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到了纽约就找我的战友志军。战友？啊，我二十年前在新疆当兵时同连队的哥们儿。都是军队干部子弟，没两天就成了莫逆之交。复员后一直有联系，后来人家出息，上了大学出了国。他到了美国总搬家，我又在外边混，三下两下把他的地址弄丢了。其实我可以写信问他父母，但咱不愿意让人知道我。为什么？瞧咱这损样。倒不是贫困潦倒、丧魂落魄，而是觉得自己不是个正经人。嘿嘿，别看咱现在也是个大款，还真有些自卑。为什么？不清楚，也不想论个明白。哎呀，志军，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
我和志军是半年前联系上的。我母亲把他的信转给我的。看到他的信，我眼睛直潮，好像很久没这种感觉了。志军在纽约附近的一家电脑公司给资本家卖命，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时间真快！要不怎么说人生如梦呢。所以要“醉酒当歌，人生几何”，能乐就赶紧吧，“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
志军没怎么变，更矮、更胖了点儿。“到美国旅游来了？”你听他问的这话，整天就是从家到公司，像上了套的牛，忙活得人都有点傻。咱这几年欧洲、日本、美国走马灯似地转悠，办商务。怎么办？少打听。跟你说也没用，到时候你一嫉妒没准坏了我的菜。志军也问，那就多少讲点儿吧，就是想方设法把国家的钱存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上。怎么，还不明白？就是那帮高干子弟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家那儿挖来了银子，我到国外给他们建些私人帐户。
“哥们儿，你这么干还不怕掉脑袋？！”志军一听脸色都变了。“到时候东窗事发，那些高干子弟可以逍遥法外，你个平头百姓还不得当替罪羊？再说了，你这么干也缺德呀。”
你看看，志军真是傻得不轻。这些我能不清楚吗？可人不发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那白花花的银子放着不拿点儿？但和志军解释多了没用。他从来都是正正经经，不知道人生还有另外的过法。简单地说吧，活到我这份儿上，过一天就要乐一天，到时候倒霉被枪毙也值了。我没跟志军说这些，怕吓着他。笑一笑，“没事呀。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等我钱捞足了就不干了。”
得，带他去纽约开开眼。“纽约总去，我当导游。”志军自告奋勇。“我到公司请了假，我们一家人带着你逛去。”嘿，这傻乖乖，还要带我逛纽约。我都来好几趟了，还用他当导游？再说我要带志军“开眼”的地方只能男人们去。“就咱俩去，我到纽约好几次了，用不着你导游。我就想咱哥俩逛去。到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去。”我朝志军挤挤眼，他还是傻不傻，蔫不蔫的样子，什么都不明白。倒是边上志军的媳妇儿脸腾地红了。嗯，女人就是比男人敏感。“怎么样，弟妹得给面子吧？咱们虽然初次过面，但一看就是特大度的人。让我们哥俩去纽约不会不放心吧？”志军媳妇儿笑笑，“有什么不放心的？谁还成天看着他呀。”说着领着两个吵翻天、来人疯的孩子去别的房间玩去了。这小媳妇儿人真好，贤慧、聪明，都把志军伺候成呆子了。如果我有这么个妞儿，或许能改邪归正？哎，太晚了。
志军知道我要到纽约城里“打炮（嫖妓）”，又吃惊不小，先是劝我别去，后来想想，“没听说纽约有红灯区呀？”这呆子，就知道根据自己的想象推理，他哪懂呀。来美国这么多年什么都不懂。别看那些唐人街上打餐馆的广东崽、福州帮是些不怎么识字的土老冒，谁都比志军懂得享受，很少有不吃喝嫖赌的。不过我不象那帮脑袋，去脏了巴叽的“按摩院”找韩国妓女。咱有钱。看着志军那个为难的样子，我都乐了。“又不让你花钱，不想‘打炮’就开开眼。怎么被媳妇儿吓成这个德行？”
