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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北京政局演变沙盘推演

(2008-05-30 02:13:57) 下一个

2029：北京政局演变沙盘推演

作者：一个老北京（2008夏）

前言

第一章危机的形成

第1.1节专家学者预测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可能发生重大危机

第1.2节严重的贫富分化

第1.3节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

第1.4节统治集团的主流抵制政治改革/少数精英赞同逐步改革

第二章引爆过程

第2.1节推力来自底层民众

第2.2节推力来自中产阶级

第三章进入新时代

第3.1节决定中国命运的党代会：保守派的最后抵抗/开明派的胜利

第3.2节平反建党建国以来的重大冤案/平反6.4

第3.3节 FLG问题的症结在于定其为邪教的证据不足

第3.4节用多党的议会制度化解西藏的民族矛盾

第3.5节第一次全国普选的竞选议题：特殊利益集团与人民利益的较量

结语

* * * * * * * * * * * * * * * *

前言

2029 年北京政局会如何？我们收集总结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及评论家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预测，作出了这个沙盘推演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一种可能性是：在2020年前后，执政党内开明派在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与工农大众及党外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克服了保守派的抵抗，在较平稳的制度转型中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改革。最重大的事件是还给人民宪法规定了近70年的“结社自由”，开放党禁。执政党许诺立即实行县级普选，5年后实行省级普选，10年后，即2029年左右，实行全国普选。执政党平反了建党建国以来的重大冤案，特别是1989年6.4 事件及后来的FLG事件。用多党的议会制度化解了西藏的民族矛盾。以第一次实行全国普选为标志，中国终于融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

是什么促成执政党的这种转变呢？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化解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危机，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获得了连续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创造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改革開放使中國產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過上了更好的生活。但是，当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在经济自由化同时没有及时形成一个有效的政治监督力量，结果造就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从官僚体制内部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政府权利和资本力量越来越强大。这个特殊利益集团不顾全国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的利益。执政党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限制，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执政党的支柱。这个寄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肌体中肿瘤，无限制地吸收越来越多的营养，当超过了社会的负担能力的极限时，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新危机就来临了。

中国未来20年政治演变的三种可能[1]：

第一种可能：执政党内开明派在工农大众及党外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在较平稳的制度转型中达致政治民主改革的成功；

第二种可能：当权者拒绝政治民主改革，但用更加纯熟的手段维持统治，使专制体制僵而不死。

第三种可能：当权者拒绝政治民主改革，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崩溃；

本文展开的沙盘推演仅限于第一种可能，但引爆过程分为：推力来自底层民众及推力来自中产阶级两种情况。

第一章 危机的形成

第1.1节专家学者预测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可能发生重大危机

2029年8月以来，北京经历着连续2周的高温晴朗天气。尽管中午马路的地面温度在40度以上，晚上天气还是了凉快了下来。停靠在什刹海岸边船坞的几十条保留了古典风格的绿色船体红色柱子白布顶棚的木制游船，全部被租借一空。已有20几年发展史的岸上的五颜六色豪华酒吧，人山人海。什刹海大门外对着北海后门的那块小广场，依然是拥挤着随乐曲起舞的各种年龄的北京人，……。

2028国际奥运会刚结束一年。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第一次在历史上实现了金牌数世界第一，超过了美国。尽管在经济上，不像20年前第一位当了世界银行副行长的中国人林毅夫预言的那样可以超过美国，但确实已超过日本西德，并领先印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年收超过1万元美金。不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连天津重庆西安杭州等城市都已变成世界级大都会。中国每年吸收的外国留学生已达到中国到国外的留学生的三分之一。

中国人能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成功度过了从建国以来的两次重大的危机。第一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领导人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把一个封闭的国家转型成为开放国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很多党政官员曾一度迷茫。但邓小平毅然决定通过激进的经济改革来化解危机，寻找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成功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始之初，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开明领导层和社会之间的共识。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曾经努力推行政治改革。但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共产主义解体改变了中国的改革路径。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政府把优先重点放在了经济改革。在朱镕基任总理时期，因为中央权力的有效集中，中国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经济制度建设例如银行金融制度、税收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同时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完成了和世界的接轨。中国的改革因此完成了第一步。尽管这些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们支撑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运作[2]。可是，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到了举办2008年第一个奥运会时，中国已经历连续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借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后发优势，借助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本，加上几千万年轻男女农民工的强壮筋肉及数百万国内毕业生及海外归国留学生的头脑，创造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改革開放使中國產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過上了更好的生活。中國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不少人认为中国已是少有的盛世。2008北京的奥运会吸引50万外国游客和超过2万名记者，中国获得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来展示其过去30年的非凡成就。中国领导人急于通过举办这次奥运会向世界展现一个经济发展，国内和谐，对外和平的大国形象。

但是，就在不少既得利益的中国人沉浸在太平盛世的欢乐中的同时，由于对政治民主化的改革的忽视引发的深刻的社会矛盾，一个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更大的危机悄然来临。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前后，中国在实行改革政策三十年后经济上仍然虚弱：国有企业与以前一样亏损，三分之一的职工是多余人员，五分之三的出口为外资企业产品，无论海尔，还是联想，中国的世界品牌到那时还没有。国内生产总额的增长与越来越高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中国廉价卖出产品，买进昂贵的东西。腐败、环境污染和原料价格使经济如负重荷，中国的经济朝着无效益增长：中国的年生产总额每增加一美元，需要投入5.4美元，大大超过德国和美国，也超过二十年前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投入四美元的水平。简而言之，中国的无效益和昂贵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无效益、越来越昂贵。中国的经济已经疲惫不堪[3]。但更严重的问题出在政治上：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背景时，执政党和政府尚无适应市场经济的执政理念。这是个很大的考验。依当时的情形，这个考验不仅没有通过，而且看来越来越难以通过。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4]。领导层，学者，媒体，所有愿意思考问题的老百姓都知道：邓小平遗留下来的政治改革的问题再也不能回避了。

学者们首先发出警告。先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它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5]。紧接着，撰述了《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研究报告的北京战略与发展研究专家丁元竹归纳了影响中国走势的十个问题，它们分别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报告预测了2010年将会出现的三种前景，即对于小康目标的继续前进、偏离和无法达到。至于这三种前景谁最可能变成最终现实，报告最后只是进行了情景分析，并未给出结论。但研究者对98名专家的调查显示，对于“2010年之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77位专家作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进程的重大危机。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问题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6]。根据政府对2005年的统计数字，专家估计，中国大陆每年有十万起群体事件和2600万信访人次。如今，天安门广场的军警便衣数量比30年前增加了50倍，北京的群体维权与上访人数却不断增加，"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是"一切都不能稳定"[7]。

中国最高领导层也意识到这种危机。在大多数中国人热烈期盼第一次在中国的奥运会到来的2008年初，中国执政党的总书记多次提醒要有忧患意识。深刻的“忧患”来自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中国总理称2008是困难的一年：股市楼市惨跌，物价飞涨，该年初中国中南部的雪灾，使有些发电厂的存煤只够三天。

第1.2 节 严重的贫富分化

在石家庄附近一个县的乡下，35岁的徐运法的有肾病的父亲去年去世，留有一个24岁的妹妹，一个31岁的弟弟和一位不识字的老母。妹妹从小读书好，接受了城里一位亲戚的支持，刚从一个省立的大学毕业，在城里就业，每月1500元工资。弟弟小时爬墙，摸到村里的送电变压器，被从墙上电击下来。后来保住了命，脑子有了后遗症，有点傻了。但傻子力气好，不偷懒，全家的农活他一人包了。地里收回的粮食够一家填饱肚子。基本的生存不是大问题，但肥料的钱是困难了，只能由妹妹从她的微薄的工资中支援。父亲的病是绝对想也不用想有钱治了，只好看着他在炕上咽气。徐运法曾经做过一些努力，也曾在同村人的帮助下到南方打过工，结果失败而回。现在只能偶尔在村里找点临时工，挣点烟钱。最大的危机是自己和弟弟两个过了30岁的农村穷光棍，大概是命中注定一辈子没有老婆了。徐运法完全失去了生活目标，但他在村里并不是最困难的人。

