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像是自言自语，似乎也在和我说话，“老爷子现在文章也不写了，也不在计算机那儿上网和朋友们聊天了，连电视都很少看……”
“他的病怎么样了？”我问道。妻子说的“老爷子”是她父亲。我这老岳父一年半前检查出肺癌，已经是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骨髓和脑部。给他会诊的医生们都认为没什么活头儿了，私下里告诉家人要有“精神准备”，估计最多两个月就得料理后事。“看他现在精神状态还不错，想吃点儿什么就吃，想到哪儿转悠、转悠，只要力所能及就让他去……”你听听这大夫的口气，好像老爷子跨鹤西行该是没几天的事儿了。本来嘛，只要是发现肺癌，就算早期，存活一年以上的并不多。可没想到老爷子吃了美国生产的一种治癌药（这种药能抑制上皮因子生长），病情奇迹般地好转。
“左肺原发病灶的那个最大的癌没再有变化，大脑里发现的那几个转移癌也没什么发展，骨髓里的情况也还稳定，但他人的精神状态不是太好，总是长时间地发呆，暮气沉沉的。”
“是不是有点儿傻了？老年性痴呆了吧？”我担心地问。妻子没说话，我渐渐陷入沉思。当年“找对象”我是个“困难户”，和妻子见面到结婚没多长时间，两个人都老大不小的了，本着“完成任务”的概念很快组建了家庭。我们后来感情融洽，生活美满真是一种幸运。当然，我对她的家庭便不甚了了。我只知道妻子是独生女，父母很早因感情不和离婚。我妻子从小和母亲一起生活。但妻子的父母并没有反目成仇，甚至还是朋友，彼此都各自再次建立家庭后时常还有来往。对此我当时有很深的印象。
记得刚结婚时我们俩口子曾到老爷子家登门拜访。岳父其貌不扬，矮小且黑。这下我明白为什么我岳母长得很精神，可我妻子却一点不像她，原来相貌都随了父亲。老爷子当时在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他的老伴儿是个老护士，人非常随和、热情（岳父和岳母的家庭和我们这个小家来往很多，以至女儿记事起总不解：为什么我会有两个姥爷，两个姥姥）。这使得我们那此聚会的气氛很融洽。老爷子开口、闭口都是政治，聊起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更头头是道，精神抖擞，根本不管我爱听不爱听。他在大谈“苏联和中国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从未实施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实际已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总是提到“托洛茨基才是部份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当时在想：这老爷子有多天真，纯粹的书呆子。１９５７年老爷子被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嘿，他不当“右派”谁当“右派”。我父亲也属于这类人，在“右派”之列理所当然。巧的是我们的婚姻介绍人竟然也是个“右派”。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当年他怎么能找上我岳母的呢？当然是因为他的才气。他家在上海市里，父亲在一家公司做个小职员，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贫寒。在兄弟姐妹中他最小，聪颖，很能读书，高中毕业便考到北大读书。我觉得老爷子没有一点点上海人的气质，这大概和他很早到北方上大学有一定关系。在大学里他参加了地下党，并转入经济系。他是这样解释的，“革命成功后，我们的国家就要搞建设，急需懂经济的人。党组织让我转入经济系就是这个目的，我当然要服从组织决定。”那他是否喜欢经济？那时大学教的经济是什么内容？不清楚。不过我认为他还是对政治理论感兴趣。
在北大读书那几年他没少闹学潮。有一次上街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游行，国民党军队赶来把学生们揍了一顿，并驱散。我听这段时，老爷子正大骂邓小平在“六四”动用军队对市民和学生进行镇压。“那时国民党兵也就是拿棍子往学生屁股上打，现在解放军士兵竟敢朝老百姓开枪，我看他们连国民党都不如……”这么说，他从“六四”之后就不相信中共了？其实他从未放弃过共产主义信仰，１９８０年代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的评价是：在政治上顽固地不放弃专制独裁，经济上企图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还真评价的入木三分，但我不以为然。因为“上山下乡”后，我的正统“是非观念”早就烟消云散，其生活态度和老丈人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他那儿还“这个正确，那个错误”的，我根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甭跟我讨论对错”。再说，我能懂什么“共产主义理论”，下乡九年光喝酒了，不怎么识字，那些疙瘩话我一看就血压高。所以对他的慷慨激昂多半是笑笑而已。