在纽约曼哈顿街头的一家旅馆，我对侍者比画、比画，人家就送来了“花名册”，上面都是妓女的照片和联系电话。志军直傻，问一堆问题。什么“你怎么知道这家旅馆有妓女的‘花名册’”，“那个侍者怎么知道你要招妓”，“如果没有我（透着他会说鬼子的话）你怎么和妓女联系”，“要是妓女有艾滋病怎么办”等等。我就反问他，“有钱什么办不成？”我这几年走到哪儿，嫖到哪儿，还没遇到有钱找不到“鸡”的时候。
既然志军会说鬼子的话，就让他联系吧。我挑了个长相有点凶的白人后对志军说：“你也挑一个？”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出钱呀。”看着志军摇头摇得脑袋都要掉下来，我又乐了。
志军打了电话后用眼神问我。“到时候你就在卫生间的澡盆里泡着。我一会儿就干完，完了事招呼你。现在想好了，到时候别一见我‘打炮’也想来一盘。洋妞别提多壮实了，两大奶子能把你闷死。”我这么一调侃，呆子就要往卫生间里去，好像我是瘟疫似的。“急什么呀。”我笑道。“那‘鸡（妓女）’到这儿还得一会儿呢。”
我们正聊着，“洋鸡”来了。她一进门就问和她打招呼的志军，“是你吗？”志军用手指指我，不尴不尬的。跟着妓女要看我的证件。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志军已经缩到卫生间里去了。那“洋鸡”往我腿上一坐，“ＷＨＡＴ’Ｓ ＵＰ？”马上就撩衣服。你看人家这效率，立刻就干活了。可是我忽然发现她大腿上有个红疙瘩，“洋鸡”看到我怀疑的目光便叽里呱拉地解释，大概是说没问题吧，还立刻拿出自己的健康证明。但我这心里一下就少了一多半的兴致。
完了活，妓女匆匆穿上衣服，拿了钱说声“ＴＨＡＮＫＳ”，在旅馆门口搭出租车走了。我去叫泡澡的志军，他第一句话就问：“这么会儿就完了？我还以为得一、两个钟头呢。”是呀，我和那“洋鸡”一共就干了五分钟。“猪配种呀，一操就小一钟头。”因为扫兴，我没了好气。志军听完我的解释又没完没了地问傻问题，“这么短时间是不是可以少付钱”，“如果咱俩把‘洋鸡’杀了会怎么样”，“妓女干一天活能挣多少钱”，“你们语言不通怎么‘干活’”，“‘洋鸡’是不是很兴奋”等等这种傻得没边的问题。我忽然情绪低落下来，一个劲的抽烟，懒得搭理志军。
“走呀，上大西洋城（美国东海岸赌城）？”我打断呆子。在志军说“我去过了”之后，我又建议就到附近的ＢＡＲ（酒吧）。志军又反对，理由还是“去过了”。“操，我让你出来‘开开眼’是带你去赌几把，喝两盅。结果你哪儿也不去。你得给我点面子呀。”
“回家吧。”志军忽然央告上我了。
“我没家。”
“上我家。咱们这么多年没在一起好好聊聊了。”
“在这儿不能聊？”
“这儿…这儿没聊天的兴致。”
“操，你可真没劲。”看着呆子不说话，不由地叹口气。
见我不高兴了，志军又说上ＢＡＲ看看，可我又不想去了。第二天我们在曼哈顿岛南头的唐人街逛。喝，你看志军这个来劲，大包小包买一大堆，又是菜又是肉又是鱼。给太太买菜墩和蜜饯橄榄，给两个孩子买芝麻糖和些小玩具。东西多我都得替他拿着，真快被他气疯了。中午我们上中餐馆吃了一顿，志军还是那么能吃，我只管灌威士忌。志军说要是知道我喝酒，就不上这个有酒牌的餐馆来了。那样可以在外边买好了酒，带到饭馆里喝。“今天我请客。别总想着省钱。还想吃什么？点！你也得喝点。”
我喝多了点，心情不错。回志军家的火车上我只想嚎上两嗓子。“刚出来两天就受不了了。想老婆了吧？”志军听到我的调侃只是笑笑，眼睛盯着那些他买的大包小包。“说说看，你和老婆干一次多长时间？”我很放肆。嗨，我们都是哥们儿，说点子粗话更近乎。
“刚结婚时干不长，现在怎么也得半个钟头、一钟头的。嘿嘿。”看来志军也喝多了点儿。人也真够老实的。
“我说你怎么总要回家呢。老婆眼巴巴地等着你哪。啊－哈哈。哎，昨儿晚上我把你得罪了。”
“怎么呢？什么事？”志军那傻了巴叽的样子真逗。