这是2008年中国北方农村的真实的一幕。在同一年，我到湖南东南的一个县级市去考察一个非金属矿。我们的车快进城时路过一个集镇，泥土的街道中流淌着从小饭店和住户排出的脏水，日用杂货小店和路边公共厕所并排，残了下肢的乞丐躺在路旁乞讨。乡际的公共汽车破旧不堪，车身沾满黄泥，残缺不全的木头座位上挤满了农民。进了城后，我们先到市工业发展局，这是一个科级单位，但科长配有一辆带司机的桑塔纳，家住一个百多平米的大三居，煤气，空调，浴室应有尽有。晚上，我们原打算请市委书记（处级干部）吃饭，结果是他在该城最好的饭店请我们。他用他的奥迪车接我们到饭店，饭局开始后半小时，他起身道歉告辞，留下局长陪我们，他要去主持另外的一桌宴席。我当时不知道当地县级市的局长和书记的年收是多少，他们每年可使用的交际费是多少。但后来当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中国南方省份的司局长年收可达60万，副省长年收可达120万，而省长每年可使用的交际费约1000万，每天达3万元之多的时候，我被震惊了！相比较而言，英国女皇当年宴请胡耀邦总书记时是四菜一汤，而布什总统宴请韩国新总统李明博的费用仅相当于几百元人民币。据统计，广东，上海等7个省市的地厅级以上干部的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同时，地厅级干部家庭拥有财产超过7百万人民币 [8]。还有更让你吃惊的，亲政府的新浪网在2008-4-8的一篇报导中称: “在已经披露的银行年报中，某商业银行董事长以2285万的年薪，创下了国内银行高管薪酬的新纪录。其他数家商业银行的高管也以动辄数百万元的薪酬，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不仅如此，在金融机构中，中国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董事长马明哲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9]（作为参考：馬英九的總統月薪为46.23萬新台幣，约合11万人民币）。再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前行长刘金宝,每年社交费上亿元，其车队由10辆奔驰组成 [10]。

从只有自家地里够填饱肚子的粮食收入的徐运法兄弟，到还要支援家里的1500元月收的大学毕业生的他的妹妹，到一个小市的局长书记，省的司局长，副省长，再到银行高管，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这就是现今不同命运的中国人排成的贫富悬殊触目惊心的队列。

为什么中国开明学者反复呼吁“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相适应”？为什么美国人说“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学者抽象的说教及西方人似是不怀好意的预言为什么会在中国变成事实？道理很简单：当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权钱结合产生了一个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不顾全国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的利益。他们在住房，用车，年薪上迅速向国际水平靠拢，只要可能，子女必须在国外受教育。执政党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限制，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执政党的支柱。这个寄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肌体中肿瘤，无限制地吸收越来越多的营养，当超过了社会的负担能力的极限时，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肌体就会走上崩溃。

第1.3节 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在经济自由化同时没有及时形成一个有效的政治监督力量，结果造就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从官僚体制内部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政府权利和资本力量越来越强大。今日的执政党已经失去了革命的性质。集合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在政府保护下的私有企业（他们中的80%的财富属于干部子弟或家属）中的人们，形成了当今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11]。劳动者阶级属于弱势群体。社会资源总是稀缺和有限的，不同的阶级或利益集团都试图使本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其结果使各阶级、利益集团对有限的稀缺资源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在这场竞争中，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弱势，不但是因为他们不握有经济力量，更因为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没有独立工会和农民政党来代表他们。他们无力影响、左右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制度的制定，制度安排本身保护了特殊集团的利益。

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们结成团体试图去影响公共政策以促进他们的利益，这就是利益集团。在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利益集团已经成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般形式。利益集团当然是狭隘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确立了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严格地规范利益集团的行为，并且在它们之间通过完全可控的斗争、妥协、合作等过程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个别利益被整合进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中，那么，利益集团就是可以接受的，在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方面，甚至是必要的。但是，特殊利益集团却与此不同。它当然也是从一般的利益集团发展而来，但它已经极度膨胀，它因为已经攫取了太多的利益而必须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去维护这种利益，哪怕因此给国家带来灾难；它已经失去控制，它的种种手段往往是霸道的、非法的因而严重损害了一个社会的正义、道德和基本的秩序；它分散了社会的凝聚力，使社会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它阻碍了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因而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效益；它使少数人获取暴利而减少了多数人的福利；它总是致力于在社会现有财富的基础上抢夺更大的份额而不是努力促进财富总量的提高。事实上，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今中国的肆虐横行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已经成了横在中国社会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的一块绊脚石！现在，我们就来逐个地认识一下他们 [12]。

首先是官僚集团。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学者费正清就曾预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传统。不幸的是，他言中了。新的官僚阶层很快建立并巩固起来，成为工农大众头上新的统治者。在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下，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清洗下，官僚集团仍然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且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再一次“大显身手”。回顾一下官僚集团推动改革、从改革中获益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开始，他们还承继着建国初期的些许理想，似乎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追求的只是政治上的荣誉和好处。但很快，他们就回过神儿来，发现了其中蕴藏着的巨大的经济机会和利益。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官僚集团）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却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后来，他们一旦看清了自己可望可及的利益，他们便猛扑过去，迫不及待的享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盛宴。他们的手段就是由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主导的“改革”。然而，此时的改革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使全民受益因而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皆大欢喜，由官僚们主导的改革首先要使官僚自身得到利益，假如为了这一利益而必须使其他阶层的利益受损，那他们也在所不惜。越到后来，事情便越是如此。

其次，是国有垄断企业高级管理层。毫无疑问，由官僚集团主导的改革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已经背道而驰，这种所谓的“改革”正受到广泛的质疑。也许，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部门确实适宜于垄断性企业的存在，并且因此才会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这些企业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和规范，否则它发挥的将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作用，它将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将降低而不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很遗憾，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国有垄断企业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这些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长期获取超额利润，把本应由全民共享的财富化为己有，它们的生产经营往往效率低下但员工却享受着惊人的高薪，从而拉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公。

第三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是近年来随着住房、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而形成的涉及众多利益主体的暴利－腐败同盟。房地产商、地方政府、媒体、大学、医院、药品生产商和经销商成为人民大众血汗的榨取者。巨额的资金涌向房地产业，而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和信息产业、高技术产业却因资金的被挤占而陷入贫血状态，而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只会带来能源和土地的巨大浪费。高得吓人的教育费用掏干了无数家庭的积蓄，使贫家子弟无法接受教育，使国家丧失了人才资源、丧失了在国际竞争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教育产业化使贫穷世袭化、固定化，社会流动遭到严重阻碍，社会分裂日益无法弥补。医疗改革使本来就陷入不幸的病人及其家庭雪上加霜，使他们成为医院和药品经销商大发其财的“取款机”。

以上就是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怎么说明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无限制地吸收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呢？2007年，中国GDP增长了10.6％，但政府财政收入却从 3.9万亿元增加到5.13万亿元，增幅达31.4％，近三倍于GDP的年增长速度[13]。政府公务开支占整个财政预算支出的27％以上（而美国，其比例才占百分之十几。2000年，俄罗斯，占7.6%，）根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的数字，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14]。據統計，我國目前官民比例為1：28，官員總數是改革前的數倍（改革初期1：67，10年前1：40），更達到了西漢時期的307倍，清末時期的35倍。越是經濟不發達的省份官越多：山西有8個縣的官民比例不到1：20（最低1：13），陝西黃龍縣的官民比例達到1：9，成為全國之最[15]。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猶如“蝗蟲”撲面而來，消費額巨大。據有關部門統計，每年全國黨政機關請客吃飯消耗2000億，公車消耗3000億，出國考察消耗2000億，僅此三項就達7000億，若加上公務員工資獎金、醫療保健、住房補貼及機關固定設施、辦公用品、水電暖氣等開支，每年納稅人支付廟裏的“人頭費”、“香火費”真是一筆令人瞠目的天文數字[16]。更有甚者，大陆官商境外豪赌，年损失竟达人民币六千亿 [17]。

第1.3 节 统治集团的主流抵制政治改革/少数精英赞同逐步改革

面对这样的格局，最需要做和最当做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建立一个社会有效的政治监督力量，来阻止政府政策继续向特殊利益集团倾斜，阻止特殊利益集团继续膨胀。通过宪法和行政法规，来约束政府财政税收部门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的手。说到底，纳税人手中要真正拥有制约政府制定政策及财政收支行为的政治权利和渠道。政府在要求纳税人缴税的时候，纳税人就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制约政府。说到底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着的。

但是，中国当局如何应对这种客观上迫切存在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呢？2005年底发表的题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就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白皮书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立场和对西方式民主的拒绝，把真正的民主诉求描绘成无政府主义，描绘成与执政党对繁荣与和谐的指导的对立面[18]。他们把在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党派参与的民主协商祭为“中国特色”的民主的法宝。一位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撰文说，我们在民主方面不要妄自菲薄，民主可有“投票民主”，也可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就是我们的发明。2008年北京两会有代表指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国内外高度关注。一些境内外敌对势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要我们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使中国天下大乱，借机火中取栗，对此，绝不能上当。

