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天

难忘的一天 夫斌 一九七七年，山东省高考的语文试题是“最难忘的一天”。我写的是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这是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形势下的习惯性撒谎，不是真心话。我一生最难忘的那一天发生在我八岁的那一年冬天，是我极想忘却又苦于不能完全忘却的一天。——它永远啮齿着我的心。 几十年来我只能极力避免去想起这一天，然而这是徒劳的。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那“难以忘却的记忆”——越是想忘却的事反而记得更牢吧。我“习以为常的办法”就是在刚开始回忆这一天的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对这天的记忆模糊。久而久之我对这一天的记忆形成了 “一闪而过”的状态。可是，今年春节回老家去拜年的时候，触景生情，我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天…… 今年大年初一我与弟弟起了个大早，驱车沿着这几年才新建的，从县城到俺庄的一条很宽很直的柏油路回老家去拜年。路上几乎没有车辆，也稀有行人。车子开得很快，远处什么也看不见；近处只看见路两旁笼罩在灰冷的雾气里的村落刷刷地向后撤去。大约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了村里。似乎如今人们对拜年的传统习俗已经淡漠，或许是计划生育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街上没有见到我儿时常见的熙熙攘攘的拜年的人群。家家户户的房顶上的烟筒上也无过去那袅袅的炊烟，给我一种很冷清的感觉。 我们把车停在我们的房后边，就沿着房后的那条我们村里的主大街向西走去。不一会，就走到与一条南北胡同相交的十字路口。虽然脚下这条当年冬天总是挤满冰疙瘩的土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平整的水泥路，周围的土屋也都由砖房所取代,我仍然认出这是四十多年前我们庄里的最重要的街口；它当时是村里的经济文化行政的中心。 那时的村支部、大队部、医疗卫生室、供销合作社和理发铺都集中在这里。上至中央下至大队发下来的指示、通知、杀人抓人的布告，都贴在这里的墙上。一年四季村里人都凑到这里来打探国家和庄里的大事和别人家的小事。我不由自主地立定在那里。 那阴阴的天，那刺骨的冷风，似乎一下子以下子擦去了我眼上的云翳， 四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事顿时在我面前鲜活起来。我沿着时间隧道一下子回到了一九六四年那个酷寒的冬天早晨。 四十四年前那天发生的事，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对弟弟说，你给我在这里照张相吧。弟弟说，在这里有什么好照的，还是等回到我们自家的院子里照吧。“就在这里照，你不懂”。他当然不懂，他虽然也在我母亲的怀里目睹了那天发生在我们家的事，可他如何记得住？那时他还是个吃奶的孩子，我也只有八岁。 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经历都和他的家庭背景及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间接或直接的联系。要讲那一天，就不能不讲一点我们的家庭历史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 我们祖上在历史上是一个以耕读为主兼做一些实业的封建家庭，曾经家道颇丰。但在那战乱频发的年代里，每经历一次战乱就经历一次败落。到我祖父这一辈上，解放前已经破落得几乎没有什么家产，靠经营一点小生意和耕种不多的一些土地生活。家里雇用一个长工，农忙时再请一个短工。我的两个姑姑，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从很小起农忙时就得全部参加农业劳动；只有在农闲时我伯父和父亲才能进本村的私塾去读书。他们的文化程度最终也只有小学水平。我们那时的家庭状况只能算耕种自足，并不富裕。但在我们那极为贫穷的沂蒙山区已算是比下有余了。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人们分田分地划成分。听说因为我家里有雇工和较多的土地，开始先被划成地主富农一类；但在定成分前，胆小的祖父自动献出了一些好地，又无民愤，雇工又是远方的一位亲戚， 重新划成分时就给划为中农。