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营轶事

江营轶事

芦紫

 

从66年开始文革，两年多来，举国颠狂，青春虚掷，风云诡谲，前程未卜。感觉像一个等待判决的囚犯，现在决定命运的判决书终于下来了，……

哈哈哈哈——我也跟着大笑，直到笑出了眼泪。我不能解释，否则追查谣言，我可能要做牢甚至杀头。就在那一刻，我完全体会到了威虎山上小炉匠的悲哀与无助，凄凉与绝望。 

1968年10月16日，颍河轮船码头，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在市委领导的祝福声中，我们一百多名第一批知青，胸戴红花，身背背包，手捧市委赠送的毛选雄文四卷，登上了轮船。随着一声高亢的汽笛，轮船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霎时间岸上船上哭成一片，仿佛生离死别。

我看着混浊的河水和枯黄的岸柳，心中没有一丝伤感，反而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和兴奋。自从66年开始文革，两年多来，举国颠狂，青春虚掷，风云诡谲，前程未卜。感觉像一个等待判决的囚犯，现在决定命运的判决书终于下来了，人生如逆旅，天涯何处不可停留，不就是下乡嘛，就下呗，我立即第一批报了名，晚走不如早走，没听说“第一批欢送，第二批不送，第三批押送”吗，不要给脸不要脸。

轮船顺水而下，不久就到了沙洲。在区委开过欢迎会，我们就乘渡船到了河南的江营。在那里我整整呆了三年。

房事

江营是一个约有500人口的村庄，分成三个生产队。说是江营，其实80%村民都姓刘，附近几个村的人也大都姓刘，据说都是五百年前由江西移民来的一对夫妻的后代。我和张献陈志分在二队，队长刘德忠，四十出头，是个高大狡黠的汉子。会计刘炳忠，约五十岁，健谈而随和，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俩把我们带到一个面朝南的房前说，这就是你们的住房，房主刘兆林在他外地女儿家常住，不回来了，这房子由他哥哥刘兆森代管。从外面看，这房子很破旧，土坯墙根角已松泡，屋顶的麦草也日久蓬乱。一进门，左手一只大水缸，后面一个土灶，烟囱从墙上伸出去。右手边一张大床，南墙上一个窗户，临窗是个一摸乱晃的破木桌，桌边一个尺把高的树墩算是椅子。靠北墙赫然放着一口大白茬棺材，猛一看挺瘆人的，队长说着床和棺材都是刘兆森的，暂放这，以后抬走，问我们怕不怕，我说，嗨！怕什么，就放这吧。

那时，每个插队知青有国家拨给的安家费250元，其中有82元为建房费，还有0.3立方木材票，建房费和木材票都给了生产队，队长说现在大忙，等明年春暖后给我们盖，先凑乎住着。凑乎了十几天不行了，一下雨有两个地方漏，队长派人修修补补，又凑乎了月把，有一天下大雨，早上醒来感觉天特别亮，一看，西边的墙和烟囱都没了，被雨淋倒了，我们睡得死，那么大的动静，竟未知觉，幸亏倒向外边，否则我们三个在梦中就见阎王去了！我们马上去找老德，他吓得脸发白，要是我们被砸死，他至少要蹲十年大牢，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老德让我们回城去呆一星期，他派工把房子做了一次大修，加固了四壁，新换了房草，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能凑乎的窝，老德此后再也不提给我们盖房之事，那木材票和钱用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床事

到江营的第一天，安顿好行李，打开铺盖，就准备睡觉。刘兆森的床上放着一张秫秸织的“箔”，把褥子被单铺上，被子枕头放好，就躺上去。张献个太大，三人一排，有点挤，不能翻身。一头睡两个，一头一个呢，要闻脚臭。折腾了好半天，不能入睡。忽然陈志建议，我们谁到棺材上去睡就好了，我说好主意，只是棺材盖板中间略高容易滚下来摔着，不如睡在棺材里面，此计大妙！说干就干，我们爬起来，把放在棺材板上的12卷雄文用报纸包好，放在窗台上，压住那挡风的塑料薄膜。没想到市委赠送给我们战天斗地的精神原子弹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那棺材盖还挺沉，我们三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掀下来。张献先进去躺一下，说不行，有点小，我去躺一下说不错，只用一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正好。陈志也想睡棺材，我说行，今晚我睡。明天你睡，一天一换，当晚无话。第二天爬出来，张献问，感觉如何，我说还不错，只是棺材上面口小，稍感气闷，并且我睡觉不老实，不小心翻身，头就碰在棺材上，慢慢适应就好了。第二天陈志睡，然而只睡了三天，好日子就到头了，因为“下放学生睡棺材”的新闻已风一样传遍了江营，当然刘兆森也听说了，并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说我们睡坏了他的风水，影响他死后托生转世，就找了几个人把棺材和床都抬走了。

