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之殇

　　中国夏历（即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俗文化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也称“端忤”。“端”，“正”的意思；“午”，通“忤”，忤逆，不顺，背犯的含义。“端午”，既是纠正过错，过妄矫正，即昭雪的意思。我们从这“端午”的名字，就可以知道这里面隐含着不为人知的冤屈。“端忤”这个词，太过显露，故用“午”字替代。这“午”，又指正午，故又称为正阳，名端阳，这就是民间为何叫“端阳”的原因。　　那么这里面到底隐含什么样的冤屈呢？当然那就是屈原的冤屈。端午，就是要为屈原端忤昭雪的意思。　　屈原 (约前340-前278年) ，名平，字原，湖北丹阳(今秭归)人，是战国末期楚国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出身为显赫名望的王孙贵族世家。楚武王熊通东征西讨，南攻北伐，统一了江汉平原，占据江淮大部，南侵巴蜀，北逼周朝帝都，东憾齐鲁，西威秦国，扩地千里，直到死的一刻都在征战之中，为后来楚庄王北进中原、饮马黄河、问鼎周礼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楚国吞并了众多的诸侯国家，采用“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的策略，得到各国各个民族的拥护，纵横跨越大江南北的11个省，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为当时战国期间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一直延续了800多年。楚国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实现了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和荆楚文化的水乳交融，也由此可见楚国的势力以及其文化影响之深远。　　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早年深受楚怀王宠信，官拜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王室之后，为传承和实现楚国的统一霸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一度使得衰败沦落的楚国兵强国富，其威震动西秦，并由此展开秦楚争霸决战。　　此时的楚国仍旧在传统意义上十分强大，但实际为奸伶权臣当道，王室成员腐败奢靡，国家已经处于衰败之中。屈原也属于王室成员中最受宠信的王族三姓昭、屈、景之一，而且为左徒、三闾大夫，与王图议国事，足见权势之大。左徒仅次于令尹，而三闾大夫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楚怀王十一年，屈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聚会，缔结了六国联盟。然而，屈原的变法图强的行为却得罪了其它的王室权贵和一些亲秦的权贵，那时屈原还被楚怀王信任，所以是敢怒不敢言。　　公元前315年左右，秦国击败韩国、赵国和魏国，统领中原，与楚齐联盟的江淮地区形成对峙局面。这时刻就产生了“朝秦暮楚”这个典故来，可见当时秦楚两国局势的复杂和多变。　　秦国要击败楚国，首先必须除掉屈原而瓦解齐楚联盟。因此，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张仪两次使楚。　　楚怀王十五年，秦“患”楚怀王重用屈原，“使张仪之楚”，暗中收买令尹子椒、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公子子兰，离间怀王与屈原的关系。由于屈原恃才放旷，孤傲不驯，不懂得权谋机变，无法平衡王室矛盾，楚怀王也就渐渐疏远了屈原，撤掉左徒之职，只负责王族宗庙事物，不再参政，造成“屈原遂放于外”的情况。也就在这个时刻，屈原写下了那篇古代不朽的楚辞《离骚》和《天问》。《离骚》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再度出使楚国，用重金收买靳尚贿赂怀王宠妃郑袖，怂恿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外交关系，许诺割地600里要楚与齐绝交。楚怀王听信谗言：“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 遂与齐断交，楚、齐关系破裂，六国联盟瓦解。　　公元前312年，楚派使者往秦索地，张仪背约，只许6里地。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两军战于丹阳，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楚丹阳之战”。 此战，秦国重创楚军主力，扩大了势力范围，消除了楚对秦的直接威胁。　　楚怀王不甘心失败，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於蓝田，各有胜负。魏闻之，袭楚至邓(今湖北襄樊北)，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当时楚怀王为了挽回不利局面，再度起用屈原出使齐国，欲修复楚、齐关系。张仪闻之，乃谓秦王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楚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致使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屈原出使齐国回来，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以上主要载录司马迁《史记》而阐述屈原的一生的。　　在这流放期间，屈原将楚国的祀神乐曲《九歌》加以整理和润色。从《九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与神的交相感应，抒情和环境相辅相成，充满了浓厚的楚国浪漫而热情的生活气息。历来对于《九歌》，争议颇多，是非也颇多。　　更有人把《九歌》与屈原被流放的原因和死因联系起来，妄加品论屈原，以为是屈原写的个人男女私情，这是对楚国祭祀乐曲《九歌》无知和对屈原的污蔑。《离骚》中有“奏《九歌》而舞《韶》兮”、“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的句子，由此可见《九歌》早就有之，只是经屈原整理加工而已。