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在建吕(江西永修境内)县任职,接着又改监和州(安徽和县)酒税,这两次任命,他都以父母年高,不忍远去为由,辞官归养。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这一段时间,前后达十年之久,由此以孝闻于乡里。
包拯在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时,碰到这样一桩官司。有个盗贼,偷割了他人牛的舌头。牛的主人告到县衙,包拯叫牛的主人回去不要讲话,只管杀牛卖肉。接着,就有人来,告牛的主人私宰耕牛。因为宋朝法律为了保证农作,禁止屠宰耕牛。包拯感到事情颇有蹊跷,便突然斥责这个告状者:“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又反过来告人私宰耕牛?”这一质问,使盗者措手不及,以为事情败露,便当即认罪。这种高智慧的破案奇法,使包拯崭露头角,令人惊赞。
包拯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当地以产“端砚”闻名,每年都要向朝廷上供。以前在这里做官的人,往往都以進贡为理由,多取端砚数十倍,到京城里去贿赂权贵们,以便自己進一步高升。当地的砚坑,经过长时间的开采,达数十米深。采制贡砚实属不易,砚工们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力,苦不堪言。
包拯到了此地,仅令制造上供之数,多一块端砚,也不收取。任满之日,自己也不带一方端砚,就回京了。百姓们传为美谈。在端州期间,他在官衙墙壁上,书写了这样一首诗: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秀幹终成栋,
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
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
无贻来者羞。
这首诗表现了他的高尚品德和远大抱负。
包拯回京以后,先为监察御史里行,后又改任监察御史,这在宋朝称为言事官,对于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進行弹劾。
包拯一向对贪官污吏嫉恶如仇。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贪赃者就是“民贼”。为了惩治贪官,自庆历六年开始,包拯七次上疏,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向百姓加派超出规定的上供物品,以谋取朝廷的重用。在弹劾王逵时,也严厉批评了朝廷的任官制度。
王逵原先任湖南转运使,因贪赃不法,被其他官僚揭发,降知池州(安徽贵池)。但不久就被赦免,改调福州(福建福州)、扬州(江苏扬州),而后又到江西上任,这样调来调去,只能表示是在顽固的坚持任用酷吏。他对此表示非常愤慨,请求仁宗纠正,表现出他反对贪官污吏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皇佑二年(1050年)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查清理了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到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当时,登州(山东蓬莱)、同州(陕西同州)冶铁手工业是官府专营,强迫百姓服役,百姓痛苦不堪。他发现弊病后,上奏朝廷,主张去掉专营,“令百姓取便烹炼”。秦陇斜谷务造船用的木料,从来是向百姓摊派,陕西七州赋税中,有河桥竹索一项,多达数十万,这些额外加征,都被包拯奏免了。邢(河北邢台)、沼(河北永年境)、赵(河北赵县)三州,沿漳河有肥沃田地三万五千顷,原作官府牧马地,而百姓却无田耕种,他请求朝廷将这些土地退耕给农民。其它如支持陕西范祥的盐法改革等等,在经济方面,做了许多宽民利国的事情。
包拯在朝,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从正常渠道進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仁宗作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抑制侥俸,严正刑禁,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有采纳,并加以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仅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京城是权贵最集中的地方,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形成网络。一般无人敢管。嘉佑二年(1057年)夏季,京师大水,流经城南半部的惠民河堵塞不通,冲坏城南安上门,损坏官、私房屋数万间,城内编筏子渡人,形势异常危急。朝廷下诏,要求拆除惠民河沿岸的违章建筑,疏通河道,消除水患。可是那些高官势族们,积习不改,弄虚作假,把沿河官地说成私有地,反对拆除他们修建的亭榭等物。包拯派人找到了沿河官地所立的界标,发现了权贵们虚报地亩的丑行,坚决進行拆除,并且上奏朝廷,打击了权贵们的嚣张气焰,解决了久拖不决的难题。
第二、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当时,开封府吏六百人,府中一切具体事务都要经过他们之手去办理,这批人由于熟悉内情,作弊办法很多,经常弄得长官跟着他们转。包拯早以严明闻名,他一進开封府,吏人先抱着大堆文书来试探他。一般知府看到大堆文书就头痛,所以翻阅者甚少,而包拯令府吏排成队,依次進行审看,结果发现有些夹杂积年旧案,故意吓唬长官的。经过盘问,府吏辞穷,承认他们困扰长官的目的。包拯对此加以严治。自此以后,吏人不敢从中弄事,文书精简下来,事情好办得多了。开封府在诉讼上,有一条很不好的旧制度,凡诉讼人,不能直接到开封府大庭自送状纸,而是由府吏坐在门口,先收状子,称作“牌司”,由他们再呈送长官,长官批下的判词,也由他们转给诉讼人。这样中间经过一道手续,府吏便可从中作弊,造成冤案。包拯上任,下令打开府衙正门,允许诉讼人直接到大庭,向长官自陈是非曲直,只要长官做得正,其他吏人就不敢欺压诉讼人了。
第三、能够及时惩办无赖刁民。一次开封府发生火灾,包拯带人救火,有无赖乘机捣乱,立即将其处斩。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女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地呼他为“包待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喻包拯铁面无私。
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哀惜之叹,悲哭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到。朝廷赠官吏部尚书,谥号孝肃。包拯有“奏议”十五卷传世。
(资料来源:《宋史•包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