“我说猪配种才小一钟头。”
“啊，那怎么了？交配的猪和‘干活’的人都是在操。这一点上没区别。猪能干那么长时间是因为公的、母的都想干。人也一样。夫妻俩都一门心思地‘干活’，这‘活’干得就细。我们俩口子…嘿，黏糊糊的，蜜似的，没完没了……”志军摇头晃脑。
你瞧这呆子，真他妈的让人嫉妒。哎，我在深圳那个妞儿“活”干得也不错。哎哟，那娘们儿真有味儿，一见就想操她。我就好这事。这娘们儿三十出头了还那么水灵，皮肤白，条儿顺，个头一米七，红色的超短裙一穿像一团火，脚下再蹬双高筒靴子，嘿！勾搭她是因为这娘们儿认识那帮子高干子弟，能知道“上边”的动静。把她弄到手是想到时候让她通点情报。咱也得狡兔三窟呀，如果出了事，让我洗钱的那几个“太子党”想让我当替罪羊，咱能早早的得信也好溜呀。你还别说，她过去也是当兵的，就在情报部门干。不过我认为这娘们儿早就是个婊子。她好像结过一次婚。
她刚开始不和我玩真的，甚至想耍我。后来我跟她动粗的。怎么着，我也是一米八的、硬帮帮的汉子，老子今天非把你操了不可！这一下她就百依百顺了，什么都从她嘴里掏了出来。可我没想到她会怀孕。“干活”时她总说就讨厌避孕套，她靠避孕药。看来她是骗我。我骂她，说你甭想让我跟你结婚，想拐走我的钱？没门！但这位死活不肯打胎，说是生下来自己养。哎，那也是我的骨肉，怎么能让你养？但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这孩子生下来我就有两个了。头一个是男孩儿，今年都十二岁了。“志军，你那两个小子多大了？”我问。
“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呆子一说起儿子两眼就放光。
“结婚够晚的。也是，像你的这样老实疙瘩，个儿跟土豆似的，那‘鸟’小得像花生米，姑娘们一见都快背过气去了。我那儿子今年都十二了。”我不想跟志军提现在我快有第二个孩子的事。烦心。
“一晃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儿子都十二啦！”
“我临来时看了看我儿子。这小子，像我。十二了还骑在小保姆的脖子上，他那小鸡鸡硬硬的。哎，我有个心愿。到我儿子十六岁时，我要在他生日那天带三个‘鸡’来。一个白的，一个黄的，一个黑的。我让儿子操她们，那一天起，他就是个男人了。”
“真流氓！你真的想让自己的儿子过你现在的日子？”
他算点着我的痛处了。志军也觉得失言，我俩都不说话。儿子刚一岁就没了妈。我媳妇死了，死了十一年了。这是命中注定呀。在街上正走着，两辆车相撞，飞出来的碎玻璃正好扎破了我老婆的颈动脉，人当时倒在地上就这么死了。我赶到医院时人早断了气，一句话也没留下，跟睡着了一样，就是很苍白。她才二十三岁。好惨呀！现在想想心里还一颤一颤地痛。我那时跟志军在信上说过这事。现在真想跟他再吐吐苦水。我那媳妇真是好人。嗨，一个男子汉别老提倒霉事，别人还以为你挺不住，要找个人同情、同情。
我是在深圳认识我媳妇的。她是来打工的川妹子，人很甜。我勾搭她就是想玩玩。后来把她肚子搞大了。让她打胎她死活不肯，说是孩子是她的，用不着我管，生下来她自己养（跟后来我搞大肚子的婊子的说法一模一样，嘿，女人呀）。那时我和现在的想法不一样。那也是我的孩子！她简直把我这个大男人看扁了。结婚！她说什么：不爱我就别勉强。那我就更得娶她了。想想那段日子挺不错的。我们租个小房间，她每天打工，我在一个“太子党（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是谁）”的公司里混事，两个人恩恩爱爱。她不过问我的事，见我常在外边吃吃喝喝的不着家也犯愁，可只是说“注意身体呀”。谁想到老天爷是这么安排的！