在统治集团的主流抵制政治改革的同时，中央党校少数头脑清醒的人物觉悟到，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制度性的腐败，环境的迅速恶化等可能致命的步步逼近的危机，其根本原因是整个社会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智囊们于是设计出种种方案，其中被谈论的最多的是在加强党内民主，强化基层选举的同时，加强人大的制衡和监督功能，提出了‘大司法’的主张，并鼓励民主党派在政协内积极发挥作用。智囊们认为开放宗教自由的风险小于开放新闻自由，建议中国首先开放宗教自由，因为宗教是人们比较深层的精神上的自由权利，而它不会对现存政权结构造成直接的、短期的威胁。做法是开始对宗教自由进行宽容，逐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有更大的宗教自由。然后，执政党会允许针对地方政权、地方领导人的新闻自由；智囊们估计，中国真正的新闻自由，也就是说可以对最上层的领导、对整个共产党进行监督批评，恐怕要到2020年。为了避免失控，先实现党内民主，然后实现全面的选举民主。执政党为了避免失控状态，同时又使党的执政地位走出困境，它现在做法基本是两步在走：第一步是坚定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这一点是不可讨价还价的，不能协商的，目前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在保持共产党作为占据中国整个政治权力中心点的这个位置不可挑战的前提下，共产党可以允许方方面面扩展自己的独立性和权利，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人大、政协、政府、司法、群众团体。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框架下，共产党在现阶段到2020年小康社会实现前，基本上会走党内民主的模式。也就是说，目前还不会看到有直接的民主选举。第二步，可能到2040年以后，可能真正达到全面的民主，走向选举民主。这是本世纪头一个十年末，中央党校的智囊们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设计的路线图。尽管像开放党禁，军队国家化这类任何国家民主化都必经的关键步骤在这个路线图中看不到，但这是人们看到的有历史以来由执政党智能们提出的最大胆最开明的方案[19]。

至此，我们看到了（1）统治集团内的主流，他们抵制政治改革；（2）统治集团内的少数头脑清醒的精英，他们赞同在保持共产党作为占据中国整个政治权力中心点的这个位置不可挑战前提下逐步改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第（3）源自人民大众的要求民主的力量。到头来，恰恰是这支力量主宰了中国民主的进程。

第二章 引爆过程

第2.1 节 推力来自底层民众

大概就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世界气候经历了南旱北涝的灾害[20]，全球粮价年年上升。中国大部分地区招到严重水灾，农业每况日下。人民币的连年升值，使中国的出口受到沉重打击。铁矿石油的进口价，逐年翻番。中国的经济在其特有的严重浪费和腐败的拖累下，无效益和昂贵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无效益、越来越昂贵。中国的经济已经疲惫不堪。股市楼市惨跌，物价飞涨。特别是在中国中部的一些省份，情况尤甚。就在这样一个省的农村，县乡政府的干部为了寻找出路，背着农民与一家来自台湾的化工企业签订了合约，划出了一大片村地，给该企业建厂。由于该项目的产品有严重的污染环境后果，几年来在中国南部几个省累招碰壁，被当地农民赶了出来。最后找到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省，给了当地政府及干部很多好处，终于签订了合约。与这个项目邻近的一个乡，已有一个类似化工厂，肆意排放含苯废气和废水，导致该村学生和村民出现不同程度的头痛、恶心等症状。当地村民在工厂门口抗议，并集体下跪，要求工厂停产，持续几天几夜。农民眼看要失去土地，世世代代生存的环境要被破坏，他们怒吼了。年纪大和胆小的农民到政府门前集体下跪，年青和胆大的农民在乡里从军队转业及进城务工返乡的精英们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因为不许成立农会，聪明的农民以经济组织代之）的组织和领导下，组织农民（包括全体武装民兵）持械在村界上布岗。在以武力阻止项目施工队伍进入的同时，通过网络，向全国通告他们代表全村农民将土地收归全体村民所有。

政府迅速做出反应，逮捕了“经济联合体”的主要领导人，并调动5千军队，包围了几万持械的武装农民。危机一触即发。事件马上在全国乃至全球传播。

这个地区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家庭基督教会在近年来的蓬勃兴起。其实，自满清以来，就有献身信仰的传教士，来这里给该地区的基督教传播打下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精神信仰的阙如，民众对宗教有如饥似渴的需求。比官方“三自”基督教，家庭基督教会提供了更亲民的服务。一位村妇，丈夫在外跑运输，她说她最近加入了家庭基督教会，只需在家中祷告上帝，不必到教堂去。她说每天祷告后心中充满平安和喜悦，知道上帝会保佑她的丈夫和孩子。教友们到她家聚会，祷告，唱诗，查经，讲见证，丰富了她的生活内容。她一方面沐浴在主和教友的爱中，感到幸福；另一方面，当她为其他教友付出关心和爱心时，这位生活在最底层的村妇生平第一次感悟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被逮捕的“经济联合体”的主要领导人的家属，多数是家庭基督教会的成员。丈夫们被捕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聚集在一起祷告，求主保佑丈夫们平安，农民们免于流血，乡里的土地得到保护。乡里其他教徒加入了祷告的人群。同声祷告的人数一时达数千人。当县里省里家庭基督教会的领袖知道这件事后，他们自己首先加入祷告的行列。他们并没有做动员，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全省数百万家庭基督教会信徒在他们的领袖的带动下，一个遍及全省数百万教徒的“同声祷告”运动像平地一声雷一样爆发了。

这是一场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它指没有直接利益关系者参与的社会冲突。如数年前四川广安医疗事故冲突，江苏金坛集资纠纷，广州因交通事故导致民众围攻、警察流血殉职等群体事件，参与者多数都与冲突起因无直接利益关系。“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于权力部门。这表明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引发社会情绪异变，导致执政的民意基础在流失。连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文章都称，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21]。

政府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由环境、三农、土地、宗教搅在一起的危机吓破了胆子。他们采取的对策是命令军队以武力迫使几万持械的武装农民投降。同时，对逮捕的农民领袖及数十名省里和各县的家庭基督教会领袖，像对大部分维权人士一样，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他们想以此强力来平息事件。

但事态发展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这场“无直接利益冲突”，使遍及全国的多年的积怨如高压岩浆寻到了突破、高温干柴等来了火星。游行示威不得批准，数年前上海人用三五人群散步的方式表达对磁悬浮项目的抗议都行不通。一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该村的女学生，给乡下的父老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要农民们及家庭基督教会教徒们，为了声援他们被捕的领袖，发起了“在左胸前佩戴一个紫色十字布带”为标志的抗议运动。这是一个无声的抗议运动。不妨碍交通，不妨碍他人，不妨碍社会。政府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千千万万左胸前佩戴一个紫色十字布带的人们在大街上，在公共场所，在学校，在医院，发出无言的抗议。

《南方城市报》及《首都青年报沸点周刊》记者通过军队防线，潜入被包围的村子，发回了大量有关事件起因，农民贫困的生活，农民的土地及健康受害的文字和影像的报道；同时，这些报刊的其他记者在县城省城挖掘出有关干部在与台商签约过程所受的贿赂及奢侈生活的大量事实。这些文字和图片在网上流传，激起广大网民的一致申讨。外省首先加入抗议行列的是北大学生。这座一百年来在中国一直代表正义良心和良知的学府，在1989 年6.4事件和紧接着的经济大潮的近十年的沉寂后，进入本世纪，以文科学生自愿向来京上访者提供法律咨询及其他帮助的形式，逐渐表现出对工农命运和祖国前途的关心。各种政治讨论的沙龙纷纷成立，在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主张。先是北大，很快是清华，接着是几乎所有高校，出现了大量胸前佩戴一个紫色十字布带的抗议者。

一时间，不但北京，很快是全国，布店的各种质量质地的紫色布均告罄。人们于是用红墨水加蓝墨水的办法把白布染成紫色，代替紫色布。一时又引起商店红蓝墨水的告罄。全国范围内的上访者，基督教徒，大学生，农民工，农民，工人，白领职员，纷纷加入了后来史称中国21世纪初叶紫色革命的行列。

当共产党员，军人，政府公务员无视组织的禁令也投入抗议的队伍，当全国主要的网站，报纸都站在抗议者一边，连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支持抗议的宣言时，1989年4月底五月初几天在中国出现的景象再次出现了。几天之内，人民被抑制了的愿望像喷薄的火山那样爆发了。

“立即撤离包围农民的部队！”，“释放被捕农民和教会领袖！”“开放党禁，还政于民。”—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呼声！

在无声的抗议得不到当局的回应的情况下，抗议者们通过网络及手机约定，在当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全国性的大游行。游行的申请已递交首都及各省会的公安局。