没了棺材和床也难不住咱，我们找来几十块土坯靠墙围成一圈，中间填满麦秸，铺上被褥，又宽敞又暖和，过了一冬。开春以后，地气上升，就开始有虫子活动。有一天竟然看见一条蛇正往墙根下的一个洞里钻，我立刻抓住它尾巴想把它拽出来，农民们看见了说，快松手，快松手！这蛇是屋龙，是镇宅子的，不能伤害。我立刻想起小时候捉蛇生病的事，就松手看着它钻进去。但总害怕半夜蛇会爬到被窝里，我们就到沙洲每人买了一张小床，告别了地铺生涯。

农事

农村的生活对我不算陌生，我毕竟在乡下长到七岁，只是现在已是成人，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饭吃了。虽说是成人，我和陈志身高1米7，只算8.5个工分，张献是1米8的大块头，算9分，农民壮劳力10分，妇女7.5分。刚下乡时正赶上秋收大忙，割黄豆、扒红芋、切红芋片、晒红芋干、挖红芋窖、出胡萝卜、送公粮、运肥料、耕地、种麦子，要一直忙到12月，天寒地冻，就进入冬闲，可以歇口气了。

农活虽然累，但那时年轻，不在乎。最苦的活要数拉犁子、挑红芋和送公粮。队里虽有二十多头牛驴，但种麦子时就忙不过来，我们社员们就要做牛做马了。一架双铧犁，前面拴一根丈把长的大绠，绠上再栓十几根小绳，犹如鱼骨天线，每条小绳都挽在一个人的肩上，一声号子，众人响应，就像《东方红》里的舞蹈：大生产那么嗬咳，加油干那么嗬咳！弓腰蹬腿，犁铧就翻起泥土的波浪。沙土地还好，不是太累，而湖地，尤其是土壤板结的淤土地就很累人，人与地面成很小的夹角，纤绳拉得崩紧，依然是一步一挪，举步维艰。使我就想起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的纤夫”，一个来回，就大汗淋漓，尽管肩上手臂都垫着毛巾或鞋底，绳勒的地方还是火辣辣的疼。

挑红芋也是个重活，一根扁担挑起两筐150到200斤红芋，从地里挑回村要走2到3里路。一天挑个十趟八趟，肩膀又红又肿，第二天扁担一碰肩头，钻心的疼，我们也终于咬牙坚持过来，慢慢地肩膀也炼出来了，并且能在行进中换肩，后来不管是挑水抗旱，挖河挑土方，还是进城挑煤，都不在话下，并且肩头竟长出个小肉瘤。刘炳忠送给我一根桑木扁担，他用过十几年，使出来了，油浸汗渍，乌黑闪亮，两头尖翘，走在路上踩着步点上下闪动，竟如舞蹈一般。再有一阵凉风扑怀，不禁要高歌一曲：“桑木扁担——轻悠悠——哎吆，我挑担茶叶——出了村哎吆——”

送公粮不难，难在上跳板。一般公粮分装在大麻袋里，如果是红芋干，不到100斤，如果是黄豆或小麦，则有200斤左右。一般使用胶轮板车把几十个大麻袋拉到粮站，卸车，验质，过磅，入仓。粮站的库房高大，粮囤有2到3丈高，一个长长的跳板搭在顶端，一尺多宽，上面钉着一条条防滑横木。麻袋过磅之后，一人马步弓腰，矮下身子，另外两人抓起麻袋送到弓腰人的背上，那人就背着麻袋一步一挪地走上跳板，像是过去码头上的苦力，一步一颤悠，犹如玩杂技，甚为惊险。走到顶端把粮食倒进囤里，再拿着空麻袋走下来。我上过几次跳，特别走到顶时，总有胆战心惊的感觉，我只能扛红芋干，不敢扛200多斤的麻袋。

圃事

刚到江营时，队长把我们住房门前的三分地分给我们作为自留地。我们把它翻松耙匀，种上了蚕豆、菠菜和芫荽。第二年开春，绿油油的长了起来，我们就拔着吃。菠菜可以下面条或叠咸馍，芫荽则凉拌。后来天气热了，蚕豆花开了，紫莹莹的花瓣上一点黑痕，香气四溢，引来不少彩蝶翩翩起舞。菜也长得老高，每天都采一大筐。芫荽一拌就是一大盆，用盐一撒，香油一淋，脆生生的，味道真好！尽管我们每天都使劲吃，还是吃不完，眼看要起苔变老，不能吃了，我们就拔下一大批，扎成小捆，借了杆秤，挑到沙洲去卖。