你说这么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主儿这么还就找上个漂亮姑娘了呢？我丈母娘当年也是地下党。共产党席卷中国大陆后，想着该培养些青年干部，于是办个中央团校，轮流培训在职的党员干部。当年我老丈人和丈母娘就这么成了同期学员。那时我老丈人就看上我丈母娘了。不过在团校时我岳母并没注意到有这么个追求者，她漂亮，周围不乏献殷勤的小伙子。可我老丈人独辟蹊径，团校毕业回原单位后，开始不断和我丈母娘通信讨论政治，半年后就来结婚！我岳母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大吃一惊，可老丈人却说他是从我丈母娘的信中看出这个意思的。你说说看，你说说看，这么现在还不成了大笑话。可当时我丈母娘想想竟然就同意了。首先一条，志同道合，都是革命者，满怀激情要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其次，老爷子当年在团校可是大才子，理论上一套一套的，郎才女貌，嫁给他很正常；另外，组织上也做了些工作。得，他们就这么结婚了。我真想不出，丈母娘这么精明强干的女人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别，别这么说，不然就没我太太了。
这两个个性这么强的人能和睦相处吗？是呀，结了婚就不断争吵，为任何事情都争吵。可这婚姻还是维持了十年，就是老爷子被打成“右派”都没离婚。因为他们总是处于分居状态。我岳母在上海工作，老爷子在北京一所大学里。我岳母到北京读研究生，老爷子又因为是“右派”被发配到农村“改造思想”。最后终于在北京生活在一起了，没一年已离婚告终。而这一年是他们做为夫妻共同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能不离嘛，老爷子学问好，可特别“名士派头”－－非常不讲究卫生。我岳母说，你那么脏的被子怎么睡觉？他说“你是和被子结婚还是和我结婚”。老爷子买了两张歌剧“茶花女”的票，我岳母说她实在有报告要写，他立刻把两张票都撕了，说“这种人怎么不懂情趣”（这都是听我太太讲述她父母当年的生活，她对母亲有深厚感情，我想夫妻矛盾常常是双方都有责任，我岳母肯定也有不对的地方）。
最糟糕的是，老爷子根本不顾家。分居那些年，他几乎就没给我岳母她们娘儿俩寄过钱。不是老爷子工资低，而是他根本想不到还要给家里寄钱。我岳母又是个极其要强的人。你不给，我也不要，日子就这么过了。老爷子生活从来都非常简朴，可也从来没剩下钱。钱都哪儿去了？都帮助别人了。谁要是跟他借钱，可以不还，他也想不起来要。有时见着素不相识的人需要救济，他也大把撒钱，慷慨解囊。从这点上你更可以看出他是个“外星人”。不过这让他结识很多三教九流的真诚朋友。但这可苦了我岳母娘儿俩。
我妻子讲，他父亲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刚解放时官封台湾省团委书记（你看共产党那时底气多足，台湾还在准备打，各级党政官员都有了）。后来打台湾没戏了，他在大学里当了官，负责宣传口。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他在校刊上一通放炮。得，“右派”没跑。可这位是个真正的呆子，革命热情不减，甭管干什么，就是在农场赶小毛驴车也挡不住他搞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致勃勃的。我想这就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了吧。离婚后他就住集体宿舍，那时“文革”刚开始，此后的十多年也不知道他怎么过的？据说抽烟很凶，这后来得肺癌大概跟这有关。他是个“摘帽子右派”，恐怕也得遭受些皮肉之苦。不过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老爷子从来不提那年月的事。
老爷子是在“右派”平反之后再次组建的家庭。他的老伴儿当时生活特别困难，丈夫去世后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在上高中，一个上小学。介绍人提了这事又觉得屈了老爷子，可人家接触了几次就同意了。“人好就行。”老爷子与那老伴儿和两个孩子的关系很真融洽。这让所有认识老爷子的人都有点意外。其实并非他脾气改了，而是那老护士从不跟他理论什么。另外，老爷子一发工资就把钱都教给老伴儿。这可是和从前不一样。好啊，老爷子是个真诚的人，也该有个温暖的家。
我们有了孩子后老爷子常来看望。一来看他的外孙女就带来太多的点心和糖果，或者一个非常大个的玩具。而且每次都带那么多，怎么跟他讲都没用。瞧，他就是这么个人，我行我素的。他还讲到我妻子两、三岁时，有一次他买个大洋娃娃送给她。我妻子欢天喜地，抱着大娃娃刚出门，立刻就被个淘气的邻居小男孩儿抢走了。小胖丫头大哭，跑回来求援，老爷子鼓励她夺回来。“去，要有斗争性！”小胖丫头鼓足勇气过去，站在淘气男孩儿边上许久，就是不敢说话，结果又回来掉眼泪。“真没用，真没用。”当爸的直摇头。看来他特别推崇“斗争性”。是的，但过去他没什么好果子吃，现在也没什么人愿意答理他。
近几年老爷子也学着上因特网。他学得还挺快，并和他的老朋友们（都是马列主义理论狂）在网站上建立了联系。这下他有事情做了，成天在网上讨论，然后就写大篇大篇的文章往网上贴。当然，也就那么几个“遗老”在那儿脸红脖子粗地争“什么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你说他“吃饱了撑的”？我倒觉得他幸运，到了晚年还那能有自己爱干的事情可以做。
前二年他到美国来了一趟。他对美国的评价是，“在美国搞共产主义现在基本够条件了，物质极大丰富”。我听着哑然失笑。咱不会讥笑他的，只希望他能感受生活的兴趣。之所以这么说，是我发现老爷子的情绪不很高，动不动就说“你们好好生活吧”。我想他情绪消沉的原因是他的志同道合者－－那些“遗老”们接二连三地病逝了。他再也没什么人可以跟他投机的聊天了。
今年初我回家探亲，特地去看他。老爷子反应淡淡的，人也很平静，没说什么话就打瞌睡了。我只得悄悄地告辞。我那个声音洪亮，总是精力充沛的老岳父已随他的时代而去。世间人是匆匆过客，来来去去川流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