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经历 - 由文革中的纸张说起

”小报满天飞不要钱，大字报标语糊了一层又一层，高帽奇形怪状。

妇女买不到卫生纸。偶尔一有漏夜排队。

男人还好，可以用报纸，油墨有铅不容易脱落。只是没有主席像的部分太少，一不小心就成了反革命。“

读者说是冷笑话或谎言，可惜都是我自己的经历。省委书记省长带高帽喷气式游街。卫生纸排队我死活不肯去，怕同龄人笑话。主席像撕碎了妥妥的现行 - - 现行反革命。

又有读者说是编的，我只好把真实地名加上了。恐怕还是有人会说是狗狗写的，我也被人骂过是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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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中学生红卫兵首领叫棍子的，据说吃人心，文革后被枪毙了。公元500年时建立的佑民寺里有座铜像菩萨，可它既保佑不了人民也保护不了自己，破四旧时被融化了再也没能复原。多少名人学者融化在蓝天里。所谓黑九类是地富反坏右资叛特知，知就是知识分子，资是走资派，资本家属于黑七类后来落伍了。

造反派下乡拿着演戏的大刀长矛和剑，农民还以子弹，造反派回来就抢了军火库，成立城防司令部还不只一个，游行一路朝天放枪。最后支左部队进驻时，抚州地区独立营用高机扫射济南部队投传单的飞机，几十个弹孔居然没打下来。据说伟大领袖对此评论说：谁说中国没有内战？还有人告诉我，他看见红卫兵挑出人来枪毙时，手在发抖端不起枪，最后还是政治觉悟占了上风。

文革开始时我10岁。家里被抄家。半夜上厕所，黑夜中看见一队人，明火执仗 - 确实点着火把。妈妈把枪弹临时藏在我枕头下，后来都扔了。家里的枪除62年下发的，转业时带的都是没有枪证的。其一是裹着红绸子的巴掌大的小手枪，子弹一粒一粒的嵌在武装带上一个一个的皮套中。几十年后我想，那不是日军装备，可能是国军军官的。因为国共摩擦，他们曾有一次把20万国军的情报透露给日本人，结果给打了个稀里哗啦。

抄家损失最大的也许不是八大山人的画，而是一套党史资料，绝版的，历史可能就是这样被湮没的。

抗战时父亲在读师范，投笔从戎成了三县游击大队长，多年前还可在互联网的县志里找到他的名字。侦查时曾被日军抓夫运走，跳火车跑了。解放时是县公安局长，后来做过某大学和工农干校（不是文革的干校）的副校长，文革后我们住的市干休所里，还有他当年的学生有时送点礼物 - 当年都是厅局级的。干校出过一本纪念册，里面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很帅气的照片，比网上的漂亮多了。还有一位烈士子弟留学匈牙利的照片，就是发生反共政变，把列宁像与刀子一起捅入GCD员胸口的那个国家，那张流血的照片是我在一本名为真相的小册子里看到的。

父亲曾想自杀，母亲劝说要为孩子着想，我偷偷听见的，不敢跟别人说，头发都愁白了，不过比伍子胥花的时间长。

我小学报名时表现好，第一天就是班主席，后来兼中队长和大队学习委员。全校集合时我负责敲大洋鼓，身边两个小鼓，可是有一个笨老是敲不好，我就被换去敲小洋鼓。有个同学家里是资本家住两层小洋楼，我手把手教会了他怎么写“多”字，他常请我去家里玩玩具下军旗。同桌的是男生常与我对答案，有次他右手烧伤，结果是半年后他左手写的字也很漂亮了。还有个好朋友是留级生，依依惜别时对我说，毛主席说下放是好机会，机会就不该是一辈子的事。他后来因流氓罪进了工读学校，那原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尼姑庵。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文革开始，公私合营的企业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营，包括市里与百货大楼齐名的一家商楼。雇员们决定把老板的资产献给国家。也有被逼把房产交给国家的，文革结束后想拿回来，得到的答复是自愿交的不能拿回来。