这段历史，今天看来极为平淡无奇；但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它确实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脖颈上套着的一条很粗的绳索。绳索的一头由当地政府和村里的贫下中农牵着，他们想紧就紧想松就松，紧的时候令全家的大人还都喘不过气来。我的祖父其实就是活活地让这根绳子勒死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农业合作化前，我父母亲与祖父分家独立过日子。那时候勤劳又喜欢动脑筋的父亲开着一个很是红火的染坊，又有自己的土地。那时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很殷实，父亲多次对我们说他那时已经能吸在当地少见的烟卷。每次说起那时候的日子他脸上现出的发自内心的自豪不亚于一个曾统帅千军万马的元帅回忆他的辉煌战绩。这大概是他一生最好的日月。这种殷实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那场席卷全国的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使父亲同成千上万的农民一样失去了他自己的土地，公私合营又使他失去了他的染坊。他又不愿意加入到公私合营后的政府里企业去当一名工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生产队社员”。因为父亲能干，当上了生产队长。这一年是一九五六年，这一年我出生。 一九六四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四清运动”。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的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坏右”，出现了利用当地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和家族矛盾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批判逮捕等现象。用抓现行反革命来催动各地运动的快速发展，成为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基本方法。无数的无辜平民被莫名其妙地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抓了起来。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和当生产队长得罪了人，老账新帐一起算，我父亲就成为这无数个现行反革命当中的一员。 一个八岁的孩子当然无从知晓这些发生在全国的大事。但当这场运动直接波及到我的家庭的时候，虽然家里人不想让我知道，但我还是明显地感到了。我那时跟父亲睡一个床，父亲每天晚上都去村里开会，回来的很晚。有时我一觉醒来还看到他在油灯下写东西，或者听他在窗外和我爷爷唉声叹气地压低了声音说话。学校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本来大家都愿意跟我在一起耍，现在大家都躲着我，连平时很好的本家也不让他们的孩子跟我在一起耍。老师对我的态度也明显改变，本来我用着全班唯一的一张木桌子，现在也不让用了，让我跟其他同学一样用泥做的桌子，却没人愿意跟我同桌……阴历十月一个下午，爷爷找不到了，到晚上才被找到。他跳进水湾里自杀不成后，拖着一身湿透的棉衣，走到一片坟地里用他自己的腰带在树上吊死了，树下集下一大滩水。是我的堂兄先找到了他。爷爷两眼爆出，大张着嘴，长长的舌头吐在外面。大概是要喊出他那一腔对“新社会”的控诉。埋葬完爷爷后不久，爹就不见了。娘告诉我他去出夫了。但我是知道“大事不好”，因为学校里已经有小孩开始叫我“小反革命”……老师特别“嘱咐”平时爱“多嘴聊舌”的我说话要注意等等。 很快就进入了深冬。 记得这天早晨特别的冷。我同往常一样很早就来到庄西头的小学上早自习。快下早自习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姓苗，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你回去收拾一下，上午就不用上学来了’，没有告诉我什么原因，我自然也不敢问。待我回到教室里时本来乱唧唧的教室忽然静了下来，大家都装着读书不去看我。我低着头回到我的土课桌上把我的东西装到那个破书包里。接着就下课了，我随着大家走到院子里去排队。排队后就是例行地唱革命歌曲，歌名忘了，只记得有一句歌词是干革命就要干到底。唱完歌后大家排着队向校外走去，一出校门同学们就有意地跟我拉开了距离，我孤零零地在前边低着头走。路面都冻裂了，结满了很多冰疙瘩。