我和张献去粮店买面打油，陈志负责卖菜。陈志卖菜就像杨志卖刀，既不吆喝，也不招徕顾客，坐在那傻等。我们过两小时回来，他还没有卖出一棵菜。我和张献赶快吆喝：卖菜卖菜，新鲜的芫荽菠菜！喊了半天终于来了个操南方口音戴眼镜的客人，看着挺文雅，但却是个泼皮破落户没毛大虫牛二。他缠着陈志讲价钱，又掐根摘叶，争斤扣两，比个老娘们都厉害。陈志称不好秤，左手提秤毫，右手捋秤砣，秤杆转来转去搞不定，加上牛二指手划脚，聒噪不停，累出一头汗，算帐：一毛三分钱。但那泼皮牛二说没零钱，就一毛。一毛就一毛吧，成交！

忙了一上午，挣了一毛钱，我们只好收挑回村。谁知在渡船上，又碰见了泼皮牛二，正与插队在陈庄大队的几个女知青在说话。其中一个女知青和我们打招呼，并介绍说：“这是我爸，来看我的。”

我们一起大笑：“认识，认识！打过交道！”

牛二也立刻由泼皮变成了绅士，满脸堆笑：“你看看，你看看！你们一起插的队，现在人家已经自立更生丰衣足食，上街卖菜了，我还要给你买菜，你们要向人家学习。”张献说这剩的菜都给你们吧，反正我们也吃不完！牛二及众女生大喜，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

收完蚕豆菠菜和芫荽，我们又种上南瓜、冬瓜、瓠子、青萝卜、丝瓜和梅豆等。所以大半年不缺蔬菜瓜果，日子过得挺滋润。这小小菜园不仅给了我们实惠，还给了我们美丽。南瓜丝瓜花开金黄，冬瓜瓠子花白如雪，尤其是霜后的梅豆花或白或紫，爬满了篱笆和小树，带着露珠在清冽的晨风中放着淡淡的幽香。

猪事

自从上次得到长辈牛二的夸奖和鼓励，我们仨心里挺受用，决定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发展养猪事业！就到沙洲花18元买了个20斤重的小克郎猪。黑色，腰身细长，老乡们说这猪架子好，上膘快，不出一年能长到200斤，可以卖150元，我们也挺高兴。养猪就要盖猪圈，那可有些麻烦，要脱坯造墙，上面要用小树干搭梁，麦秸糊顶。我说不用，咱挖个猪窖即可，陕西人不都住窑洞吗，猪也能住。由我设计，三人施工，只用两个多小时猪窖即告竣工。

猪窖，这可是个新生事物，老乡们都跑来现场观摩，啧啧称奇。这猪窖挖在高燥处，呈凹轮型，直径约3米，深1米。挖窖时留下台阶供人上下，在凹轮处用些小树棍搭棚，上面放上干红芋秧，复上盛化肥的塑料袋，再掩上细土压实，小猪就有了一个不漏雨的窝，铺上细干土，小猪就可在这里梦见周公。靠边挖了个直径半米的深洞，用于蓄水，一般的大雨不成问题，具有相当的抗洪能力。中间钉了个桩，把小猪牵进来拴在桩上，小猪既能进窝安歇，又可在庭院散步，享受阳光。小猪在猪窖里哼哼地转了十几圈，撒欢地东拱西拱，似乎非常满意。

从此我们就增加了喂猪和清扫猪圈的工作，并且每天都要看看小猪长了没有。一个月过去了，谁知小猪能吃能喝，能跑能跳，每天不倦地绕着木桩转圆圈，就是不长肉！陈志说小猪新来乍到，水土不服，不急。三个月过去了，小猪依然清秀苗条，张献终于失去了耐心，找个秤把小猪一称，才18斤，比刚买来时还少2斤！白吃白喝了三个月还瘦了2斤，你说气不气人，一怒之下，18元原价卖给了刘以礼，绳子笼头白送！

告别小猪时，陈志把木桩刚拔出土，小猪就一个健步冲上台阶，窜出猪窖，拖着绳桩，一溜烟地向南逃去。我们大吃一惊，想不到这小猪身手如此矫健，回过神来，立即跟踪追击。小猪见人追来，越发卖弄精神，跑得更快，穿过麦场，闯进王广顺家的菜园，二尺多高的篱笆居然一跃而过，就像跨栏冠军刘翔，又跃过一道篱笆冲进农田里。张献个大腿长，紧紧跟上，终于一个鱼跃抓住了绳头，才把小猪制服。

小猪在刘以礼家喂了将近一年，才长到100多斤，就提前卖了。刘以礼说这猪被我们喂僵了，长不大，我却以为这猪的品种奇特，属减肥型，运动型，如举办猪类奥运会，必拿金牌无疑！