我家在风景优美的百花洲旁，毗邻著名的八一公园和青少年宫。文革开始后不久，青少年宫就永久的成为了巡警大队的巢穴，抓的大部分是青少年。有段时间是夜半哭声，女声持续了一个多月。

“粉坠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飘泊亦如人命薄，。。。”

百花洲的石碑已经被砸掉了，我们被赶出父亲单位。多亏妈妈单位一位处长把自己的套房让出一间让我们住，我，哥姐和妈妈。

第一次看见死人，是某干部由省人委大楼的六层跳下摔在二楼阳台上，我跑去看，装尸体的三轮往下滴着血还掉下一块碎骨，恶心了好几天。

两年后省文化局撤销，我们随即下放。因为单位的收尾工作，妈妈前大半年只是每两三个月下来一趟，看望我们三个孩子。我们离省城300多里，班车只到地区，然后搭便车坐卡车车厢，如果能当天搭上便车，我在过一段盘山路时都会晕车呕吐。

1969年，过了我有生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春节。因为妈妈没能提前看房，我们分到的是笼谷间旁边的屋子，不是住人的，一层瓦而已，下雪籽的话，三跳两跳就落在被子上了，遇热就化，塑料布不够宽，被子湿的，一夜都在发抖，冷到骨头里头。妈妈得了肾炎和青光眼，她的局长的夫人是得青光眼后自杀的。

整个下放期间，三年零八个月，我并没有觉得苦，不会去想。冷就是冷，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冷。早饭后，抗一根毛竹赤着脚走四十里山路，饿的我要飘起来了，但不过是因轻信老师才没饭吃，不会像三年灾害期间被人吃掉 - 妈妈有次无意中说老家的事走了口。我们差不多一周去一次县城，山路走一个小时，中间有个避雨的地方就是长亭了，古道上的长亭，是个前后敞门的四方亭子，里面有块石板刻着某人捐助法币二元，我那时不知道指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定货币，纳闷怎么还有法国钱呢。路上有泉水，但并不是甜的。有时会去地里拔两个萝卜，那不算偷的。回来的时候，我们有时会搭便车，涉水过河后爬一座山就到家了。河水有时只到大腿根部，不过裤子常被打湿。

我们后来离开了这个养鸡不用喂食，还窜出过一条蛇的屋子，住到祠堂后面一户富农的几间屋子里，有天花板，屋里没啥光线，地面是土的很阴凉，红薯放一阵后会很甘甜。门外的山坡上面是竹林，据说里面有竹叶青。富农的儿子小名狗仔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的姐姐，很秀气的一个女生，因失恋精神不正常，药物里包括童子尿，那应该是初生婴儿的尿，并不好找。地主富农及其孩子，回想起来是比较优秀而温良的。我父亲是独子，出去干革命，家里的地找人种，还穷，土改时划为破落地主。

大队村这里似乎先前没有学校，后来山那边工学院的两位老师办了一个，教工农业的基础知识，我不记得学了什么，小学没读完的。村里的孩子虽读书少，不乏聪慧。我问一个女孩我手里的是否镰刀草，她反问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 我另一只手拿的是镰刀。

村里有一个小卖铺有一种点心：12分钱一斤的面饼，颜色跟男人用的深黄色的毛茸茸的稻草纸差不多。回城后有高中同学告诉我，他姐姐下放时，每天挣6个工分也是一毛二分钱，城里一碗光面的钱，光面就是没有菜更没有荤腥的面。

开始没有电，煤油灯，因此鼻孔里常常是黑黑的油烟。工学院的老师修了个小水电站，明渠，发电的那个冬天的晚上我掉了下去，因为它在光晕下看起来像是一条平整的小路。后来还淹死过一个小女孩。