我的命可真不好。不过话说回来了，媳妇如果没死，我们现在会不会离婚呢？我身边的女人太多，对我太有诱惑力。我有钱，现在是个大公司董事长呢。够能混的吧？先搞建筑承包，后来专门承包电力装修。弄个大项目，比如变电站，最来钱。这都是政府直接拨款的，多少个公司要啃这块肥肉。最后让咱中标了。办法很简单，贿赂。到时候让那帮政府的官儿到美国兜兜风，每人给五千美元就把嘴堵上了。不过咱也得双管齐下，工程得搞好了，“豆腐渣”可不成，我还想有下回呢。你说我这是钻制度和法律的空子？那当然了。现在就是撑死胆儿大的。
“哎，志军，志军…”操，这呆子都睡着了，真他妈的幸福。我再不能一困就能睡着了，不可能了……
志军的老婆开车到火车站接我们。他们的那两个小家伙打老远就跑过来，往爸爸身上扑，“ＤＡＤ！ＤＡＤ”喊着上来亲热，才两天一夜没见着就这么想得慌啦？真好玩，就是不太会说中国话。
晚饭后，志军和我喝着茶在起居室里猛聊。他妻子忙里忙外，给我收拾一间睡觉的房间，给孩子们洗澡，让他们睡觉，然后整理厨房，擦擦洗洗。忽然两个孩子都从卧室里跑了出来，“嘎嘎嘎”地笑着冲过来，大的一下子跳到爸爸怀里，小的过来打哥哥一下，转身就爬到我的身上，一点儿不认生。小哥哥从爸爸怀里下来，过来要还手，小不点儿就“啊－啊”地乱叫。当妈的赶紧跑过来，“今天晚上答应你们的要求了，让你们睡在帐篷里。说好不许闹的，怎么又跑出来了？”两个孩子“咚咚咚”地又跑回卧室，嘴里“噢噢”地起着哄。
帐篷？真有点好奇，来到孩子们的卧室一看，地上有个小帐篷，两个孩子嘻嘻哈哈地挤在里面。志军老婆解释道：“本来是一人一个房间的。家里来了客人，孩子们就疯，非要‘ＣＡＭＰＩＮＧ（野营）’。说好不许闹，到时候还是折腾。现在非让我也陪他们‘ＣＡＭＰＩＮＧ’。”
回到起居室里接着聊。志军滔滔不绝，真是到了家他才有这份兴致。一会儿我俩在部队时的趣事，一会儿这些年他的生活，一会儿又成了政治，中美关系到民主制度。我却有些魂不守舍。感觉很失落？嗨，志军是什么样的哥们儿呀，他心里能笑话我？我就是成了要饭的，志军还是铁哥们儿。
第二天中午，志军来到我房间里，见我还对着天花板发楞，便说在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现在刚用掉三天，剩下的时间得由他做主，“我是主人！”口气很是坚决。嘿，好像我拂了他的意似的。上哪儿？到哪儿我都跟着，不就是玩嘛。
湖光山色，湖不大、山不高，但秀美；海滨漫步，海风徐来、海面宁静；天真蓝，和我们当年在大西北时看到的一样，湛蓝！初秋，叶子开始红了，满山遍野。“再过半个月叶子就都红了，色彩极浓，好看极了。”志军说。“我们（一家人）一到秋天就爱出来看红叶。”
我白了他一眼，“拉你兄弟拉到这儿没人的地方卿卿我我，咱们是同性恋呀，‘同志’呀。”
“嘿嘿，让你散散心。同性恋？铁哥们儿就非得是同性恋？我看你这些年练得人气越来越少了。”
“不兽性行嘛，像我这种在狼堆里混的人。”我叹口气。
乏了，随便在草地上坐着歇歇；饿了，在哪儿找个快餐店吃点儿什么。每天上午出门并不走远，只在周围的县立公园、州立公园的树林、小山上散步，在湖边上看野鸭、野鹅在水中戏闹。那天在湖里看见两只天鹅和几只刚刚孵出壳的小天鹅，母天鹅（我这么猜）不断游过来把灰不拉叽的小崽子拢在一起，又赶紧跟在公天鹅后面。我俩都看呆了。
我该回国了，临走前一天晚上叫志军一家人一起去下馆子。这呆子硬是不肯，说他老婆早就准备好饺子馅儿了，晚上包饺子。“那我得在你家喝个痛快！”我嚷嚷着。志军连声应着，到了酒铺买了威士忌，我又拎青岛啤酒。
那天晚上志军的两个孩子高兴得什么似的，两个小家伙偷偷地拿生饺子跑到卫生间里吃，被妈妈捉住了，问他们是否好吃，两个宝贝儿子就使劲地点头。真够捣乱的。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志军不怎么说话，就着蒜醋一口一个。这家伙已经够胖的了，也不怕自己长成个肉球。孩子们嚷得我们聊天也得使劲喊。热闹，灌酒！志军不怎么喝，我兴致不错，喝了不少。
酒足饭饱，志军让我先到起居室里喝茶，他和妻子忙着收拾厨房、带孩子。忽然，一阵惆怅涌上心头。收拾停当，志军进来，“看会儿电视？”
“不啦。”我直勾勾地盯着志军。