（你如果不看“引爆过程：第2.2节推力来自中产阶级”，请跳至：第三章进入新时代）

第2.2节推力来自中产阶级

一位中国资深韩国通的《人民日报》记者说，中国想要维持现有的共产党领导体系，必须渡过三个难关，其中第一个已经渡过，第二个目前正在面临，第三个马上就会到来。已经渡过的难关是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理念矛盾与冲突；目前面临的难关是如何保持改革开放的程度和速度；即将面临的难关是在即将到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3000至6000美元时代所要面临的各种民主化要求。2008年末中国人均GDP预期值为2300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第三个难关将于2012年到来[22]。

一般认为，人群中对民主化要求最为迫切的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

从目前执政党的政策看，本文前言中开列的中国未来20年政治演变的三种可能之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可能[1]。“他们缺乏彻底变革的大智大勇，又不情愿前辈留下的江山毁在自己这一代的手中，于是只能乞灵于传统党专制的统治术，并尽可能把它发展得更老练、更纯熟、更“现代”。他们会扼杀自由力量生长的几乎所有的空间，同时抓紧体制内的自我修补，加大体制内的反贪腐力度，并适时地、有分寸地在全社会面前“做秀”。他们还将在现行体制范围内尽可能解决民生问题，缓解民众的不满。虽然不治“根”，但有可能把社会抗议压缩到可控制的范围内。……从本质上看，这是党专制体制的慢性自杀。但陪绑的，却是整个中华民族。”这种情况下突破僵局的推力来自中产阶级民主化要求比推力来自底层民众争取生存权的可能性要大些。

但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能负此重任吗？张博树分析道[1]：中国的传统是官商结合，“商”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仰赖“官”存在并发迹的。这与欧洲传统截然不同。1949年中共建政后没几年，便开始执行“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社会政策，作为剥削者的资本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民间资本不再有存在的合法性。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渐起，民间资本才开始战战兢兢地萌动、复苏。不要看他们外表上财大气粗，其实他们很清楚自己在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的无足轻重。我们不能指望民营企业的老板们（不管他们是否在“从政”）发出独立于当权者的声音。

现在来分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拥有“以道自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传统。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在追踪世界潮流、促进民族觉醒、批判社会陋习、变革制度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特别是1957年后，中国知识界遭遇了寒冷的冬天。知识分子不得不臣服于权力，在对“新时代”、“新生活”的一片讴歌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直到文革把毛泽东极权主义乌托邦逻辑的荒谬推到了顶点从而最终引发社会的抗议浪潮，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才开始通过四五运动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自由知识界曾同党专制有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可惜的是：在威权主义金钱社会的大潮中，相当多、甚至越来越多的知识者就范于“第二次思想改造”，他们满足于过一种“安定”、“正常”并且“富裕”的生活，而往往回避敏感、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以逃避良心的拷问。更有不顾廉耻之徒，甘心成为权贵的奴仆，或以学术官僚、教育官僚的名义，劫掠公共资源以肥私，成为威权主义社会中学术腐败和教育腐败的推波助澜者。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人大多有较高教育背景，还有不少拿了国外的学位，供职于外企或收入较高的国内企业，也有的在政府机构任职。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金融、财会、保险、律师、证券、电子商务等等）堪称专家，但缺少有活力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表达。他们的眼界过于狭窄，人生哲学又过于功利、世故。他们缺乏对社会的深切关注，更少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名义，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参与社会生活、改造社会痼疾的勇气。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

但是，让我们来看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开放了门户，大量新技术新思想的引进，大量留学生的回国，当代知识分子与其从“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出发要求民主改革，莫如说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做人的尊严（他们不能容忍公民权/选举权的被剥夺）出发使然。且看看国内网民对当代中国第二位权势人物的一篇保守文章《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绝不搞三权鼎立》（该文主张人大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反对三权分立，反对多党议会）的大胆评论[23]：

l 只要人大是一种声音,就不正常.

l 全国人民的重托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现实是党的高中级干部通过权力自肥，拉开档次和私下贪污受贿先富裕起来了。

l 事实证明,目前的所谓原则,制度,仅仅保证一言堂,家长制.人大政协是花瓶.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谁愿意?

l ……作为主管立法的委员长，他也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又是执政党中央的政治局常委，自己这样反复强调人大要自觉坚持和服从党的领导，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但是更给人一种印象，即，人大放弃了他对执政党进行宪法监督的主要职责，把一个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最高权力，降低到了一个政党傀儡的身份，实际上这不是降低了他自己的身份，而是降低了人民作为国家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者的主体地位。

l ……作为人大委员长和政治局常委，应该不断强调人大和中央必须自觉坚持和服从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才是公正的，才是科学发展观应有之意。反之，只能是自己服从自己，对自己有利，而对人民无利，所以腐败丛生。…… 所谓的人大要自觉服从和坚持党的领导，完全是要把执政党、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搞成铁板一块，成为绝对的权力，对手无寸铁的生产力实行严密绝对的统治，从而利用绝对强势的国家权力达到随意剥夺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利益，……

l 所以我们不能反复片面地强调什么特色社会主义，而放弃民主社会主义这个人类共同价值观，才能与世界民主制度接轨，才能真正达到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目标。否则就是骗人。

l 仔细想想老吴说的还是有些道理,还是会受到不少人的支持.比如九品以上官员和有七位数以上存款的中国人就不会同意中国搞三权分立.

l 邓小平：“普选（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吴邦国：“人民通过普遍的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大都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l 贺卫方：“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对比着看，很有意思！

l 包括三权分立在内的权利制衡制度是世界政治文明的结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受了世界各国几百年的历史检验，证明是一个制约公权力的有效手段，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看清这一点。

l ……这篇文章如果是吴先生一人观点倒也罢了，可我感觉得出，这是国人翘首以待、望眼欲穿等来的关于政改的最后方针，方针下面已经安排了一条“唯一正确路线”。

l 无法不悲观啊：从北京到地方（甚至到村），一大群庞大的利益集团，完整严密的组织机构，壁垒森严的衙门，无数受益的大人们；沉醉在已经“当家做主”的国人、麻木于被别人“代表”的国人、奋起捍卫“国家主权”的“愤青”们。......谁能告诉我，希望在哪里？

l 恩格斯指出：“在那些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完全独立的。在法国、英国、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必然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l 人民真希望这是他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

l 我们一群人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一条大河边上，我们要过河。不远处有一座桥，再看前面有一只船。那座桥、那只船曾载过多少人过河啊！我们准备上那座桥、那只船，可有人对我们说，它要垮，它会沉，让我带领你们下河，摸着石头过河吧！

从这些评论看，大多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清醒的。

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各种社会和经济的矛盾尖锐化起来，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在北京和各省的大学，社会科学院（所），甚至各级党校内开展起来。中心议题集中在中国的政治改革。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是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转型的必要性。这是一个有历史深度，其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大大超过半个世纪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辩论。

大家都知道[24]，1848年，马克斯和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宣言” ，1864年欧洲各国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会议，成立了第一国际。1871年3月，法国工人和无产者举行了“巴黎公社” 起义，坚持了70天，最终轰轰烈的“巴黎公社”起义失败。由此，在“第一国际” 内有成员对“巴黎公社”起义和暴力革命的思路和理论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理论，其中最主要的理论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1889年在巴黎由各国工人政党联合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修正，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以伯恩斯坦提出修正主义观点为起始，围绕走暴力革命道路还是和平改良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其斗争策略是阶级斗争还是阶级调和，其手段是通过武装夺权还是靠选票来建立政权等进行辩论。如何对待这些问题，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逐渐分化为右，中，左三派，伯恩斯坦是右派，考斯基是中间派，列宁是左派。1917年10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列宁、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发动十月武装革命，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出人意料地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使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力量迅速壮大，吸引了大批人加入。1919年3月，列宁领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至此，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完成了分家，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现代共产主义完全形成。社民党摒弃了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概念，继续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宣称社会民主党不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党”。这一次转变后，西方各国社民党完全纳入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并且成为西方政坛上的两大主流政党之一。至此，社民党的基本理论是：1.民主宪政，议会民主道路、2. 混合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3. 劳资合作、4. 福利制度。截至2004年2月，社会党国际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是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

历史告诉人们，巴黎公社的失败证明了第一国际路线的失败，而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瓦解证明了第二国际的左派即第三国际列宁路线的失败。唯有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右派主张，被证明是正确的道路。或许有人会问：这与中国有关系吗？其实，在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已明确宣布党放弃只代表工农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如果以此为起点，能走向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话，中国就走上康庄大道了。可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被重点宣传为欢迎资本家入党，而工农利益则被忽视。（至于“代表先进文化”是概念性错误：文化无先进落后之分，不能说好莱坞文化比印第安土著文化先进，也不能说汉文化比藏文化先进。“先进生产力”是经济科技领域问题，于政治无关。比如，互联网是先进技术之一，我们只期望自称“代表先进生产力”党不要用“金盾工程”之类的手段来封杀它。）

