儿去打打闹闹一阵，抽上几根烟。
“屁帘”厌恶下地，他不断地央告干部，恐怕还送了些礼，终于熬上个水房烧热水的活。水房专门为青年烧热水；那时分场里有四、五百青年，用热水量很大，分场安排三、四个人干。我曾因为身体不好也干过一段值日生（就是专门留在宿舍打扫卫生，挑洗刷热水的青年，原来轮流干，后来变成专人，一般都是身体较弱者）。大清早或下午我来挑热水时，总见“屁帘”叉着腰，敞胸露怀，歪扣着帽子，恶狠狠地要别的宿舍来挑热水的值日生少挑点儿，形像很是不佳。见我来，蚕豆眉拧一拧，“你丫的……挑吧。”唉，青年下工回宿舍，谁不想好好擦洗一下。好，这位，为了自己少干点活，硬是不让值日生多挑热水。当时他在分场青年中口碑不怎么样，特别是女青年，成天诅咒他。
他总这样的行径免不了打架。一般来讲没人敢惹他，打也打不过，因为一打起来，他的哥们儿－－一帮子“小流氓”（当地干部语）就一起冲上来拳打脚踢。可有一次吃了亏，他和一哥们儿到总场玩儿去的时候，被一曾被他打过的北京小子见到。那家伙也不是等闲之辈，随后赶到总场，纠集那边他的哥们儿找到了闲逛的“屁帘”他们俩。结果谁都能料到，“屁帘”被打得满脸是血，趴在地上杀猪般的喊叫；另外一位被开了瓢（脑袋打破了）。复仇的小子知道他“偷袭”之后回到分场恐怕被“屁帘”报复。于是拉着这两“伤兵”下了顿馆子，点了好几个菜，大大地破费了一番。这位说，他这次“偷袭”实在是不得已，因为人总得有点自尊。上次“屁帘”领着那么一大帮人把他的脸都用刀子扎了，如果他不报仇就简直不是人了等等。现在“一报归一报”，他俩之间的恩怨应该结束了，所以请吃顿饭，“化干戈为玉帛”，“以后北京人（青年）一致对外，共同对付东北人（青年）”。
“屁帘”被这能说善辩的小子侃得晕晕呼呼，便“握手言欢”。但回到分场，哥们儿一见这两个“伤兵”鼻青脸肿，头上还缠着绷带，立刻不干了。本来“屁帘”应该力阻大夥儿，因为一个人要说话算话，但见人们义愤填膺的样子，碍着面子就变卦了。
当“屁帘”领着众人杀气腾腾来复仇时，那小子可真机灵。他立刻从地上捡起块半头砖嚷道：“是的，我做了对不起‘哥们’（指‘屁帘’等）的事。现在咱不用你们打，咱自己惩罚自己！”说着就用那砖头狠狠地平拍自己的天灵盖。你知道，那农场烧出来的砖头特酥，狠命一拍就碎。当时那半头砖就在“自我惩罚”的小子头上碎了，弄得他满头都是红砖粉末。跟着他又找块半头砖朝自己头上拍。
这苦肉计太成功了。其实他的头根本就没打破，最多起了大包而已。“屁帘”的哥们里有一特憨的主儿立刻上去夺下砖头，“太惨了，太惨了”地乱喊，“屁帘”也“我看不下去，我看不下去”地喃喃自语。看来他真不是个狠毒之人。
事后我数落他太“散德性，还真觉得‘盛情难却’”，“屁帘”绷着大扁脸不言语，听着听着就“啊－啊”喊，然后给自己好几个嘴巴。“哥们自我掌嘴行了吧？”宿舍里的人们看着没有不笑的。
那次分场北京、东北青年大殴斗时，“屁帘”被打得挺惨，后脑勺被打破了，后背衣服上都是淌下来的血，看起来很吓人。参加殴斗的东北青年是北京臭小子们的三倍，有一百多，黑压压地过来把北京青年挡在宿舍前的一条臭水沟边上。其实那会儿恐怕已经打不起来了，北京的小子们一个个都拿着大板斧和大扇刀，要打谁都得考虑下后果，所以两边打群架的人们只是互相叫骂。忽然，“屁帘”跳过臭水沟，对着喊得正凶的一个东北青年劈头就是一棍子！那棍子一下子断成三截儿。挨了棍子的那东北小子马上就倒了。当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觉得一场血腥的械斗在所难免。没想到那边东北青年过来两人，只是死命夺“屁帘”手中剩的那小半截棍子。此刻他就势一送便松了手，那两位东北青年立刻重心不稳也摔个四脚朝天。跟着“屁帘”马上又跳了回来，然后“哈哈”一笑，“瞧你们丫那Ｘ性。”
这样一下有些北京青年都憋不住乐了起来，那边东北青年也很扫兴。事后“屁帘”悄悄告诉我，说那棍子是杨木的，很轻、很脆，所以打下去能一下子断成三截，但根本打不坏人。当时他属于“灵机一动”，要给东北的小子们来个下马威。嘿，他还真有点诡诈。
