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两次赴京调解未果的教训
苏文洋
这两天，上海警方公布杨佳袭警案发原因和经过后，人们关注的焦点锁定在警方两次赴京调解未果直至案发，力图从中找到或许可以避免惨剧发生的教训。
据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宪法说：(杨佳去年10月6日返回北京)此后，杨佳向公安部门投诉，要求公安机关开除有关民警，并赔偿其精神损失。为了平息此事，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先后两次赴京调解。2007年10月16日，督察支队赴京走访杨佳及其母亲时，两人要求公安机关给予1万元精神赔偿费；2008年3月15日，督察支队继续做杨佳工作，直至案发，杨佳及其母亲没有再向公安机关提出赔偿要求。另有媒体报道，据杨的家人表示，第二次上海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
从杨佳10月5日夜至凌晨接受警方6个小时的讯问，到10月16日警方督察第一次赴京调解，中间只有短短10天，说明上海警方还是很重视杨佳的投诉。有媒体报道，回京后，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认为自己不该受到盘查，且遭到警方殴打，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和当时电话费1万元的要求。
因为缺乏有关两次调解过程的相关详细经过报道，我们只能据事后案发的结果来判断：两次调解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应当说，作为一个公民的杨佳，直到行凶报复杀人袭警之前，还是先“礼”后凶的，正常行使了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问题是，从去年10月5日遭查到今年7月1日行凶，杨佳从一个守法公民到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中间经过警方两次赴京调解，事情的结果丝毫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就留给人们一长串思索。
是否因为杨佳提出的1万元赔偿及其他要求过高？还是今年3月15日赴京调解之后，再也没有让他感到事情有经过官方妥善处理的希望？我们不知道上海警方对类似情况调解无效后是如何处置的，很有可能是采取“冷处理”，拖延战术。按道理说，很多矛盾是可以拖着不办的。拖着拖着就不用办了。但是，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面，时间拖得越长，积怨越深，一旦总爆发就难以收拾。既然警方认为需要调解，并专程赴京，又了解当事人孤儿寡母的窘况以及性格执拗的特点，就没有理由任其调解无效，“迫使”一个公民作出最坏的选择。
一家媒体在报道袭警案过程时，有意无意地披露了这样一个情节：“有人听到，杨佳在一层行凶时曾大声喝问督察办公室在哪，得到了‘在楼上’的说法。杨佳随即穿过了设在一层的对外办公大厅，趁乱又进入了南侧的消防楼梯。”这个细节告诉人们：一是有同志在危难时刻出卖了自己的督察民警同志，二是杨佳对督察有深仇大恨，督察以往对他的调解连起码的情感都未能沟通。
调解是一门艺术，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好的调解，说服对手放下武器。坏的调解，则是让公民成为罪犯。我猜想，上海警方的两次赴京调解无效，教训可能在原则性过强，而灵活性欠缺。从民警6死4伤的结果看以及罪犯最终也要以命抵命，总共是7条人命，如果当时1万元赔偿即使高了一些也接受了，或许可能避免这次惊天血案。我们在调解人民内部矛盾时，始终有一个误区：总担心当事人得寸进尺，漫天要价，而采取能省则省、能免则免的办法，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而失大。
J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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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洋
这两天，上海警方公布杨佳袭警案发原因和经过后，人们关注的焦点锁定在警方两次赴京调解未果直至案发，力图从中找到或许可以避免惨剧发生的教训。
据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宪法说：(杨佳去年10月6日返回北京)此后，杨佳向公安部门投诉，要求公安机关开除有关民警，并赔偿其精神损失。为了平息此事，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先后两次赴京调解。2007年10月16日，督察支队赴京走访杨佳及其母亲时，两人要求公安机关给予1万元精神赔偿费；2008年3月15日，督察支队继续做杨佳工作，直至案发，杨佳及其母亲没有再向公安机关提出赔偿要求。另有媒体报道，据杨的家人表示，第二次上海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
从杨佳10月5日夜至凌晨接受警方6个小时的讯问，到10月16日警方督察第一次赴京调解，中间只有短短10天，说明上海警方还是很重视杨佳的投诉。有媒体报道，回京后，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认为自己不该受到盘查，且遭到警方殴打，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和当时电话费1万元的要求。
因为缺乏有关两次调解过程的相关详细经过报道，我们只能据事后案发的结果来判断：两次调解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应当说，作为一个公民的杨佳，直到行凶报复杀人袭警之前，还是先“礼”后凶的，正常行使了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问题是，从去年10月5日遭查到今年7月1日行凶，杨佳从一个守法公民到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中间经过警方两次赴京调解，事情的结果丝毫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就留给人们一长串思索。
是否因为杨佳提出的1万元赔偿及其他要求过高？还是今年3月15日赴京调解之后，再也没有让他感到事情有经过官方妥善处理的希望？我们不知道上海警方对类似情况调解无效后是如何处置的，很有可能是采取“冷处理”，拖延战术。按道理说，很多矛盾是可以拖着不办的。拖着拖着就不用办了。但是，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面，时间拖得越长，积怨越深，一旦总爆发就难以收拾。既然警方认为需要调解，并专程赴京，又了解当事人孤儿寡母的窘况以及性格执拗的特点，就没有理由任其调解无效，“迫使”一个公民作出最坏的选择。
一家媒体在报道袭警案过程时，有意无意地披露了这样一个情节：“有人听到，杨佳在一层行凶时曾大声喝问督察办公室在哪，得到了‘在楼上’的说法。杨佳随即穿过了设在一层的对外办公大厅，趁乱又进入了南侧的消防楼梯。”这个细节告诉人们：一是有同志在危难时刻出卖了自己的督察民警同志，二是杨佳对督察有深仇大恨，督察以往对他的调解连起码的情感都未能沟通。
调解是一门艺术，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好的调解，说服对手放下武器。坏的调解，则是让公民成为罪犯。我猜想，上海警方的两次赴京调解无效，教训可能在原则性过强，而灵活性欠缺。从民警6死4伤的结果看以及罪犯最终也要以命抵命，总共是7条人命，如果当时1万元赔偿即使高了一些也接受了，或许可能避免这次惊天血案。我们在调解人民内部矛盾时，始终有一个误区：总担心当事人得寸进尺，漫天要价，而采取能省则省、能免则免的办法，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而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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