这一轮在大学的沙龙里，报刊上，网站上热烈讨论的浪潮中，不同观点和主张激烈交锋。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就是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向民主政党的转型。这不是純学术的讨论，这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生死斗争！这场争论引起政府和各界人民的极大关注，人们隐约感觉到一轮红日要在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喷薄而出；但同时也感觉到一场新社会危机及镇压的来临 --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令局势急转直下的引火点看起来很似偶然其实很必然：（1）一群从国外留学归来，现在在私企外企甚至政府机构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在国外习惯每天从全方位（从极端反共到拥共，反华到亲华，唱衰到看好中国经济）的信息和评论中了解每天发生的中国和世界大事。可惜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他们就被迫与其中大部分的信息来源绝缘了。《文学城》《万维读者》《枫华园》《博讯新闻》《多维新闻》《中国事务》《大纪元》等全被封杀。连与当地中国使领馆非常友好的当地华人亲华的报刊网站，如悉尼的《澳华日报》网站，都被阻断。他们就像瞎子聋子，只有《新浪》《新华网》等一种声音。这一方面妨碍他们对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做正确判断，造成他们事业上的损失，更是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这种情形自互联网出现的30余年来，在中国一直如此。但对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已超过他们容忍的界限。他们中组成许多网络技术小组，国内国外同时工作，用各种方式突破官方的封锁。他们随时随地制造尚未被官方封锁的国外服务器网址，用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的方式发给自己信的过的亲友，后者通过登录这个服务器就可自由阅读国内外所有网上的消息。当国内的这些网友读到有价值的文章，或者从国外朋友私人电子邮件收到的个别文章（官方不可能封锁所有人的电子邮件），他们迅速上传到可以贴贴子的众多国内网站。每天，这些昔日被封锁的文章消息像天女散花一样在国内的网上转播。官方网管犹如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招架。鉴于对一个专制体系，对舆论的控制是其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执政党决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在技术上无法继续封锁的条件下，只能求助镇压的手段：逮捕提供国外服务器网址的技术人员，并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他们想以此强力来平息事件。（2）一群信息产业界的年轻人，不能容忍少数几家国企通信公司的垄断，要求像大多数外国一样，允许他们租用国企通信公司的座机敷线及网络架线，经营向顾客提供各种速度的上网服务及网络电话（VOIP）服务。中国消费者的上网费用及各类电话费用，就绝对值来说，都超过大多数西方先进国家的费用，更不用说因为中国人相对的低工资使得他们在上网和话费上要付出工资的很大的比例数，成为非常奢华的一项支出。无论从中小公司的经营者，还是广大消费者，他们都迫切希望打破垄断。一部分中小经营者不顾禁令，设立自己的公司，向顾客提供各种速度的上网服务及网络电话服务，价格比国营垄断公司的要低很多。他们迅速吸引了大量顾客，引起同行的仿效，更引起垄断国企的恐慌和愤怒。官方以维持社会安定为借口，在各大城市逮捕了一批中小经营者。

逮捕提供国外服务器网址的技术人员及提供低价上网费用的中小经营者这两个事件，极大关乎几亿网民的切身利益。事件迅速波及国内各大学师生，白领职工，政府人员，以致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网友。他们从经济利益，公民权利出发，扩展到对选举权及自由结社等宪法规定权利的要求。“释放被捕技术人员和中小经营者！”“开放党禁，还政于民。”—时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呼声！

在抗议得不到当局的回应的情况下，抗议者们通过网络及手机约定，在当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全国性的大游行。游行的申请已递交首都及各省会的公安局。

第三章 进入新时代

第 3.1 节 决定中国命运的党代会：保守派的最后抵抗/开明派的胜利

怎么办？和1989年一样用机枪和坦克镇压？执政党中央在预定的游行日之前的两天，紧急召集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了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一致了。保守一方的代表强列呼吁全党要防止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他们指出，一些境内外敌对势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要我们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使中国天下大乱，借机火中取栗，对此，绝不能上当。他们宣读了吴邦国在《求实》上的一篇文章[23]：

‘过去百多年，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制、北洋军阀的伪宪制，以及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全部以失败告终，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大代表制度经得住历史考验，证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死路一条”。吴邦国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或两党制，有执政党，有反对党和在野党，各党派明争暗斗，但无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都是极力维护自己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西方议会无论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都是各党派争权夺利的场所。”其结论就是，中国的改革，在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之馀，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共的领导，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

革新一方没有退让。他们指出，我们党在中国独享统治权已60余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由于坚持一党专政，无法对少数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有效限制，导致我们党目前遭遇不可克服的危机。革新一方代表朗读了流行网上的《声讨一党专政檄文》的几段：

‘看看已被实行了60多年的“中国特色”民主给中国带来什么结果：“在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党派参与的民主协商”把包括张伯钧罗龙基等大部分民主党派首领在内的全国几十万精英打入万劫不复的“右派分子”的深渊；“中国特色”民主阻止不了大跃进上千万农民被饿死；阻止不了毛泽东发动十年动乱的文革。6.4事件时，卢嘉锡的九三学社的社论是“民主潮流滚滚向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当局用机枪和坦克对学生们作了回答。对目前存在的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失控，制度性的腐败，环境的迅速恶化所带来的危机，我们能相信几位被安排在人大副委员长及政协副主席的不见经传的民主党派新领导人（他们的工资和职务都由共产党决定）能替中国老百姓伸张正义吗？更可笑的是，十七大常委的名单，在开会前居然在网络上流传，跟开会的结果丝毫不差：这是对“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最大的讽刺。最重要的人事安排，由不到20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在会前早就决定了，几千“代表”的党代会及人代会，成了少数民族的时装表演和各级官员云集北京的送礼跑官大会。’

‘为什么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特别是几亿农民穷，没文化，他们没有觉悟来行使选举权。这是一种流传了几十年的说法。但是，请想想，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当今中国人不如几百年前华盛顿时代的美国人吗？不如几十年前的印度人吗（他们直到现在还用大象拉着票箱到乡下收集选票）？不如菲律宾人印尼人吗？不如非洲的津巴布韦人吗？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在网易评论论坛发表一篇“王八蛋都民主了”的文章，对当时不丹国国王放弃君主制走向民主实现议会选举消息发出感慨：当今中国人不如不丹人吗？他指的“王八蛋”当然不是开明的不丹国王，他的满腔怒火是指向剥夺他和他的同胞民主权利的自私的统治集团。’

‘中国特有的东方文化不适合西方民主。这是另一个流行的说法。但是，请想想，同是中国人的台湾，那个当年鼓吹“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鼓吹“以党治国”，对政治反对派实行政治上军事上乃至肉体上剿灭的国民党，到了其第二代领导蒋经国就开放党禁，实行民主，跟进了历史潮流。而当年高喊反对一党专制、争取民主自由口号的共产党（不久前南方一所大学的几位先生把延安时期新华日报的社论汇编成一本《历史的先声》，完全可以作为当今中国民运人士的纲领）已经进入第四代领导人时还做不到。中央党校的精英们估计中国的完全民主要到2040年。另一位权威估计，中国的完全民主还要60年。按现在中国的体制，一代领导人执政10年，那么共产党要用10代领导，才能做到国民党第二代领导就能做到的事，这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一旦实行普选，必将天下大乱。”理由特别简单，中国目前不存在一个有能力和经验可取代共产党的在野力量。“中国稳定”成了威胁要求民主的人们的“人质”。正如一个专制的老人，不愿把管家的权力交给儿子：你没有经验，我不能交权给你。于是儿子永远没有经验，直到老人撒手人寰：真的天下大乱来临。其实，在自由经济已实行了30余年的当今中国，有政治主张和能力，能够治理一个县的党外人才在任何一个县都可找到成十上百。即使是党内的在职及卸任的副县长以上干部，哪个县没有几十位？如果让他们自由竞选，也一定比现在由上级指定好一百倍。中国立即实行县级普选，不但不会大乱，反会出现比现在清廉高效的多的“大治”的县级政府，这还要论证吗？由几十万选票支持，几十万只眼睛盯着，几十万人的舆论监视的县政府，不清廉高效能存在下去吗？我们要求执政党开放党禁，和全国人民约定5年后实行省级投票选举，10年后实行全国投票选举。只要能提供真实的数据和情报给党外的“影子”内阁，供他们监督，审查和评论（他们当然要负保卫国家机密的全部法律责任！），到时从“影子”内阁中一定会有有经验的合格人才涌现出来，这是世界各国民主的历史证明了的。’

