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星期日大清早女儿就爬起来忙活。周末从未见过她主动起床，而且还是起得这么早。厨房里“乒乓”乱响。“干什么哪？”我有些好奇。“做个蛋糕。”女儿头也不抬，从冰箱、柜子里往外掏东西，鸡蛋、面粉、黄油、白糖等等，放了一地。“又是谁过生日？”我想起来她做过几次不成功的蛋糕，给自己和别的女友过生日。“前几天一直跟你说，我们要进行一次义卖。你怎么还乱问呀？和你说什么都跟没听见似的。”女儿很是不耐烦。想起来了，她是跟我说过这事，为“９．１１”无辜死难者捐些钱。惭愧，我竟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星期日是镇图书馆举办的的文化节。在这一年一度的日子里，镇子上各个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聚在图书馆前的空场上，载歌载舞地庆祝一番。这场合会有小贩们来凑热闹，卖什么的都有，食品居多。今年发生了“９．１１”惨剧还庆祝？是不是有点没心没肺呀？哎！话不能这么讲。没人不对恐怖主义的卑鄙、残忍的自杀攻击愤恨，没人不对世贸大厦的倒塌痛心疾首，没人不对“９．１１”无辜死难者寄予深深的同情；但生活还在继续，活着的人应该让生活更美好，死者地下有知也会瞑目。这不，镇子上的文化节如期举行。
女儿开始查阅她做蛋糕的配方。那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厚厚的一本书，上面的做各种糕点的配方有好几百。她从厨房的各个柜厨里拿出了各种各样的锅碗瓢盆，又统统摆在地上。厨房顿时没有了立锥之地。“桌子是干什么用的？”我大叫。女儿瞟我一眼，根本不理。得，我也别和她置气。要生气早气死了。咱哪，呆在起居室里看热闹，打开电脑“爬格子”。
忙忙活活的几个钟头过去了，她显然不太成功。蛋糕好像没发起来，但已经有点烤过了头。做好的奶油铺到蛋糕上就慢慢地化掉，她在按配方调制时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闻起来很香嘛。”我不能再嘲笑女儿，看得出已有点沮丧。她犹豫了一下，把蛋糕放到一个精致的大盘子里，图书馆就在我们住地方对面，已经开始热闹起来，她自己端着蛋糕出了门。厨房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锅碗瓢盆和面糊糊。这当然都不是她的事了。
她不是一个人去卖。学校里有个“年轻人协会”的组织，这个协会的同学们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周末组织些公益活动，女儿是成员之一，积极得不得了。这次义卖当然是“年轻人协会”组织的。对她的热心参与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记得自己上小学、初中时，班上总有几个女生特别积极要求“进步”，像是在演戏，到现在我都摇头叹息。怎么，两者有什么可比性？嗯，说不清。但从另一角度讲，我是中国家长，会不自觉地把孩子的学习成绩看得很重，而况她的成绩确实很不稳定。在义务劳动上不能化太多的时间。可我怎能阻止女儿参加于社会有益的活动呢？她要在这个社会中索取，又怎能不积极投入呢？我不是口口声声要女儿有爱心吗？
午后，图书馆空场上的文化节进入高潮，吹吹打打的好不热闹。我也信步而去，顺便看看“年轻人协会”的买卖做得如何。真不妙，他们的摊上仍堆满了孩子们自制的糕点，看来鲜有人问津。明知如此，我还不合时宜地过去问：“买卖怎么样？”女儿白了我一眼，没说话，把头扭到一边；另一位印度姑娘向我做了一个很难堪的表情。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对女儿讲：“下午三点半就得回家。你已经从早上玩儿到现在了……”“什么玩儿，什么玩儿？我是在玩儿吗？”她站起来嚷。我赶紧逃走。
我回到家里继续看书，但无法集中精力。三点半过去了，四点半过去了，五点半了。过文化节的人们已渐渐散去，女儿还是不见踪影。哎，决定再去叫她回来。刚出门，就见女儿兴冲冲跑回来，“我们一共卖了一千零八块，一千零八块！后来人们都来买吃的东西。我们卖得可快了！”她晃晃拿回来的盘子。“我的没有都卖光，还剩三块。”真的，十二块蛋糕买了九块。“多少钱一块？”我有些好奇。“两个ＱＵＡＲＴＥＲ（五十美分）。”嚯，狮子张大口。商店里做得蛋糕比她做的好得多，一块钱买六个。女儿看出了我的不以为然。“买的人都说好吃。再说我们是义卖呀！”是呀，是呀，忽然我想起来什么似的大叫：“快去做你的功课！要认真。做完了功课弹琴，你现在弹得时间越来越少了。几乎一天啦，就是在外边疯。”我板着脸。
看着女儿欢快地答应着跑进自己的房间，叹口气，“你要是不让她今天去义卖，恐怕她什么事也干不下去。”是不是给自己找台阶下的自我安慰？为什么我的自嘲越来越多？前几天他们“年轻人协会”下午活动，说是扎什么稻草人，各个中学进行比赛。是不是“万圣节”快到了，孩子们要弄些吓人道怪的东西？不得而知。女儿下午就被“年轻人协会”的负责老师接走了。这种事让我有些焦虑，不断地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回来，直到晚上九点才被老师送回来。见她匆匆忙忙地做家庭作业，我好像已经看到女儿的成绩不如人意，心情久久地不得排解。可是第二天，县政府有关部门宣布女儿所在的“年轻人协会”做的稻草人得了冠军，并有奖金若干。女儿得意之极，声称那稻草人是根据她的设计制作的。
她还真有点艺术上的天赋，新泽西州报纸副刊上还有女儿为有关文章画的插图。那件事在学校里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校方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女儿为学校争了光，出了专门的海报，贴得校园里哪儿都是，一时间女儿成了新闻人物。为此女儿还得了五十美元的稿费。我以为她会精心地攒起来，没想到过了没几天，她就和自己的好朋友一家人去纽约大都会剧场看戏，把那点稿费花了。自己花心血挣的钱也花得这么大方？太潇洒了吧！女儿赶忙解释，那天晚上青少年的票价减半。“减半也得二、三十美元。”“我又不是天天去大都会剧场。再说了，这是我挣的钱，我愿意和好朋友在一起乐一乐。”你听听，这是什么生活态度？还没真正独立走上社会，还没开始自己养活自己，消费观点已和老爸、老妈截然不同，整个一个享乐主义！我和你妈刚来美国时，天天洋白菜、鸡腿，一吃好几年。就是现在，我们买东西也是捡便宜的买，在减价的时候买，钱要尽量地节省。“可钱省下来干什么？钱是干什么用的？”女儿并没有质问我们，但眼神分明是这个意思。这个……
到美国这么多年一直忙忙碌碌的算是什么呢？奋斗？现在的日子似乎比刚来时安稳了些，人也渐渐老了。在校园时好像和美国人接触还多一些，一旦找到工作反而回到中国人的圈子里，似乎更难融合在美国社会中。到美国前，我们已是有年轮的树，“移植”到新大陆“伤筋动骨”得不轻，活是能活，就是不能像适合“水土”的美国人那样恣意生长，到时候还总自觉不自觉地拿出在中国的那一套评判周围的一切，顽固地拒绝吸收新大陆的“营养”。我们现在长得有些“歪瓜裂枣”。可我们的孩子们却不同。他们来时是“小树苗”，或者乾脆就降生在“水土”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美国。他们完全能适应这块土地，能在这里生长、成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别总戴着“中国眼镜”，对他们有着那么多看不惯，那么多莫名的焦虑。顺其自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