是村里的人到庄东头庄里那唯一的一眼井里挑水从这里走，漾到路面上的水结成的。 走着走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音从前方传来。我抬起头，被眼前的情景惊得呆呆的：爹向着我走来，离我仅有几步之远，一条很粗的绳子把他的两条胳膊反绑在背后，他光着头，嘴里呼出的热气冻在眉毛和长长的胡子上，形成厚厚的一层白霜。一边一个威武的公安战士押着他，把他的头按得很低。公安战士的枪斜被在肩上， 枪口乌黑。他们戴着那种当时军人冬天戴的棉帽，帽子正中镶着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尊严的国徽。我挪到路边，让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去，朝小学的方向。我似乎看到爹向我笑了一下，我不知到爹是否真看到了我。到今天我也没问过他。我当时是吓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看电影看到电影上那些小孩追着被坏蛋押着的父亲跑的时候，我都惭愧得很。恨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扑上去咬那些战士救出我的爹）。不一会就听到身后的同学喊，‘打小反革命了’！接着石头就向我飞来。 我本能地撒腿就跑，跌跌撞撞地跑回家去。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平常吃饭的厨屋里一看：厨屋一点烟火也没有，祖母，大姐，二姐都呆坐在那里。母亲披头散发，怀里揣着近两岁的弟弟，死人似的眼神盯着厨房黑黑的墙。俺娘似看不看地看了我一眼。我走到娘跟前，跟她说‘我碰见爹被俩解放军押到学校去了’。娘一点反应也没有，她大概早就知道今天要发生的事。不一会比我高两年级的三姐也背着书包悄悄的走进厨屋。我们一家人就坐在厨屋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要吃饭，没有人弄一 点动静，厨屋里死一般静。连平时爱哭爱闹的弟弟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变得十分的安静，躲在娘的怀里一动不动，偶尔从娘的怀里怯怯地伸出头来，看一下周围的 人，一双刚刚开始认识探索周围世界的又黑又大的眼里显出惊恐。忘了我们一家呆坐在厨屋里有多么些时候，一个村里的民兵站在院子里喊，‘都到北屋里来吧’。 我们跟着祖母和娘，一同来到北屋也就是我家的正房。屋里已经坐了很多人，都是村里的地、富、反、坏。那个民兵说，今天县里在我村小学召开审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你们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原来是怕他们造反，就把他们全都关到我们家来了。这些人坐在那里哪里敢动，男人不停地吱吱抽烟，女人们就呆坐着里，大声也不敢出。 太阳从敞着的门里照进来，漂浮在阳光里的灰尘颗粒清晰可见。 不知道经过了多久多久，阳光缓缓地自东挪到西。这时候祖母忽地站起来，走到娘的跟前大声说，你男人一天都没吃饭了，你不知道做点饭给他送去？娘一只手扶着背后的墙，一只手抱着揣在怀里的弟弟，艰难的站起来。她看了门口那个民兵一眼，见他没有阻止的意思，娘就揣着弟弟到厨屋里去了。大概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娘回来叫我和我的三姐到厨屋里去，说是让我们去给爹送饭。我们都不愿意去，怕人看见丢人。娘大声说：“你爹让人家押着一天都没吃饭了，让你们去送饭都不去，你们这是些什么孩子！”娘说这些话时脸上怕人得很。我们没敢再回嘴，就算勉强愿意去了吧。娘找出了一个比我平时戴的帽子更破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找出了一条非常破旧的围脖给我三姐。已经知道爱好的三姐不围，把围脖拿在手里。在祖母的监视下，娘把一碗面条，一双筷子放到一个破筐子里，顶上盖上了一块黑黑的毛巾，怀里揣着我弟弟，提着筐子，我和三姐在后边跟着顺着屋后的大街向西边的小学走去。刚走到大队前的十字路口，就遇上了公社的武装部长和两个民兵。这个武装部长叫皋作胜，战争年代炸掉了一根胳膊。他很高，穿一件黑色的皮衣，一个袖管空着。斜背着驳壳枪，枪穗很长。一双很亮的黑皮靴高到膝盖，很像后来电影上见到的纳粹军官，很是怕人。他那个样子大人见了都害怕，我的腿早就吓得软下去。皋和民兵一下子把我们娘仨堵在了十字路口。皋喝问俺娘：“你这是上哪? ”俺娘说：“孩子他爹一天都没吃饭了，我要给他送点饭去。”皋说：“不行！”俺娘说，你就行行好吧，我和孩子给你跪下了。说着，俺娘怀里揣着一岁多的弟弟拉着我，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看到我们跪下，我三姐犹豫了一会也很不情愿的跪下了。