这位革新一方代表接着说：“有人说，我们党是中国经济复兴时期的执政党，因此即使问题再大，中国人民也只能接受我们。说这话的人，如果是党内同志，那未免太霸道。试想，二战到如今，经历了欧洲经济复兴，日本经济复兴，四小龙经济复兴，最近是中国印度巴西俄国（四块金砖）的复兴，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但除我们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以自己的“功劳”来剥夺自己同胞的选举权。如果说这话的人是党外人士，那就是奴性十足，连我都看不起他。众所周知，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几百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几百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几千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同志们，我们的党有过代表广大工农利益的光荣的历史，我们广大党员不是这小集团的护院队。大多同志认识到了党目前遭遇不可克服的危机只有实行全国民主政治才能解决。有人担心会乱。其实，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遇到过类似的情况：40年前，大家都认识到集体化的农业体制是中国粮食短缺，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农业退回家庭经营就会导致政治灾难。包产到户首先在安徽局部地区被默许之后，多数省份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当时的江苏省，甚至在两省边界树立了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标语，一个字竟然有一人多高。但是没有大乱。现在也一样。相反，如果我们像那位手握家权的顽固老人一样，不给广大党外人士参政的机会，在某个危机之下共产党突然倒台（记住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中国就真要陷入内战和军阀割据的局面，那时，我们就真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会议激烈辩论了两天，结果用投票方式多数通过决定：

1． A (对“引爆过程：推力来自底层民众”)：指示中部省份立即撤离包围农民的部队，释放被捕的“经济联合体”领导人和家庭基督教会领导人。

B (对“引爆过程：推力来自中产阶级”)：释放提供国外服务器网址的技术人员及提供低价上网的中小经营者，停止国企垄断，允许中小经营者自由经营。

2．实行新闻及言论自由，停止对互联网的控制。

3．要求人大通过法律开放党禁，人们可自由结社。

4．半年内实行县级普选；5年后实行省级普选；10年后实行全国普选。

5．要求人大废除劳教制度。它不但与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相悖，而且与中国的宪法、立法法相抵触。

6. 要求人大批准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当夜0点，会议决议向全国及全球公布，多数国人表示欢迎，国际舆论也与好评。次日约定好的星期六举行全国性的大游行被取消，只留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聚会：执政党总书记被会议组织者邀请在会上向全国人民做出保证：“开放党禁，还政于民，半年内实行县级普选，5年后实行省级普选，10年后实行全国普选。”

第 3.2 节 平反建党建国以来的重大冤案/平反6.4

一个月后，人大通过了中国政党组织法及县级政权选举法。中央和地方的民政部门开始接受新政党的登记。首先登记的是中国农民党，“农民工”党，工人党（即独立工会），然后是致力于环保的绿党，从地下转入公开的中国民主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中国泛蓝联盟，代表私人资本家的中国工商党等等。在县级选举中，最活跃的还是各县的中国农民党，农民工党，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忙于县级的选举同时，又通过了另一个历史性的决议（这个决议为该党赢得不少县级选举的选票）：为历史上历次党犯了错误的党内和全国性运动平反及向受害的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道歉：

1. 上世纪20年代苏区的肃反及反AB团运动；

2. 40年代的延安抢救运动；

3. 建国初期的反胡风运动；

4. 1956年的反右运动；

5. 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

6. 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

7. 始于195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8. 1976年清明节的4.5运动；

9. 1989年的6.4运动。

以上所列由执政党第一第二代领导人所犯错误，由于该领导人已辞世，而事件的性质，除第9项在党内有少数异议外，1-8 项得到举党一致的认识，所以全部顺利通过。北京有一句土话：发昏当不了死。是说如果你欠了什么人，不要存侥幸心理，赶紧还清为上策。对上列各项，全国人民早已心知肚明，心里明镜似的。就像澳大利亚土族的“被偷走的一代”，事情已经那么明明白白，老总理霍华德就是拖着不道歉。聪明的新总理陆克文一上台，马上代表政府就此事正式向土族道歉，结束了国家历史上的一段恩怨，赢得了大众与舆论的赞誉。这一届中国执政党的总书记明白了这个道理，顺应了民心。

由于89年6.4事件的平反，国外民运人士在被剥夺了多年的回国权利后得以自由回国。与此同时，香港泛民主派也可自由回大陆。

没有加入外国籍，又有志回国从政的民运人士迅速回国组成了中国民主促进党。已取得外国籍的民运人士，只能作为国外顾问参与党的活动，因为中国政党组织法规定外国人不可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中国的政党。

在5年后的全国省级选举中，中国民主促进党和中国民主党联手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取得5年的执政权。中国农民党，农民工党分别在几个农业大省取得执政权。工人党（即独立工会）在深圳，广州，上海取得胜利。超过一半的省份及北京，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依然是共产党的天下。

共产党的信心大振。他们终于相信只要他们真正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人们是能继续拥护他们。直到几年前，共产党领袖出国访问，总有四股反对的势力跟着他们进行示威。如今，随着政府与民运人士的和解及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民运及台湾的反共人士的示威活动不复存在。剩下FLG 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反对力量如何解决，成为考验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智慧和信心的诱人的挑战。哪位领导人能解决这些难题，他将青史留名！

执政党第一代领袖制造了文化大革命，第二代领袖镇压了6.4民运，第三代领袖把FLG信众投入监狱。第一代第二代领袖辞世多年，后人把他们欠的账还清了。第三代领袖也已退位多年，解决这段恩怨的时机也已成熟。

第 3.3 节 FLG问题的症结在于定其为邪教的证据不足

对上世纪末席卷于中国的FLG现象，较客观而持历史和社会科学观点的，是北京大学康晓光教授的一本关于FLG现象研究的书，其中抄录了几个该团体成员历尽艰辛在寒冬里从东北到北京“说明真相”的历程。在雪地里鞋底走穿了，夜宿路旁屋檐下，靠别人施舍的干粮充饥。但这些人想到是为信仰献身，心中就充满喜悦，甚至因自己无私的卫道行为，使这些早被人们遗忘的最底层群众生平第一次感悟到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在一个信仰缺失，少数权势人物获取巨额社会财富，大量失业和下岗的人们生活和医疗无保障的艰苦年代，一个能提供免费的气功治疗方法，能提供成员同志间的关怀和温暖的团体，短期之内发展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之众，这是不奇怪的事。这种白莲教似的组织出现，吓坏了当今的皇上：“镇压”，这是他的智力能想出来的唯一的出路。理由是什么呢？“邪教”！（因为既找不到他们里通外国，杀人放火，也找不到破坏国家公共财产的证据）。毛主席在尼克松访华时，送给他一本怀素狂草的临摹，那是美，是伟大的中华文化。我们的第三代领袖在克林顿访华时，送给这位美国总统一本充满血淋淋照片的书，其中如“邪教”信众怎么破开肚子找那只转动的法轮的照片，希望美国总统能理解他的镇压行为。的确，像在东京地铁放毒气的阿姆真理教，美国组织集体自杀的圣殿教，是为世界人民所不齿。如果国际舆论能像对阿姆真理教和圣殿教一样来认识FLG，那就太好了。但是，如果定它为邪教的证据通不过世界上主要国家民间及官方认同，那对它的任何镇压就会被指为是对宗教自由的迫害。本来，像“伪科学”，“邪教”之类的鉴定工作，不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政府手中唯一的武器，是法律。如果你用伪科学骗人钱财，政府追究你欺诈罪；如果你用“邪教”唆使人自杀，政府追究你杀人罪。没有人能反对政府的执法行为。但你如果无法提供把一个宗教团体定为“邪教”的国际公认的证据，人们就无法认同你的镇压。政府做过努力，中央电视台强力宣传过某年春节在天安门的自焚事件，企图让人们相信FLG和圣殿教一样。但是，如果自焚是该教的教义，那么，天安门的自焚事件到今天又已过了多年，在有众多信众而又有信仰自由的纽约、伦敦、悉尼、东京，怎么不见有他的信徒自焚呢？相反，当一群来自纽约的华裔青年男女组成的“神韵”歌舞团，每年在新年前后巡回世界各地，向千万观众奉献上色彩斑斓旋律优美充满中国风格的节目时，你相信他们是邪教徒吗？还是被称为中国自由派旗手的李慎之的话道出了中国人的良知：我本人不相信FLG，但反对对它的镇压！