村里有个比别人洋气点的小姑娘，她是多年前被卖到省城后回来探亲的。有个地主每天敲着锣喊着什么。有时会来个游方的裁缝，说解放前他的生活要好得多，我觉得他很反动。

我跟农民的孩子没两样，下床就是赤脚，洗完脚就上床。放牛轮不上，砍的柴能与最能干的农村孩子相比，断面是四瓣梅花。谷子大队给，自己磨成米，每月定量三两油，都是棉籽油像浓鼻涕不透明的，现在说它会致癌。除自己种菜外，我们养了十多只鸡四只鸭子，两只黑蓝红色的湖鸭总喜欢飞上房顶，另两只灰褐色的是母鸭每年有300多只蛋，因为总有捡的田螺吃，大的田螺直径不下4厘米，顺着鸭脖子鼓鼓的往下出溜。

我捡田螺的两位伙伴都是下放干部的女儿，一个大我一岁，另一个小我六岁 - 也就是六岁，蚂蟥叮在腿上她只会啊啊的叫，我得用力把它揪下来，书上说的拍打是无效的。伤口再流一阵血就没事了。我们把蚂蟥丢一边，没法杀死它。有一次，我掉进了山里的冷浆田，所幸我有一米五高脑袋可以露出来，大女孩小心翼翼的把我拉了上去，她的父亲是右派，不知被关在哪里。如果她也掉下来我们就危险了，六岁的女孩也不认识回家的路。

哥哥15岁，爬60里山路去赶会就是大集，还挑柴去10里外的县城卖。他县中毕业分去了地区钢铁厂，我去看过一次，睡房对门是鼓风机房，睡觉像坐在安-12上，腿要是碰到墙了，抖的厉害。60里去的还是镇子，毛思想宣传队进到的深山，山民叫他们保长。

后来我进了公社中学，班上有个同学的外号跟他父亲一样，叫曹猪牯，因为文革前他父亲是公社书记，下去视察就要睡女人，不给就威胁说进班房，他跟县委书记打个招呼就行。还有个同学是外省移民，饭盒里的食物总是馊的，糖化饲料？

同学说的我的头发，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白的。

说点人性。爸爸单位里，有个女人是我爸给解决的两地分居，有个农村的男临时工是我爸给转正的。文革一来，他们都成了打小报告的监视者。我爸病了，全单位只有一个女人敢陪他上医院。单位有不少民国期间的留用人员主任一级的，都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打地铺，我这个狗崽子探亲时就睡在他们中间，国共合作。

在村里，每到春节有人杀自己养的猪时，会卖给我们几斤肉，我们将它做成腊肉以便保存，但是总是会有蛆。最让人高兴的是做糍的时候，差不多每家都会给我们送一碗煮好的糍，有四十多碗，关系好的另送大块的可以吃好几个月，当然是省着吃。

文革后期有一天不知咋的我进了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的会场，应该是走错了，听到了知青有因偷老乡家的鸡被打死的。我很庆幸我们村里的人的善良，和对政治的冷漠。

文化大革命，按文化程度割取民族的的精华和国人的生命，奉献给马列毛的祭坛。那是中国的魔怪时代。

[chinomango]

更新了这篇文章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几段话：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但文革却没有结束。小叔也在这个10月的21号，因一句话（关于毛和木工的政治双关语）进入监狱。。。很快小叔被判现行反革命罪”
“一个亲戚，是在厕所里大解。那时候厕所里不是有很多那种纸做的革命标语贴在墙上吗？我那亲戚忘记带了厕纸，就把墙上的标语撕了下来擦屁股，正好把标语上“毛主席”的“毛”字的一角给撕掉了。结果不知道被谁举报，后来被抓去批斗，后来就没回来了。”
“他们殴打自己的老师和校长。没有任何的法律。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学生。他赤手空拳地把两位年长的人打死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我们都知道是谁干的，但现实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人调查过。这样的事情太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