我不敢抬头，低着头看着满是冰疙瘩的不平的路和皋的不停地踢着俺娘手里的筐子的黑皮靴。我们娘几个下跪使得皋恼怒万分，大声呵斥着：起来！起来！不要给共产党脸上抹黑，这样罪加一等。。。。。。可俺娘就是不起来，不停的求他行行好，让我们把饭送去。这时候一些从西边小学开完公审大会回来的人开始围着我们看热闹，有大人也有孩子。这些孩子里就有我的同学。我的头跪得更低，真恨不得钻进路上冻裂的缝里。一个本家的二大爷走过来跟俺娘说，大会都开完了，人（指俺爹）也押走了，这么冷的天你快带着孩子回去吧。 听到这些我娘放声大哭起来。她大概现在才弄明白，不论是破围巾，破帽子，还是妇弱子稚的跪求都是不会感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 我现在已不记得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那里跪了多长时间，也不记得我是怎么起来的。但我知道我的做人的尊严永远地冻在了这个十字路口的冻土上，残留下来的是一生的自卑和不自信。这种自卑和不自信最终导致了我一生的病态的自尊。 冬天天短，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已是万家灯火时分；但我们家无灯也无火，家里一片漆黑。关在我们家的那些地富反坏们都已离去，家里死一般的寂静。回到家我就上了床，我不记得那天吃过喝过什么东西。饥饿和疲劳使我很快就睡了过去。 半夜起来撒尿，看到屋里的土炉子上有半死不活的火，娘呆呆地坐在炉旁。火光把娘毫无血色的脸映得惨白，她怀里揣着睡了的弟弟，他的脖子枕在娘的胳膊上，头向后耷拉着…… 这是我一生最长的一天！ 八岁，正是一个少年心理开始发育成型的时期。这一天和此后十几年里， 我的家庭和我所经受的不仅仅是“从小康坠入困顿的途中看到了是人的真面目”，人格遭受的诬辱和精神所受的摧残无疑更扭曲了我的灵魂。我不知道我的反社会心理，狭小的心胸， 变态的自尊和我的病态的愤世嫉俗有多少来自那段历史，有多少应由我自己的本性所决定。人们常说某某人心灵上有污点，我就是心灵上有污点的人。如果我是一棵树，我宁愿雷电把我劈开，让电火烧去那些年轮；如果可行，我情愿请人用手术刀把我的心灵深处的污点和心灵深处的伤疤一点点地剔去。希望我能变得高尚一些，心胸开阔一些，对人类社会少一些愤世嫉俗。现在的史学家几乎无一不把发生在中国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归罪于某些大人物的大政策，似乎没有人指出那些围观者，那些围着阿Q的囚车喝彩起哄的人或多或少的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当那些所谓的心底善良的乡亲们看着我们孤儿寡母跪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感到难过？还是因此为他们枯燥的生活添了一道风景而欣慰？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们认为邪恶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正义者没有行动。结论是每一个德国平民都应为纳粹对人类所发的罪行忏悔。我已年过半百，不会时常扯起那些历史的破补钉取揉我红肿的眼睛。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如果多数人不去做邪恶的帮凶，不去为邪恶鼓掌呐喊，甚至不去围观那些“热闹”的场面，邪恶就会失去它的市场，或者不会猖獗起来。我不知道我的小文说明这一点了没有！ 我从没有问我父亲，那天早晨他是否看到了我。这无疑是在他那块永远不愈的伤疤上撒上一把盐。作为父亲， 还能有比因为自己的孩子受到委屈而又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更令人难过的么？我没有问过我母亲那天我们跪了多久，是怎么站起来的；也没有问过我三姐是否还记得那一天。我希望他们早已经把这一天忘的干干净净的了。  照完相后我们就与本家的几个弟兄去拜年。每见到一个人我都会问我自 己，这个人是不是曾经参加了当年斗争我父亲的大会？是不是看到过我当年跪在十字路口的样子？见到那些当年对我和我家里表示过同情的人我都流泪。弟弟说，哥哥这些年不在家好像变得特别得爱哭。我告诉他我这是在用我的眼泪祭奠那些遥远的岁月，用这酿在心里四十多年的陈年旧泪来冲洗我心口的疮疤。但愿它能洗净我心中的污垢……

[Dalidali]

冯兄和我有许多类似的经历。 我家也是反反复复在富农和中农之间被折腾过几回。最终被划为中农。
但我没有冯兄文中那一天的经历。我同班同学有冯兄类似的经历。

“七七事变”彻底改变了我们家几个孩子的命运。

冯兄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