在全国第一次省级普选后的第二年，仍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宣布对FLG平反，并向所有冤案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长时间以来，不少人，包括一些民主派人士，担心FLG的平反会导致流亡国外的教主率领大量信众回国，加上获平反的国内信众，形成一股冲击民主的政教合一的可怕的力量。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大多数FLG海外信众没有回国：他们在国外有自己的营生，要照顾子女上学；他们只是把FLG当着宗教信仰，不是政治信仰。在国内，获平反的信众开始公开活动，但作为宗教来说，FLG比起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在教义的成熟和文化的积淀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FLG处于地下的艰苦日子里，一部分信众就转入基督教家庭教会，不少成为后者的中坚力量。这时的中国，与大量失业和下岗，人们生活无着和医疗无保障的上世纪末年代也不同了，产生FLG的土壤不存在了。教主大师几回回国看望和慰问自己的信众，虽然群情振奋，场面感人，但最终还是归回了他在国外的驻地。另一方面，中国政党组织法也规定宗教组织不可以政党的形式参与选举等政治活动，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国内教派都遵守了这个规定，FLG也不可能违反了。一场担心过去了。一场付出了几千条信众（他们大多是中国最下层的劳苦大众）的生命及无数血肉摧残的恶梦结束了。政府花费在镇压这个团体的天价经费支出（国内警察办案国外顾线人跟踪等）也中止了。中国历史终于翻过了这血腥的一页。

第 3.4 节 用多党的议会制度化解西藏的民族矛盾

现在轮到西藏问题了。之所以成为最难的一个，是因为第四代领袖是靠当年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获第二代领袖赏识而被隔代指定为接班人的。对这种强硬政策的任何否定，就是对第四代领导的否定。这就是为什么2008奥运前西藏危机时，中国总理呼吁达赖喇嘛发挥影响阻止暴力的温和声音完全被强硬派所淹没。

西藏问题的本质，在上世纪50年代初，是蒸蒸日上的强势的中央的汉族统治集团与落后的弱势的地方的藏族统治集团（噶厦政府）的矛盾。尽管双方力量悬殊，但当时所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是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中央和西藏有一段蜜月期，其时，年轻的达赖喇嘛曾被请去北京，受到毛主席慈父般的接待，感动之余，曾萌生过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就像开国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共同纲领》，其立意和内容何其好呀！但用不了多久，何止《共同纲领》，连后来的共和国宪法也被扫荡无存：全国人大何时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国人何时享受过言论，出版，结社，示威游行的自由？干系十数亿汉人的宪法，共同纲领都可被抛弃，谁在乎你十七条？尽管政府没在前后藏搞社会主义改造，但一九五六年西藏公路开通后，政府就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藏民居住地区大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改造（这是与"改革开放"相反的"公有化"运动），使藏民生活处在极度贫困中（其时汉人也一样蒙难）。饥饿迫使拥有马匹和枪弹的藏族牧民起来武装反抗，引起了这些地区藏人的大批逃亡。这些藏人逃到拉萨后，使拉萨地区的民众日益感受到『革命』的威胁。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地区的民众爆发了一场自发性的抗议运动。当时，数以万计的人包围了达赖喇嘛的所在地罗布尔卡，表达维护达赖喇嘛的决心，而解放军则用武力镇压，随后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开始『平息叛乱』。达赖喇嘛被迫带着十多万藏民逃离西藏。其中大多数来自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藏区，他们后来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的议会中占多数，致使达赖喇嘛为了顾及他们，后来向中央提出的自治领域包括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藏区这一占中国1/4领土的明知做不到的要求。西藏问题的另一个死结是，一个农奴制的噶厦政府跑到印度，沐浴了40余年的西方自由政治之后，居然向一党专制的北京提出自治政府要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度！平心而论，这的确不是海外流亡藏人的矫情，达兰萨拉流亡政府一直就实行议会制，而 40年中在西方成长起来的第二乃至第三代藏民，英语欧语已成为他们日用语言，民主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当然不能再接受一党专制。这捅了北京的肺管！即使达赖喇嘛一再重复他的不要求独立的中间立场，一向讲究对敌政策的北京政府仍然把他打入和公然高举独立大旗的陈水扁一样的分裂国家的罪人的行列。而达赖喇嘛本人，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虔诚佛教徒的身份，获得西方政界，好莱坞明星，舆论及广大平民的信任。在911事件发生的当时，从美国总统到大多数平民不把本拉登碎尸万段不解恨的情况下，达赖喇嘛敢于提出要双方各让一步坐下谈判的主张。这实在令人肃然起敬。鉴于北京的强硬态度，他宣布在目前的情势下，他死后不愿转世内地，并进而通过选举把一九九九年出走的噶玛巴活佛推为15世达赖喇嘛，自己提前退位。这一类似天主教教宗选举的举动得到西方宗教界及政界的赞赏，被誉为14世达赖喇嘛的大胆改革。噶玛巴活佛在出走前仅为藏转佛教四大派中一派的领袖，出走后名望在海外和国内藏区各教派中迅速提高。在内地藏民得知噶玛巴活佛被选为15世达赖喇嘛后，都把他的照片和14世达赖喇嘛的照片一起藏到床铺底下。此时14世达赖喇嘛还健在，中央无法启动通常的前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观湖寻访等一套程序，推出一位的新轉世靈童来与噶玛巴对抗，致使这位15世达赖喇嘛在海外和国内藏区的影响迅速扩展。

在西藏地区和其他省份一样实行省级普选后，这一几十年一直陷入死结的问题逐步融化了。在西藏民政厅登记参与西藏地区选举的政党有：西藏牧民党，以藏人为领导的中国农民党西藏分部，以汉人为领导但有不少藏人成员的中国农民工党西藏分部，藏汉人都参加的代表私人资本家的中国工商党西藏分部，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西藏分部。早在中共宣布开放党禁后不久，在允许没有加入外国籍又有志回国从政的民运人士回国组党的同时，也给于流亡藏人以同样对待。在西方的藏人很少符合这个条件，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外国国籍。只有一部分居住在印度的西藏人，回复了中国国籍，返回西藏，组成西藏自由党。这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党，尽管活力很强。西藏对海外流亡藏人开放，自由选举，并没有出现如以色列国建国后全球以色列人回国的热烈场面。西藏自由党继承了数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的追求：“大西藏”的高度自治和在西藏执行多党制的议会政治。其中第二项已经实现，各党正在竞选省议员。对于第一项，“高度自治”原意为向中央要求藏人按自己的意愿治藏。现在，中央已不再是谈判的对象，怎么治藏，由省议会及由其多数党执政的省政府决定。如果你想发扬藏传佛教，修建庙宇，或者给藏族人以特殊照顾，要么自己掏钱，要么争取更多的省议员席位以影响政府政策。至于“大西藏”的地域能否包入邻省的藏区，首先是邻省的议会能不能同意，再是即将选出的全国议会能不能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已不再是谈判的对象，谈判的对象是全国选民。

“西藏的未来由藏人决定”的诉求遇到很大问题，因为目前生活在大藏区的人口一半以上是汉人。他们不是中央派来的汉人干部，而是来自邻省的农民，农民工，工人，工厂主及生意人，他们有该地的户口，他们是该地的合法居民，也是发展地区经济的主力。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汉人离开”的要求违反国际人权的通则，也破坏当地的经济，因而违反藏区所有居民的利益。一部分藏人心中不平。共产党进藏之前，藏区主要是藏人居住，现在汉人成了多数，到处充满喧嚣，宁静的西藏再也不复存在。我也有类似的感慨。我在南方山区的故乡小城，50年前绿水青山的宁静早已不在，操着外省口音的人群，湮灭了优美的本地方言。故乡成了“大家”的了，我很失落，但这是历史。50年代八千藏军无法抵御四万多的精锐解放军，铸定了今日的结局。但不管怎样，死结就这么融化着。这对藏民来说是不公平。但举极端的例子来比方，就像印第安人不可能再要求美国白人离开，澳大利亚的土族人不可能再要求澳洲白人离开一样，是无可奈何的不公。好在，汉人也认识到这点，考虑到广大藏民的感情，在两年后的全国议会上，通过了任命噶玛巴为15世达赖喇嘛的决议。达兰萨拉流亡政府解散，噶玛巴回到西藏，西藏人在思念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迎回了自己的达赖喇嘛。而中央政府，在承认了从此达赖喇嘛通过选举来承转外，保留了历代达赖喇嘛由中央批准的做法，给自己留了一点面子，就像日本内阁最终要天皇批准一样。

第 3.5 节 第一次全国普选的竞选议题：特殊利益集团与人民利益的较量

进入了202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多党参与的全民选举开始了，中国人民第一次获得用选票捍卫自己权力的机会。选举围绕3个议题展开：1. 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否回归农民个人所有？ 2. 是否通过一项新的反垄断法，限制及最后阻断垄断性国营企业的垄断并阻止其老板及高管不公平地占有国家利润？ 3. 是否通过新的中央/省/县政府组织法，把早已臃肿不堪的政府消减为现在的1/10，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不言自明，这是全国范围内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与广大人民（包括工农大众以及中产阶级）的利益的大较量！