贼事

据说男知青在农村都作过贼，我们也不例外，偷鸡摸狗没干过，倒不是我们谦虚，而是那年头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养，偷不着。只能偷点桃子李子等瓜果，一般也不偷本村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俗话说，饥寒起盗心，我们盗窃却不是为饥寒所逼，纯粹是好玩，寻求刺激。常玩的把戏是到商店的柜台上，乘营业员转身去货架上拿东西，偷走她的圆珠笔、发票本和算盘。被我们偷过几次后，营业员们革命警惕性大为提高，首先发票本被放在玻璃下面，圆珠笔和算盘都用细绳拴住，只要看见我们晃过来，就俩眼瞪得贼大，到货架上拿货时仍半侧着脸，眼角的余光还瞟着我们，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论偷，我和张献不相上下，属初段水平，我作过的最大案就是偷过照像馆的一盒底片和沙洲中学的一把椅子，底片没啥用，曝光后就扔了，椅子却取代了树墩成为我们的高档家俱。张献也没有啥好吹嘘的，只有从体委偷回来的一个闹钟，还算拿的出手，唯有陈志，别看他笨手笨脚，称不好秤，不会游泳，一辈子未学会骑自行车，他用气筒给板车轮胎打气的架式早已是全村人的笑料，但在偷盗时却胆大心细，手脚麻利，是悟性极高的九段神偷，我和张献远远瞠乎其后。

一个冬天的上午，我们在沙洲集上转悠，走到邮电所墙后，见左右没人，陈志说：想不想吃糖？废话，谁不想吃糖！那就吃吧！陈志变戏法一般地从敞怀的短大衣下拿出一个篮球大小的玻璃罐，里面有大半罐水果糖。张献对着陈志擂了一拳：“好小子，真有你的！我怎么没看见你偷呢？”我也没看见，原来就在我和张献和营业员搭话的那会，陈志趴在玻璃上看东西，起身时大衣襟在柜台上一掠，糖罐就进了怀里。我们一连吃了三天才把糖吃完，也没忘记用糖衣炮弹去腐蚀几个贫下中农的小孩，糖罐用来装盐，亮晶晶地在乌黑的土灶头上很闪光了一些时候，直到后来也变成黑色。

自从糖罐事件之后，我和张献对陈志五体投地，甘愿当他的助手，再闯沙洲。不过这回糖罐免谈了，所有商店的糖罐都放在柜台里边，使我们鞭长莫及，转了半天，一无所获，很郁闷。又不甘心空手而回，就转悠到区委，领导们正开会研究大事，我们瞄上了电话机，我和张献前后把风，一有情况就“风紧扯乎”，开溜。陈志的活干得真利索，几秒钟的功夫电话机，两节灯塔牌大干电池都进了他的黄挎包。回到江营，把那两节大干电池接上小灯泡，夜里照明还挺好。电话机没用，就把它拆了，留下那手摇发电机，把贫下中农的孩子抓来上电刑，把小孩的手指按在电极上，使劲摇动摇把，就有电流出来，虽不强大，但能把小孩麻得直叫唤。拆下的电话机壳就扔进猪窖的蓄水洞中用土掩埋好，没准那天会成为出土文物呢！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区委开大会，吴书记作报告：现在这个这个阶级斗争嘛，啊，是越来越尖锐，啊，越来越复杂了！几天前区委的电话机被盗走，啊，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啊，谁会偷电话？偷了有什么用？！种种迹象表明，啊，是隐藏在大别山里的国民党特务下山了，他们有电台，要用电话联系，所以这电话机是被特务偷走了，啊！——同志们啊！——未等吴书记说完，我们赶快溜了，真怕再听下去憋不住，会大笑出声。

陈志最辉煌的一次是撬门从工人俱乐部抱回来一台四管红灯牌收音机，从此每天夜里我们就听短波，不是老兄（修）就是老弟（帝），有时也听老蒋，但老蒋台噪音太大，不好听。有一天突然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美国阿波罗号登月了，真使我无比激动，这一人类文明史中的壮举，中国人竟懵然无知。后来才知道当时全世界仅有中国和北韩未报道此新闻。

有一天干活时，我忍不住说，现在美国人已经登上月亮了。好多老乡听着稀罕，七嘴八舌，你说人上月亮，坐飞机上去的？我们村学识最渊博，看过《东周列国志》的刘兆环说，小芦呀，上月亮的是嫦娥，嫦娥奔月，没听说过？月亮上还有个吴刚，吴刚伐桂，没听说过？那都是讲古记，哄小孩的，你也信？哈哈哈哈……他晃着光头，咧开大嘴笑起来，哈哈哈哈……周围的人也一起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也跟着大笑，直到笑出了眼泪。我不能解释，否则追查谣言，我可能要做牢甚至杀头。就在那一刻，我完全体会到了威虎山上小炉匠的悲哀与无助，凄凉与绝望。炉匠兄，你死得好苦哇……

 

节选自《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文/芦紫