“上山下乡”两年多，“屁帘”探亲回家后便赖着不想回农场了。那时不止他一个人这么做。如今看来，他们潜意识里就觉得在农村没希望。这倒是比我高明。当然，像“屁帘”在北京也可以呆下去，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革干”家庭。我就不一样了。所以只希望在农场“好好表现”，寻找个精神出路，因此我除了探亲回家都是在农场“积极要求进步”。这以后几年我只是回北京时和他见见面，当然我们还是像从前一样亲热，喝起酒来称兄道弟。“像咱们这么好的哥们儿哪找去？”他老这么说。
这么一晃三年，１９７４年秋“屁帘”又回到农场。不过这次算是他的告别之旅。他家里给他转到吉林那边一个“五七干校”，然后再设法转回北京。农场办调转关系这种事总是拖拉，虽然他家里托了人（间接地认识农场的领导干部），但也还是过了好几个月才办成。这下我俩又在一个宿舍里生活了小半年。
深秋之后农场农活没那么忙了，晚上我们有大量空闲时间无聊之极。我和“屁帘”总下围棋解闷。他的棋艺远不如我，但又不肯让我授子，结果不断悔棋还是惨败。常有这样的时刻，看着他自己的子要被提我吃掉，紧锁眉头苦思无对策，我就往行李卷上一靠，赖洋洋地点上颗烟，“怎么，走啊？你倒是落子呀？不然我可睡上一觉了。”这时他会猛地把棋盘一掀，黑白棋子撒得到处都是，然后顺手给我个嘴巴，跳下大通铺就跑。我立刻下地就追，抓住他按到大通铺上，用手使劲地掐他背上的厚肉。“我要卸下你背上的半扇猪肉（他很胖，我总说他“背着半扇猪肉”）！”他就大喊“哎哟，哎哟，黄弟饶命”。“皇帝（黄弟）、总统都不行，我现在就想吃猪肉。”我喊着就和他在大通铺上嬉笑着打闹，度过一个个难熬、无聊的夜晚。现在想想，在农场和“屁帘”度过的那一段日子真是快乐，好像此后都没有这样愉快过。
记得一次我们上山砍树，是专门砍那种碗口粗细的黑桦树，做各种农用工具。从分场到砍树的山上得二十多里路，我们坐拖拉机牵引的大拖车上去。干活的任务很明确，砍好树把枝条砍掉，再把树杆装上车，装满满一大拖车树杆就算完成任务。中午饭是每人四张糖饼。
本来“屁帘”说不去了。但见上山砍树的青年每人发四张糖饼，他又起着哄地要了糖饼爬上了大拖车。走到半路上他就高兴不起来了，看着满目冰雪嘟囔说“这不是人待的地方”。到了地方我俩一组。任务是砍四十棵树，枝条砍去，再拖到停大拖车位置，最后大夥儿一起装好车，吃过午饭就回分场。
我俩趟着雪走到林中，我选好一片林子就砍树，砍去枝条后让他拖出去。“屁帘”刚拖了一根树杆就嚷嚷着不干了。他气喘如牛，满脸虚汗，跌跌撞撞，看着我已经砍倒了十余棵树，正在削砍树枝，就叫：“你丫把累活给我干！不成，我得砍树。”我是哭笑不得。大板斧丢给他就去拖树杆，一次就拖三、四根。等我把十余根树杆都拖到大拖车那边去了，他居然只砍倒了一棵树。看他砍树的样子吧，每一下像弹脑崩儿。他早已筋疲力尽了，以至我过去推了他一把，这位就一个狗吃屎载到雪地上。“屁帘”坐起来喃喃地骂着，“你丫的是个畜生。你干这不是人的活一点儿都不累，完全是个畜生。”
我不理他，疯狂地砍树，够了数就把枝条都砍掉，然后把树杆都拖到大拖车那边去。“屁帘”勉强拖着树杆走，仍不住地说：“我看你再不想办法离开农场，浑身就会渐渐长毛变成牛。如果让你能干得更好，到时候就把你煽了变成太监……”我忍不住笑起来，上去再次把他推个大马趴。
回分场的路上“屁帘”真的痛苦起来。他说脚冻得像针扎。可不是嘛，他的棉胶皮鞋头天晚上根本就没烤干，这会儿太阳下山，气温骤然下降，这脚怎么受得了？如果他下车跟着跑还能暖和些，可他已经累得浑身软绵绵了，哪还跑得动？我叹口气，立刻把他的棉鞋扒下来，潮湿的毡袜子也脱下来，直接把他的脚揣在我穿着的皮袄里。
“屁帘”的两只脚揣在我胸前显然是舒服点了，他忽然像个小孩子，好像有点感动，“我要是个记者，一定写篇报导，说你是雷锋二世。怎么样？”