“怎么啦？是不是嫉妒我，说我不顾你，有了媳妇、孩子乐得屁颠、屁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你知道吗？一个算命瞎子说我这辈子得有两个半媳妇。”
“那你还得结一次婚，那半次算是怎么回事呢？”
“我已经结两次婚了。我死去的老婆是我第二次的。”
哎，还是和志军说说，憋在心里难受。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是兰州军区部队上的团长，我自小在军营里长大。我们家的邻居是团政委，有个女儿比我小两岁，叫红梅，人长得漂亮。我俩从小一起长大。这下你明白了吧，我和红梅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俩好到什么程度？我临当兵前把她操了。从那时起，红梅在我心目中就是老婆。我们一直有通信，第一年探亲回家见到她，我的心直跳，她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只有我明白其中的情义。后来红梅也去当兵去了，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但总有联系。
我父亲在我入伍的第二年得了癌，没一年就过世了。他一死，母亲就回了老家。我复员当然也是回老家。老子死了。人一死，茶就凉。咱没权没势，在县武装部混个差。日子过得真没滋味，幸亏这心里还有红梅。
红梅复员后给我来信，说她回家待分配，真想和我见面。这一下子心就飞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就找她来了。一路上坐火车，换长途汽车，再次来到我所熟悉的军营－－过去的老家，见到了红梅。那时她父亲已经是师副政委，住房也换成小洋楼。我跟红梅她爹谎称，是我妈叫我来看看老朋友。在就我和红梅两个人的时候，我立刻和她亲热。“媳妇儿，咱们赶紧得办事呀！”红梅脸红红的，“德性！已经是你的人了还怕什么？”她还说什么“现在什么都没定呢”，“再说也还没和家里说呀”，“我们还小呀”，总之，一下没了主意。
什么“怕什么”，我要的是和红梅天天生活在一起，每晚都睡在一张床上。红梅还想和家里说，她家里知道了肯定不同意。“我们必须现在就结婚！”我说得斩钉截铁，一把红梅搂在怀里，使劲地吻。她渐渐软了，眼睛闭着，呼吸也急促起来。
第二天，红梅在家里偷偷把户口本拿出来，带上退伍证明和我跑了，算是私奔吧。回到家和妈一说“我把媳妇儿带回来了”，老太太自然高兴得了不得。红梅来结婚手续不全。可我在县武装部干活，人头熟，登记结婚立刻就办了。当然，我老丈人的电话也跟着过来了。他坚决不同意我们结婚。可现在人在我这儿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婚后第二天，我又立刻带着媳妇儿回门。咱早想好了，“先斩后奏”挨骂是要肯定的。可咱立刻就来“负荆请罪”，老丈人骂够了，出了气也就认了。而况我是刚结完婚就来看老泰山，这态度是够诚恳的吧。
我们是晚上赶到的。老丈人先是吃一惊，简单问了一下情况，然后打个电话给招待所，让我晚上先住在那儿。我怎么就不能和红梅住在一起呢？我们已经结婚了呀。但看老丈人没好气的样子，先忍忍吧。那天晚上几乎就没睡着，想着怎么说服老丈人，天刚亮，那老头儿竟自找上门来。他开门见山，还是不同意我和红梅的婚事。
“可她已经是我的人了。她也爱我！她早就是我的人！我们已经结婚了，是正式登记结婚的。”我控制不住自己，喊了起来。
老家伙冷笑起来，“什么你的人？红梅怎么是你的？红梅和你不见了，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怀好意，拐带着红梅跑了。红梅也太不懂事，被你给骗了。我没报警，说你拐骗妇女，已经是给你老大面子，本打算私下里到你母亲那儿去一趟，把红梅领回来。现在你们正好来了。你回家吧，离婚证明我随后寄给你。”