那些一知半解或望文生义的人试图把《九歌》所描述的男女之情事说成是屈原自己的事，并以此解释屈原之死，并试图解释屈原遭流放最终被杀的理由，甚至说成是屈原爱上了郑袖，倾襄王也成了屈原的私生子，故而遭流放，真是无聊透顶，无耻之极。　　屈原的最后之作《怀沙》，也被人认为是伪书，理由是与《离骚》、《九歌》等楚辞风格不一，《怀沙》大多为四言诗，而《离骚》和《九歌》也各自长短不同。屈原以前的的诗歌，《诗经》或民歌，多为四言诗句，到了楚国时期，赋、比、兴等手法被巧妙地糅合应用于楚辞之中，而且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这和楚国的《九歌》和《韶乐》影响有关，明显楚辞是可咏可歌、可乐可唱的文学格式。屈原开创了中华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的先河。过去的诗歌音乐都是民间生活集体流传创作的。从上可以看出，虽然《怀沙》似乎回归了《诗经》风格，但这也是符合诗人之将死而心情激烈慷慨求死的心态，而唯有四言更容易表现这样的情怀。　　公元前280年，秦军大将白起攻破楚国旧都“鄢”（今宜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都郢（今荆州沙市一带），“烧先王墓夷陵”。屈原亲眼目睹国破家亡，心如刀割，虽然此时楚国依旧还很大，但感觉复国已然无望，遂于中国夏历五月五日写下了绝笔之作《怀沙》，然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中，以死殉国，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对于这“抱石投入汨罗江”，后人心存怀疑。也许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当我们用心去读完屈原的文字后，就会知道，屈原选择“死”，是殉国的含义。这是我想起了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６日，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在殉国前写给他部下的信：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下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读了这封信，就可以回到2300年前去理解屈原之死了——那就是殉国。　　据说当屈原投江而死的消息传开以后，那时正值楚国将亡国之时，人民心中还期盼着屈原能够重新复兴楚国呢，楚国人民都不相信是真的，便纷纷驾舟奋力营救，沿水招魂，可一直无法找到屈原的遗体。百姓们担心被蛟龙、鱼虾蚕食屈原的身体。并将粽子投入江中，以免所食，便把糯米用衣服包裹捆绑成人形或直接投入江中，避免蛟龙伤害屈原，同时把船头做成蛟龙的样子，希望能把水中的蛟龙、鱼虾吓走。这样一直持续了好些天，整个汨罗江和洞庭湖都找遍了，一直扩散到整个楚国领域。　　就这样，每年的夏历五月五日，楚国的人们都会在水边“划龙舟”和投放“粽子”，以此祭奠屈原。并把这天的活动称之为“端阳节”，这也才有后来“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的习俗。要知道秦国统一六国后，六国文化是被禁止的，因此这纪念屈原的活动，只能是变通的，这“端午”、“端阳”的叫法，足见楚国人民的机智和智慧。　　关于“粽子”为何要“五花大绑”，那是后来演化成饮食文化后的需要。那时用糯米或糯米粑粑撒入江中祭奠死去的亡魂，早就成了习俗。而屈原投江后，百姓爱戴的英雄，自然都会去营救屈原或是找回屈原的尸体。为了防止鱼虾蛟龙吞噬，或许把船做成龙形也是可能的，把糯米投入水中，那是引诱鱼虾吃食，避免屈原尸体被食。　　近代考古发掘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很多人以为墓主是屈原。该墓中有楚怀王所赐“龙首玉带钩”和太子所赐“东宫之杯”， 墓主遗骨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这很像是墓主抱石投水而淹死后，被打捞上来，因尸体僵硬未能复原的姿势。这也许真的是屈原墓，因为这墓主的规格和格调均是按楚国王室贵族礼节从容完成的。虽然楚国都城陷落，但早在陷落前即公元前280年就已经迁都，而《哀郢》正是写于迁都之时。所以屈原在公元前278年郢都陷落后自杀殉国，也是合情合理的。楚军仅剩十万退到陈，将陈作为都城，继续与秦国交战，但实力已经不可能与秦国抗衡了，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军攻下寿春，才宣告楚国灭亡。因此屈原死的时候，倾襄王仍旧有时间和空间，以及相应的国力，可以为屈原搞一个浓重的墓葬。毕竟屈原是倾襄王的老师啊，还是有感情的。　　至于倾襄王为何也要放逐屈原，我想这也是属于王室家族矛盾斗争的必然。子兰是倾襄王的小弟，这两弟兄无疑都曾在屈原身边接受教化，而屈原本身也属于王室之后，其才能和政略无疑是最杰出的，被猜忌也是自然的，因为屈原的所作所为，无疑就是当年其先主楚武王的王图霸业，其志不在小，必然会招受怀疑。所以屈原虽有才干和抱负，却也仅仅可以为左徒，也就是外交部长类似的职务。　　屈原之死，其死也悲。屈原之悲，其悲也怜。　　屈原之怜，其怜也苦。屈原之苦，其苦也哀。　　屈原之哀，其哀也叹。屈原之叹，其叹也泣。　　屈原之泣，其泣也嘘。屈原之嘘，其嘘也唏。　　随着后来秦帝国的崩溃，西楚霸王项羽建立西楚，再度展示了楚国人的勇猛和不屈。虽然后来大汉一统河山，但这楚国文化和习俗却从此流传蔓延开去，这“端午节”也与各地民俗文化融合在一起，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由此成为中华文明民俗文化中重要的思想和内容之一，并流传至亚洲，影响世界深远。诸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都是这“端午”的别称。这些习俗共同点主要是：吃粽子、门上插艾或菖蒲驱邪、系长命缕、饮雄黄酒或以之消毒和赛龙舟等等。这便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仅是吃粽子和赛龙舟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种活动的意义已经成为一种爱国教育方式。故此以殇记之：　　屈原之殇　　楚天习俗四海扬，菖蒲艾叶赋酒黄，龙舟竞渡糯米香。　　屈子忧国赋骚人，骚人犹自嬉戏忙，千年忠魂耀四方。　　端午之祭　　（正值庚寅端午，以诗祭之。）　　蒲叶青，雄酒黄，大红枣子人人爽，家家佩香囊。　　糯米白，艾叶香，四角粽子个个想，处处是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