“雷锋是畜生。因为你说我是‘畜生’。”我知道他又调侃我，便以攻为守。
“我是说你总在农场会变成畜生。”
“那雷锋到底是不是畜生？”
“好了，不打岔了。我是说，你这么在农场乾没一点希望，因为你简直是个傻Ｘ。宣传雷锋，让你做雷锋，实际上就是让人做傻Ｘ。活干得再好，也只能向牲口看齐，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我哑口无言。半晌“屁帘”又说：“哥哥我今天是‘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你别生气。”我怎能生气呢？他的话确实触动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着他有关雷锋的那段对话。
当“屁帘”去“五七干校”的事终于办成时，哥儿几个在一天晚上弄上酒菜畅饮。那次除了“屁帘”大家都喝醉了，而且是醉得一塌糊涂，吐得狼狈不堪。奇怪的是“屁帘”没醉，过后他还把我们这几位都扶上了炕，脱了衣服，塞进了被窝。我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有点怪，因为“屁帘”酒量和我差不多，怎么我醉成那个德性，他还和没事人似的？这家伙哈哈一笑，把他绒衣扔过来。衣服很潮，上面充满着酒味。“我昨天夜里实在喝不下了，你们丫的死命乾杯，我把酒杯举起来，顺手倒在绒衣领口里啦。现在这绒衣没法要啦。哈哈。”如今我一想起他那形像仍忍俊不禁。
他调到“五七干校”后并没有去，又一头扎回北京等着“五七干校”那边托人把他的户口转回北京，在家晃荡了一年就赶上周恩来去世，随后北京发生了“四、五”事件。这小子在家正闲得没事儿，那些天总到天安门广场去折腾去。事后竟然被人“揭发”，结果他还被关了一段时间。
１９７７年冬天我回家探亲，他来我家喝酒，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这段经历。说到滑稽的地方我俩哈哈大笑。但过后我母亲认为“屁帘”粗俗，觉得我不该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她说我们喝酒时她在里屋给他数了，此间一共说了一百多个“他妈的”。妈妈这么一说我就更乐了。她哪知道我俩总互相取笑。知道他结婚了，我就说“你现在开始正式繁殖了”。如果他知道我考上经济学院，就非说那是“京剧学院”，而且我是专门学“武生”的。
自从我回北京，并在１９８０年上了大学后，和“屁帘的联系越来越少。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他当了北京某厂的供销科长，我俩都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还是有着差异？是不是我们毕竟不在息息相关的环境中生活，特别是我出了国，彼此天各一方？我也说不清。或许是我那些年自我感觉太好了吧？
现在有时会忽然想起“屁帘”，眼泪就一下子在眼睛里打转，我会一个人躲到一间屋子里，或走到外边去哭哭笑笑。想着他走了十年有余，我竟丝毫不知，想着我们过去那些欢乐、荒唐的事情，多么有意思呀。笑过了，哭过了，这心里反到舒畅了些。我今年五十出头了。不是每个到这岁数的人还保留着年轻时代的情感的，我就是一例，我现在总时时感觉着自己不自觉地麻木。但“屁帘”会一下子把我带回过去，让我内心深处的各种真挚情感都强烈地表现出来。
回到从前，回到从前……
昨夜恶梦，我喊得很凶，时间很长，妻子怎么推我都不醒，说我喊了“救命，快来救命”，又喊了“不是他，不是他”，最后还说“现在我知道了”。但第二天早上妻子和我说起时，咱脑子里却没一点痕迹。是你吗“屁帘”，一定是你来了吧？真的想我了？那你耐心等着吧，到时候我到另个世界找你。“屁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