我又和这位道貌岸然的师副政委谈了很久，态度当然极其真诚。我甚至说“如果红梅和我离婚，到时候再去找个好人家就难了”。你猜这老家伙说什么？说我“小小年纪还那么封建”，认为红梅不是个处女就没人要了，所以就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不能看着红梅往火坑里跳！”他咆哮起来。“你个小机关干部怎么养活红梅？！她跟你能过什么好日子？她在西北，你在中原，怎么调到一块儿去？你好好想想。”说完这位副政委大人摔门走了。
这些都是什么话呀？好像是个老屯迷糊说的。可我还是得忍，得和红梅见面呀。匆匆忙忙赶到那位师副政委家吃了闭门羹。好啊，我就坐在你家面前等。晚上到招待所睡一觉，白天又来等。我就得见红梅，她是我老婆！这一等就是六天。第七天头上，师副政委让我进了门，声称再和我好好谈一次。这次他说了真话，军分区司令员有位公子看上红梅了。这门亲事无可更改、铁板钉钉！
我傻了。这老东西高攀了，把闺女卖了。“我要亲自问红梅。如果她同意离婚，我没二话。”
“好呀，红梅，你出来一下。”师副政委把红梅叫了出来。
红梅面无表情，简单地说了句，“离婚吧。”
“是你愿意的吗？”我还不死心。见红梅仍是死人一样地点头，我心如刀绞，快步走出房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的眼泪。
在长途汽车上，看着大西北荒凉的土地，我这个一文不名的臭小子心里一片空白。回到县武装部我一直沉默着。忽然有那么一天，咱恶骂了一声，“我操死你祖宗！”辞了职，下海闯吧。直奔深圳而去。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可一年前，我过去的战友（他就在红梅工作的那个县，认识她）告诉我，他在饭馆吃饭时看见红梅在当服务员，很是吃惊。过去自我介绍后，红梅很坦率地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因吸毒、协助贩毒被判重刑。她也因吸毒被送进戒毒所，原来县政府的工作也丢了。她离了婚，孩子也被原来婆家要走了，现在是孤苦伶仃一个人。
听到这些，我的心里只是钝痛。如果你问我是不是觉得她活该那就更错了。谁能够左右命运呢？何况红梅一个弱女子。马上，我寄给战友一万人民币，要他亲自交给红梅，但不要告诉谁给的，只说给钱的人希望她能生活得好点儿。不久战友再次来信，说钱给了红梅，她什么都不问。
我想红梅知道这钱是谁给的。果不其然，红梅很快打听到我的地址，先是写信、打电话，后来乾脆就上我这儿来了，当然是希望能谋个饭碗。我们见面了。在我面前是个极其憔悴的小老太太，目光呆滞，反应也很迟缓。她告诉我，收到钱后就又忍不住吸毒，再次进了戒毒所。她不能再在当地的环境中生活了，所以就投奔我来了。
我安排她住下没问题，可让她干什么呢？她说随便干什么都成。当清洁工，或可有可无的收发员？或许你问为什么不能让红梅干个秘书什么的。不成，绝对不成！这位置是给她的吗？秘书小姐得年轻、漂亮，得能迷人，得让我的客人神混颠倒，手往肩膀上一搭，对方就得酥半边。红梅怎么行呢。我给她介绍到另一家公司当了清洁工。如果老让她在眼皮子底下晃荡，咱也尴尬。我太无情无义？或许吧。但我在夜深人静时，想到我最真挚的爱，那永远消失的爱，心会忽然绞痛一下。
“你有没有想到再和红梅复婚？我敢说她现在别提多后悔当初没跟你，肯定还爱着你。再说了，你好歹也得有个家呀。谁没干过错事？天下有完人嘛。你这样的家伙找个真心的人容易吗？”呆子感慨起来。他不可能明白像我这样的人现在的心态，再解释也没用。
“不可能。”我只能这么简单地说。“不可能了……”时光不能倒转，永远没有“假如”，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就算红梅没有吸毒这么回事，对我的爱一点没变，可我已经改变了，再也不是原来的我，绝对的。对，那种青春的纯真太让人留恋了，但事过境迁。“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