先说第1个议题。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25]。现行宪法规定农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1950年代，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组织的建立，把土地从私人所有变成了所谓的集体所有，实际上农民个人也因此失去了土地。从本质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在人民公社时期就是劳役农民的一种制度，让农民失去维护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当农民连土地权都没有的时候，就什么都得由官权力摆布，叫你革命，你就得参加革命。相比之下，在过去土地私有的朝代里，农民至少可以选择不参加革命、不参加造反，因为至少在有自己的土地时，即使不听别人摆布，你还能有饭吃。此外，国家征用土地的补贴是由国家确定的，不是所有者意志的体现，也不能真实地体现土地价值，是一种强制性的非市场价格。这种征地办法是具有强制性、垄断性的行政占用方式，把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农民既不能决定土地卖与不卖，也不能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而国家和社会强势阶层则可以不受约束地侵吞农民的土地权益，造成大量的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和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也引发了许多群体性抗争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土地还是公有，农民的利益会继续受到侵犯。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了，农民会更愿意在地上投入更多的钱，保持土质不改变。再次，也就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土地私有以后，让农民有更多机会，更大空间，更多能力把土地非农用的资本价值发挥出来。只有农民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成为了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才有可能拥有在土地关系变更过程中的谈判权，才能改变目前土地征用过程中价格偏低的状况，才能保证农民在进入城市非农部门时能够支付转岗培训和社会保障的成本。

我们搞城市化，要让农民进城，却不让农民把原来拥有的土地资产变成资本，使他离开农村时实际上是空手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你要想让农民进城，就必须把农民的土地归还农民。他要进城的时候，他可以把地变成资产，不管价格多少，他也不该光身走到城市。

反对理由之一:一些历史教课书总说，某些农民在某个世纪把自己的土地拿去做抵押借贷，有的甚至拿钱买酒喝了，结果他们没钱了,就被迫把自己的土地让给地主或者富农，或者让其他人收购兼并过去了，从此让这些农民变成无地农民了，从此他们就受苦受难了。因此，为了让今天新一代的中国农民不再重复过去多个世纪农民所吃过的苦，土地要由政府官员来掌控。

反对理由之二: 土地完全私有化，谁来保证国人的粮食生产用地？谁来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反对理由之三:国家拥有全国的土地所有权，便于全国重大经济及国防建设，特别是战时的征地。

关于这个议题，共产党内的原教旨主义派坚持土地国有，反对私有化。革新派同意私有化，但与工人党一起，建议成立一家中央政府直属的土地公司，任何农民个人买地必须卖给该国家公司，国家公司决定收购上来的土地的使用性质，以保证粮食生产用地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当农民与该国家公司不能在土地买卖价格上一致时，由独立于政府的法院裁判解决。农民党，农民工党，民主党，民主促进党等不但支持农民土地私有化，还支持农民对自己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不论买主购地后的用途。理由是，作为农民，没有义务要为全国的粮食安全买单。正如石油，电力工人可自由转业而不必为国家的能源安全负责一样。

第2个议题：竞争导致公平和进步，垄断导致独占和保守。垄断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迫使社会公众接受其不合理的价格，低质的服务及落后的技术。十几年来世界通信业的发展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十几年前，澳洲的通信业被独家国营通信公司Telstra垄断经营，当时从澳洲打往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是每分钟2塊多澳元。后来Telstra私有化，老百姓都可买其股票，同时允许成立其他的通信公司与其竞争。现在通过网络从澳洲打往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是每分钟不到1分澳元。日本的通信费用目前比澳洲高，是政府还在维护日本电讯NTT的垄断。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比澳洲日本低得多，电话费却比澳日要高的多。

国有金融企业也类似：效率低下，腐败猖獗，浪费了中国巨额的资本财富。中国大陆银行约有40%的贷款已成坏账；由于国有资产产权不清、责任不明，国有体制的官本位、一把手说了算等等，导致国有银行严重的腐败。中国国有银行90%的资金贷给了国有单位，民营企业30年来仅4%的发展资金是由银行提供的[10]；我国的企业债券也不发达，仅批准了少数的国有企业可以发行债券；民间资本一方面在中国举足轻重，目前工业总产值的2/3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受到严重的歧视。可见，国有金融垄断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垄断导致了腐败，导致了金融低效率，使得中小企业难以做大做强，新农村建设最终会失败。

其余石油，化工，电力，航空，铁路等垄断国企，基本是一样情形。必须引入竞争，打破垄断，实行一部，大部甚至全部私有化，并按严格程序把私有化所得及国企利润上缴给惠及全民的政府福利机构。与私有企业不同，国营企业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属于全民的，其私有化所得及利润都是属于全民的财富，不应该由政府和各个国企独享。

关于这个议题，共产党内的原教旨主义派坚持反对国企私有化。革新派同意部分私有化，但工人党，农民党，农民工党，民主党，民主促进党等支持大部国企，包括一部份军工企业均应私有化。

第3个议题：大社会，小政府，是新的中央/省/县政府组织法的目标。特别是当大部分国企私有化及社区和民间团体的功能发挥出来后，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创政府官员数/被管理人口比例数史上最高及全球最高的庞大政府机构，像一个肿瘤一样寄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肌体中，无限制地吸收越来越多的营养，当它超过了社会负担能力的极限，就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肌体走上衰败。建国以来，政府多次精简机构，结果是越精简越多。即使如强势总理朱镕基，遇到这个问题也是束手无策，后来的所谓“大部委”改革，也减不下几个官员来。政府精简机构为什么做不下去，全国人民都心知肚明：由享受着政治经济特权的大官们出于良心自己把自己精简掉，无异于要一个人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执政党的基干和基础来自这些大小官员，失去他们的支持，执政党就会垮台。这个任务，只有无需这众多官员支持也不会垮台的新政党上台执政时，或者老执政党意识到不这样做就保不住其执政地位时，才有可能完成：新政府可从老公务员队伍中留下真才实学的有用人才，而不留情面地辞退所有冗员。

关于这个议题，共产党内的原教旨主义派坚持反对通过新的政府组织法，以政府人数不够不能保住社会稳定来威胁选民。革新派意识到不这样做就要失去大部选票，保不住其执政地位，故同意部分新的政府组织法内容，同时希望修改一部分内容。工人党，农民党，农民工党，民主党，民主促进党等支持通过新的政府组织法。5年前，在省市级普选中，共产党赢取了一半以上的胜利。但这个议题，事关存在了几十年的政府官僚集团与广大人民的利益较量，将决定史上第一次全国选举的胜负，是对共产党，特别是对其革新派智慧的大考验。

结语

自然科学的定律，适合任何国家和民族，这举世公认；社会科学就不一样。因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区别，适用的参数就不一样。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有没有适合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普世规则”？

我以为有。例如，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其会计和出纳不可由一人兼任。必须由两人或两组人分别担任并互相监督。不管是英美白人公司还是中东酋长国的公司均如此。这是人类的共同人性所决定。

再如，人类一旦超过家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能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去交换起，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就要主宰经济。近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史证明，计划经济不能成功。市场经济（或者是被羞羞答答的冠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是发展所有国家民族经济的必经之路。中国人用了半个世纪，走到了文革后期农民几近挨饿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状况，才由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壮举，由包产到户到全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

谈到政治制度，争议就大了。但我认为司法，立法，行政互相独立应是现代化国家都要遵循的。就如会计要和出纳分开一样，也是人类的共同人性所决定。试想，如果行政部门做了一件违法的错事，他又有权任意改变法律，他就会修改法律，以便把这件错事变成合法，然后堂堂正正地去司法。在反右、文革、“六四”中，中国人不知经历了多少这种荒唐事。随便举一例：1976周总理逝世后第一个清明节的4.5 事件，政府当局镇压了这次运动，逮捕不少参与的群众。当时的中央文件把它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个文件当时就是法律，公安法院监狱据此抓人判人关人，百姓怨声载道，冤狱遍于国中。这就是集司法立法行政于一身的后果。

是人都有自私性。社会的公正不能靠某个人，某个集团，某个政党的道德来维持。执政党需要在野党的有效监督，才不致出大错。其道理其实也如会计要和出纳分开互相监督一样简单。绝对的权利必将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铁则。中国人用了80年的时间，走到了社会政治体制濒临崩溃的状况，才由起于中部农村紫色革命/城市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要求民主政治的壮举，由开放党禁到全国走上自由政治之路。

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近2个世纪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努力后，终将融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

参考文献

[1] 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

http://www.wqyd.org/bbs/viewthread.php?tid=3662

[2] 中国的下一条“血路” 郑永年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zp080213.shtml

[3] 中國經濟已經失去強勁動力？

http://financenews.sina.com/dwworld/000-000-107-103/202/2008-04-30/0559292019.shtml

[4] 2010年中国发生重大危机?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4-09/21/content_2015992.htm

[5] 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 Experts, 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